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范文10篇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制度保障，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与质量。回溯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程，全景式透析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总结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并明确制度改革的未来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历史链条下，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不仅融汇于这一历史进程，而且随着国家治国理政方针适时转变、社会转型深入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逐渐从“服务经济建设”迈向“文化权利保障”，并最终走向“文化民生建设”。这一制度安排在变迁过程中也呈现出以社会公平为基本价值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步整合并交互影响，强制性变迁下兼具诱致性因素，渐进式变革下制度增量发展与存量优化等规律特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体系化建设、民主化发展、智慧化建设和法治化规范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改革趋势。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文化建设

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①。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创新发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如何提升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质量，尤其是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融合发展时，以文化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议题。为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和有效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学界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基本制度安排展开了广泛研究。然而，鲜有人从制度变迁角度系统地审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发展过程与实践样态，并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提供一种历史镜鉴。因此，本文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程为线索，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总结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并明确制度改革的未来趋势，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制度质量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一、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嬗变轨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提供基本的且有保障的公共文化产品为主要任务，旨在以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文化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规则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发展新变化，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历经回归复兴、扬弃发展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构成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发展的历史链条，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赋予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改革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一）“意识形态工具”转向“经济建设工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复兴回归（1978－200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包括经济生产在内的国家建设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管理与严格控制。在此背景下，政府从整体上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集聚了政治意志与行政逻辑。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主要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场域中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有7．7亿人处于贫困状态②。为此，国家实施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汇聚所有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由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快发展经济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这一时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迫切需要。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优先地位不断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较多地从个人魅力转向了经济增长，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成了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③。由此，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事业的“生产性功能”日益凸显，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附庸与工具。从制度理念看，“发展优先，服务经济”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根本理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逐步以“发展优先，服务经济”的发展理念指导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以适应国家经济秩序构建的需要。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清除错误观念，加强文化建设，逐步改变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同时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④。在此背景下，《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也强调了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⑤。在“发展优先，服务经济”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政治属性开始淡化，其经济属性则日益凸显，并逐渐形成一种“补缺式”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制度建设在延续中进行了局部调整，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单一化特征突出。这一时期，社会力量较为薄弱，地方政府仍是主要供给主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并未突破单一化局限，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同时，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职能，致使面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文化站、电影放映和娱乐演出等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公共文化供给产品。例如，随着《关于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关于解决农村乡（镇）电影放映工作人员工资待遇问题的报告》等专项规划出台，文化站、电影放映等公共文化产品成为政府的主要供给内容，目的在于加强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财政保障看，地方分担且农民分摊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重要财政保障，“以文养文”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促进经济发展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以“分权”为核心启动了行政体制改革，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治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至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主要依赖于地方资金投入，并通过“以文养文”的方式获取资金保障。1984年，《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明确指出，文化站的经费投入主要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地方政府对文化站的财政支出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增加。同时，文化也可以通过经营、代销活动抑或采取“以文补文”的方式增加收入，进而用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⑥。1994年，随着分税制改革不断推进，地方财政逐渐上移，在未合理划分事权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仍依靠“属地化”财政投入，基层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无力承担更多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只能面向乡镇企业或直接面向农民进行筹资。据统计，1993年农村地区总税额为687亿元、人均税费为80．7元；1994年总税额增长至958亿元，人均税费112元；1995年总税额达1154亿元，人均税费134．3元⑦。显然，这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得农民的分摊与收益严重失衡，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延续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单向度、封闭式运行模式。随着文化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为减少成本，国家开始以行政的逻辑对文化市场与文化事业进行管理和规范⑧。这表明，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仍然遵循行政的、管理的逻辑，延续着传统的部门式文化生产方式。同时，社会力量较为薄弱且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这使得各级政府仍然通过文化部门以行政逻辑进行文化生产，以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使其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这也意味着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运行管理始终没有突破原有农村公共文化运行管理体制的刚性束缚，仍然依托政府部门单一主体结构，通过“资源在内、重心在内”的指令性运行管理模式建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二）“政府文化管理”迈向“文化权利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扬弃发展（2002－2010年）。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水平，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速度日益加速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经济总量大幅提高、收入分配方式更加多元，但城乡发展失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致使社会发展出现弥散化现象。为促进各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新规划和社会改革的源生内需。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农民文化权利意识兴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再简单地依赖于行政逻辑和管理方式。同时，农民文化权利倍受重视，并最终纳入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谱系之中。全社会公平享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议题，这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集中体现，既关系着农民文化权利实践，也事关社会治理绩效提升。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属与工具，而是以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展开叙事。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重视农村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推动城乡文化、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⑩。