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革新范文10篇

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目前各企业所执行的具体会计规范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的行业会计制度,这套规范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1)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帐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2)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2)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包括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和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这一方面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则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帐目不清、数据不真。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①是一种政府主导、财政补助较高、农民缴费和保障水平都较低的、处于“试点”中的初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2010年10月28日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第24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农合制度，授权国务院制定新农合管理办法。这一规定，为纠缠于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障属性②定纷止争，为完善中的新农合制度指明了方向、预留了立法空间。当下，在社会保险法视域完善和创新新农合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厘清社会保险制度的理念，确立科学的新农合制度精神内核，更是新农合制度完善的决定性因素③和首要任务。回首我国社会保险法长达14年的酝酿、起草历程，特别是近年来围绕社会保险法四审稿的争议和讨论，最为学者们诟病的是社会保险立法缺乏先进的理念。④为此，明晰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并以社会保险理念指导新农合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殊为必要。

一社会保险制度理念的界定

浏览我国学界相关社会保险法的论著，有专门论及社会保险制度理念的，却误将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宗旨———“社会保险权利的保障”当做社会保险制度之核心理念。⑤其他学者则多从宏观论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将不同时期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极具影响的学说思想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诸如人权思想、社会连带思想、人道主义和慈善思想、大同思想、社会正义思想、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三民主义理论等，①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无疑影响了各国社会保险立法。但是，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独立制度，应具有独特的制度理念。社会保险制度的理念，“应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应与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是社会保险制度构建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核和逻辑基础，能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的法治现象。”②因此，要正确厘清社会保险的制度理念，就应分析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追溯社会保险制度产生的逻辑基础。在社会保险制度的鼻祖德国，通说认为，“社会保险本质是对大的生活风险(疾病、老年等)给予保护的带有强制性质的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联盟。”［1］

社会保险的本质为我们揭示，“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共担”、“社会联盟”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精神内核和逻辑基础。追溯社会保险制度的产生根源，我们知道，在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之前，联合起来互助共济应对生、老、病、伤等各种生存风险，是社会连带、共生共存的人类天性。人类联合起来互助共济的机制或者社会联盟，相继经历了部族、家庭、互助组织、志愿机构、教会、行会组织、工会、各种商业保险机构等。当人类迈进工业化时代，社会化的风险使得传统的互助共济机制式微。但是，人类抵御社会风险的社会连带、互助共济理念没有丢，而是在社会契约思想的影响下，催生了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介入社会风险责任共担的社会机制，即“通过强制立法和保险费的征缴，实行广泛的收入转移和调剂，使人数更多的劳动者为他们可能遭受的人生各种风险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保险制度。”［2］总之，社会保险制度“是德国人为了应对社会风险，在延续‘基尔特’行会互助共济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吸收商业保险机制之精华，由政府强制介入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3］“互助共济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共同理念，而政府组织公民互助共济则是以社会契约为理念的社会连带责任。”［4］

由此，可以直观地看出，在社会连带、互助共济机制基础上，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最终催生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产生，也成了社会保险制度的精神理念和核心价值。纵观社会保险制度产生、改革和完善的100多年历史，尽管因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而导致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存有差异，但是，社会连带、互助共济、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始终都是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共同遵守的理念。社会连带法学创始人法国的法学家狄骥曾经深刻地阐述:“社会连带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客观事实，人们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具有社会连带关系。”［5］人类共生共存，社会连带是个先验命题，是公理，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社会连带产生合作理性，合作理性即广义的社会理性，包括互利合作———经济理性和互助合作———社会理性。契约则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方法，包括经济契约、政治契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社会契约)和社会契约(社会互助契约即社会保障契约)。［6］

社会连带、互助共济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灵魂和基石，它建立在人性基础上而源远流长。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就是在不断发掘这一人性基础上，嫁接商业保险筹资组合的技术，劳动者为自己和无劳动收入的家庭成员连带缴费，雇主为雇员连带缴费，国家为雇员以及无能者连带缴费等等。并且，尽量扩大互助共济范围直至一个国家的范围，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和分担社会风险。社会契约、社会共同责任是互助共济的基本工具和方法。当然，“社会契约不能仅仅狭隘地被理解为是公权力的依据，它同时也是形成社会权利的基础。公民与公民之间完全可以再次让渡一部分权利以形成社会连带的独立于公权的权利结构，而这种权利结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这里的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社会权与公权有根本区别。”［7］

