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内容摘要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模式即治道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府发展水平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乐。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这一过程既是宏观上全面系统推进的结果，但更是具体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创新、积累并推动宏观变革的结果。

本文以江苏和武汉新近实施的公共管理创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为例，说明了公共管理创新对于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03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江苏省废除了有关严禁没有婚姻证的男女混住，武汉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禁止麻木难的问题。在中央层次，全国人大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

这些新的公共管理举措，和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具有很大的治道变革意义。认真总结与分析这些新举措和新法律法规所包含的治道变革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通过管理与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

【摘要】古往今来治水在中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方面，干旱缺水、水污染和水生态恶化成为治水面临的全新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水危机态势，水问题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多重挑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如何保障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当代中国水危机的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治水模式的变革和转型。政府部门已经加快了治水变革的探索，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突出地位。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新的治水思路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在过去八年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在构筑长江防洪体系、缓解黄河断流、规划南水北调、实施新水法、建设节水型社会、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等一系列事件之中，标志着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尽管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增强市场的作用，积极扩大社会的参与。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互补互动的新型治理结构。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摘要：研究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变迁与可行的有效模式，探讨改进公共管理的方向与路径，其根本目的是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和优化公共事务管理。换言之，就是要与时俱进，推进治道变革，以回应时代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公民福祉。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不言而喻，出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推进治道变革对于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政府管理；公共管理；治道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来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为特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治道变革的紧迫挑战。这一变革的方式和路径依各国国情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治道变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建国56年来，中国政府在改革政府管理方面曾经尝试过很多努力。今天，历史的发展已经把治道变革的使命以无可选择的方式推到我们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之治道变革，包含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如前所述在全球面临着共同的时代挑战之下所要求的变革；二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有传统型向现代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而言，这样一种传统型的执政方式就是政治导向型的、权力高度集中和带有相当大人治色彩的政府管理方式。应当看到，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前30年占了主导地位。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全国上下同心奋力，中国的紧急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逐渐富裕，社会初步繁荣，国家蒸蒸向上，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不论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有多少问题与不足，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当今中国在将近两个世纪停滞与落后之后所取得的奇迹般的发展。[1]凤凰从火中升腾，中国已它自乾隆时代末年以来最好的国际位置进入21世纪。[2]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公共管理的改善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推进改革开放持续强劲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顺应和尊重民意，依据人民的意愿确定政府工作方向和指导政府工作的原则

一、西方政府研究思潮的主义背景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的价值观念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样的价值观多有某种“主义”的特点，“主义”之争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在西方语境中大为不同，但在“主义”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对政府的研究有两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从政府的职能出发，倾向于建立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则从政府权力的授予来考察，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这两种思潮形成于20世纪，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扩大国家责任，但并不认为国家权力是无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义由于害怕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主张缩小国家权力，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要国家干预。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不是绝对的，二者产生矛盾的前提是：国家的责权对应。

中国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国家福利太多，因此我们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国家福利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国家福利。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有其基本的价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也有明显的价值重合。其价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权利、自由与程序正义。

二、对当前中国传统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传统中国而言，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传统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并非因为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的属性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内容提要：有效政府对于可持续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政府不仅是技术上有效的政府，而且还应该是具有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和动态效率的政府。有效政府需要一个适当的制度平台，该平台提供了持久的、良好的激励。该制度平台的构件是多因素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最为需要的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构件。这些制度构件构成了现代政府的制度平台，它们分别与无限政府、人治政府、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相对，后者构成了传统政府的制度平台。政府效率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治道的转型。从传统政府走向现代政府，中国启动这一治道变革进程已经有了20年之久，并且已经取得了各方面的收益。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并且要注意到这一进程是无休止的。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关注治道变革各个方面的协调进展问题。

关键词：有效政府制度效率制度平台

Abstract:Efficientgovernmentiscriticaltosustainabledevelopment.Efficientgovernmentshouldbeefficientnotonlyintechnicaltermsbutalsointermsofallocation,institutionanddynamics.Efficientgovernmentshouldbebasedonanappropriateinstitutionaldesktopthatprovidessomelong-standingandbeneficialincentives.Thisinstitutionaldesktopismulti-facedandcomposedofalotof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mongwhicharelimitedgovernment,governmentoflaw,decentralizedgovernmentanddemocraticgovernment.Allofthes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themaincomponentsoftheinstitutionaldesktopofmoderngovernmentandmuch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governmentincurrentChina.These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respectivelycontrasttounlimitedgovernment,governmentbyman,centralizedgovernmentandundemocraticgovernment,allofwhicharemaincomponentsoftraditionalinstitutionaldesktop.ItismuchimportantincurrentChinatocontinuetransformingthegovernancefromthetraditionalinstitutionaldesktoptothemodernone.Thisprocesshasbeenlaunchedforatleasttwodecadesandachievedmanybenefitsthathavebeenmuchwellknown.Thefurthereffortsarealsocrucialandseemnoend.Governmentshouldbedirectitsattentiontocoordinatingalldevelopmentsinvariou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

