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范文10篇

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制度；反腐倡廉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P131)。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求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色反腐制度，力求用制度保障权力，用制度推进新时代廉政建设。制度反腐是抵制腐败的外在规制,构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制度保证。报告指出，我党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可见，制度建设构成了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的桥梁枢纽并由此不断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1.制度反腐思想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各历史时期的党中央领导人都不断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经验。运动是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伟大壮举，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2](P207)。在运动中，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为一体的党建布局初步确立并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党建布局也不断迈向更高的层次。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3］（P38）随后，在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3］（P152）制度建设在党建中的地位逐渐清晰，任务指向也日趋明确。与此同时，党内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廉政建设成为我党亟需解决的大事。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将反腐倡廉作为党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单独列出，十八大依旧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作为党建的五个方面加以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一要求使制度建设的整体效应更加突出，使制度建设与党建的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更加明确。报告中将“反腐倡廉建设”修改为“纪律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更充实的内涵［4］。

2.制度反腐思想的新特色

摘要:本文以法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一方面运用“卡－梅框架”研究硬法的规制与保障，另一方面以经济诱因为标准划分软法的激励规则与助推规则，深入阐释制度的多元功能。从功能视角检视已有制度规范的优劣得失并提出改进建议，有效推进共享医院的良性发展，助推医疗改革、型塑医疗体制，以制度创新之姿落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共享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医疗体制改革

作为“共享+医疗”的典型实践，共享医院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创新之举，能为公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具有共享性质的医疗机构在多个城市纷纷落地。其中，共享医师为共享医院的主要模式之一，但该模式下的医院的发展面临着种种阻碍。追溯其源，相关制度规范不配套是根本，而制度规范通过有效实施才能作用于共享医院各主体的关系之中，保证共享医院良性规范的发展。故在此，在功能视域下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现有制度规范进行检视，旨在找出其缺憾之处，为制度的完善提供意见。

