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完善范文10篇

一、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

财产权是个人对他(她)所拥有的劳动力、物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收益、交易和处置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财产权是一束权利。财产权不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他们的占有、使用、收益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关系。这种相互认可的关系得到确认其意义非同小可，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社会认可能为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预期，从而大量减少纷争与不确定，在稀缺性资源环境中，理性而信息有限的个体在博弈时，相互尊重并认可他人的财产权利将成为占优的策略均衡(dominatedstrategiesequilibrium)。即“让他人拥有他的物品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他也能如我对他这样对我。”可见，财产权不仅是效率的源泉，也具有停纷止争的功能。

财产权是利益协调的基础与边界，利益协调是各得其所的最佳体现，其前提是人们提供的要素是否与其贡献一致。那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是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是产权受到侵害的一方因受损而引起的反抗与争斗。产权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的预期收益，而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投入要素明确的数量界限。由于不同的要素通过市场的交易和融合来发挥作用，归属清晰的产权就成为他(她)们进入市场配置前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明晰的产权就没有市场上的交易。即使交易能够进行，交易者在事后的分配也会是一笔糊涂账。这就会在理论上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人利用这个难题使成本外部化。这种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国有企业人利用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上的便利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损害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破坏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并未创造财富的人搭便车分享财富，从而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并积累社会不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只有对各类财产权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秩序和交易秩序。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权制度的缺陷

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现实中的财产权并不总是完整、行使自由和流转顺畅的。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广泛地存在着产权稀释、产权“残缺”、产权的过度保护、产权的“虚置”与流失等，这些都影响市场的完善、竞争的公平有序，进而扭曲资源配置和人们的行为取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基本比例关系方面，更表现为产权制度的缺损与权利均衡机制的欠缺。这种产权的缺损和权利的失衡大致表现为：

一、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统计指标体系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龙头”。关于贸易统计指标体系问题，3年前有过一场讨论，国家统计局也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形成的共识为：贸易统计既要反映全社会商品流通和商品市场运行全貌，又要反映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行业的发展变化状况。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要保留，因为它是反映全社会商品市场运行的唯一指标，许多地区还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的计划考核指标，尽管这一指标具有计划经济色彩,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为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并有利于与国际接轨,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这方面的工作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流通产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工作量和难度都将大大增加,贸易统计工作重心必然要转向贸易餐饮业行业统计。

近年来，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围绕上述两条主线，进行了不断充实和完善，目前基本框架已经成熟或基本成型，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1、对当前经济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反应不灵敏。例如，对政府关心的商品市场总量平衡状况、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棉花、石油、钢材等)供求信息反应得不够；同时反映流通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分组过于简单,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反映商业连锁经营和现代商业业态状况的统计制度。2、贸易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目前贸易企业生产资料销售量仅占社会销售量的20%左右,不能反映生产资料市场全貌；同时价格信息是商品市场最为敏感的信息，但目前商品价格统计与流转统计为“两张皮”，按不同的统计方法从两个渠道自下而上地统计，难于科学、全面和及时的分析商品市场全貌。3、现行的贸易餐饮企业的统计限额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目前贸易餐饮业统计限额标准过高,能够达到限额标准而进行全数调查的企业数量太少，从而形成了与其他专业统计“抓大放小”截然相反的结果，贸易统计必须“抓小放大”，因为按现行限额标准，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的商品流转量所占比重很大，影响市场趋势。而目前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又难于抓住和抓好。这是目前贸易统计数据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4、目前贸易统计非调查（或派生）指标很少，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贸易统计资料的深度开发。加之现行统计资料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导致贸易统计资料的利用程度很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

（一）贸易统计指标的设计应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的，采取务实和相对灵活的原则。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应随着经济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相应调整，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目前首要的是恢复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核算制度。因为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领域，绝大部分商品处于买方市场，市场环境相对宽松，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如何启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如何确保商品总量平衡以防止市场波动、如何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国家安全等。在从事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时，居民购买力平衡统计和主要商品产销平衡统计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市场起着预警的功能。可考虑仅要求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局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编算，并不增加基层负担。

