制度性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农民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危险的阶层，重视对农民权利的维护，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在“三农”问题备受关注、农村治理危机凸现以及“人权保障”写入宪法的历史背景下剖析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的现状和其复杂且互相影响的成因，尝试集中探讨法律制度层面的解决，也就是如何藉由法律制度设计，以引导农民“有序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作为保护中国农民权益的一项重要手段，并且作为保障中国农村稳定、协调中国国家与农村、农民社会关系的一个稳固基础，给予农民平等的法律关怀。

关键词：成因与依据，主要体现，必要性，立法建议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成因及依据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

另外，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产生除上述历史原因外，最主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条件

由此可见，上述收购要约对流通股东并不具备实质性意义，只是这两家收购方巧妙利用了现行制度，实现其高比例持有非流通股之目的。如果他们不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则只能向证监会申请豁免，但收购方作为民营企业，不仅豁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至少要花费3个月以上的时间；而采取要约收购方式，只要30天即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上述现象是否仅是一二家公司的特例呢？否。从理论上说，只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均可能出现对流通股东无实质意义的要约收购：首先，该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绝对值偏低；其次，该公司股本规模或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适中或偏小；再次，大盘整体走势平稳或呈牛市状态。某一支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越低，其上升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小的公司，资产重组的难度就越小，因此，只要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随时可能成为一匹“重组黑马”，股价必将飞升。一般投资者在经历了无数“重组神话”之后，一般不会放弃来之不易的“黑马”。

对此，收购方大概也是十分清楚的，收购方有理由相信，即使了对流通股的收购要约，流通股股东实际参与要约的可能性也极小。从另一角度看，只要目前的市场监管思路不变，对于那些善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即使被动持有了部分流通股，他们也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对被收购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或时髦概念，二级市场股价便可扶摇直上。

针对上述现象，不能简单谴责收购方缺乏诚信，或者提高要约价格的法定底线，使收购方无机可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全面反思现行要约收购制度的合理性，并及时修改完善，以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另外要寻求更加符合国内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在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制度性缺陷后果

显然，上述流通股要约收购的“游戏化”现象只是现行要约收购制度不合理部分的初步暴露，该制度的内在缺陷还可能包括如下方面：

【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近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景象。然而,理论研究的课题大多停留在对现行检察制度进行剖析和论证的层面,对涉及检察制度深层次的问题少有探讨。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不适应检察事业发展的要求。为了构筑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理论体系,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主办、吉林省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承办的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28日至30日召开。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司法实务方面的学者专家6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就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研究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一、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必要性

与会者认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就是要解决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在民事、行政、刑事等部门法律中,都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层面上,完全能够找到我国检察制度和检察权的充足的法律依据。但是,中国的检察制度既不能效仿大陆法系国家的模式,也不能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合理性在哪里?由此,需要通过探寻潜藏在法律规定背后的法理,论证中国检察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与会学者专家力图从国家权力模式、国家权力制衡、公共利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统一法制和正当程序等多个角度,对中国检察制度的正当性问题进行了积极全面的探寻。