一、硬法的规制与保障

“卡－梅框架”是由法经济学耶鲁学派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德提出的一种规则框架，它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提供了用以理解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统一视角”，是研究规则选择和效率比较的一个主导范式。［1］我国学者凌斌对其进行重构和扩展，形成以下框架，更为清晰地揭示了逻辑重构后的规则结构。以该框架为工具，有助于我们全面检视与共享医院相关的硬法体系及其规制与保障情况。(一)有为规则:硬法介入的基础。有为规则是指特定法益在受到侵害时应当得到法律救济的规定。而无为规则是指法律对于一个利益不能或不再作为法益的法定情形给予的明确规定［2］。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为规则是将一个利益确定为法益，对其给予法律救济的规定，无为规则恰好相反。而讨论规范共享医院的有为规则，实则是在讨论硬法是否需要介入共享医院运作中的问题。从企业本质的角度看，共享医院作为营利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经济效益的催化下，共享医院在运营过程中很有可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达到经济目的。此时如果没有硬法的介入，那么社会公共利益将得不到有效保障，受害人也难以依据法律获得救济。从公共性质的角度看，共享医院集合社会上闲置的医疗资源，通过多种平台模式服务患者，不仅能够起到为公立医院引流的作用，而且能够满足患者的多样化就医需求，实现了改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效果。在实现公共性目的上，共享医院与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立医院是具有一致性的。为增进广大患者福祉，硬法更应介入其中，为共享医院提供发展的制度环境。无论是基于企业本质还是公共性质，硬法均需要介入共享医院的运作之中。而将共享医院的相关规范确定为有为规则，而非无为规则，就是决定了共享医院运营中所涉及的各主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法律保护”，是禁易规则、财产规则，还是责任规则、管制规则。(二)禁易规则:业务范围的界定“卡－梅框架”中的禁易规则指的是在明确法益归属的同时，却不许法益在即使是自愿的买卖双方之间进行转让。［3］可见，禁易规则肯定各主体拥有一定的法益，但是对于法益的转让方式进行一定的限制，旨在划定市场边界，明确市场主体的业务经营范围。共享医院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发展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故需要禁易规则来界定其进行交易的范围。目前，禁易规则在多方面约束着共享医院的经营范围，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26条严格限制任何医疗机构从事器官买卖;《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管理的指导意见》(八)严格规范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审批的程序，禁止代孕、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滥用性别鉴定技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59条限制药品交易范围，禁止使用假劣药品，过期和实效药品以及违禁药品。关于医疗方面的禁易规则大多属于一般性制度，对于所有医疗机构都适用。然而，仅仅依靠一般性制度约束共享医院是远远不够的，共享医院与传统的医院在医护人员的资质审批、营业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若无专门性的制度对其进行全面约束，那么共享医院这一新行业很容易利用制度的漏洞从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损害公众和社会的法益。因此共享医院的良性发展还需更多与之相配套的禁易规则的约束。(三)财产规则:合作运作的空间。所谓财产规则，是指希望从权利持有人处取得权利之人，只能通过自愿交易，支付权利人同意的价格而取得该权利。在此过程中，国家只有最低限度的干预起到允许和保护法益自愿交易的作用。就此而言，财产规则本质上为共享医院提供了合法运作的空间。基于医院与患者分析，医院能给予患者生命健康的医护和保障，患者为此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即医疗费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生命健康保障•医疗费用”的自愿交易关系。这种“双方自愿”蕴含着两方面的“对称性”:1．信息对称共享医院需要了解患者的需求，患者也应知道共享医院的供给，才能促成双方“自愿交易”。但在传统医疗机构，医患之间难以实现信息对称。因此，完善财产规则的先行任务是，制定相关规范打破医疗体系垄断的桎梏，鼓励并支持共享医院的发展。目前相关制度规范主要为政策性文件，待共享医院发展成熟，应通过立法程序将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上升为法律法规。2．交易对称就医疗市场而言，医疗费用与医疗质量必须相当。患者到医院“消费”是为了得到相应质量的服务。只有两者相对合理时，患者与共享医院之间的“交易”才能持续。一旦两者失衡，一方的交易成本便会过高，其相关权利便会受到侵害，“交易”就会无法进行。目前的制度仅注重对医疗费用或者医疗质量方面的约束，尚无相关制度对两者的对价关系进行规定。患者与医院的“交易”过程中，价格合理是交易对称的体现，理性协商同样也是。交易不对称一经出现，理性协商则至关重要。相关制度对此予以规范，《医疗事故管理条例》第20条中规定医疗事故争议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22条规定医疗纠纷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财产规则强调理性协商，可使交易再度恢复常态。基于医院与医生分析，共享医院的医生多为多点执业医生，《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广东省中医药局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管理办法》、《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等制度均赋予了医生与共享医院进行交易的权利。多点执业医生通过与共享医院进行协商确立各自的权利义务即双方的法益，从而降低或者避免了劳动与回报不对等的风险。财产规则给予了医师与共享医院交易的空间，从而促进了医师资源的流动，对共享医院规模的扩大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四)责任规则:各方利益的救济。“卡－梅框架中的责任规则，是指只要愿意支付一个客观确定的价值，就可以消灭一个初始法益。”［4］也就是说，法益的转移不再仅仅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定价，而是由法律设定“买断”或“卖断”价格。［5］那么，在医疗领域，患者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或补偿，从而弥补医院对其法益的侵害。对于患者而言，符合责任规则的医疗赔偿制度主要包括泄露患者医疗信息赔偿制度、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其中包括泄露患者医疗信息或隐私、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等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认定、赔偿数额，结算医疗费用等进行详细规定。《侵权责任法》第22条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均赋予了患者享有人身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但是，共享医院的运作模式异于传统医疗机构，共享医院的医师大多为多点执业医师，医师的行为受多个医疗机构的管理，而制度关于信息泄露的认定以及医疗事故责任的分配等仍存有缺憾。(五)管制规则:运营过程的监管。管制规则是指虽允许私人交易但施加了法定限制的法律规则。［6］对于共享医院而言，管制规则就是允许共享医院与患者进行交易，但是在准入资质、医疗服务等方面进行限制的制度。共享医院作为营利性企业，其运营或服务质量关乎患者的权益，若其提供的服务质量与患者支付的价格不相符，患者的权益则会遭到侵害。故需要相应的制度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筛选更优质的共享医院，鞭策共享医院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现行法律中，《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广东省中药局关于医生多点执业的管理办法》第四条对多点执业的医生资质做出了限制，这是在法律上对医生进行甄别选拔。《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三章第16条、第17条、第18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章以及各省份《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管理条例》等都规定有关部门对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进行监督规范。在管制规则中，制定和审核义务要求由代表国家权威的第三方行使的，而上述法律制度符合由代表国家权威的政府部门来行使管制和监督义务。