摘要:司法改革深入推进，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心就是要强化司法责任。在当前检察官队伍尚未达到专业化、职业化的现实情况下，需要革新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以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让该制度成为检察办案咨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确保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司法改革;检察官联席会议;革新

一、明确功能定位，优化完善制度框架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的定位，应该是能够为检察官正确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化的决策意见，逐步减少检察官报请审批决定事项，支持检察官独立决策、独立办案，从而有效监督和制约检察权运行的科学管理制度。

（一）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决策参考

在当前司法办案中，疑难复杂、重大敏感、新类型案件多发，而司法责任制是此轮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检察办案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实践中仅以单个检察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难以保证上述案件办理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而通过检察官联席会议召集入额检察官，运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集体研究、共同会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事项，既不影响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决定权，又帮助其拓展思路、周延思考，为全面准确地研判案件、完善出庭策略提供建设性参考。比如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过程中，检察官们围绕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分析、后续补侦策略、诉讼程序走向等方面共同研讨，可以为承办检察官准确决断案件提供全面有益的帮助。

「摘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基于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其已经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瓶颈”，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革新设想。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革新设想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审委会作为“瓶颈”的负面效应渐趋显现，从而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并且主张在反思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改进完善审委会制度，从而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撰写拙文，以陈管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具体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分析：

1、违背了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1）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1林业新品种植物保护制度发展变革趋势

1.1新林业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变革国际领域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制度公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并主体由发达国家组织倡导创建了保护联盟UPOV，较大层面反映相关国家的综合诉求及利益标准，我国在90年代初期加入该组织。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UPOV组织模式为适应国际化需求，逐步对公约实施了3次修订，令其文本内容实现了优化更新升级，同时对新植物品种的综合保护水平实现了稳步提升，令保护范围持续扩大。伴随相关贸易知识产权TRIPS协议的签署，令保护新品种植物相关制度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普及，较多工业国家均对UPOV相关模式给予了充分支持，并令其成为发达国家全面推举的一类非专利性立法模式，进一步加速了其更新变革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TRIPS协议具有一定的制裁性，较多加入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履行UPOV模式，在推进其普及应用的同时，也体现出与发达国家间的争议与矛盾性，令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权利、保护遗产资源、分享利益等被不良忽视。因此为探索更为有利的模式标准，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制度将继续实现变革发展。伴随生物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同样会对国际层面新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形成较大冲击，该技术的广泛应用，令育种手段与程序实现了科学改变，令基因在更大范畴种属内实现转移成为可能，伴随基因品种植物的持续增多，令育种人员更加需要对新品种的相关知识产权进行全面保护。

1.2国际保护新植物品种的未来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相关解决结果将对未来保护新品种植物制度的发展变革趋势方向产生直接影响，令保护制度逐步由专项性向专利法方向转变，专门法的单一局限性保护将日益凸显，在商业层面体现品种全价值的基础上，将逐步重视林业农民权利的相关问题、并令国内保护植物品种的相关法律制度增大了逐步向着国际保护法律体制发展延伸的可能性。另外，对传统知识的科学保护以及遗产资源问题将逐步得到国际政府、组织以及各国的较大关注。

2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实践状况与相关运行机制

2.1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立法状况目前，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的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令育种者相关权利得到了一定保障。同时我国保护林业植物属种的相关名录进一步扩大，自实施保护条例以来，先后了4批94个保护属种名录，包含木本花卉与林木品种等，且范畴上升到170余个，体现我国在保护扩充新植物品种层面的努力与贡献。在品种权的报批申请层面，其总体数量与日俱增，对调动育种者的选育新品种、保护积极性层面创造一定贡献。另外，我国基本建立相关行政管理体系，由林业局与农业部依据各自职权范畴进行保护品种名录的申请审查与受理。其中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对蔬菜、棉、粮食、果树、油与除观赏植物外的新品种相关申请受理工作，而林业局则主要负责果树、林木与木本花卉等新品种植物的申请工作。