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保障和实现农民的文化权益瑏瑡。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理念已由“发展优先，服务经济”迈向“公平优先，权利导向”。以普惠化发展逻辑推进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突破单一化局限，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社会力量得以成长并日渐展现出协助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国家准许、鼓励和支持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与供给，供给主体呈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特征。另一方面，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国家加快农家书屋、村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电视入户、电影放映等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内容。2002年，文化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通知》，明确要求为城乡基层群众提供快捷、丰富的文化信息产品和文化服务瑏瑢。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突破了政府单向度直接供给的传统供给方式，开始以市场配置资源，通过政府购买、补贴、服务合同外包以及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供给农村公共文化产品。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合同外包、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实现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瑏瑣。从财政保障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仍由政府主导，但筹资渠道愈发多样。因农民分摊的制度外筹资方式致使农民的履约成本与实际收益严重失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更好地保障农民文化权益，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完全取消了农民分摊的筹资方式，开始通过转移支付、建立专项资金、引导社会投资等多种方式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02年，文化部等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政府建立与健全专项资金制度，并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瑏瑤。这表明，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多渠道筹资方式逐步确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因资金不足而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也缓解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严重滞后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矛盾。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逐渐从政府单一主体结构的封闭型管理转向多元参与的外向型管理。2005年文化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强调，农村文化事业建设需要深化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增强活力瑏瑥。2006年，《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明确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改革目标，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事业单位依法有效运行与行业自律的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宏观调控、职责明确、运转有序的调控体系瑏瑦。这表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主体结构不仅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运行管理过程中的资源整合逐渐实现由内向外的转移。这种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运行管理模式和过程，是一种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需求的开放型管理结构，是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管理情景。由此，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与管理体制逐渐从政府单一主体结构的封闭型管理转向多元参与的外向型管理。从监督评估机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呈现出权力体系内自上而下实施监督评估的特征。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建设，既是履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必然结果，也是督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各项措施得以落实的有效手段，更是政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建立相应的文化建设评估机制，将建设服务情况纳入考核内容瑏瑧。2009年，文化部颁布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指出，文化行政部门需对文化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等基层文化工作建设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考评瑏瑨。这表明，为确保文化成果惠及农民，国家构建监督评估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履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相应责任，但这一阶段的监督评估局限于政府内部自上而下进行。（三）“文化权利保障”走向“文化民生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深化完善（2011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改革朝着纵深推进。随着社会发展的民生取向不断强化，以人本发展为价值依归，实现国家的良序、社会的善治和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新方针。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总的目标指引下，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治理质量，实现全民共享治理效益和改革成果成为社会改革的重心，国家开始以治理逻辑推动文化民生建设以造就深刻中国文化品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民生问题备受重视，公共服务改革作为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议题。中国政府关注农民公共服务需求，长期致力于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瑏瑩。在此情境下，各级政府重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然而，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表明，公共文化资源过多集中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仍较为匮乏瑐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把农村文化广播电视、送书送报等公益性文化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重点任务瑐瑡。这一规划出台，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并成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由此，“公平主导，民生引领”制度理念得以确立，此理念并非前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价值理念的简单延续，而是全面的优化升级，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尽管，城乡居民是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但都享有平等参加国家文化治理的权利，理应均等享受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因此，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实现“文有所惠”，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指向，这既是现代化治理进程中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责任担当，也是农民需求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发展实际进程相契合的应然选择。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制度安排已置于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之中，处于体系化、整体性的调整与完善中。从供给体系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核多元”供给体系得以确立。为改善与保障农村文化民生，国家正式确立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一核多元”供给体系。一方面，国家不断激发多元供给主体的参与动力。国家先后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以引导民间资本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投资，同时颁布了诸如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公共服务以及对公益事业捐赠减免税收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以提高市场、社会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的积极性。例如，国家相继颁布《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开展“结对子”等公共文化活动，以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数量。与此同时，政府在充分肯定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合同委托、服务外包等供给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后，逐步对其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从财政保障看，公共财政主导下多渠道投入的财政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国家通过设定强制性指标和财政支出比例，激励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职责，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按照基本补助标准的20％、50％和80％的比例安排补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安排。”瑐瑢这既明确了地方财政支出的责任，也扩大了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同时，国家继续以优惠政策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以增加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筹资渠道，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主导下多渠道投入的财政保障制度。从运行管理体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管理体制提档升级，以需求为导向的协同集成式运行管理体制得以形成，有效集聚了各方力量并高效整合了各种资源。例如，2013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党政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沟通协商机制，共同承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职责，形成工作合力。与此同时，国家探索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吸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专业人士、基层群众参与管理。”瑐瑣可见，随着制度理念与目标的转变，为了能更好地回应农民需求，为农民提供均等优质公共文化产品，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管理体制继续完善，逐步建立了开放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协同集成式运行管理体制。从监督评估机制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机制逐步向权力体系内外相结合的监督评估机制转型。2012年，《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指出：“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鼓励多方参与评估，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瑐瑤这表明，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监督评估除依靠政府外，还需构建内外结合的评估系统，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以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弥补传统的政府自我监督评估的缺陷。由此，加快实现监督评估内容的指标化、具体化，积极引入农民、社会中介组织进入评估系统，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获得感，又使得权力体系内外相结合的监督评估机制得以形成。

