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缺陷范文10篇

1997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复苏之后再次进入“发展瓶颈”期。一方面是刑事案件的数量在逐年攀升，另一方面刑事案件中律师参与辩护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和诉讼地位不但没有象人们预期那样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有所改善和提升，反而变得更糟糕，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全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50％以上。“刑辩难”问题遂成为理论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

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刑辩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对于刑事辩护制度上的缺陷人们讨论得很多，普通认为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集中体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律师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不明确等等方面。但其根本缺陷在于“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阅卷权等等方面的缺陷，只是结构性缺陷的反映和表现。

一、我国辩护制度结构性缺陷的体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亮点就是借鉴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一些优点，如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可以介入程序；避免法官在庭前全面深入接触案情，规定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原来的作法是检察院在庭前将全部案件材料移交给法院，法院在庭前审查所有案件材料后再决定开庭，或者退补侦查，或者要求撤诉）；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希望法官在庭审中了解和认定案情，避免先入为主，防止法官包揽庭审活动的做法等等。

我国这种生硬而简单地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和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相互嫁接的立法尝试，从法律实施的结果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体上说，我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体现在下列方面：

1、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边缘化

内容摘要：本文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入手，简要叙述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界定、产品召回制度的特征，并回顾了近年来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发展历程，从基本法律、法律责任、立法层次以及环保法规等几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我国现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缺漏，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建议，包括完善现有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建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体系，采用细化法律责任以加大惩罚力度，完善召回制度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健全产品信息系统等，以期对立法者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完善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制度，即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现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缺陷，可能或者已经危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依法向主管机构报告并及时通知消费者，对缺陷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更换或收回，而主管机构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的制度。召回的目的是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有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方面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之中。这些法律规定在原则上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理基础，但其缺点是显著的，它缺乏操作性，例如《消法》第18条，经营者在发现缺陷产品后，应当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那么经营者如何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呢？我们不可能从法条上推测出来，一个完整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该是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它包括主管部门对召回的监督管理权，经营者承担具体召回的义务，快速有效可操作的召回程序，违反义务的处罚规定等诸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问题

综观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相关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摘要:债转股是银行保全资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其在政策设计和化解宏观金融风险及银企债务等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债转股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形成很强的依赖,而债转股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则取决于国有银行制度的变迁。

在众多改革热点中,债转股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热点。但是从目前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认识看,普遍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特别是过高估价债转股的意义。例如,有人称债转股是一种“双赢”。当然,目前有些人已经从感性上认识到债转股改革在制度设计和宏观运行中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认识的深度远远不够。笔者并不否认债转股对化解银企债务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要真正化解银企债务,推进银行和企业改革,债转股的功能是有限的,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意义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同时,这项改革在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同时,还对国企和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产生强烈的依赖。本文将利用现代信息经济学(委托理论)的基本理念分析债转股的深层次意义,同时探讨债转股成功的关键。

一、债转股的政策设计与功能缺陷

(一)债转股政策设计存在严重缺陷

债转股的功能缺陷来源于政策设计上的不足。债转股的政策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债转股企业标准过严,缺乏可操作性。国家经贸委为债转股设定了五个条件,即:企业产品适销对路,工艺装备先进,管理水平较高,领导班子过硬,转换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试问,这样的好企业为什么需要债转股呢?从银行的角度讲,这样的企业肯定不会还不起本息,没有必要搞债转股。而银行目前剥离的主要是贷款五级分类中的最后两类(可疑类和损失类)。可见,银行选择债转股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债转股意向之间存在较大距离。

摘要：合议制度是法院实行集体审判的制度。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以至存在诸多的问题，应当建立科学严格的合议法官选拔制度。

关键词：合议制度；缺陷；完善

我国的合议制度，是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的一项集体审判的制度。其核心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合议庭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对案件进行评议或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问题作决议时，合议成员应各抒己见，共同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合议庭的决定，同时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以至执行该制度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已不容等闲视之。下面笔者就合议制度的缺陷与存在问题进行说明，并就如何改革与完善合议制度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合议制度的缺陷

合议制度，是指一种实行多人参与、共同裁判的集体决策机制。这一制度“具有多人参与、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和独立审判四大特征”。但在多年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合议制度的缺陷和弊端，恰恰就表现在对合议制度的这四个主要特征的否定上。首先，在于以“形合实独”取代了多人参与，使合议制度流于形式；其次，审判长选任制对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构成破坏，使其它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更为困难；再次，表现在承办人或主审人制度对合议庭成员共同决策的制约中；最后，体现为报批制度导致的“审而不判”现象的发生，颠覆了独立审判原则。