（二）尽快制定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贸易餐饮企业统计划型标准。贸易餐饮业企业划型尚无国家标准，但统计上有一个限额标准，目前这一标准作为贸易统计开展目录抽样的依据，即对限额以上企业实施全数调查，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抽样调查。笔者认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企业限额标准对贸易统计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贸易统计工作的格局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根据目前的限额标准(批发企业年销售额2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企业500万元及以上、餐饮企业200万元及以上，年末从业人员分别为20人、60人和40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占全部批发零售贸易业的47%，其中零售企业仅占26%；企业单位不足3万家。建议将目前的限额标准降低，也就是要提高限额以上企业的比重，其销售额应该提高到70%以上，其中零售额比重应提高到60%以上。届时限额以上企业约达到7万家，足以反映商品市场的总规模和发展变化趋势。今后贸易统计只要紧紧抓住这7万家限额以上企业，工作就会变得较为主动，数据质量也有一定的保障。也可减轻限额以下贸易业抽样调查工作的压力。同时现行的许多贸易统计信息(如限额以上企业财务统计指标)也会“身价倍增”，变得很好用了。

（三）要在“十五”计划期内取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从而完成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的过渡，并完善贸易统计指标体系。我国即将加入WTO，贸易统计必须象其他专业统计一样，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现行的贸易统计核心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由于其自身存在许多弊端和目前资料采集方面的制约，数据质量不断下降，已经难以为继；从现在开始，必须统一认识，逐步弱化这一指标，相应突出和加强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可能的话应含服务业)的商品零售额统计，因为它涵盖了90%以上的商品零售额，目前可考虑同时公布以上两个指标，2年以后用后者取代现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同时完整的商品市场是由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市场组成，生产资料流通总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要在国家和省两级统计部门，主要依据工业统计报表和贸易统计报表有关指标，按季度测算社会中间产品销售总额(或称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从宏观上反映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变化，这项工作对于贸易统计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1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构建

政府采购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有200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起步较晚，19995年首次在上海实行政府采购，后来在我国各大城市中推广开来。自1998以来到现在政府采购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制度体系。其主要表现为：

1.1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制化

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政府采购法》制订工作，2002年6月，国家正式颁布了《政府采购法》，使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发展终于步入了法制轨道。我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有了法律的规范和保证。这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已经逐步走向了成熟。在《政府采购法》正式颁布以后，财政部相续颁布了《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地方政府也指定了地方性法规章、制度、政策以贯彻和配合中央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我国政府制度走向法制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政府采购机构和信息管理系统框架的构设

1998年财政部被国务院明确任命为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并且具有拟订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职能。随后，地方政府也相续在财政部门明确和设立了政府采购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并负责监督和管理政府采购活动。在2000年我国的政府采购机构建设已基本完成。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工作的公开和透明，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都指定了政府采购招标中标信息媒体。各地区也建立起了市场调查和信息处理系统、招标投标和专家评审系统。

社会保障包括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保障项目。目前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对现行社会保险筹资方式做出重大变革，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因此，这一税种在名称上不能被称为社会保障税，只是社会保险税。本文从分析现行社会保险费征管机制存在体制性障碍入手，研究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可行性，探讨费改税需要解决的问题，阐述开征社会保险税的必要性，提出社会保险税税制设计的构想。

一、现行社会保险费征管机制存在体制性障碍

（一）社会保险立法层次低。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费征管的依据主要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层次不高，造成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筹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作保障，导致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关遇到拒缴、少缴或故意拖欠社保费时，却因缺乏明确有力的法律依据，而难以采取强制措施，影响了征管工作的正常开展。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有《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而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占重要地位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国务院仅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框架规定。

（二）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到位。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已经严重滞后，如《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而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及失地农民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未作统一规定，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财力来确定参保范围。从各地情况看，有的地方按照条例的统一规定执行，有的地方将行政机关、个体工商户纳入范围，还有的把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甚至失地农民。即使对属于应参保范围内的，仍然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不仅损害了应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摘要:围绕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这一问题，并结合了当前我国制度中的内容，从覆盖范围、基金筹集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不仅在制度的设计上而且在制度的执行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我国在定义具体概念，立法工作，保障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对失业保险保险制度进行不断完善。

关键词:失业;社会保险;失业保险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概述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概念。失业保险制度是以宪法为核心，以其他相关法律为辅助，对失业保险关系进行调整而形成的制度体系。（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作为一个完整、健全的失业保险制度应大致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失业保险覆盖面的大小和范围，是需要在制度内明确规定出来的。根据不同的行业区分，可能会把从事农业的人员排除在范围之内，而根据工作时间来看，可能会把临时工和季度工人排除，而我国是以居民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划分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只包括了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于公务员和非城镇户口的劳动者，失业保险制度对其并不进行保护。第二，失业保险金的筹集。失业保险金的筹集一般有五种方式：一是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二是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三是雇员和国家共同承担；四是由雇主、雇员、国家按比例承担；五是雇主独自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模式是通过建立基金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各按比例承担。第三，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格。一般来说，符合下列条件，失业人才具有领取失业保险的资格：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不是本人自动离职，在工作期间缴纳了一定期限的失业保险费，必须进行了失业登记。在各国规定中，大多都包括了以上几个方面。