二、软法的激励与助推

［摘要］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制度定型、发挥制度优势、提升制度效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我国国家制度资源的存量，实现职工代表大会与企业工会的有效对接，从而在生产领域中创造出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通过行使民主管理权实践基层群众自治，是将我国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路径。同样重要的是，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有效对接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机制的运转，只有在有效机制的支持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优势。

［关键词］职工代表大会；基层群众自治；国家制度资源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我国政治发展在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则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在推进制度定型、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制度效能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党的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制度资源的存量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可以发现，将职工代表大会与企业工会有效对接，是将制度优势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路径。

一、国家制度资源重组与基层群众自治

在企业中实践基层群众自治，意味着落实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权，也就是要贯彻落实公民的政治权利，但是并没有单一的具体制度将完整的政治权利确立于生产领域之中，而是通过多种制度将分散的、不完整的政治权利确定了下来。其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是承载公民的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使企业民主管理制度运转起来，实践基层群众自治，关键在于整合现有的国家制度资源，通过重组承载着分散的、不完整的政治权利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使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能够在生产领域之中形成。因此，国家制度资源重组是基层群众自治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基本路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早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就已建立，但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企业产权改革和治理结构变革的冲击下遭遇困难。这种困难的实质在于职工代表大会脱离了公司制企业的治理过程，职工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职工代表大会也就不享有任何能够影响企业决策的实质性权力，自然就不可能发挥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了。摆脱这种困难的重中之重就是，重新将职工代表大会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中去，而要实现职工代表大会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嵌入就必须牢固地确立职工的民主管理权。这就是说，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民主管理权的掌握者，自然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管理权在现代企业中的系统性建构是从2007年制定的《关于建立和完善中央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指导性意见》开始的，这个文件的重点内容就是尝试实现职工代表大会与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有效对接，在明确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将职工代表大会嵌入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并且着重指出确立民主管理权是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①由此可见，民主管理权也就不再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异质性因素，而是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后颁布执行的《劳动合同法》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上，将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提升到了更大的范围之内，并且给予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更为牢固的法律基础。《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②《劳动合同法》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以具体法律的形式落实了宪法确立的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而且在于它破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从产权性质看待民主管理权的僵化观念，明确要求所有的用人单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都必须保障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这就意味着民主管理权终于在中国工业生产领域之中得到了确立。2012年党和政府制定了《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试图建立专门的保障劳动者民主管理权的制度体系，其基本的内容就是在《劳动合同法》确立劳动者民主管理权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确立职工代表大会行使民主管理权的主体地位。《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下同）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企业应当按照合法、有序、公开、公正的原则，建立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实行厂务公开，推行民主管理。”①可以说，此次制定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是自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制定的最有力度、最为系统的保障劳动者民主管理权、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在为下一步制定《企业民主管理法》探索经验。尽管尚未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但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公司制企业相契合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职工代表大会和劳动者民主管理权的对接乃至融合标志着中国企业民主制度的发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证明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企业民主制度在此基础上走向社会民主的趋势越发明显。民主管理权实际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或者说就是劳动者在生产领域中的政治权利。一般而言，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主要包括团结权（结社权）、集体谈判权（争议权）和罢工权（抗议权）。其中，团结权是基础性环节，只有当劳动者组织起来了才会有力量；集体谈判权则是关键性环节，所谓企业民主管理就是体现为劳动者以集体谈判的方式介入企业决策；而罢工权则是保障性环节，当企业决策不能反映劳动者的合理利益时，劳动者就能够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行使工人阶级的集体性权利即罢工，进而迫使企业向劳动者的合理利益做出让步。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自始至终都存在于生产领域之中，只不过确实没有以完整的、清晰可见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存在着，但是伴随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转型的完成和劳动者民主管理权的确立，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也随之开始融合，并提供了形成完整的集体权利的机会。在中国国家制度体系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是承载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的国家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行使劳动者民主管理权的主体。因此，按照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此种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应该承载着工人阶级完整的集体权利，或者说至少职工代表大会有着承载工人阶级完整的集体权利的资格和空间。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设计来看，职工代表大会首先承载着工人阶级的集体谈判权，并且集体谈判权是职工代表大会得以介入企业治理从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职工代表大会运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过程。其次，职工代表大会也承载着一定程度上的团结权，职工代表大会虽然不是工人阶级的结社团体，但它是定期举行的、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性组织。从这个角度讲，职工代表大会是一种不连续的、间歇性的团结权的体现。最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能有效避免罢工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罢工权就是劳动者有组织地使用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形成的集体性力量的权利，而且由于罢工权是在集体谈判失败之后的威慑机制，因此罢工权不可避免地带有破坏性。职工代表大会同样是一种集会形式，只不过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内部进行的和平集会形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在形式上就表现为由劳动者选举产生的代表联合起来形成集体性力量，并且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的所有决策正是以此种联合起来形成的集体性力量为基础，职工代表联合起来形成的集体性力量为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劳动者通过职工代表大会以形成集体性力量，这种集体性力量是以和平化的方式，对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能更好地落实企业与职工双赢的制度架构，能有效避免罢工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也就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权的体现。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团结权的体现，自然就是劳动者的利益代表性组织，并且依照《工会法》的相关规定，中国各级工会组织享有代表劳动者从事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①此项规定实际上变相默认了工人阶级的罢工权，同时也承认了工会介入罢工并代表劳动者进行交涉的权利。②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要想实践中国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权，只能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制度整合起来，从而重组它们各自承载的资源。具体而言，就是将企业工会制度嵌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借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政治地位，在扩大企业工会的合法行动空间的同时，也为职工代表大会注入了操作主体和动力机制。企业工会嵌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就有着法理依据，无论是工会制度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早已确定了企业工会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当企业工会将运作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主要职责时，企业工会就获得了合法的组织和动员工人阶级的空间，于是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权就在企业工会运作职工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被完整地创造出来。