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指出,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解决检察制度的本源问题,即中国检察制度的法理基础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民主法制的转型时期,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促使法学理论界对中国特色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刻不容缓。民主法制的转型主要表现:一是理论上对民主法制转入哲理性探讨,即理性化思考;二是法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也在逐渐转变。以往,主要是拿来主义,注重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进行移植;现在,法学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立足国情,在借鉴的前提下,解决“洋为中用”的问题。检察制度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体系的问题。对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关乎中国检察制度建设和检察事业发展的大局。因此,法学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认为,对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是完善检察制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对检察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不仅要加强对检察制度合法性的理论研究,更要拓展对基础理论研究。消除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检察制度的种种质疑,也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答和回应。原理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构筑中国检察制度寻求理论支撑和依据,其中,正当性是根本问题。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法学研究也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法学方法是研究法学理论和技术的方法,而后者通常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所运用的方法。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吉林大学法学院闵春雷教授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该从整个诉讼理论和立法完善上着眼,应当拓展视野,不仅要对现行检察制度的正当性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检察制度和相关诉讼制度的完善,因此,研究的视野必须科学全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检察机关的部门利益。研究的内容应该进一步拓展,检察制度原理研究应包括最基本的理论,是带有基础性的原点性问题,是相关问题研究的出发点。综观目前的检察制度研究,主要内容仅仅涉及到检察机关的活动原则,如“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等等。建议将检察制度的基本范畴纳入原理研究的范围,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检察制度的价值、功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岱认为,法律应和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体。就我国而言,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检察制度。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二是具有司法职能的国家机关。检察原理研究应该解决的是正当性问题,即为何会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骏如认为,原理研究要贯穿一条主线,破解两个难题。一条主线是,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宪法为依据,以现状分析为基础,以中国检察制度的性质、职能、机制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破解两大难题:一是检察制度理论研究的难题。之所以开展中国检察制度原理研究,主要是因为过去对检察制度基础理论研究较差,理论界意见分歧较大。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证明中国检察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二是检察制度的实践难题。必须承认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尚存诸多弊端,而检察机关现行的运作模式很难消除这些弊端,原理研究就是要针对制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断总结和完善检察制度,更好地指导检察工作。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使我国基本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形象，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我国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念和目标的提出，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长期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解决之策。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提高了政府政策的针对性与稳定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国家和政府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制定并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医疗互助供给制度［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农村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大病统筹为主;政府为制度的实施主体，财政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建立了配套的医疗救助制度。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及保障水平并缩小差距”、“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和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全面推进门诊统筹”。可见，政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十分重视。

1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

1．1有利于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但农村地区面积广阔，农村居民较多。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解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能否真正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对于我国能否独立自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至关重要。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为提高我国整体身体素质给与保障，更保证了稳定、劳动能力突出的农业人口的供应，对我国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粮食供应能力的稳定与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1．2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和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与政策支持对象都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定及实践，更体现了国家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与信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就医难、看病难的问题，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消除农民发展生产的后顾之忧，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不断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而且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3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根据国情和世情提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是重点，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也是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更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稳定，并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最终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回避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案件能够公平公正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提。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均针对个人而言，仅包括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以及勘验人这几种身份明确的人员，但对于机构等整体需要回避的状况该如何考量，并没有详细确定的规定以及解释。这不仅使得当事人不能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使法院、检察院等机构需要回避而未实现的情况下降低了法院、检察院的威严和公正性。因此，本文将围绕集体回避制度讨论其现实意义、司法操作以及回避后的管辖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集体回避;管辖

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具有法律规定不宜参加案件审理有关诉讼活动的情形时，退出案件审理活动或有关诉讼活动的制度。正如“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的法官”所说，回避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使案件能够公正的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回避制度在保护审判者，避免其受到道德伦理的压制。

一、集体回避在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中的实际操作

(一)民事诉讼中的案例。南京市某区的一所中学状告学校食堂的承包方张某至该区基层法院，随后张某以该法院副院长担任该校的法制副校长为由，申请法院集体回避，接到张某的申请后，该区法院立即向市中级法院请示。随后的决定中，同意该基层法院的回避申请，并另行指定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在这起民事案件中，该区基层法院作为整体接受了当事人的申请，保证了程序上的正当性做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二)刑事诉讼中的案例。2009年，中国某一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某被起诉后，作为其原辩护律师的李某被当地检察院怀疑唆使嫌疑人伪造证据。随后对其提起诉讼。诉讼中，李某在申请法院人员集体回避后被当庭驳回且不予复议，其之后申请其它六位相关审判人员的回避也遭到了驳回。该案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诸多讨论，尤其是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俨然该法院自理自案，令人汗颜。由此观之，集体回避制度面临着法律的空白，在实际问题当中仅有少数法院能够正确的在合理范围内做出尝试，对集体回避制度予以支持。