二、我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具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失业保险制度中基础概念规定模糊。我国《失业保险条例》对失业、非自愿性失业、再就业等相关概念的界定都处于非常模糊状态，尤其突出在对失业的定义上，对失业如何进行有效完整的定义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另一问题就是，在现行的失业保险法律法规中仍然使用“职工”这一词语，职工，旧时指工人，现在常指我国企事业、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或工作人员，而这种定义已经不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从上述可看出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次还是在法规政策上都存在概念规定模糊的问题。第二，立法层次偏低。我国的《失业保险条例》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强制性。由于《失业保险条例》不够具有威慑力，导致我国在缴纳失业保险基金上存在着许多困难，众多企业、事业单位没有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要想保证失业保险具有强制性，必须要有较高效力和层次的法律保证实施，才能保障失业人员的权益和失业保险工作的顺利进行。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一般是制定《失业保险法》来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展开。第三，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狭窄。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与经济问题就是城乡统筹，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城镇和乡村都应该平等享受各个方面的政策，让城镇居民和农民享有相同的权利。我国在《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中规定了失业保险的范围只适用于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包括这些单位的农民合同制职工。《条例》将乡镇企业职工、临时工、个体经营者等众多其他劳动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显然没有考虑到社会整体利益，其范围不应只涉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合同制农民工人，还应包括更多的劳动者，例如公务员等，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意义，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第四，失业保险金的给付问题。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由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基金利息、财政补贴和依法应纳入的其他基金构成失业保险基金，同时也对其给付主体和支出做出了补充规定。在《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了失业保险金标准的确定方式。众所周知，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确保在劳动者失业后仍能保障其一定的生活的水平，维持基本的生活，给予其再就业的时间。可是从《条例》第18条所表述的来看，当前我国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介于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二者之间，但全国各个地方的的最低工资都普遍较低，而给付的失业保险金更是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有可能对劳动者的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都难以保障。

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目前各企业所执行的具体会计规范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的行业会计制度,这套规范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帐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2)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包括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和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这一方面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则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帐目不清、数据不真。

摘要：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信息公开的推行存在众多的问题与不足,我们应借鉴国外信息公开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信息公开制度建议

信息公开也称为政府信息公开或政府资讯公开。从行政法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在现实中,信息公开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信息公开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防治腐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障。

一、我国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经济改革、惩治腐败、推行依法治国、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等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各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务院、各地相继制定了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引入了诸如公开招标、公开竞争、公开招考、公开数据、公开配额、公开办事制度与结果等信息公开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巩固和提高,公民真正拥有了知情权和参政权;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工作效率提高;增加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共制度还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和阻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各市法学会、学科研究会：

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是当前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经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批复同意，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官协会、省警察协会、省律师协会、省监狱学会决定联合举办“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希望各市法学会、学科研究会积极组织会员撰写文章参会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要求

（一）征文应围绕论坛主题，探讨如何完善诉讼程序法，达到切实维护诉讼参加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并通过诉讼实现公民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内容限于所附参考选题范围，题目自定。提交的论文必须是未经发表的，每篇5000字左右，一式3份，亦可发送电子版。

（三）报送省法学会的征文请勿再报其他学会、协会。

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在不断的进步中逐步发展的，当社会基础结构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明显变化的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借助一套有型的制度来予以制约，那么其法律框架可塑性就基本形成了。纵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无论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客观环境，其社会治安制度与体系的完善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地提出有效加强“依法治国”，从而将我国的法律与司法体系从“人治”向“法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绝非是单纯的字面上变化，而是一种理念与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作为有效体现依法治国成果的基础环境，强调社会治安的基本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一、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的发展沿革