二、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的规律特征

一、制度变过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简介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变化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金融制度发展史，其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各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制度（投资银行业务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存贷、结算业务均可在一家银行或金融集团进行）。如德国实行的是全能型银行制度，而在英国，法律上并不存在对银行业务的限制，但由于商业银行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在8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制度。但自1986年实行“大爆炸”式金融改革以来，英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历史地看，美国在“大危机”之后通过的CS法案开创了以立法形式要求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先河，此后，英、日、法等步其后尘，建立了与其类似的金融制度与监管框架。但自80年代以来，根据具体的国内情况及国际金融的发展潮流，英、法、日等国先后放弃了这一分业经营制度，并一度确立了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抗衡的优势，而美国由于实行分业经营的弊端，在与英、日、德等国的较量中曾一度处于下风。在分业经营的管制下，美国商业银行面临狭小市场中的过度竞争，盈利水平下降，它们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以创新的形式改变现有的市场环境，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监管的束缚，使监管政策失去了初始成效，但却给市场增加壁垒和成本，这使得业务相对单一的美国商业银行在与外国商业银行、本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受到两面夹击，内忧外困，备受掣肘。随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灵活的投、融资渠道增多，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在整个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也就是美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脱媒问题，导致其在竞争力和稳定性方面逊色于其他实行混业经营的竞争对手，甚至在80年代后期一度失去了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美国银行界强烈呼吁废除了CS法案，给予其发展空间，直至1999年11月4日美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并同时废除CS法案。这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正式迈入混业经营时代。而全球范围内，混业经营由于其自身优点，在国际金融竞争中逐渐胜出。日本也于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允许银行、证券混业经营，专业制银行和混业经营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国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选择了混业经营。“大危机”时期，出于国家短期稳定、安全利益的考虑，美、日、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及金融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的逐利动机，从而以金融创新、金融工具的方式在实际上实现了混业经营，随后各国立法给予了事后的确认。这种银行业的分合之争的最终解决，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决定。

三、对金融经营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解释

【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论文关键词：债务融资制度变迁企业债券市场银行贷款

论文内容摘要：在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社会主体对债务融资制度的创新需求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以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础。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债务融资制度变迁属于政府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呈现出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债务融资结构的非均衡性、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非连续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设置服从政府的偏好和效应函数，以及关系型债务融资异化等等。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并通过法令推进的变迁，只有在政府收益大于成本时，政府才会有动机建立新的制度。

