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则范文10篇

2008年是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2008）实施的最后一年。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为全面完成《二五改革纲要》规定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利用冬春之际，全面展开对各项规章制度的清理和修订工作。经过四个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全院各项管理制度的创制，将41项新制度装订成册，面目一新地呈现在每个干警面前。迈开了规则之治的第一步。

奉节县人民法院是一个善于实行规则之治，长期坚持用制度管人的基层人民法院，素以“规则治院”享誉渝东。近些年来，该院先后制定出台审判管理、队伍管理、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近百件，实现了“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建院目标，践行了“强班子、带队伍、立规矩、走正路，讲正气、树形象，严执法、振声威”的工作思路，打造出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法官队伍。该院自*年起连续数年被评为重庆市法院系统优秀人民法院。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该院从领导班子到每一个法官始终没有轻松感，尤其是换届选举新上任的院长王科更感压力较大，一直在盘算着对这个辖百万人口、跨四千余平方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基层法院如何管理好，再创辉煌。经院党组讨论研究，统一了思想，让为一个近百人的基层法院，光靠几个院领导去管人是不行的，必须实行规则之治，坚持用制度管人。只要全院上下都明确各自的职责，人人都知道应该干什么，应该怎样干，那全院这盘棋就走活了。于是，修订各项规章制度的工作，在全院有条不紊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该院首先对原有的近百项制度进行清理，对现在仍然行之有效的、大家都始终自觉遵守的制度予以保留；对原有制度的主要内容仍有继续使用的价值、但有些东西与现实结合不紧密甚至过失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对现有制度尚未规范到而目前又急需明确规定的，制定出新的规章制度。最后制定出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审判流程管理办法、案件质量评查办法、院、庭长办案规定、裁判文书制作规则等18项审判业务管理制度，形成了部门工作职责、会议制度、案件催督办制度、学习与培训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22项司法政务管理制度。而且，还专门制定出规章制度的考核办法，即对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基准分为100分的扣分、奖惩等年度考评办法作出明确规定。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出台，给干警们的印象是：全面、具体、明确、规范、可操作性强，与实际结合紧密。

一个单位的规则之治，基础是制度，关键看落实。如果一项制度制定出来后被束之高阁，那该制度行同虚设，毫无价值可言；如果一项制度出台后执行不力，不但表明执行制度的人思想走偏，更表明管理制度的人失职。可喜的是，奉节县人民法院41个制度出台后，目前运行良好，被制度约束的人没有走偏，而管理制度的人在尽责尽职。前不久，审判委员会在讨论研究该院刑事审判庭提请研究的一起涉黑案件时，会议主持人、院长王科发现该庭呈送给各委员的“汇报提纲”，没有按《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要求书写，按照《规章制度考核办法》关于汇报提纲内容不完整的扣分规定，当场宣布该案应累计扣分3分，并指示有关职能部门如实记载纳入年度考评。这一举动对出席会议的所有人震动很大，也对全院干警起到了警示作用，表明了该院领导层对制定出台的各项制度的执行态度和决心。只有全院每个人、每个单位都严格执行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才能通过规则之治推动各项工作，再创新的辉煌。

关键词：中国媒介转型潜规则制度根源

[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潜规则”指的是正式条文之外的一种制度或规则。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吴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的“潜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1]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大量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这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制度板块，一是“法定制度板块”，指以宪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组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二是“党内制度板块”，包括思想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和政策领导制度；三是“私属制度板块”，指在法定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2]很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设计和演化与这三种制度发生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也受到执政党体制的约束，同时受到“潜规则”的影响。了解和研究这些“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意义重大。

一、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

“潜规则”的概念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都不是一种正式规则，都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约束力，都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遵守。但诺斯的非正式制度既表现为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惯例、习俗与传统，它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默识的知识”，而潜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它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也可能和传统习俗及惯例无关，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暂的现象，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潜规则将趋于消失。潜规则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潜规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系统”。按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规则系统”[3]。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enforced）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North）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s）”。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媒介转型潜规则制度根源

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

“潜规则”指的是正式条文之外的一种制度或规则。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吴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的“潜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大量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这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制度板块，一是“法定制度板块”，指以宪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组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二是“党内制度板块”，包括思想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和政策领导制度；三是“私属制度板块”，指在法定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很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设计和演化与这三种制度发生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也受到执政党体制的约束，同时受到“潜规则”的影响。了解和研究这些“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意义重大。

