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模式范文10篇

时间:2024-04-16 04: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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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模式

中介人制度模式

一、日本保险中介人制度

(一)日本的保险人制度

日本的保险人制度采取保险店的形式。保险店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为”委托与承销合同”关系。按日本的传统,店主要应用于非寿险业务,但近几年在寿险上也大量开始采用店制度。按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店分为不同形式:按经营主体分类,可分为个人店和法人店;按接受委托的保险公司数量,可分为专用店和独立店;按营业项目,可分为专业店和兼业店。

为鼓励保险人更好地行使保险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中介职能,1951年日本首次规定了火灾保险人按保费的多少划分等级的制度。随着汽车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发展,1973年4月日本制定了包括火灾保险和汽车保险在内的非水险人制度,1974年4月又加进了人身以外伤害保险。1980年10月新的非寿险人制度出台,保险人被分为普通人(有等级)和专门人(无等级)。普通人制度又分为个人资格等级和机构等级。个人资格是指在保险机构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必须通过日本保险协会的考试才能取得的资格。个人资格等级主要根据经营规模、业绩、业务技能、考试成绩等,分为特级、上等级、普通级和初级4个等级。而机构等级也分为4个等级,即特级店、上等级店、普通级店和初级店。机构的等级主要根据保费收入、取得保险人相应资格的人数量、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等划分。

保险店展业前必须向日本大藏省银行局保险部注册登记。不同等级的保险店获得的授权不同,手续费也不同,级别越高,业务范围越大,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越高。此外,保险店使用的保险单、邮资费由保险公司支付,交通费、管理费等办公费则由保险店自己解决,保险店还必须自己纳税。

(二)日本的保险经纪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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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险中介制度模式诠释

「摘要」美国的保险中介制度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独特的保险中介制度模式美国采取以保险人、经纪人共存的保险中介制度模式,并确立了以保险人为主体的中介制度体系;严格的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美国保险中介制度的借鉴意义包括:保险中介人适当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资格认定,等级考核和培训制度;严格的保险中介行为规范控制;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

美国的保险中介制度概况

(一)保险中介制度管理机制

美国对保险中介制度的约束主要通过各州保险法律或法律中的特别规定、自律性规则和保险中介合同体现。由于各州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因此,对保险中介人的立法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均存在很大差异。保险中介人需要遵守的自律性守则包括:全国人寿保险协会职业道德守则、美国特许人寿保险经销商(CIU)和特许金融顾问协会(CHFC)的职业道德守则,以及百万美元圆桌会的职业道德守则等。

美国采取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险中介制度双重管理机制。联邦政府成立有全国保险专员协会(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来对全国保险业各方面予以协调,协会下设保险规定信息系统,该系统在必要时为各州设计一些示范法律及指导建议来监管保险中介人,供各州采纳。

州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保险监督官来实行对保险中介人的直接管理和监督。他们负责认定中介人必须具备的执业资格和条件、管理其销售行为,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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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目标模式制度论文

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是发展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不断迈出大的新的步伐。如建立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行新的统计报表制度,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工业统计中应用抽样调查方法……等等。但是,制度方法改革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呼声也始终不绝于耳,且日渐强烈。究其原因,除客观因素外,主观方面很大程度在于统计部门及广大统计工作者没有就改革的目标模式形成共识,以致不改不是,改也不是,怎么改都难合适;不同领导有不同思路,改过来又改回去。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更加完善规范;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迈出新的实质性的更大步伐。确立面向21世纪的统计发展战略,必须在统计制度方法改革方面提出简单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式,才能逐步解决目前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促进统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发展统计事业,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四化建设。10年前,笔者曾在某统计刊物上撰文,将这种模式设计为“一套表+单轨制(即政府统计部门的在地统计)+计算机网络化”。这与10年来统计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基本吻合的。结合近些年的实践,我以为可以将这一模式补充完善为“单轨制+一套表+目录抽样法+计算机网络化+按工作流程设置的统计机构”。

一、关于“单轨制”