同志在著名的“进京赶考”之前就曾经高瞻远瞩地同党内同志公开讲“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党中央对于如何确保社会治安已经有了比较明确地规划，毕竟在当时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压力下，确保社会环境稳定，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是亟待需要共产党人正视和面对的问题。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当时的决策者对于如何稳定社会治安的确缺乏有效的经验。（一）新中国社会治安制度的“从无到有”。家，乃民众的立足之本，要想让社会稳定，必须要首先重视家庭问题的有效处理，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一直对社会治安工作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颁布的第一部民法———《婚姻法》的有效执行，就是从根本上将当时社会环境中最为突出的一种社会矛盾，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有效约束。①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与执行，不仅缓解了当时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还彻底打破了延续了数千年的对妇女及儿童的压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婚姻法》的出现，为我国社会治安体系的完善所奠定的基础是任何一部法律都难易比拟的。（二）新中国社会治安制度的稳定与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以“派出机构”的方式将处理日常事物的警务部门下放到乡镇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中，的确为社会环境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助力作用。机构派出的方式其实在部分根据地就已经运行，据文献资料显示，1946年公安机关成立公所，1948年改称公安分驻所，1950年改称派出所。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名称的变化，但是配合上当时“公安军”的集体改制来看，“三位一体”的社会治安制度与体系其实已经逐步地完善了。（三）新中国治安制度的跌宕与变迁。十年动荡时期的“砸烂公检法”的确给社会治安制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时的公安体系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因为受到僵化的意识形态思想影响，其实已经完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民众的安全感也明显随之而减弱。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将制度变迁分成两种：“诱致性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变迁指的是有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而政府在为实现一定的效益而推动制度变革是，林毅夫先生说的诱致性与强制性特质都相兼具。而我国治安制度变迁一般是源于公安基层的实践，再通过上层部门强力推进来实现，这种强力本来是以提高改革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为目的的创新推动，也是辅助制度变迁效果实现的手段，归结到最后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四）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治安制度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社会治安制度的恢复与完善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相关的学者也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角度上在回眸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上提供了有利例证。张陶然在《治道变革：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治安制度变迁》（2015）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治安制度在模式、主体、法律和工作方式四个维度上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治安治理模式由运动式治理向常态化治理转变；治安警务主体向社会化、专业化发展；治安法律体系趋向严密与完善，治安行政走向法治化；治安执法信息化、人性化水平不断提高。总的说来，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治安制度变迁源于自身制度缺陷与制度环境变迁，是以追求治安效益最大化为导向的、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治安制度的变迁不仅要力求突破路径依赖的束缚，更要坚持法治思维，方能满足社会治安新常态的客观要求。”而随着“严打”工作的落幕，以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为主的“打”、“防”、“控”、“管”为一体的社会治安管理方式也正在逐步地推行，武胜伟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2016）中强调“维护社会治安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人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基本期盼，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尺度，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由于在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带来的关系调整和利益矛盾，时常以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五）十八大以来社会治安工作的调整方向。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进步，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延伸，民众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正在逐步地从“线下”向“线上”环境延伸。如何有效加强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的治安管理工作，俨然成为十八大以来社会治安必须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课题。客观地讲，互联网环境的确是一个虚拟的环境，但是绝非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互联网环境中从事信息交流与互动，都必须严格遵守社会道德的底线，这是公共法律体系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极少数人片面认为的互联网环境可以肆意妄为的心态是绝对错误的，也是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环境所绝对不允许的。对于互联网环境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来说，随着其不断的发展，从立法的角度上逐步完善其管理架构，这样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与环境不断发展和健全的一个明显标志。当不法之徒试图以道德的底线来触及法律边缘的时候，势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其所谓标榜的“互联网环境中绝对自由”无论是从国情还是从民意上都根本不成立。刘显峰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治安宣传工作的困境与对策》（2018）中提出：当前，面对社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网络移动化为特征日益凸显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网络空间事实真相和谣言混杂的信息洪流，公安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开拓网络舆论战线，这是开展治安宣传工作的重大工程。首先，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制度。其次，做好“新思路”和“利其器”的有效衔接工作。另外，警民融合的双向互动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有传播自信，迎接互联网舆论场上“风向标”赋予公安机关的挑战与机遇。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系统化研究，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的发展与传承历程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实现的，社会治安制度的确立也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和严谨的制度体系才是能够充分地体现出社会治安成果的最佳保障。