二、集体回避制度的决定及其意义

——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键词]：路径依赖;双重循环;间隔性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一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诺斯、L·E·戴维斯，曼瑟·奥尔森、T·W·舒尔茨,V·W·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1]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制度可分为四种: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人源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尔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来推动市场交换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张，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一旦形成，总要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当制度出现不均衡，行为者利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现出制度变迁状态。制度变迁不是指任何一种制度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过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规则与机制所做的边际调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变迁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1)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如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变迁、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人的预期，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技术革新减少制度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传播与社会知识的进步，也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如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比较、一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对比、组织的偏好、技术条件等等。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与博弈以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y)。诺斯将保罗·大卫和W·巴兰·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人制度变迁，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5名法官因涉及司法腐败被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15日人民网在“法官职业的最大风险来自哪里”的主题下，进行了全面解读。在笔者看来，这绝对是中国司法界的一次不小的地震：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调查还在逐渐向基层法院渗透。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司法则把水源败坏了”，这是大文豪培根的名言，也是中国法律界引用最频繁的一句名言，是耳熟能详的一句司法名言。诚然，司法是公平和正义之源司法腐败则是类似于败坏水源的严重腐败。深圳中院曾经是全国法院系统司法改革的一面旗帜，在司法创新方面在全国法院系统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一丑遮百俊”，这次腐败串案给深圳中院的形象带来的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一贯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曾先后11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现在可以下结论：深圳中院的确是把首法官对法院反腐倡廉的讲话当作耳边风。首法官对法院系统的反腐倡廉可谓相当重视，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法院自身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要常抓不懈，将一切有关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落到制度的层面。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容易被滥用，任何权力都有寻租的潜在冲动，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任何权力都需要接受监督，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腐败绝对是导致司法防线崩溃坍塌的祸首。深圳中院触目惊心的腐败串案警示我们对于一切行使公共权力的人都应当持有一种制度性的防范之心，身披法袍俨然法律化身的法官也不能例外，都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奉行“人性恶”的预设和“有罪推定”的假设。越是维护正义的职业越需要防范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所谓人品良知都是靠不住的，惟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才是遏制腐败的坚强有力的“长城”。

完善制度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深圳中院的个案而言，深圳中院多名法官涉案都与企业破产案件有关，他们的权力在破产清算及财物拍卖中都存在大量寻租的可乘之机。因此，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势在必行，将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破产法对破产财产的监管中引入了管理人制度，将负责破产财产的管理、清理、估价与分配的责任赋予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社会中立机构，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依法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等。这样的法律规定收回了法官原来拥有的配置相关人员与资源的权力，同时由于管理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得以铲除权力寻租能够得逞的土壤。相信随着管理人制度的正式施行，像深圳中院这样的法官因为破产案集体腐败的现象将会大为减少。

当然，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更为必要。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这充分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高度重视预防和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行为。有行为就有规范，有权力就有责任，根据行为与规范一致、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为建立健全司法领域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有必要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司法工作规范起着类似于“防火墙”的作用，是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起着类似于“杀毒软件”的作用，是惩治司法不公的重要武器。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政府性债务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使用和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行为，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本级及辖区（含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宁东管委会，下同）政府性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向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举借或以担保形成政府性债务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政府性债务，是指由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所属单位直接举借或者通过合法担保形式形成的，以及在特定条件下需要由政府偿还的债务。

第四条*市政府性债务管理实行“统一监督、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党发〔20**〕16号）精神，做好公益性岗位认定、管理工作，帮助就业困难对象在公益性岗位上实现再就业，制定本办法。

一、公益性岗位的界定

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投资、政策扶持或社会筹资，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要目的非营利性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主要包括：

（一）政府投资开发的社会公共管理类岗位。具体包括劳动保障协管员、交通协管员、基层工会协管员、民政低保协管员、社会保险协管员、社区治安联防协管员、劳动监察协管员、卫生监督（行政执法）协管员等岗位。

（二）社区公益性岗位。具体包括区、街道、社区开办的非营利性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敬老院等机构；在街道、社区开发的保洁、保绿、保安及社会化服务等公益性岗位。

（三）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保障及公共管理服务岗位。主要指收发、驾驶、门卫、打字、物业管理等需要招用编制外人员的机关后勤公益性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