2.2我国保护林业新植物品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对林业新植物品种的实践保护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呈现出整体行业保护知识产权综合意识不全面、运用转化机制有失灵活性、总体质量数量水平有限，保障支撑能力欠缺等问题。在执法管理层面，体现出对林业新植物品种维权管理途径的不畅通与困难性，对于品种的保护及审定缺乏科学的协作统一性，测试应用栽培价值有所欠缺。基于林木资源具有一定的田间公示性显著特征，因而令逐步呈现的搭便车现状问题增加了掌控新品种的实际难度。而在研究林业新植物品种的成效、成果方面也具有一定难度，对于新品种权的有效激励则呈现出一定的不足性，欠缺科学合理的对新植物品种的估价系统，令其资源流动体现一定的不畅通性。

一、当代企业管理制度概述及职能

（一）企业管理制度概述

从广义上论述，管理制度是企业三个制度内容之一，还是三大制度的基础，是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广义企业管理制度涉及面较广，一般涉及到企业经营思想、企业标准、企业规划、人才开发、激励机制、领导制度及企业文化。狭义的企业管理是企业制定的，用来规范企业经济、技术及生产等多项活动的规则、条例、利益等。可以说，企业管理是企业体系、管理流程的具体表达，是企业、劳动者更痛遵守的准则。它因企业的类型、规模不同而产生不同。

（二）企业管理职能

企业管理制度是一种独立的职能，从出现就与社会密切联系，按照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三个阶段的生产发展，具体而言，可以将企业管理的发展归纳为工业化的管理、科学化管理及现代化管理三个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日益加剧下，人们意识到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并且对企业管理的认知逐渐深化。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转变中，企业管理制度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及规定，是规范企业的基础。企业管理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或者组成部分包括企业的组织结构、职能部门划分、岗位工作分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系统性、专业性、统一性的准则，基于此，企业员工应当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按照管理制度要求进行统一生产，倘若，企业生产中缺乏统一管理制度，企业就不可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够实现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管理过程中需要履行多种职能，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需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原则进行企业经营，因此，企业管理中应当由计划和预测职能。企业管理中，运用综合平衡，按照社会需求及企业自身条件对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进行计划，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测，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最优解决方法。

二、当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新观念

一、我国公司证券法律监管现状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逐步起暖，1988年自由经济市场调节的信号逐渐加强了市场的灵活性，1990年的公司证券化帮助我国公司发展确定了新的方向，起初上市的8家公司已经发展到了现在的几千家，从最早的上市资金几十亿元发展到了现在的上千亿，现在上海证券交易大厅的资金流动规模可以达到每天的几十亿到一百亿。世界市场的分工细化导致了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这种竞争具有“双面性”，有益的一面是可以加速企业发展，扩大企业资本规模，寻求有效的融资方式，大多企业会选择证券市场上市融资方式；不利的一面是对我国弱小的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让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与兼并的风险。我国证券法的监管从根本来说是以努力提高证券市场上市前和上市后的正规化发展为主要方向的，加强证券上市的健康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性。我国财经委是从1992年起开始针对《证券法》成立了起草法案小组，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上市与上市后的管理与运行做出规划，该法案1998年通过并得到推广使用，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发展环境非常复杂，证券市场变化很大，对市场的管理带来了挑战。我国公司证券上市自1997年起全部归于证监会管理，但是长期发展来看，证监会管理能力并不突出，无法做到司法部门的法律管理强制性，也没有考虑到中小投资人的最大利益，缺乏管理多元化的拓展，在证券业市场中扮演者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由于受国际化影响因素逐步较大，再经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公司上市融资的目的变得多样化，公司大股东的选择性谋利与欺诈行为屡见不鲜，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虚假性行为和内部信息操作的内幕交易行为也时常发生。1997年深圳交易所的379家上市公司中，净收益达到10%的上市公司只有93家，因为我国设置的印花税率为5%，深圳交易所全年的交易量为950亿人民币，但是印花税就要占到230亿人民币，加上证券市场的开户费、委托费、信息费等种类繁多，对政权投资者的要求过高，导致了成本过大，影响了我国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带来了困难，对我国经济发展大环境带来了挑战。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的10年时间，我国2009年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三家为主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持续的、多阶段的不断修正《证券法》，提高了证券法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对很多不合理和影响市场发展的条例都给予了修正。现阶段的证券市场发展中，要利用法律的手段加大对虚假财务信息、市场发展不确定性、公司内部监督管理等的管理，未来面向国际发展，压力更多的学习国际环境中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展理念，要学习国外《证券法》的制定技巧和措施，了解外国证券发展的历史，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正规化和国际化。对证券市场管理与监督空洞的现象要给予重视，要防范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国政府必须加强对法律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公司的法制观念，限制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证券上市的融资行为。