Keywords:EfficientGovernmentInstitutionalEfficiencyInstitutionalDesktop

有效的政府对于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拥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福气，他们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公共生活，从而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纠纷；而不拥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国家，则往往不能有效地处理各种冲突和纠纷，社会矛盾重重，道德败坏，到处充满着犯罪，整个社会甚至陷入战火之中，连生存都存在问题，根本谈不上发展。就如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所说：“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物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物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i]

因此，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之外，人们一般认为，有效的政府对于持续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什么是有效的政府？它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它的构成具有什么样的制度要件？人们却缺乏基本的探讨，在国内尤其如此。本文的目的，是在理论上探讨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基本制度构件，认为政府的效率不仅包括技术效率，而且还包括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和动态效率。在这些效率价值中，制度效率是最根本的，它是政府长期有效的重要保障。建设有效的政府，必须建设适当的制度平台。对于中国来说，最迫切的就是要建设市场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权政府和民主政府等制度构件构成的现代政府制度平台。

一、规律与现代大学德育规律

规律是和本质密切相关的一个哲学范畴，但二者之间有区别。本质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是由事物内部矛盾所规定的根本性质，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在人们的思想中有两种规律观念，一种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规律，另一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规律。动力学意义上的规律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一种事物的存在必然导致另一种事物的产生，事物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确定联系，只要知道原因，就一定能知道结果，或者只要看到结果，就知道原因；统计学意义上的规律“不是事物之间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这种规律观认为，客观世界中某种事物的出现，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事物的变化发展并不是按单值因果关系运行，而是按概率分布规律运行”〔1〕。现代大学德育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复杂性，二是环境的复杂性。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不同于物，人具有自觉性、主观性、能动性。在现代大学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自觉性、主观性和能动性，他们是有意识、有思维的正在从事德育活动的有血有肉的人，德育活动是在他们一定的思想、意识、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而人的思想、意识、观念是在变化发展的，这就决定了大学德育结果的不确定性。从教育者来看，他们在德育活动中设定的德育目标，选择的德育内容，采取的德育方法，都受制于他们在先前的实践活动和交往关系中形成的“前理解”。依据“前理解”，他们对德育的内容、目标进行主观的理解。也就是说教育者给受教育者传授的思想、观点是带有主观性的，同样的内容，不同的教育者有不同的理解，面对同一个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者会选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方法，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从受教育者来看，当代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群体，他们能否认同现代大学德育内容，主要看他们“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在大学德育过程中，大学生总是从他们自身的需要出发，运用他们已有的价值标准选择教师对他们施加的各种影响。只有那些符合他们需要的、符合他们认识的影响才会被吸纳，并在合适的时候外化为行为。而每个大学生所处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地域文化及个人兴趣爱好不同，决定了每个大学生的需要和个人的价值标准的差异性。所以在同样的教育情境中，相同的德育教师采用相同的教育方法诠释相同的教育内容，大学生对德育内容是否认同及认同程度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大学德育环境也具有复杂性，这些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及各种思想文化，包括家庭出身、家庭教育，大学生群体的交往环境，大学生所有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这是大学德育活动开展的外在条件，在具体的德育活动中，教师可以选择和创设优良的环境，促进德育活动的发展，但是外在的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教师无法控制的。并且外在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自发性，有可能是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影响，有时消极的影响会消解大学生从教育者那里接受的积极影响。大学德育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现代大学德育的不确定性并不代表德育无规律可寻，事实上，它仅仅表明德育过程是有诸多因素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其中没有确定无疑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大学德育过程和结果间存在因果联系，换句话说，现代大学德育是有规律可寻的，只是这些规律并不是严格的因与果一一对应的关系。笔者认为，根据现代大学德育系统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及内部系统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现代大学德育规律具有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现代大学德育的外部规律，即大学德育系统要素与外部环境系统要素之间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教育者“教”这个角度而言，外部规律又可以称为德育的社会适应性规律；内部规律，即德育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教育者如何展开德育活动，使受教育者将社会要求转化为自身的需要和行为，如何实现德育目的的规律。鉴于教育者在德育内部系统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教育者发起和主导着整个教育过程。但教育的发动和整个过程都要以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接受能力和可能性极限为基础，以教育对象的积极接受状态为基础，教育的目的要以教育对象转变、生成为合格人才为基础〔2〕220。这就要求将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受教育者的活动统一起来。因此，在现代大学德育系统内部的基本规律可以概括为个体适应性规律。

