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础范文10篇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的这一精辟论断，是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第一，从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就是说，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之间，既有历史递进性，更有内在统一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孕育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实现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这两次革命，前者是属于制度选择，后者是属于政策选择。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指导我们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是至关紧要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百多年来备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基本制度选择”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所谓“好的政策选择”，最根本的就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选择，以及对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选择。显然，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这样一种“好的政策选择”，坚持和深化了“基本制度选择”，并且使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决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顾改革开放29年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丢失，而中国29年来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第二，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深刻社会变革以后，同志在带领人民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1956年，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同志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把一个原来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原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原来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当一个人出现问题时，社会习惯于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寻找原因。无论胡长青也好，成克杰也好，程维高也好，在他们“出事”之后，个人的道德堕落总是被列为主要的原因（最起码是原因之一）。然而，从媒体对程维高背景的报道，似乎这曾经也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好官，最低限度，这曾经是一个在他周围的人看来，品行尚属端正的人。为什么一个品行尚属端正的人，在居于执掌权力的职位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道德堕落的人？仅仅是放松了道德自律吗？

在我看来，前几年提出的“以德治国”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体现在官员身上的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下滑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然而，仅仅提倡道德教育能够起到提升官员道德水准的效果吗？决定道德的，在个人的修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

我在南方某大学任教时，其间曾有一件事让我感触良深。有人批评该校的学生，批评的根据是这样一个事例：该校的学生在食堂用餐完毕后，把餐盘留在桌上就走人；而他在另一所大学见到的景象是，学生用餐之后，自行把餐盘带到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盘。他呼吁学生们从自觉倾倒残食开始，提高自我的道德素养。

对于这段批评，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我也是食堂的食客之一，我了解各高校食堂在对待残食问题上的不同做法。我在另一所大学就读时，素来在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具后离开，而当我来到这所大学任教后，我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习惯于把餐盘留在桌上就走人。原因何在？在我就读的大学，食堂在门口处设置了专门的残食台，并用海报告知就餐者，在用餐完毕后将餐盘带至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具。有人疏忽时，还会有工作人员上前提醒。而在我任教的大学，食堂并未设立残食台，而是让工作人员推着残食车，在食堂的各处收集就餐者留在桌上的餐盘。就餐者在用餐完毕后，如要将餐盘送至残食车，不仅不便，还会导致食堂走道的拥挤。在这种安排之下，就餐者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是再自然不过的，即便如我，也改变了先前的习惯，入乡随俗了。

如此，一个似乎是道德问题的事件，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和将餐盘送至专设的餐食台，都是各自相应的制度安排所诱发的自然行为，单从这两种行为的对比当中很难得出两校学生道德素质的高下之分。在设置流动残食车的制度安排之下，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是与这一制度相符合的行为；如同在设置残食台的制度安排下，将餐盘送至残食台一样是制度所要求的行为。在一个旁观者的眼里，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道德上差别，而这种差别是由相应的制度所造就的。对每一种制度中的行动者而言，他们的行为都是与制度相适应的，换言之，都是符合那种制度之下的正常道德要求的。对于前一种制度而言，把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没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对于后一种制度而言，把餐盘送至残食台也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真正可以作出评价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例如，我们可以举例说，在后一种制度下，将由专人做的工作分散到每个人去做，可以减少食堂的人工；取消残食车，有利于减轻就餐高峰期的拥挤，等等。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我任教的那所学校最后改变了它的食堂残食收集制度，也将残食车改为残食台了，而学生们也顺应了新制度的要求，从把残盘留在桌上走人改为自行送至残食台。

这个事例触动我之处在于它让我想到，一个社会普遍道德的形成有其制度基础。中国人习惯上把道德作为一种个人化的素养，当个人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时，社会往往把它归咎于个人道德修为的失败。但实际上，个人的道德并不是单独的、自足的，它也处在与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互动之中。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是无形的、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是有形的、具有强制力的，两者相较之下，后者往往是更直接的行为诱因。因此，当社会所提倡的道德与它的制度所实际允许的行为相去甚远时，在制度中的人基于趋利的本性，往往会选择与制度相适应的行为而逃避道德所加诸的约束。由于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直接媒介，符合制度规则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可接受和遵循的行为，久而久之，制度会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并在实质上替代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在此情形之下，由原本的道德观念所导出的行为由于与制度不符，坚持那些道德观念的人反而被目为特立独行，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付出英雄般的勇气和其他的现实代价。