即建立在街乡基础上的政府统计部门终极在地统计。当今发达国家的统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如人口、资源等一些基本国情的统计,而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一些行业经营状况的统计往往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主要国情国力、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均由政府统计部门负责,其机构健全人员充足,其他部门基本不搞统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介于二者之间,但有些政府统计部门在做的事情,业务主管部门也在做。数据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复,基层负担沉重。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呢?我认为无疑应选择后者。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需要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没有部门利益的统计部门提供客观、公正、全面的统计信息。否则,统计数据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反映政绩的工具,统计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数据质量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属企业划归在地管理,也难以再行使统计职能。

实行终极在地统计,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明确极少数业务上垂直领导、财务上统一核算且经营范围相对单一独立、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可实行部门统计,全国及地区性数字以部门统计为准;其次,对绝大多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满足领导和各界需要的统计工作,要逐步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过渡,主要依靠政府统计部门采集、加工、整理、提供统计资料,部门统计以满足自身管理需要为目的,且范围仅限于本系统内;第三,在政府统计系统,将统计对象按基本单位概念分解到街乡,由基层统计部门按地域进行统计,逐级上报,既避免重和漏,又能完整反映地域经济总况。那么,街乡统计机构能否承受最基础的工作任务呢?我以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坚持一套表的唯一性;二是按企业规模区别对待。这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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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越来越注重地方立法的问题,充分发挥地方法律体制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为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生产等诸多领域提供法律指导与保障。完善地方立法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是地方立法探究与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不断突破创新,重视地方立法评估模式与制度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文章从多个角度与层面就地方立法评估的立法模式与制度构建进行了深入探究,以期保证地方立法评估的权威性与正当性,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需求。

[关键词]地方立法;立法评估;立法模式;制度构建

加强地方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与水平,不断完善立法体系,建立合理科学的立法评估模式,是当前地方立法的重要课题。地方立法评估需要经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是由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为了实现地方立法评估的制度化与统一化运行,必须依照《地方立法评估法》对立法各个环节与层面进行科学、合理性设置。比如地方立法评估的对象、主体、内容以及程序等基本要素,创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与时展潮流的地方立法评估制度。

一、现行地方立法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缺乏相应的权威性。法律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权威性,只有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可以规范与指导社会生活实践与人们的行为习惯,权威性是法律得以在社会生产以及实践中实现与实施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障,也就是说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才会有威慑力与影响力,才可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得以实施与实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立法主体,一般情况下,法律制度制定的机关地位与权力越大,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的权威性相应就越高。地方立法评估标准的指标体系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所说的指标体系包括某个具体指标的设定以及其量化,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也就是说人为因素比较大,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应地方立法评估指标。地方立法评估统体系标准必须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立法评估客观公正,正确分析与考虑地方立法评估的具有评估对象与评估目的,才可以设定出合理、科学、理性的地方法评估标准与体系。比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机关、团体以及个人都要遵守其法律规定,具有最强的法律约束力。由于地方立法主体层级较低,其所制定的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就相对弱一些。此外,每个地方立法机构都是根据当地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而制定相应的立法评估制度,这样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不同地方法规规章不一致甚至相抵触的情况,同样对地方立法平湖法律制度的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①(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缺乏认可度。法律制度是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与规范人们生活行为与实践活动的基础准则,法律制度之所以会受到人的拥护与认可,就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这也是人们遵守制度的前提与基础。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关键是由形式理性与程序正当所决定,这是法律制度正当性的必然诉求与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正当性的必然方法。从程序法上分析,要想保证法律正当性就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则与相应要求。其中回避制度就是程序正当的主要表现之一,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地方立法制度的规范与指引,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制约着地方立法权,导致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应有的功效无法真正发挥出来。(三)耗费大量的立法资源。立法工作是一项复杂、综合性较强,而且周期十分漫长的工作,法律制度的出台与应用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从提请、立项、草案、审批以及传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诸多资源,所以,立法活动应该充分贯彻资源借鉴的理念,即立法工作涉及多方部门的协调配合,立法、执法以及相应司法部门都需要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去,而这些部门要秉持节约国家资源的理念,降低资源消耗,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现阶段,我国立法力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立法资源相对更为稀缺,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制定存在大量的重复立法现象,使得大量的立法资源被浪费。③