(一)陪审制度规定不完善。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均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民事诉讼仅对第一审案件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了规定，而对陪审员任职资格未作规定，人民陪审员的遴选程序未作规定，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未作规定，陪审员办案的错案追究制度未建立。

摘要：合议制度是法院实行集体审判的制度。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以至存在诸多的问题，应当建立科学严格的合议法官选拔制度。

关键词：合议制度；缺陷；完善

我国的合议制度，是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的一项集体审判的制度。其核心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合议庭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对案件进行评议或就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问题作决议时，合议成员应各抒己见，共同商量，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合议庭的决定，同时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以至执行该制度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已不容等闲视之。下面笔者就合议制度的缺陷与存在问题进行说明，并就如何改革与完善合议制度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合议制度的缺陷

合议制度，是指一种实行多人参与、共同裁判的集体决策机制。这一制度“具有多人参与、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和独立审判四大特征”。但在多年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合议制度的缺陷和弊端，恰恰就表现在对合议制度的这四个主要特征的否定上。首先，在于以“形合实独”取代了多人参与，使合议制度流于形式；其次，审判长选任制对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构成破坏，使其它合议庭成员平等参与合议庭更为困难；再次，表现在承办人或主审人制度对合议庭成员共同决策的制约中；最后，体现为报批制度导致的“审而不判”现象的发生，颠覆了独立审判原则。

(一)陪审制度规定不完善。陪审制度在三大诉讼法均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民事诉讼仅对第一审案件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组成合议庭审理作了规定，而对陪审员任职资格未作规定，人民陪审员的遴选程序未作规定，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未作规定，陪审员办案的错案追究制度未建立。

由此可见，上述收购要约对流通股东并不具备实质性意义，只是这两家收购方巧妙利用了现行制度，实现其高比例持有非流通股之目的。如果他们不发出全面收购要约，则只能向证监会申请豁免，但收购方作为民营企业，不仅豁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至少要花费3个月以上的时间；而采取要约收购方式，只要30天即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上述现象是否仅是一二家公司的特例呢？否。从理论上说，只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上市公司均可能出现对流通股东无实质意义的要约收购：首先，该公司二级市场股价绝对值偏低；其次，该公司股本规模或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适中或偏小；再次，大盘整体走势平稳或呈牛市状态。某一支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越低，其上升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小的公司，资产重组的难度就越小，因此，只要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随时可能成为一匹“重组黑马”，股价必将飞升。一般投资者在经历了无数“重组神话”之后，一般不会放弃来之不易的“黑马”。

对此，收购方大概也是十分清楚的，收购方有理由相信，即使了对流通股的收购要约，流通股股东实际参与要约的可能性也极小。从另一角度看，只要目前的市场监管思路不变，对于那些善于二级市场操作的收购方来说，即使被动持有了部分流通股，他们也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对被收购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注入优质资产或时髦概念，二级市场股价便可扶摇直上。

针对上述现象，不能简单谴责收购方缺乏诚信，或者提高要约价格的法定底线，使收购方无机可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全面反思现行要约收购制度的合理性，并及时修改完善，以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另外要寻求更加符合国内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在保护投资者合理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

制度性缺陷后果

显然，上述流通股要约收购的“游戏化”现象只是现行要约收购制度不合理部分的初步暴露，该制度的内在缺陷还可能包括如下方面：

【英文标题】AnAnalysisoftheNoticeSystemoftheGeneralMeetingofShareholdersandAReviewofItsDrawbacks

JIANGDa-xing

(SchoolofLaw,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作者】蒋大兴

【作者简介】蒋大兴，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93

蒋大兴（1971—），男，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集体谈判制度的缺陷对工会维权的影响