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的作风，必须抓好源头治理和根本治理，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制度的最大作用是导向和预期，通过激励领导干部从事制度所允许的行为，褒扬遵规守纪者，来引导、推进好的作风的培育和发扬光大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篇指导性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是讲话突出强调了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要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无疑抓住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要害和关键。

作风建设是基础，制度建设是根本

作风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坚持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作风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是干部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境界的具体体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作风又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良好的作风是抵御消极腐败现象和保持清正廉洁的重要保障，能够营造扶正祛邪的浓厚氛围和产生扬善抑恶的重要作用；不好的作风则往往是走向消极腐败的助推因素。作风建设以“自我修养”、“道德自律”为基础，从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问题，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行为发生的思想根源。因此，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这个基础抓起，以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总书记大力倡导的“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是对我们党“三大作风”、“两个务必”、“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优良作风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对新时期领导干部作风内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和升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制度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邓小平同志曾极其精辟地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同志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这种根本性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形成完善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治官治权”，在于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制定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十几部规章和纲要，建立健全了党委议事和决策机制、质询和罢免机制、诫勉谈话、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从而为从源头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好的作风形成并执行好的制度

第一条为了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主动快速提供基础测绘成果服务，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发挥测绘保障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第三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申请使用和提供基础测绘成果，应当遵守本办法。

申请用于预防、监测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以及灾后重建等所需的基础测绘成果，按照《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基础测绘成果应急提供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时效性：及时提供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各种基础测绘成果；

【论文关键词】货币制度诚信制度交易信息困境

【论文摘要】从交易的视角来观察,诚信制度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货币媒介商品交换的同时把直接的买和卖从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开来,货币持有人将面临双重困境:币值稳定困境和信息困境。货币持有人的信息劣势地位及其委托人身份,凸显货币本身所承载的承诺和信任问题。因此,货币媒介交易功能发挥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诚信制度,应该关注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

大量的文献研究涉及货币发行超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对一国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几乎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动摇了甚至摧毁了一国的货币制度,如1923年间的德国,1946年的匈牙利等(帕尔伯格,1998)。诚然,货币是作为交易媒介而存在的,其交易媒介功能使人们普遍地把持有货币视为持有财富,通货膨胀减少了货币持有人的净收益,从而使行为主体对现金余额的持有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反通货膨胀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共同的目标选择。但如果我们全面地审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这一功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交易的整个过程,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制度的核心内涵之外,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还需要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良好的诚信制度。

一、引言: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在改善自身福利水平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就会不断地追求分工的精细化。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指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杨小凯,2002)。

分工的深化需要交易来配合。如“埃奇沃斯盒子”所展示的那样,交易是一个改善参与方效用水平的制度安排。同时,交易表面上是双方交换占有物,其实质却是控制人们行为方式和组织人们协作的制度安排。一个人如果发现另一个人拥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必须拥有为别人所合意的东西,这就诱使他为了别人的合意而从事生产和服务。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良好基础教育机会的获得越来越与经济能力挂钩，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获得良好基础教育机会减少。如此的后果是造成弱势群体的代际复制。子代由于缺少好的基础教育机会，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失去了获得好的职业和拥有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基于此，基础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维护基础教育公平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有效举措。

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方便与公平的原则。政策上的就近入学避开了人为地选择学校，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无论贫富，无论是否有正式工作，其家庭子女都有公平的入学机会。不同学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会造成这些地区教育公平的障碍。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存在，城市居民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这种选择一直受到就近入学政策的限制，如果想突破限制，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将户口迁移到好的学区之中；二是通过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来择校。户口迁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在好的学区中拥有住房，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大多为单位分配或者时代承袭，很难有机会自主选择居住的区域，因此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这种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

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城市社会成员具有了选择商品住宅的自由，基于使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住房资源与教育资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从而也增加了有选择性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按照一般的假设，富裕者会通过自己购买商品房的行为选择居住地，有效利用基础教育中“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相关研究提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父母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住地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假设本身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基础教育学校都有“择校”的政策。即不在基础教育法定片区的居民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取得该校的入学资格；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的是实际居住之“近”，而是户口所在地之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法规规定的就近是就户籍所在地之近，而非实际居住地之近。这就说明，城市居民要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非必须居住在“好学校”片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借读”选择进入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可以将户口保留在好学校的片区之内，即便是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发生分离，仍然可以运用就近入学政策获得好的基础教育。