二、我国证券上市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财务信息造假的法律监督漏洞《证券法》中缺少对证券发行公司内部财务信息监督与管理较全面的审查措施，目前的《证券法》中只规定了对于公司内部财务信息的上市前的审查，对于上市后期财务信息的申报和披露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要求，让国内上市公司有机可乘。我国证券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是对证券市场发展的一种信息公开，对于公司内部商业秘密排除后的公司财务信息公开需要保持三个特性，即准确、及时、完整。但是我国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数据却存在一些问题：多数公司只是盲目的追求市场发展而对财务数据进行造假和虚构，公布的财务信息模糊不清、容易让投资者产生歧义，公布的信息容量不完整，信息可靠性不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过低，不能让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掌握公司在市场中发展的确切信息，从而造成了投资者的判断失误，带来了损失。公司财务信息的虚假引起了公司财务信息报告的非客观性和非公正性，这反映出企业的经济活动与实际操作相背离的现象，违规造假与信息遗漏是公司财务信息造假的主要途径，它的主要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财产虚增或虚减，损益表上的虚增或虚减和现金流量表上的数字虚拟等等。

2．没有针对性地解决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纠纷在《证券法》中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去制衡或限制上市公司内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纠纷或矛盾而引发的混乱。对于缺乏的制度而言，是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没有针对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切实利益出发和考虑问题，大股东与小股东的主要矛盾在于我国公司组织结构中对于股东和经营管理层的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公司内部的利益纷争也一直影响着公司在市场中的发展。主要问题是公司内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存在纠纷，由于大股东考虑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会忽略小股东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在市场中选择对自我比较有利的市场操作，会制定出不考虑小股东投资风险的战略决策，对于大股东来说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会影响股东与公司经营层的关系，经营管理层会从公司利益出发，去考虑如何解决公司面临的难题，选择对公司有利的发展方向，大股东会考虑个人利益而选择其他方式发展，民间个人股票投资者会由于大股东的个人利益行为而遭受损失，由于我国不存在集体诉讼制度，所以小股东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全面性保护。

3．《证券法》没有防范大股东对股价的操作和利用的机制在公司上市前，会以大股东为对象提高证券增发数量，可以使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以较低价格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大股东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良，公司发展不稳定的机会，以财务数据的舞弊和虚假报告来操作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通过资产的注入和提高企业运营业绩与声誉的方式推动股价上涨到一定程度，降低市场和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等到股票在市场中全面流动之后，大股东又利用内幕信息开展交易、对股价市场变化的操作动机可能近一步提升，大股东可以注入资产提高股价，再将优质资产进行转移，可以利用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打压股价，或者采用隐藏利润、释放利空消息联手庄家砸盘打压股价的方式，迫使股价降低，等股价下滑到适当程度再建仓注入优质资金开展第二轮的“恶意”操作。对于大股东的这种恶意的操盘行为的理解就是一种对利益追逐的不择手段，我国证券行业发展机制还不健全，在《证券法》中也没有规定大股东不能恶意竞争和牟利，针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在《证券法》中也没有相应的给出制度安排，对待不同的困境目前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和灵活机制去应对这种《证券法》中的难题。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断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采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自主创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财税管理体制,调节过高收入等措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改革;效率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些行业收入过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还未均等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转变。今后,仍需不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让改革的成果切实惠及全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我国各分配方式确立的意义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是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其演变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的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影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明显地呈现市场化的特征。