国外对工会与集体谈判的研究最早出现在马歇尔的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在书中，马歇尔首次便指出了集体谈判的结果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程度。在他的研究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对集体谈判理论与工会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③相较于国外成熟的集体谈判制度理论，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却是立法规定不明确、立法保障严重缺失，严重影响了工会维权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集体谈判权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签订集体合同，”虽有规定，但却语焉不详，仅仅是停留在“提倡”层面上。而国外有关此项的立法却很是严密，如韩国的《工会法》就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拒绝与工会代表人员签订诚恳的协议。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立法对集体谈判的规定简单、粗陋，根本没有形成一种有力的强制性制度保障。其次，没有明确规定谈判起始的时间和时限。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我国立法并没有对集体谈判的开始时间进行设定，大多企业主便随意推托;而对谈判必要的时限也没有规定，雇主则可以操纵谈判的进程，这十分不利于工会维权职能的充分发挥。再次，工会代表与雇主的平等谈判没有法律制度保障。集体谈判大多围绕着劳动者的劳动经济权益和社会福利等事项展开，而对劳动者权益过度的让步就会使得雇主的利益减少。因此工会代表在与企业主在谈判的过程中实际上市是利益相对的两方。在工会工资由企业主发放的情况下，防止企业主控制集体谈判，保障工会代表与企业主真正具有平等的谈判资格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我国立法在此方面却没有具体的规定。总之，集体谈判制度在世界通行，而在我国却被立法扭曲，演变成了集体协商制度，使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工会的维权效用也就难以发挥。

对策研究

第一，在立法上要对工会集体谈判代表权进行确认。集体谈判代表权关系着工会代表权的行使和维护职能的开展，所以在保障工会在享有集体谈判权的同时，工会代表还应全力维护劳动者利益。。此外，法律还应对谈判的相关程序进行规定，防止随意性和人为操作性。同时，工会代表自身也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就实践中集体谈判存在的问题向全国人大等相关立法部门反映，并提出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更好地完善相关立法。第二，要在立法中规定谈判开始的时间和时限规定。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越南等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在立法上明确规定集体谈判的开始时间和时限。第三，立法保障工会代表在集体谈判中拥有与雇主真正平等谈判的资格。为此可以提高工会的独立性，改变工会的工资发放制度，可由原来的企业发放制改为由国家税收等相关部门进行代扣代缴，然后在单独发放给工会干部，从而在经济上保障工会的独立性。综上，集体谈判权的行使，对工会维权效用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真正落实工会集体谈判权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等外部大环境的支持，必须从法律、组织等诸方面保障工会集体谈判权的行使，完善现有法律，健全现有工会体制。

本文作者：曾小丹侬开娅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一、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

(一)罪数划分标准及数罪性质规定不明确

罪数形态历来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是否需要并罚？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而在理论上又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理论上一般认为解决罪数形态问题不仅有利于对行为人的行为准确定罪，也有利于对行为人的合理量刑。

要适用数罪并罚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要符合的条件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构成数罪。但目前对犯罪个数的确定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犯罪构成标准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但是这一观点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障碍在于这一观点不能说明罪数中的一些情况。如惯犯、牵连犯、吸收犯、连续犯是符合多个犯罪构成的，但是在量刑时并不数罪并罚。还有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仅靠犯罪构成标准说这一唯一标准，不能很好地解决，需要考虑刑法的特殊规定，因此这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二）不同刑种数罪怎样并罚规定不明确