二、基层群众自治在企业中的运行机制

摘要：劳务派遣制度是我国用工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劳务派遣制度规避责任和风险，在出现人事劳资纠纷时，可能出现“双害结果”。针对劳务派遣三方主体，从立法规定责任追究、强化监督检查和加强普法宣传等方面进行制度性完善，以期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双赢”的结果。

关键词：劳务派遣;用人单位;权利保障;制度建设

劳务派遣具有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的优势，是很多用人单位选择劳务派遣工的原因。但在实际工作中，劳务派遣制度的不当运用也对用人单位、劳动者以及派遣单位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了消极影响。

1劳务派遣制度概述

1.1劳务派遣制度概念解析。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劳务派遣制度并未作具体的含义规定。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相关内容，所谓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签订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遣至用人单位工作，派遣工在用工单位接受用工单位的指挥、监督，进而完成用工单位规定的工作任务的一种用工形式。其实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就业形式，一种劳动经济关系。1.2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现状。我国在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中第一次对劳务派遣制度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为规范劳务派遣制度和市场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2012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劳务派遣制度的立法意图和规制措施。新《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厘清了劳务派遣的基本性质，即劳务派遣仅为主流用工的一种补充形式。为了进一步明确劳务派遣制度的实际运行规制，我国又制定并实施了《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该《办法》主要就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这一中介服务的主体资格、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范，为劳务派遣制度合法运行提供法律指导和保障。劳务派遣制度在国际上也被广泛使用。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劳务派遣工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多在3%以下，如美国为2％，日本为3.4％，英国为2.6％，德国为1.2％，法国为2.1％。对比可见，我国的劳务派遣用工所占比例明显较大，原本只是作为用工补充形式的劳务派遣，其发展规模却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预期。由于劳务派遣制度并未成熟和完善，导致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出现越来越多的劳务纠纷，严重影响到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如何从制度上进行完善，建立科学、严格的劳务派遣制度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问题探析