二、地方立法评估法律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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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评级制度实现模式思考

一国评级制度的有无及其具体的实现模式,是与该国经济体制中的银企关系密切相关的。一般而言,在银企关系相对微弱、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中,对评级的需求较强,其制度设计以美国为代表;若银企关系密切、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则对评级的需求不足,其代表国家是德国和80年代以前的日本。随着我国直接融资比重的逐渐增大,证券评级工作应引起足够重视。

评级通常包括证券评级、企业评级、金融机构评级、国家主权评级等不同种类,其中证券评级的评估对象又可分为债券、优先股、基金、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信用证等。债券评级作为评级制度的起源,不仅是证券评级的核心业务,其做法也是其他评级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债券评级展开。

证券评级是指运用评估体系,通过对与该种证券有关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对证券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质量作一综合评价,并以约定的符号予以列示的评估活动。作为降低资本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工具,证券评级已成为西方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评级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然而,证券评级制度并非是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中超然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它与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制度比较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国家的评级制度加以研究,并与我国评级业现状及具体国情进行对比,以期得出具有政策性意义的结论。

西方国家的证券评级制度

证券评级始于本世纪初的美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积极作用也逐步为其他国家所认识。目前,在日本、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评级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考虑到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不同,这里将选取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作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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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式的法律制度探索

本文作者:李娜孙佳骏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哲学与法学学院

一、BOT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BOT这一名称是对Build-Own-Transfer(建设—拥有—转让)和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形式的简称。BOT一般的定义是: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人投资者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获得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将无偿移交给政府[1]143。BOT的概念是由土耳其总理厄扎尔于1984年正式提出的,并首先应用于该国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项目[2]6。

(一)BOT投资方式具有的特征从上述一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BOT投融资方式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特殊性。BOT投资方式的主体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企业。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是通过特许协议来确定的。2.客体的特殊性。BOT所涉及的标的一般为大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投融资风险高,收入来源稳定,建设周期漫长,且通常为东道国政府垄断经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权利与义务的复杂性。BOT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合同安排,如特许协议、贷款协议、建设合同、经营管理合同等,参加者也涉及政府、项目公司、投资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供应商、设计者等。4.财产权利的特殊性。加工承揽合同的加工承揽方对加工承揽的材料只有使用权,BOT投资方式中的项目公司对项目财产拥有所有权。5.投资者回报方式的特殊性。合同通常的对价是金钱、实物或劳务,BOT特许协议中政府支付的对价是项目财产的收益。6.风险责任的特殊性。除政治风险或其他约定的风险外,通常东道国政府不承担风险,经营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其他投资的风险一般由合同当事人共同承担。

(二)BOT作为项目融资的特殊性BOT是一种特殊的项目融资,其特殊性表现在:1.项目融资有无追索权和有限追索权两种方式,BOT通常为无追索权的融资方式;2.项目融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全部来自贷款,而BOT的资金通常由股权投资和债权融资两部分组成。

二、BOT投资方式的合同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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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模式

一、会计制度变化对财务管理工作的影响

1.促使财务管理模式的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原先的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使得企业坚定了改变旧有财务管理模式的决心,意识到了优化财务管理模式的重要意义。由于新财务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堵塞了原有管理模式中的漏洞,使得财务信息逐渐公开化、透明化,制度的完整化和体系化不断增强,因而更加符合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需要。同时新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模式也要求企业不断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不断创新财务管理制度,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会计制度保障。

2.增强了对财务风险的管理。新会计制度创新了财务风险管理的内容,详细规定了债券、股价等的内容,同时运行公允价值的使用,并对其做出了详细规定。这些内容符合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明确规定让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财务管理尤其是财务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财务管理工作的定位更加准确,使其在做企业决策时运用财务管理降低企业的资金风险,强化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意识。