对于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刑法第六十九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本文作者：李中义邢艳丽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道德风险的概念起源于海上保险，一般认为，当被保险人在履行保险合同项下所规定的应尽义务发生的欺骗行为而没有被发现时，就产生了道德风险。［3］阿罗1963年发表了一篇讨论不确定性和医疗福利经济学的论文，这被认为是关于道德风险的最早的学术研究。阿罗(1963)认为，道德风险是指被保险人对所投保的保险标的采取较少防损努力的一种倾向。［4］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表现为，当投保人投保后，认为风险费用已转移给保险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从而损害保险人的利益。与其他保险不同，医疗保险涉及三方面主体，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外，还存在一个医疗服务方，因为医疗保险实际保的医疗服务，不仅仅是资金的赔偿。医疗服务方也存在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故意诱导卫生需求和索要过高的医药价格，还包括与患者“合谋”，共同欺诈保险人的行为。深入研究新医改意见会发现，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医疗可得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防止医疗资源浪费。医疗可得性即民众能够看得起病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实现全民医保，通过第三方支付予以解决。因此，在新医改中，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分析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时，就应该从社会医疗保险、广大参保民众和公立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1．信息经济学的解释根据信息经济学原理，信息不对称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信息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信息。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5］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支配下，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的行为。从本质上讲，道德风险来源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人们借助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信息不对称导致人们得以把这种行为倾向变成现实。在医疗保险领域，存在两层委托关系:一是，从医疗保险机构角度看，被保险方与保险方之间形成了保险供求的基本关系，医疗服务机构可以看成是介入保险领域的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对于医疗拥有专业知识，是人，被保险方和保险方是委托人，他们共同委托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是，从医疗服务机构角度看，医疗需方(被保险方)和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供求的基本关系，保险方可以看成是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第三方，保险方负责向医疗服务机构支付费用。医疗服务的消费过程是在保险方之外，医疗服务机构和被保险人即患者之间进行的。对于医疗消费方面的细节，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需求方之间拥有更多信息，他们是人，保险方是委托人(如图1所示)。因此，从人可能损害委托人的角度看，医疗服务领域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1)“诱导需求”。公立医院诱导患者进行医疗消费、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和治疗、故意提高药价等，从而使委托方多支出医疗费用，实现医院利益最大化。(2)“医患合谋”。在患者最大限度利用医疗服务，甚至有欺诈行为，如小病大养、无病拿药;无病伪造票据向保险方谎报或杜撰赔案;一人保险全家吃药;在发生疾病甚至已经发生医疗费用后，带病投保、事后投保等。［6］公立医院在保险人的身份审查、医疗费用控制中，纵容虚报冒领、过度消费行为。图1医疗保险三方主体关系2．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提供过量医疗服务的行为有一个特定的称谓:“诱导需求”。谢恩和罗默(ShainandRoemer)是最早提出诱导需求的观点的。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短期普通医院的每千人床位数和每千人住院天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现象被归结为“只要有病床，就有人来用病床”，称为罗默法则或罗默影响，也称医疗领域的“萨伊定律”。此后，一些研究者认为罗默法则也适用于医生服务。即，如果某一个地区的医生数量增加，那么无论是医疗需求量还是医疗价格都将随之增加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那样会下降。医疗服务市场上，医疗机构或医生在均衡成交量和均衡成交价格上起决定作用，医生具有影响需求的能力，病人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如图2所示，D1和S1分别是最初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P1是初始的均衡服务价格，Q1是均衡服务数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当医疗服务数量增加时，供给曲线由S1向右下方移到S2，均衡价格和数量将分别变为P2和Q2，即价格随供给数量增加而下降。在医生具有信息优势能够主导医疗需求的情况下，供给的增加会通过诱导的作用直接导致需求增加。这时的需求曲线D1将向右上方移至D2，最终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3和Q3。(Q3－Q1)为过度医疗的数量，即为超过社会效率点的损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医生相互间竞争程度决定着公立医院(医生)诱导需求的能力。医生诱导需求的程度取决于诱导需求的成本与带来收益之间的对比，成本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的损失，包括诱导行为导致的医生的不愉快感，诱导行为对声誉的可能损失，诱导时间成本等，收益主要表现为物质方面的收益即经济利益的增加。当然，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和部分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对公立医院(医生)的诱导行为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7］当患者享有医疗保险时，由保险机构支付较高比例或全额费用时，患者的最优选择就是在技术可能的情况下消费质量最好、数量最大的医疗服务，主观上具有道德风险动机。这与公立医院(医生)的诱导需求动机不谋而合。

制度安排缺陷加大了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

理论分析表明，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领域的固有缺陷。由于我国的医药卫生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尤其是公立医院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不但没能得到抑制，反而有加重和蔓延的趋势。1．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促使公立医院道德风险蔓延我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基本都采用按服务项目付费。在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下，公立医院所面对的是预算软约束，缺乏控制成本或限制服务数量的激励，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手段、提供多少服务，都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第三方付费的情况下，供方诱导需求倾向将变得更加强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都逐渐抛弃了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方式，如荷兰的按人头预付制、美国的按病种分类预付制、英国的总额预付制等，我国也应该逐步从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向总额预付制等方式转变。2．医疗补偿机制不合理是公立医院道德风险产生的经济根源我国公立医院服务收费标准是由政府制定的，公立医院所购买的设备、耗材、药品等执行的是市场价格，这样就出现了医疗收费不能补偿成本的问题。因此，政府允许公立医院以药品加成收入来进行补偿，允许医院新上的高精尖检查项目盈利，同时政府继续提供补贴。公立医院为了维持财务平衡，甚至为了最大可能地创造收入，提高全体医护人员的福利，倾向于提供更多高技术类服务，以获取高额检查收费;另外，由于药品销售是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很多医生不是完全从病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为了自己或医院的利益向病人提供更多、更贵重的药品。3．管理手段落后使公立医院道德风险控制缺乏技术支持尽管目前医疗领域在信息管理手段方面有很大改进，但整体上仍然落后，还没有形成综合的信息管理系统，即医疗服务利用、医疗机构财务、保险基金财务、医疗服务质量等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医保机构还不能运用其强大的购买力代表患者向医疗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反而依旧采取由患者先行支付，随后向医保机构报销的制度。这样并没有改变医疗市场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在没有任何监督控制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公立医院必然会采取过度供给、诱导需求的败德行为，提高自身的收入，这也是我国医疗费用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4．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使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更加隐蔽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医疗需方在疾病发生前很难准确估计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同时，由于很多的疾病治疗具有不确定性，医生在诊断时难以准确界定患者的个体差异，难以确定正确的治疗手段，难以估计治疗效果。为减少医疗技术事故、规避风险，向患者提供服务时通常采用“最好的方法”，即昂贵医疗程序，如建议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或使用一些昂贵的特效药和保健药等。大多数医疗服务具有异质性，医疗服务需方和保险方难以对医疗服务质量、医生开大处方进行有效的约束，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很难辨别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医生的道德风险行为。