内容提要：死刑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法惩罚方法，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对死刑的态度不同，而对死刑的态度不同有直接造成另外各国的死刑制度不同。但从目前来看，在国际社会中刑罚走向轻缓，死刑趋于废止，基本上已成大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修订后的新刑法中确立的死刑制度到底如何呢？笔者就此谈一点看法。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内容提要：死刑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法惩罚方法，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对死刑的态度不同，而对死刑的态度不同有直接造成另外各国的死刑制度不同。但从目前来看，在国际社会中刑罚走向轻缓，死刑趋于废止，基本上已成大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修订后的新刑法中确立的死刑制度到底如何呢？笔者就此谈一点看法。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1问题的提出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部署。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要求：“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就诊，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形成。”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性文件是2006年国务院的《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要求“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探索开展社区首诊制试点”。如果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双向转诊制度”的初步设想算起，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已经提出整整20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有关分级诊疗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实施办法，对分级诊疗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工作。与此同时，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对分级诊疗的研究，在分级诊疗的模式、作用、路径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对分级诊疗制度的构建做了大量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制度，也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分级诊疗模式。可以认为，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收效甚微。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多年来出台了多项顶层规划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落实计划和措施并进行实践探索，同时还有学术界的众多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而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却是困难重重呢？关于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可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优化与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1－6］。但是，很少有人论及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现状是否具备开展分级诊疗的条件？是应该先开展满足这一制度要求的医疗资源基础条件建设，还是先实施这一制度并通过它重构现有医疗资源的结构？即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建设和结构优化与分级诊疗制度推行两项工作谁应该先行？关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主要障碍，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职责不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居民就医选择无限制，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以及缺乏疾病分类管理标准［1］。但在笔者看来，除了医保制度和疾病分类管理，其他原因都与医疗资源配置有关。对分级诊疗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主流学术观点，笔者并不反对，但这应该是成功的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后的衍生效果，而在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分级诊疗制度前，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总量不足是其建立的最大障碍，或者说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应该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2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资源性障碍的主要表现