一、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

“潜规则”的概念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都不是一种正式规则，都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约束力，都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遵守。但诺斯的非正式制度既表现为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惯例、习俗与传统，它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默识的知识”，而潜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它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也可能和传统习俗及惯例无关，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暂的现象，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潜规则将趋于消失。潜规则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潜规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系统”。按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规则系统”。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enforced）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North）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s）”。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柯武刚和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序言中说:“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欧洲人能创造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滥用,这些规则被称为‘制度’”[1]。这里他们强调是被人们称为“制度”规则的巨大能量。从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的意义上说,制度是很重要的,但这只是条件。因为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执行者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执行的效果。具体到公共权力滥用问题,目前,我国预防公共权力滥用规定不能说少,但公职人员越界行使权力的现象却是公务员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是一个重要方面,行政伦理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对公共权力滥用的深层原因作简单分析,并从制度设计中行政伦理安排的视角,对如何制约公共权力滥用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政治的恒久话题: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诞生,国家就集社会管理与阶级统治于一身。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力、社会权力的矛盾成为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主要矛盾。从本质上看:个人权力需要政府权力作为制度确保以兑现;但政府权力的运作与实施又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成为“掠夺之手”,侵犯到个人权力与切身利益。提倡政府不加干预的“守夜人”及缩小政府权力的“有限政府”的观点都是历史上政治家们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案,但历史的检验已经说明这些方案都不是万能法则。政府权力的运作必须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有着“万能政府”色彩的中国政府来说,如何随着社会发展而作出符合变化的改变,按“依法治国”的准则来行使政府权力是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2]在中国,公务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是行使人民政府职能的具体体现者,他们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自身要为社会发展、确保社会的安居乐业发挥具体积极作用。公共权力是权力的一种,公职人员是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人员。众所周知,行政权的实施范围能够统治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一切事物,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行使的性质,决定了它既是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不易被监控的一种权力。政府权力不仅有“影响及控制他人作为的力量”,更有可能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因此必须对行政权加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一个国家法律处于从属地位,这个国家就可能没有了权威或一定要覆灭。……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其弟子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法律问题”,认为,法治的两个条件或标准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3]明确提出“依法行政”原则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建立的制度。其特点是:突破了只把“法律问题”作为理论探讨的局限,主张“所有权力都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否则行政机关不得享有行使任何权力,与此同时,所有权力都必须经过法律的制约和控制”[4]。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与其相反,凯恩斯提出了“要求政府全面能动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管理”的积极干预理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普遍认可,推动了依照法律行政不再局限议会立法,政府的行使权力开始扩大的做法。“积极干预理论”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挑战了传统行政理论,强调了公共行政制度如果只注重结果而不关心人权,就会导致专制与压迫的出现,推进了二战后诸多国家纷纷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关于权力滥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名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是由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本性所决定的。对权力的制约,对人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进行规范成为制度设计的最基础前提。基于西方自利基础上的各种理论预设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二、自利的凡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理论预设

理论预设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常常采用的方法,往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前提。在经济学中,“性本恶”的“经济人”、“性本善”的“自我实现”、“X与Y”、“资源稀缺”等著名假设,构建了经济与管理学理论基础。在政治科学中,“社会人的设定”、“人的权力”、“理性的限度”等理论为制度设计存在着的诸如“权力会被滥用”等作了各种前在的预设。长期以来,西方制度设计的各种人性假设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理论预设基础。归纳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1•“权力滥用”理论预设。“权力滥用”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desecondatMonteSauieu)提出的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息”;认为“权力是一种怪现象,总有一种超越出它自身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权力总是追逐自身的增值,并且认为权力喜欢自己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5]。针对权力的这一特性,孟德斯鸠认为,为了社会的正常运转,不能给予权力及其当权者以充分发挥权力的机会,要加强制度设计,通过政策、法律手段,给予权力及其拥有者以必要的限制和约束。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国际贾易问题对策

摘要：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因此，积极关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现状，对当今亚须解决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办法和对策，这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的根本所在。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内容摘要]由于各成员国对农业国营贸易的政策定位立场不同，因而未能在GATT／WTO框架下形成关于国营贸易清晰完善的规则，WTO国营贸易规则存在定义不清、透明度履行要求不清等缺陷。在现行WTO规则下，我国仍应坚持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适当发展农民联合贸易体。

[关键词]国营贸易企业，农业政策，透明度原则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摘要面对我国证券经纪人制度实施以来惨败的现状，分析出国内证券经纪人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的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便提高我国券商的市场竞争能力。

关键词证券经纪人制度实施策略

从2001年开始，我国证券业大力推行国外流行的证券经纪人制度，以试图改善国内市场对客户服务的质量，但是制度实施以来，各大券商纷纷惨败，特别第一个推出此制度的大鹏证券非但没有提高公司的业绩，反而目前已经破产，这种在国外证券市场非常成熟的一种制度在我国实施起来如何是这样状况呢？

1国内影响和制约证券经纪人制度实施的因素

从2001年以来，中国券商在推广经纪人制度上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和努力，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种种原因，影响和制约“经纪人制度”发展的因素依然有很多。剥开事件的表面，行业性的经纪人营销模式的失败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1.1战略规划不明确