二、现阶段的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与新会计制度的发展要求不协调的具体因素

1.财务管理观念落后,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意识薄弱。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部分企业只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制度尤其是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财务管理观念落后,财务管理控制制度不完善,控制内容不明确,控制范围有限,执行力低下,很容易导致企业出现财务漏洞,带来安全隐患。同时,由于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漏洞,未能形成对资金、财产的有力监督,导致投资亏损,甚至造成资产的重大损失。

2.缺乏长效培训制度,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是财务管理制度得以贯彻实施、财务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保证,因为财务管理本身与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对员工进行财务管理知识的普及,发掘和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是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这种意识,导致很多员工财务管理概念模糊,而一些老员工虽然有一定的财务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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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模式下社会保障的制度性思考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被人们概括为中国模式,也称之为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与西方的“华盛顿模式”相对应。本文从中国模式在社会保障制度性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入手,指出现阶段中国模式下存在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提出加快立法进程,保障公民权益,制度设计要有利于消除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要注重公共社会开支和税收制度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国模式;社会保障;制度性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已经历了主要缺乏资金、人力资本的时代,现在进入了一个更为需要制度的时代。正是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才如此具有市场和生命力。一个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是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的,在变革时期尤其如此。

一、“中国模式”的阐述

“中国模式”就是先发展经济,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等基础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讲求分配和发展民主政治,这种分阶段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中国模式”对西方也并非只有竞争,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西方模式的失灵。自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民主制度模式。但几十年来,效果并不好,失败远多于成功。其实,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早期被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影响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跟不上,在照搬西方模式多年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此时,中国的经验取得了成功,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向重视中国经验,而这也正是令西方深感担忧的。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选择地学,一方面不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对国际体系做了一个整合,这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

西方的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分歧,现在常被称为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针对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美国学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稳定化。通过启动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就会获得稳定的增长。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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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制度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科研经费的投入逐渐增多,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问题也越发凸显,《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将于2019年1月正式实施,将对科研事业单位的财务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分析新会计制度下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财务管理模式的改进策略,将对新会计制度的顺利衔接和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财务管理;科研事业单位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迈上了历史的新台阶,财政资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科研事业单位也通过鼓励科研工作者走向市场不断开辟资金来源渠道。随着每年的科研资金总量持续攀升,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矛盾也日益凸显。2017年10月财政部制定颁发了《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会计制度的颁布实施对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是一个挑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不断的探索找寻符合科研学术活动规律的经费管理模式,通过良好的制度建设提高政府与科研机构的管理效率、提高科研经费运用于课题项目的绩效水平、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与自我约束能力,以适应新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