所谓分级诊疗，是指按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由不同级别和功能的医疗机构提供相应医疗服务。其实质是一种基于医疗服务需求的逐级诊治过程以及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最大化、患者管理服务精细化的医疗服务形态［7］。其核心思想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基层首诊是基础，双向转诊是核心，急慢分治是保障，上下联动是机制。无论是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还是急慢分治与上下联动，目前的医疗资源结构和医疗资源总量都难以满足其需要。2．1基层首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基层首诊是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文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满足为前提的。从满足居民的就医需要角度讲，最基本的医疗资源是医疗人力资源（主要是医生和护士）、技术资源（主要是诊疗仪器设备）和床位资源。《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实现基层首诊最关键的是需要有能够满足常见病、多发病诊治需要的全科医生和相应的医疗设备（设施）条件。目前，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医疗资源的80％又集中于大中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基础与居民就医需求存在较大差距。《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全科医生20．9万人（其中，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7．8万人，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的13．1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1．51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比例仅为6．5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2．59％和18．74％，每机构平均拥有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分别为13．09人和9．66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共592．5万台，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61．8万台（且多为低值设备，50万元以下设备占其设备总数的97．2％），仅占10．4％；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9641．9亿元，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86．8亿元，仅占6．1％；综合医院平均拥有万元以上设备188．9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仅有13．5台。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拥有床位741．05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占19．0％，尚有46．1％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3％的乡镇卫生院没有设置病床，拥有50张以上床位的基层医疗机构仅占21．5％。与成功实施分级诊疗的国家相比，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和英国全科医生占执业医师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3和2／3［8］。在美国，由医师组成的联合诊所中，4％的诊所有核磁共振成像设备，社区医院床位占各级医院床位总数的70％以上［9］。按照《分级诊疗试点工作考核评价标准》要求，到2017年，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按照这一标准最低要求，仅城市就需要近16万名全科医生（2016年底我国城市人口7．93亿），目前我国城市仅有全科医生10．8万名，需要补充5．2万名。如果按照《指导意见》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最终目标（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名～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计算，我国全科医生尚缺口6．8万名～20．6万名。如果实施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大量的在大医院接受诊疗服务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将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就目前的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来说，不仅全科医生和执业医师数量严重不足，各种诊疗仪器设备和床位也都存在巨大缺口。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医疗资源条件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如果强行全面推行“基层首诊”制度，一方面势必影响患者及时、正确的治疗，甚至延误病情；另一方面由于诊疗水平和服务水平（条件）的限制，导致居民普遍性地就医满意度低下，进而使原本集中于大型医院的医患矛盾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移。2．2双向转诊：二级医院承接能力有限《指导意见》对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后城市二级医院的功能定位是：“主要接收三级医院转诊的急性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也就是说，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后，城市三级医院的急性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将转诊至城市二级医院。在我国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下，“由下而上”转诊并不困难，不论什么病症、何种病情的患者，二、三级医院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通吃”的现象原本就长期存在，而困难的是“由上而下”的转诊，如果说三级医院出于现有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没有向下转诊的愿望与动力，可以通过制度或政策等行政手段干预解决，而二级医院的承接能力不足可能成为向下转诊的最大障碍。《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二、三级医院拥有床位4516605张，其中三级医院2213718张（占49．0％），二级医院2302887张（占51．0％），三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98．8％，二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84．1％；同年二、三级医院总住院人数为15256．5万人，其中三级医院7686．2万人（占50．4％），二级医院7570．3万人（占49．6％）。仅就床位资源来说，如果强行要求三级医院将急性病和术后恢复期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转诊至二级医院，即使是三级医院50％的上述患者转至二级医院，以目前二级医院现有的资源条件它是无力承接的，现在是三级医院“住院难”，将来可能是二级医院“住院难”。2．3急慢分治：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与其医疗资源结构不匹配为实现急慢分治，《指导意见》对城市二、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和职责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功能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功能不同就需要配备不同的医疗资源，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急性病恢复期患者与术后恢复期患者、老年病与晚期肿瘤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设备是不同的。这就涉及现有医疗资源结构如何调整和增量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已形成稳固的高度“向上集中”格局，各级医疗机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如果说各级医疗机构可以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实现功能转变，通过分级诊疗制度设计和实施强行要求改变其医疗服务范围，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二、三级医院已经拥有的大量针对一般性疾病诊疗的技术设备（设施）及三级医院已经拥有的康复医疗的技术设备（设施）等“存量资源”将如何处理？《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纵向流动”，那么，作为大型医院“固定资产”但与《指导意见》规定其服务功能不符的诊疗仪器设备等资源如何流动？是资产剥离另组机构，还是无偿“下放”给基层（下级）医疗卫生机构和慢性病医疗机构？第二，《指导意见》鼓励部分“二级医院转型为慢性病医疗机构”。这类医院转变为慢性病医疗机构后，其原有的急诊医疗和一般性疾病诊疗的技术设备（设施）等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同时作为慢性病医疗机构，与其功能相符的医疗设备和设施又将如何补充？第三，对承担慢性病、康复期、老年病、晚期肿瘤患者等治疗、康复、护理服务功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其资源条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补充和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现有医疗资源的结构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想发挥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后的功能，国家必须对其倾斜性地增加医疗增量资源的投入。但近年来，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量医疗资源的投入增加有限，并没有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明显倾斜。以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为例，2016年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总额为4848．6亿元，其中，各类医院获得2138．5亿元（其中综合医院1439．6亿元），占44．1％，基层医疗机构获得1546．3亿元，占31．9％。总之，我国目前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结构与《指导意见》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是错位的，不解决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与其医疗资源结构的匹配问题，急慢分治就无法实现。这也是这些年来分级诊疗制度没有真正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2．4上下联动：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有困难《指导意见》要求“引导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建立目标明确、权责清晰的分工协作机制”。实现上下联动需要三个前提：一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依据各自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体现“急慢分治”；二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要实现双向转诊畅通，体现“有序转诊”；三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与其功能相匹配，体现由上而下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是上下联动的基础，“有序转诊”是上下联动的前提，“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是上下联动的保障。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现有医疗资源的分布结构看，由上而下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还不能完全满足“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需要，总体上，三级医院的治疗性医疗资源相对过剩，二级医院的康复性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护理性医疗资源明显缺乏。总之，对二、三级医院来说，如果不做存量医疗资源的调整和重组，这些医院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可能不遵循规定的医疗功能和职责而扩大其医疗服务范围，若强行要求其转变服务功能，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只强调其转变服务功能，如果不做增量医疗资源的倾斜性补充，它们将因资源不足而无力完成其应承担的医疗服务职责。各级医疗机构若不能做到各司其职，上下联动也就失去了基础。