通过选择住房和户口来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家庭要拥有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以达到间接择校的目的。显然，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将炒高好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而较高的商品房价使得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难以用购房的方式来实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其后果是在社区空间上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因而导致了社区的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对城市社区的影响上，也必然导致"生态隔离"的现象。社会各界层的不同需要促使商业社区的建设出现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为人门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根据新开发的商业社区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开发商投资力度也不一样。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较好的地段，小区建设的档次往往比较高。除了住宅建设的高档次之外，这类社区往往还拥有先进的基础教育设施。

在城市社区尚没有明显分化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群体与富裕群体基本上可以共同拥有基础教育资源。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及地方政府为困难家庭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这种居住条件的改善与获得良好基础教育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改善住房条件，一般就要改变居住地，户口就要迁移，如果原来的户口处在好的学区内，那么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会失去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矛盾中，弱势群体不同于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原来在城市中心并非无房可居，改善住房条件固然是自身愿望，更是形势所迫。因为城市形象要更新，市中心的居住标准要提高，这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愿望。开发商本质上根本不会关心城市更新过程和更新目标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利润。借助于市场对城市中心居住标准的重新设定，政府让中低收入阶层欲哭无泪地离开城市中心190。因此，在维持不变的"就近入学"的政策框架下，居住区域的变化意味着城市困难群体原来拥有的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

住房保障是地方政府维护居住公平的重要举措，但是一般对于居住公平的理解是基于侠义的住房面积和质量，实际上广义的居住公平应当包括由于居住所影响的一切社会权利，教育公平就是其中的权利之一。保障住房的提供者是政府，而政府又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如果地方政府是注重地方财政收入而非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那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很有可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对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低收入家庭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在现实中许多事例表明，保障性住房一般处在比较偏僻、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使得本来诉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就近入学政策与住房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因而导致弱势群体的阶层传递，并进一步引发城市社区之间的隔离。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制，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社会阶层之间居住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隔离，进而导致城市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要避免这样的后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性。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论文关键词]恢复性司法；价值目标；基础

[论文摘要]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制度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犯罪人权利的现实需要；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构建有传统的“和”文化和现行刑事立法中的调解、和解、赔偿、赔礼道歉的立法理念及相关制度的支撑；渐趋成熟的市民社会孕育的社会主体的自愿、平等参与意识和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工作者为这一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基础。

恢复性司法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恢复性司法”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巴内特提出。2004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中将恢复性司法定义为：采用恢复性程序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实践表明，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犯罪人和社区的需要上获得了多方共赢的结果，有利于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降低再犯几率，减少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这是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无法比拟的。当前，世界刑事司法出现了非犯罪化、非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我国接受这一崭新的司法理念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不仅顺应了这一刑事司法潮流，而且具有深厚的制度构建基础。

一、构建我国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法理基础——刑法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这一术语是从上世纪末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逐步导人中国刑法学者的视野。对于刑法谦抑性蕴涵的理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用其他社会统治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或者其他统治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

虽然学者们对刑法谦抑性的表述不一致，但触及到谦抑性的本质大致是相同的，即限制处罚范围，降低处罚程度，对某些较轻的犯罪行为尽可能避免适用刑罚的方式处罚，做到非刑罚化；即使用刑罚的方式进行处罚也应尽可能轻缓化，用较轻的刑罚达到刑罚的目的。恢复性司法实现其价值取向的进路和方法恰恰契合了刑罚的谦抑性。恢复性司法通过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建立协商对话这种非刑罚的机制，促使加害人通过反省悔改，真诚道歉，赔偿归还和社区服务取得被害人和社区的谅解，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从而解决犯罪后的问题。恢复性司法的这种实现方式和途径正是对刑法谦抑性内含的非刑罚化、刑罚的轻缓化、人道主义的最好诠释。

关于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民主统治是所有人全体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民主的公共决策应该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至少是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不过，由于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符合理性，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亦并非时时合理，所以多数统治（majorityrule）的民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majoritytyranny）。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屈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而对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视而不见，否则多数人就有可能依照有规律的过程如选举、立法和多数规则而采取行动，剥夺少数人的自然权利，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多数暴政。本文的任务是探讨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多数统治何以退化为多数暴政的逻辑，并探索促使多数善政（goodmajoritygovernance）的制度建设逻辑。