二、我国社会治安制度“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由于信息、资讯的快速传播，让社会治安工作中新问题频现，给社会治安制度的完善，特别是“三位一体”治安联防联控体系的实现制造了不少障碍，笔者梳理其中一些问题发现，有些问题虽然看似很小，但是如果不妥善解决，极易将社会矛盾激化，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其一，民众对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体系的基础认识不清楚。我国社会治安建设中强调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其根本是在于立足多层次、着眼多方位进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这需要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基础在其中。作为一名公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人都有参与到其中的责任与义务。近期民众在反思最牵动人心的“重庆公交坠桥案”之余，一个最为突出的争论焦点就是，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民众维护自身权益和他人利益的主动参与能力明显偏弱，是导致此次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偶发性诱因之一。①社会治安制度的建设过程中，特别是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必须要有全面参与的意识，社会治安环境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被民众津津乐道的“朝阳群众”在这方面的确为立体化防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很多成型的经验，但是从宏观的层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种个案，目前现阶段并不具备可复制或者推广的操作性。民众在潜意识中认为社会治安工作，特别是群防群治工作是司法机关的政府职能，与个人无关的理念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属于对社会治安工作的错误且片面性认识，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与影响下，导致了社会治安工作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执行压力。其二，基层专职警务力量存在明显不足。按照警务工作的相关规定要求，在不同的区域，对于110警情的处理按照时间限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样的确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在硬件约束上提供了制衡。但是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在偏远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能力的欠缺，导致了专职警务力量明显没有达到标准配置，这样在处理警务上势必会造成明显的缺失。按照公安部、人社部等部门的相关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10万人中仅有80名警务人员，而在我国香港地区，据香港警务处处长2017年公开公布的信息显示，香港警队拥有33，241名纪律人员及4566名文职人员的队伍，合共近38，000名人员。水警总区有142艘轮艇，共2，424名人员，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警察水师。香港警务处的编制及形成之警民比例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首几位，据联合国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每10万名香港人口中有约450名警务人员，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5，为亚洲第一。于1960年开始，被国际上评定为亚洲最佳警队，为香港治安及社会稳定奠定基础。如此明显的差距，无疑也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即便是在一些发达城市或者是社会治安力量配备较为充足的地区，因为城市发展速度过快而导致的警务工作多样化发展也给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基层警务工作者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了在某些普通市民眼中认为处理警情的能力不足情况出现，其实这与警力配置关联性并不大，主要是定量的警务工作人员与机动的警务工作人员在工作衔接上出现明显失衡所致。其三，预防与处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社会治安工作任重而道远。长期以来，民众对于公安机关的基本存在价值仍然停留在处理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层面上，对于其预防犯罪的职能了解并不多。而我们的专职警务人员也由于编制或者配置的缺失，造成了在预防犯罪的相关工作上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因此就导致了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往往是对于“过去时”或者是“正在进行时”处理比较明显，而对于“未来发展时”了解、接触以及处理较少。这样做的一个最明显优势在于，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与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病在于由于其处理机制和预防机制的关联性并不大，容易导致“小错发大案”现象的出现。数年前令国人震惊的“马加爵案”和“石家庄9•3系列特大爆炸案”的发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下发生。虽然历经数年的治理，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各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毕竟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绝非一蹴而就之事，防控体系的完善也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在人财物上有巨大的投入才能够取得成效，因此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有很多繁琐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制度缺失的成因

一、合议制度的缺陷

合议制度，是指一种实行多人参与、共同裁判的集体决策机制。这一制度“具有多人参与、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和独立审判四大特征”。但在多年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合议制度的缺陷和弊端，恰恰就表现在对合议制度的这四个主要特征的否定上。首先，在于以“形合实独”取代了多人参与，使合议制度流于形式；其次，审判长选任制对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构成破坏，使其它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更为困难；再次，表现在承办人或主审人制度对合议庭成员共同决策的制约中；最后，体现为报批制度导致的“审而不判”现象的发生，颠覆了独立审判原则。

(一)陪审制度规定不完善。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均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民事诉讼仅对第一审案件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了规定，而对陪审员任职资格未作规定，人民陪审员的遴选程序未作规定，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未作规定，陪审员办案的错案追究制度未建立。

(二)评议案件流于形式。合议庭评议案件旨在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实行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目前的合议庭往往流于形式，不看案件材料，只听主审人介绍案情；有些主审人故意隐瞒案情和证据材料，错误导向；相互关照，你同意我办的案件，我支持你办的案件；或者各自代表一方当事人，充当当事人在合议庭内的代言人。评议意见肤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意见少而不深，以至在最需要听到正义声音的时候沉默起来。

(三)合议庭成员并非“精英化”、“最优化”。目前我国合议庭准入门槛极低，不论资历和素质，只要有法官资格者均可进入该组织，甚至毫无法律专业知识和其他专门知识的也可以进入。虽然有些法院对案件实行了繁简分流制，但是，实践中的做法仍然是全体法官吃“大锅饭”，几乎从不考虑针对性配置审判力量的原则，审判权基本上处于无序和分散状态，难以保证案件高水平的审理。

二、我国合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