1.按劳分配方式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上升。个人消费品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在我国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为全民或集体所有,个人消费品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共同占有产品,因而谁都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的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成为个人消费的分配的尺度,因为除了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社会分工还没有完全消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仍然存在。各个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还存在着差别。这就要求社会在分配个人消费品时,必须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差别。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劳动者所分得的消费品同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相适应,才能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其次,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贯彻按劳分配,实行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迫使好逸恶劳者自食其力。这样就会更加激发起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能把劳动者的劳动支出和报酬直接联系起来,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鼓励劳动者勤奋劳动,钻研和掌握科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第四,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按劳分配要求对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科学的计算和统计。为此,企业就必须有严格的定岗责任制、技术考核和质量检验管理制度。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同时,劳动者的消费基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必然会促使劳动者以主人翁的态度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同官僚主义、贪污盗窃等现象作斗争,促进企业注重经营管理,实现劳动耗费的节约。

一、深圳过去八轮机构改革：国家经济管理从微观到宏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深圳在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胆打破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历经八次机构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府对经济管理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1.第一次机构改革：主要围绕简政放权和政企分开，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深圳特区建立的初期，就已经倍感旧体制对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1981年8月开始进行了首次机构改革，主要围绕简政放权和政企分离展开，重点是撤销、合并职能重叠、交叉的专业主管局（办），经过改革，深圳市政府工作机构由原来的53个减少为18个，深圳市委工作机构为8个，群团机构7个。撤销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为企业公司，建立了包括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深圳特区建设公司、深圳市物资供应公司、深圳市航运公司、深圳市对外贸易公司、深圳市商业贸易公司、深圳市旅游公司等为主的数十家企业公司。初步调整政府职能，对经济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这轮改革，到1982年5月才告一段落。通过改革，初步解决了精简政务、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问题，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了企业积极性。

2.第二次机构改革：主要围绕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展开。

深圳特区进入了大规模基本建设阶段后，外向型经济特征日益明显，机构设置已不能与之相适应，1983年底，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主要围绕加强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展开。重点继续简政放权以外，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同时加强决策、咨询部门。具体做法是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建立“三委五办”：将深圳市计划委员会改为深圳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增设工业发展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进出口委员会；同时成立特区咨询委员会，作为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智囊机构；在市长、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分设基建、财贸、交通、农牧、文教等五个精干的办公室，作为协助市长工作的办事机构。这次改革，持续到1985年5月才告一段落。这次改革，增强了政府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掌握经济信息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职能，强化了间接调控的职能和手段。

当前，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全新的环境。传统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要继续保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机和活力，迫切需要对队伍建设的制度进行创新。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创新是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当前，国际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背景下，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激荡并日益加剧的趋势，在谋求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在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中，都时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相互联系和碰撞。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和谐校园的建设。

1．师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价值追求上的多元化。传统的道德标准正受到冲击和挑战，追求实惠、淡化荣誉的现象逐渐增多，思想更加独立和贴近实际，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师生思想的深刻变化，要求对他们思想行为分析的方法更加科学和理性。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空间和渠道不断拓展。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扩大覆盖范围，拓宽服务保障领域。这些都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要求提出了严峻挑战。

2．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之一是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获取量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一个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它的到来使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工作主体与客体在信息占有上所处的地位已悄然改变。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传播媒介，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网络信息交流的平等性、共享性，使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间的信息差不复存在。过去对工作主体的要求是“要给他人一滴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工作客体占有的信息很可能比教育工作者掌握的信息内容更多、来源更广、覆盖面更大。信息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要求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的挑战迫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除了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和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外，还要特别加强自身建设。只有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环境，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制度创新，才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跟得上时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稳定有效地发挥。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创新，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工作整体化、连续化、规范化的需要。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在队伍建设制度创新上下工夫，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工作的整体化、连续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