一、新会计制度下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财务管理模式落后。科研事业单位想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发展,全面增加专业领域的权威性和指导性,需要在财务管理模式方面取得创新。现阶段许多科研事业单位如高校、研究院等的财务管理模式相对落后,通过简单的执行政府部门的有关规定,对科研经费进行收支管理,因而产生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落后死板的财务管理模式与科研规律的不配套上。具体说来,突出表现在对经费开支方面要求过于死板,简单采用政府的财政经费管理模式对科研经费进行管理无法满足当前科研工作的需要;现行的财务制度繁琐复杂,多项经费如会议费、出国(境)费等按照财政要求要经过繁琐的报批流程,造成科研工作效率低下;科研经费项目“重物不重人”,对科研工作者的智力报偿没有得到体现,无法充分调动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科研项目流程管理弱化,单纯的按照“收付实现制”的思维对科研项目进行经费管理,无法从财务角度把控现代科研工作的进程,进行风险防控;财务管理标准不统一,不同的单位做法不同,自行制定有关的考核、激励等政策,造成严格执行财政部门规定的科研单位人才流失、士气不足。以上诸多问题集中体现了现行财务管理模式落后于快速发展的科研工作水平,制度创新工作迫在眉睫。(二)内部财务缺乏完善的内控机制。分析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单位运转的各环节出发,在使得资产安全、资金流动完好的情况下,从中分析出科研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情况。多数科研事业单位由于规模庞大,涉及各领域、各学科,单位内部难免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由于科研事业单位多数为体制内机构,其运转存在“按惯例、按老办法”的做法,对于本应及早发现的舞弊现象存在监管的缺失,需要加以改进完善,保证科研单位的稳健发展。例如:科研预算由课题组成员负责编制上报课题主管部门,而许多课题组成员不具备财务知识,致使预算编制不合理,造成科研项目与项目之间资金不平衡,有的项目经费过多积压浪费,有的项目经费不足无法顺利开展;科研课题经费由课题组长负责管理,财务部门由于不具备科研的专业性、不了解科研工作规律,只能对科研经费开支进行程序性审核,如发票开具是否符合规范等,无法掌握科研经费开支的合理性,由此产生的漏洞导致课题组成员借由科研工作名义报销日常生活开支,甚至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致使近年来科研腐败案件频发。(三)经费管理人员风险意识缺乏。科研事业单位获得日益增长的科研经费,同时也面临着经费管理上存在的潜在风险。管理大量的科研经费需要及时做好风险预估,以规避和承担可能面临的问题。目前多数科研事业单位在风险预估方面的意识不够充分全面,没有完全意识到风险防控工作对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乃至全面管理上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采取手段加以规避,一旦发生财务风险,对科研单位整体的工作开展将造成很大影响。从近几年的高校债务风险可以看出,为了进行大举扩张和基建工程而承担过量债务的高等院校,虽然靠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持渡过了难关,但由此造成的科研人员流失、科研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停滞对我国科研事业是重大的损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突出,财政政策面临紧缩,科研事业单位更应该做好相应的风险防控,未雨绸缪,以应对可能到来的财务风险,把风险对科研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还需要加强科研单位管理人员的法律风险责任意识。推进科研工作市场化是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方向,与以往财政全额提供资金、下达科研任务不同,科研工作人员在市场上接受委托,提供科研劳务服务,与其他同领域科研机构进行竞争已经形成常态。然而与新常态不协调的是许多科研机构对法律责任方面的意识十分弱化,科研课题组自行承接委托单位的课题任务,以科研单位的名义与委托单位签订服务合同,但是许多科研单位没有专业的法律顾问,在对合同的把控上缺乏法律的专业意见,不利于科研人员权益的保障,由此形成的法律风险是无法预估的。

二、新会计制度下科研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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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制度发展模式展望论文

〔摘要〕尽管开放存取运动的表面原因是“期刊危机”和“存取危机”,但其根本原因却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信息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版权制度危机。开放存取是观念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传统版权制度的信息流通模式。尽管不能取代版权制度,其本身也有缺陷,但开放存取运动为信息时代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开放存取运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

自《安娜法》以来,版权制度在促进社会的科技文化发展、知识传承与交流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版权制度所赋予的排他性的私权渐渐蜕变为版权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版权也随之在版权人的推动下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尽管版权制度采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版权限制措施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版权扩张的负面影响,但私权的这种一对一授权许可模式仍然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公众为学习、科研等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权利。在信息社会,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和信息生态环境对传统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版权制度不仅无法充分释放新技术的能量,甚至本身根本都无法继续运行。开放存取运动就是在传统版权制度面临着这种困境的背景之下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的,体现了社会公众要借助于新技术手段广泛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呼声和愿望。开放存取运动自诞生以来就受到我国学界的注意,但目前对开放存取运动的介绍和评论多限于具体细节和图书情报领域,而未能充分将开放存取运动和与信息交流有着极为紧密联系的版权制度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开放存取运动放在版权制度未来模式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审视。事实上,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与信息时代版权制度面临的挑战有极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版权制度出现危机的信号。因此,分析开放存取运动与版权制度的未来模式的关系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版权制度的危机与开放存取运动的兴起一般认为,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期刊危机”。

但事实上,“期刊危机”只不过是开放存取运动兴起的表面原因和导火索,“期刊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新的网络传播技术、信息生态环境以及版权制度危机。

首先,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是开放存取的技术和经济前提。即使版权所有人希望,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物理上和经济上均不可能。因为在印刷时代,信息需要附载于印刷载体,信息传播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刷载体的数量,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刊的价格仍不太昂贵。因此,印刷时代开放存取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均是不可行的。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网络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信息传播的数量,还使得信息传播交互式地进行。而与此同时,期刊价格开始变得难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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