3居民缺乏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感

按照《指导意见》对基层首诊的要求是“坚持群众自愿、政策引导”原则。相比于通过政府政策调控“驱使”居民基层首诊，居民患病后自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首诊，是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最成功的标志，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还不具有这样的就医意愿。有学者认为，无论大病小病都要去大医院就诊，是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就医习惯［10］。其实居民就医选择上的“就高不就低”，居民纷纷涌向大医院就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居民的就医习惯问题，主要是因为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不信任，担心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延误诊治和康复，本质上讲，不信任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要是医生）的医疗水平和检查、诊断仪器设备水平。关于居民不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度低导致的［11－13］。有调查研究显示，41．8％的居民不愿“去社区首诊”［14］，28．5％的人是因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不放心”［12］，61．2％的人不接受分级诊疗［15］。关于康复期下转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态度，有调查研究显示，67．9％的人表示康复期后不愿转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就诊，其中34．8％的人是因为“不信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12］。有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前文已经述及，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即使通过医保制度改革和强行推行居民与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条件不改善，没有让人信任的医疗资源基础，很难改变人们“向往”大医院的就医意愿，仅靠“政策引导”要群众树立基层首诊“自愿”意识，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效果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分级诊疗制度建立本身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居民的就医意愿，如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患者也能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和治疗，不同级别、不同功能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能够真正满足居民的不同医疗需求，居民的就医意愿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改变了。

［摘要］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或多或少与土地利益有关，改革相关制度安排是保障农民权利的关键。在全面推进公益、商用两立的用地制度改革前，可先期试行一些地方已取得成熟经验的制度尝试，如城乡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制度。农地流转方面，则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进农地顺畅流转，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同时启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

［关键词］土地流转;征用;制度

一、现行土地利用制度的问题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构架包括三个部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批租制度、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农地变为非农用地的征地制度。当前的大量问题和矛盾都集中在后两种土地制度安排上，尤其沿用征地制度而引起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城市土地使用权批租制度的基本内涵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城市土地所有权，并通过在一级土地出让市场上批租若干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一次性收取整个租期的土地出让金。目前，土地出让金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须提及的是目前土地出让市场执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拍挂”制度。尽管它不是我国基本的土地制度，但却是国有土地的法定市场交易机制和土地市场价值发现机制。第二部分是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但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长期归农户，它兼顾了土地资源的稳定性、流转性，基本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其问题开始显现。最主要的是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充分，农民没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表现就是土地产权中的处置权尤其抵押权不完整。这导致在农地流转方面，农民的宅基地及其地上资产不能跨地区交易，承包地及宅基地也不能作为一项重要资产进行抵押或资本化的股本入股，丧失了资产的投融资功能。第三部分就是原来的农业用地，城市化后转为国有土地时适用的征地制度，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包括农民集体)无权进入土地交易市场。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目的，可以动用征地权把农民的集体土地变为国家所有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有很多的农地征用并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纯粹是为了商业性开发，比如高档楼盘或工业项目。尤其以低价从农村征到土地，再按照市场规律以高价卖出去，中间的差额就成为城市建设的资本来源，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取得的各项“政绩”大多源于这种土地财政收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也是地方政府与农民利益矛盾的重点领域。