公立医院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

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不仅会导致医疗费用膨胀和医疗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且还损害了医疗资源利用的公平，甚至会导致整个医改的停滞不前。因此，为保证新医改的顺利推进，让广大群众尽快享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对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控制。1．改革体制机制我国公立医院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市场规则、缺乏监管及价格政策不合理造成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为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增强广大群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公立医院改革方向主要应在扩大医院自主权，探索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同时加强政府监管，而不是市场化，也不是回归旧体制。［8］要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实行政府所有权与医院经营权的分离，使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依附关系，建议在医院内部成立医院管理委员会，取消单纯的医院院长行政任免制度，政府委派专门代表参加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止医生的败德行为和陷入内部人控制。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推动各项改革与管理措施的贯彻和落实，完善医院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合理确定公立医院人员编制，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条件，营造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促进医务人员合理流动，弘扬崇高的职业操守。引入中介组织对公立医院的信誉和服务等级进行评价。强化医师协会的职能，加强行业自律。引入中介评级则是从外部对公立医院进行监督。中介机构通过对公立医院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做出评价级别。公立医院为提高声誉，就会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减轻广大患者就医贵、就医难的社会问题。2．改革付费方式要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收费方式。目前公立医院的按项目付费方式最易产生诱导需求，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改革激励机制，将控制公立的医疗收费，转向由其自行降低成本、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可以借鉴美国医疗保险经验，［9］尝试采取按病种付费法、按服务单元付费法、“人头”定额包干法、总额预算制法等。以上方法是否适应中国国情，有待实践检验，可以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随着全民医保的到来，接受医院服务的参保人占医院服务总量的比例越来越高，医保基金的补偿将逐步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起主导作用。通过支付方式的调整、支付标准的升降和支付途径的选择，不仅会直接决定基金支出的流量和流速，而且会影响基金在不同医院间的配置，有能力有空间左右医院生存、改革和发展。基金的控制能力是由保险机构的买方地位决定的，从国际看，从第三方支付者向团体购买者转变是支付制度改革的趋势。保险机构单纯地作为第三方付费者，往往是分散的，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保险机构以团购者身份支付费用，肯定是非分散的，就会占据主动权，通过利益激励和约束促使公立医院改进服务。3．完善补偿机制让广大民众能够看得起病。一方面，通过完善医疗保险体制实现全民医保，通过医保基金支付来实现;另一方面，要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通过加强管理抑制费用过快上涨。公立医院改革强调公益性，这就出现了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在政府进行价格管制的同时，要对公立医院进行合理的补偿。对公立医疗亏本的老百姓需要的医疗服务，承担公共卫生服务，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指令性工作，要给予全额补偿。政府要制定医疗事业规划。对符合规划的基建支出、大型设备费用、重点学科发展费用、离退休人员费用等进行专项补助。4．加快信息化建设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综合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可实现居民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医疗机构财务、保险基金财务、医疗服务质量等资料的全国联网，将大幅度提高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效能。公立医院通过使用医疗信息技术系统，可以改善流程，提高获取信息的速度、质量，减少重复劳动。要建立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规范和药物使用权限，扩大进入临床路径疾病的种类，并通过信息系统进行限制和监控。强化医疗服务信息披露，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通过信息系统对医院的用药、检查、收费等有高度的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公立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