一、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平民政体”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内容摘要：公共政策的质量事关人类的祸福。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必须注意其所隐含的制度因素，需要为公共政策确立适当的制度基础。具体地说就是认真考虑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度激励机制、把制度变革纳入到公共政策的行动中、注意各项公共政策之间的制度激励机制的兼容性，以及认真对待各项公共政策与制度资源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度分析

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直接采取的行动或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国家合法权力的行动”。比如，政府在经济方面直接采取的行动就是经济政策，政府在人口控制方面采取的行动就是人口政策。在经济方面，美国学者把它分为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调控政策和基础性的政策。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和近东署发展计划处计划与分析部主任诺曼·尼科尔森简要地分析了这些方面的不良政策对于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价格能够产生不良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阻碍增长。公共政策的质量对于一个国家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极大的影响。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促使人们积极行动，并且积极合作；它可以很好地实现有限资源的适当配置，实现配置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高质量的政策，需要有适当的制度基础。那么，什么是制度呢？

1968年，经济学家舒尔茨首次把制度界定为行为规则，它包括管束结婚与离婚等社会行为的规则，支配政治权力的配置与使用的政治规则，还包括管束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等经济行为的经济规则。这一定义为许多制度分析学者所接受，比如诺斯就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这种约束包括人们所认可且为人们所自觉执行的非正式的约束，也包括政府规定的并由强制实施机制实施的正式约束。许多学者还从权利的角度界定制度，如美国学者爱伦·斯密德把制度界定为“有关人们有序关系的集合，它界定人们的权利、责任、特权以及所面对的其他人的权利”。由于权利可以界定为对于他人行为的约束，因此制度的权利定义与制度的规则定义实际上是一致的。

许多学者都认为，有制度比没有制度好。这是对的。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有多人共同存在，且在利益上相关，不管是冲突、兼容还是一致，都会存在使人际关系有序化的制度。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制度，不过是有些社会的制度比较好，有些社会的制度比较坏。有效的制度作为行为规则，它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创造合作的条件，提供激励机制，遏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使价格正确，即实现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坏的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它可能是压迫性的，不是增进自由，而是破坏自由，它增加交易成本，缩小人类的选择范围，破坏合作的条件，提供负激励，鼓励机会主义行为，加剧外部效应问题。比如，有了知识产权等良好的制度，能够鼓励人们创新知识，增加现有的知识存量；而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就会鼓励人们搭便车，就会抑制知识创新的积极性。同时，好的政策经过较长时期后，能够为较好的制度创新提供基础，而坏的政策，不仅鼓励无效率，还会破坏制度的根本基础。就如诺曼·尼科尔森所说：“在任何经济中，坏的政策鼓励无效率。坏的政策可能只是不适当地规定了价格。但是，在其次的层次上，关于政策类型的基本选择只要实行的时间足够长，就可能引起自我无穷延续的制度安排中的那些扭曲。”“坏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从基础上破坏和扭曲制度的运行”。这表明，政策必须是高质量的，否则，不仅会导致直接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恶果，而且还会导致制度效率的低下。

要使政策有良好的配置效率和制度效率，需要考虑该政策的激励机制，考虑其制度含义，即给行为者提供的行为约束和激励含义。比如，中国长期来实行低水价政策，该政策的结果就是存在广泛的浪费水的现象。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由于人口压力大，即使是传统上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也是非常稀缺的。据估计，仅农业用水就缺300亿立方米，现在主要靠开发地下水来弥补地表可用水的不足，但是过度开采，已经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如地面沉陷、海水浸入、浅蓄水层干枯，以及水位下降等。令人奇怪的是，一方面是严重缺水，另一方面浪费水的现象却大量存在着。国际粮农组织估计，中国灌溉用水中灌溉系统损失15％，浇地损失25％，耕作配水损失15％，农作物有效用水仅45％。为什么缺水和浪费水的现象同时并存呢？其原因是政府采取的政策行动鼓励用水，而不鼓励节约用水。比如，我们长期来实行低廉的水价政策，在节水方面的政策行动只是停留于广泛的宣传，依靠人们的公共道德来节约用水，这种政策内涵的制度机制实际上是鼓励用水、鼓励浪费水，而惩罚节约用水的人。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重新考察低水价政策的制度机制，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人们用水的制度约束环境，鼓励人节约用水，而不是浪费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