在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客观存在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十年的历程，对我们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未能形成有效的收益递增机制是导致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1)我国保险公估公司的初始成本投资少，其硬件投资和对保险公估的人力资源投资部极少，因而保险公估业务质量难以达到社会公众的预期值，导致无论其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均未达到预期的收益递增的目标函数；(2)未能有效地掌握保险公估制度安排所应提供的获利机会，这是由我国现有的保险公估行业对国际通行的保险公估惯例的学习效应较差所致。截止2001年上半年，我国尚未批准一家规范的保险公估公司，保险公估人员不足100人；保险公估业务不规范，其业务大都来自保险公司，在保险公估实践中容易偏袒保险公司一方。而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速度是保险公估惯例学习速度的函数，学习速度又取决于保险公估人（公估行）的预期回报率。由于信息分割，市场不完全现象严重，导致其学习的预期回报率较低。(3)协调效应差。所谓协调效应是指适应新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与对新制度的进一步投资而获得的效应。现实中，我国保险公估公司与政府、保险公司、投保人之间很难相互协调，表现为保险公估企业政企不分、多头管理，保险公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不到社会公众（包括保险公司、投保人和保险监管部门）的有效承认，因而近十年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保险公估公司既得不到保险监管部门的积极支持，又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保险市场中受到保险公司的极大牵制；同时，还由于在保险公估的实际操作中偏袒保险公司，因而失去投保人的信任。(4)缺乏有效的适应性预期。现行的保险公估制度受到我国传统的“低文本文化”和保险业系统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增加了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上述四种状况使得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在变迁过程中，保险公估制度安排潜在的收益递增机制未能有效地显现出来，因而在与非中介理赔制度安排（保险人自行理赔方式）的动态博弈中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制度优势，进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保险理赔制度变迁路径的自我强化机制。

第二，交易费用的大量存在是引致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要素细分为机会主义、人的有限理性、资产专有性和不确定性等四种。在我国保险理赔制度安排由保险人自行理赔向保险公估转变的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四个要素均广泛地存在着。保险公估人、保险人受到理性的限制，在保险理赔业务中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加之由保险公估公司自身的信誉和业务质量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不确定性，导致保险公司理赔资源的资产专用性很强，机会成本和利益冲突很大，其协调成本很高。因而其理赔分工的理论效率受到高协调成本的严重制约，保险公估制度安排在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下难以得到广泛的推行。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出现了闭锁状态，非绩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这种无绩效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下去，除非存在某种机制能有效地克服社会成员对传统理赔方式的路径依赖。

第三，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自1980年中国保险业恢复以来，中国保险理赔的初始阶段便选择了现在看来是无效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尽管存在着非独立性和不公正、不公平等重大缺陷，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抑制了潜在投保人的保险需求，但由于在传统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中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保险公司），他们力求巩固现有保险理赔制，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即便是新的保险公估制度较之现有的保险人自行理赔制更有效率。换言之，初始的制度选择强化了现存保险理赔制度的刺激和惯性，使非绩效的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陷入了锁定状态。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尽管对中国保险理赔非绩效制度变迁的历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种研究范式忽视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差异；过分强调“正反馈机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而无法正确处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对制度变迁主导性的影响，也无法真正把握制度变迁的源动力；其应用范围仅限于熊彼特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而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极大地制约了民间创新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因而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对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的路径解释适应范围有限，尤其难以回答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如何退出无效的路径依赖从而步入有效的路径依赖的问题。而这正是当前中国保险理赔制度变迁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

（二）

摘要：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权力潜规则的滋生和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人治”因素的影响。而建立科学的政府官员用人制度，尤其是设定用人方面的刚性标准，是削减“人治”因素的影响，有效破解权力潜规则的关键。

关键词：权力；潜规则；“人治”因素；刚性用人标准

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增加，社会共同体设计了规范其成员行为的正式制度。而为了确保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社会民众赋予政府以及政府公职人员运行制度的权力。如果作为公权力人的政府公职人员（这里仅限定为政府官员），其运行公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反，为了实现自身以及他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他们违背委托人——社会民众的意志“另搞一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公权力就成为一种扭曲的公权力，而如果这些官员通过公权力的扭曲行使能够另搞一套成功，则就制造了正式制度之外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我们将这种由政府官员通过公权力的扭曲行使，成功制造的正式制度之外的潜规则称为“权力潜规则”。

众所周知，在中国当前社会中，权力潜规则问题，已经引起了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潜规则的社会危害性之严重，而且是因为其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已是相当盛行。

权力潜规则的社会危害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导致国家有效设计的“正式制度收益”不能实现或是不能充分实现，制度的前期设计和运行成本沉没，导致社会民众利益受损，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以及社会风气恶化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是对中国的干部体制和官场生态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其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