二、土地资源再配置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尤其借助征地制度，土地要素的城市化速度更快。从资源的空间配置来看，农地进城后会得到更密集、更节约的利用———同样一幅土地，盖上30层的楼房，就等于30亩的土地。如果农村人口进入城市30户，理论上在农村就可以净增29幅耕地(按一户占用一幅宅基地面积计算)，这就是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般的结论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耕地会净增加，日本、西方国家的实际经验也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现实与一般的规律恰恰相反:快速的城市化占用了大量土地，但农村占用的建设用地数量并未减少。这样的资源配置“两头”不经济，该密集的密集不起来，该解放的解放不出来。城市化加速后城市用地大量增长这很自然，但农村非农占地数量为什么没有相应减少呢?主要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二元户籍制度横亘在城乡之间，进城打工也难以轻易转为市民，农村的房子尚可容身，不能卖掉，即使每年只回去住几天，却是一种保障。那如果撤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能否较容易地转为市民呢?他也不会轻易地让出所占土地，因为这块宅基地是无偿分配来的，不占白不占，除非有人出高价他才会让渡。卖给当地乡邻又卖不上几个钱。进一步推理，如果城里人或外资出高价买，农民又愿意卖掉宅基地，他的地就能够卖成吗?还是不能，因为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把宅基地出售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只能在农村乡邻之间互相买卖。小产权房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城镇居民买小产权房我国在法律上是禁止的。所以，在这三条通道都被堵死之后，农民进城后留下的宅基地仍然占在那里，总量上还可能随着新增农户的增加而增加，除非制度上的放松将它解放出来。这就是农村和城市建设用地配置的现实，两头都在膨胀。两头扩大建设用地的土地资源配置发展下去将产生什么矛盾呢?挤占耕地。最终可能导致18亿亩耕地红线守不住。

一、序言

当前，现代宪政发达的国家大多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也正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目前我们国家的宪政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不够发达且问题较多，原因很大部分在于违宪审查制度不够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其他的诸多原因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倒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当从当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从诸多方面综合考虑，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先进制度与经验，从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宪政实施的必然要求。

二、违宪审查的历史演变

从宪法制定到实施的历史经验来说，宪法的制定与实施理所当然离不开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规定违宪审查制度以保障宪法规范得以真正实现。正是宪法与违宪审查制度如此紧密的关系才使我们可以通过某国家的宪法史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史，这两种历史通常是平行的甚至可以是重叠的。但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演变却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规律而是呈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立宪目的并不在于行宪。以制定宪法的统治政权的性质为标准，可以将旧中国的立宪运动大致分为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时期以及南京国民党时期。首先是清末时期，这个时期的立宪活动有《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十九信条》。前者仅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君上大权以及臣民权利义务；后者同前者相比对皇权则进行了更多的限制，确立了更加接近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形式。接着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宪活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此宪法并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任何规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与宪法有关的的有三个，其中《天坛宪法草案》有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但《中华民国约法》没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南京国民党时期，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三部宪法。这三部宪法对违宪审查制度都有规定，但我认为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最为详尽。接下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曾颁布过四部宪法，其中1975年宪法没有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而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则对违宪审查制度有一些规定。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之争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说，针对是否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理论界尚且存在争论。理论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否定论”，一种“肯定论”。其中有的学者持“否定论”，认为我国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而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是要有专门的机构，但是我国至今都没有建立这种机构。另外只有当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抵触时，才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必须满足宪法的最高性和宪法的可适用性两个条件。然而我国宪法不具有可适用性。另外我国在法律适用中并没有启动违宪审查制度，使违宪审查制度等同虚设，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虽然我国的违宪审查模式有一定的缺陷，宪法的适用性也不够强，但这依然不能否认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有学者认为我国是司法审查模式，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立法机关审查模式。虽然我国没有直接明文规定我国的违宪审查模式，也没有说我国存在违宪审查制度，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管是何种审查模式都说明我国是存在违宪审查制度的。

摘要：在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中，非正式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应正确引导和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正向功能，重视习俗影响，塑造道德理念和建构新型文化，积极探索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农业保险制度的有效结合，构筑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农业保险体系。

关键词：农业保险；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内的正式制度安排依旧十分薄弱，非正式的制度仍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替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构建完善农业保险体系过程中进行思路上的创新，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功能，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使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理想的制度变迁效果。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正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原始形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就是在与各种灾害的不懈斗争实践中，萌生了对付灾害事故的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的保险方法。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为应对纷沓而至的水旱饥荒，“积蓄备荒”的保险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王朝，在大灾之后保持社会的稳定，各种仓储制度应运而生。这种以实物形式的救济后备制度，具有政府统筹、带有强制性的保险的性质，在民间多采用“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形式的自保与互助风俗制度，从某种程度来说，几千年封建农业社会积淀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保障思想与非正式制度，时至今日仍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