我国债务融资制度变迁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界，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大一统”银行制度；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银行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银行体系，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国有银行的产权和治理结构混乱等方面。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则经历了较大的起伏，与政府制定的企业债券法律法规的变化相呼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债务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可以发现无论是银行制度变革还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始终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控制，市场化的资金配置关系尚未形成。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债务融资制度变迁属于政府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呈现出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债务融资结构失衡、制度变迁的阶段性和非连续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设置服从政府的偏好和效应函数，以及关系型债务融资异化等等。但在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社会主体对债务融资制度的创新需求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所说的会计制度是指广义的会计制度，即规范会计行为的一系列法规、准则和制度的总称，包括会计法、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我国会计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多元的利益主体、分化的市场、产权改革的滞后与法制的不健全，加之利益冲突调整措施的时滞性使得既得利益十分刚性。而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制度的变迁，为缓解当前会计改革引起的利益冲突，必须进行全面的、深层的、持久的改革。

一、会计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按博弈论的观点，会计制度的制定者其实是局中人，会计制度是策略，会计信息供方和需方以及会计制度的供方和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影响策略的水准。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博弈过程中的策略和利益调整。会计制度博弈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会计制度制定机构掌握了制定权，利用裁决权让其他局中人为制定者所代表的集团服务。

会计制度的博弈双方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会计实务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计理论界一般是会计制度博弈中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会计理论界通过研究讨论和制定会计法规与政府发生联系，直接感受到较为充分的政府的“旨意”；另一方面，会计理论界又需要从实务界广泛听取意见和“呼声”，才能使制定出来的制度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但如果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缺乏沟通，便会使得会计制度的制定者过多地接受政府的“旨意”而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会计制度的制定者也就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最终使得会计制度的博弈由政府与企业的对弈转化为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对弈。这一矛盾的转化，显然不利于会计制度的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也难以使会计制度达到“纳什均衡”状态。

会计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了便会采取措施完善原来的准则，制定新的准则加以疏导、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便会展开新一轮博弈。经过多次博弈，会计制度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公认程度便会日益提高，纳什均衡便会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会计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帕累托优化过程。

二、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点

［摘要］任何国家和政治社会都处在一定的制度中，任何社会的政治变迁也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本文通过对制度变迁的考察，试图解释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失败的制度性原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国是国家强社会弱。在近代中国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民间资本不能很好发展，发展资本主义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由此社会自发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是不可能的；而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的弱化对于国家权力强行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也是不可行的，最终导致近代中国迈向资本主义的失败。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治发展；合法性

Abstract:Anycountryandpoliticalsocietyareincertaininstitutions,andanypoliticalchangeinanysocietyisalsothechangeofsocialinstitution.Thispaper,basedonthereviewofinstitutionalchanges,triestoexplainthereasonswhymodernChinacouldnotgoforcapitalismfromatraditionalsocietyofagriculture.InChina,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ntryandsocietyisquitedifferentfromthatofwesternstates.AsChinaispowerfulasacountrybutweakinsociety,thepropertycouldnotbeprotectedeffectivelyinmoderntime,thedevelopmentofprivatecapitalwasinembarrassmentandharmedthefarmers’profit.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hasdamagedtheinterestsofthefarmers,soitisimpossibletospontaneouslyachievetheinnovationofcapitalistinstitution;anditisalsoimpossibleforthestate’spowertopushstronglytheinnovationofcapitalistinstitutionbecauseoftheweaknessofthestate’spowertosociety,thusitcomestotheresultthatmodernChinafailedtogointocapitalism.

Keywords:institutionalchange；politicaldevelopment；validity

所谓“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North）看来，就是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的社会规则，“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1］227-228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正因为存在由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制度，社会才能避免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陷入霍布斯笔下的“丛林状态”，从而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在整个历史上，凡是有规章便比没有强。”［1］30同时，即便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制度也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即需要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制度的确立背后隐藏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利益结构的变化，制度也要做出相应的变化以确保其合法性，虽然国家权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如果制度变迁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或回应，那么制度变迁也无法有效实施，所以考察特定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特定制度变迁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本文也立足于此。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几千年华夏文明史上从未遇见过的大变局——要么变革制度以不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要么固步自封而沦为西方强国的鱼肉。一大批救亡图强的中国人致力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以摆脱西方强国的欺凌，但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中国国民党，即便通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还是没能完成由传统小农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探讨近代中国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