二、现代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规律

现代大学德育的社会适应性是指现代大学德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适应社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需要。社会需要具有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人，同时，人只有获得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大学德育作为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主要途径，其目标的设计、内容的选择以及德育过程一定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如此，大学生才可能获得社会发展所需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一）现代大学德育要适应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的规律德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德育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决定、影响着德育的发展。德育不可能超越现实社会给它提供的条件而单独存在。因此，人们只能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德育。一定的社会决定了一定的德育，一个社会如何，这一社会的德育便如何，即这一社会的德育内容、方法、手段等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德育作为意识的范畴，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物质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德育。因为随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个人或家庭与人们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出现，使社会发展需要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等来调节现实生活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矛盾。这些普遍的东西就是德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德育作为维护社会系统秩序的要素，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历史传承下来的一些思想、道德、风俗、文化等，比如爱国主义思想，虽然不同社会、国家对爱国的内涵理解不同，但没有哪个国家、社会不要求民众爱国的。另一方面，德育具有发展性，这首先取决于德育本身是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其次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使然，不同的社会对德育有不同的要求，即使在同一社会条件下，由于社会自身的变化和发展也会促使德育作出相应的调整。上述观点表明，德育是社会中的德育，社会为德育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有了限制。因此，现代大学德育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德育目标的提出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受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这在客观上决定了现代大学德育目标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脱离现有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假、大、空”的德育目标和内容没有现实的意义。（二）现代大学德育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律一定的德育服务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社会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德育为其服务。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和内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德育对社会的功能和价值无从谈起。1.现代大学德育目标的社会适应性规律德育目标要以社会发展为参照，就必须反映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要求，必须面向未来社会的发展。所谓现代大学德育目标的社会适应性规律，是指现代大学德育目标的制定要满足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大学德育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经济基础存在着密切联系，应该主动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引起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变革，现代社会的这些变革要求现代大学重新认识和确立教育的目标，其中包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大学德育目标的确立。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击着社会旧有的道德和习惯，竞争意识及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随市场经济的实施而产生。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更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人们在重新认识自然，审视社会的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摒弃保守落后的观念，增加了主体意识，实效观念，使得行为主体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原则（如等价交换，效率优先等）也被运用到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中，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的产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现代大学德育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发挥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这些作用是否有效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现代大学德育目标的设定则影响德育作用的发挥，不切实际的目标使大学德育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德育目标的制定过程中，不仅要有政治教育、理想教育的目标，也要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标，实现各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不仅立足于社会现实，还要面向未来，把握时展的趋势，实现理想目标和现实目标的统一，远期、中期、近期目标的统一，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的统一。2.现代大学德育内容的社会适应性规律现代大学德育目标的实现与德育内容息息相关，德育内容是影响德育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现代大学德育内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现代大学德育内容全面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要求；二是现代大学德育内容满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第一个层面中的“全面反映”不等于说将社会各领域中所有要求都融入德育内容，在德育内容中将社会所有要求纳入进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德育内容是有选择性的。当然，也不能遗漏重要的内容，不能将现代大学德育等同于单纯的政治教育或者单纯的道德教育，或者只是单纯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层面中的“满足”是指现代大学德育内容要能针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当然，现代大学德育不可能直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它是通过培育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来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同时，这里的“满足”还包含有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含义，社会具有发展的需要，德育内容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要适当的超越现实，才能发挥引领的作用。现代大学德育内容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现代大学德育内容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就要求现代大学德育内容达成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从目的来看，德育内容是指向未来的，它关注大学生个体的思想政治道德生活，要求大学生在思想政治道德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标。现代大学德育内容因为有未来指向性而具有理想性，它引领大学生的精神不断完善。但现代大学德育内容又必须依托于现实，现实生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的生长点和作用点，德育内容如果不具有现实性，其理想性也必然走向虚无。因此，现代大学德育内容应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为学生提供解决思想困惑、政治迷茫、道德困境的智慧和技能。现代大学德育内容只有体现更多的现实性，才会有针对性。同时，现代大学德育内容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理论来源于实践，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否则不具有说服力。这就要求现代大学德育内容要达成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现代大学德育具有规范性教育的性质，这使德育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通过理论的学习，明白思想、政治、道德领域的道理。但这些道理（理论）必须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相关，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关，脱离生活实际的理论和知识无法解决和解释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实践证明的理论不具有说服力。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的“知而不信”“知而不行”。

三、现代大学德育的个体适应性规律

现代大学德育尽管具有多方面服务于社会的职能，可归根到底是通过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实现的，也就是说德育的外部规律是以内部规律为基础的。因此，现代大学德育除了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规律，还具有个体适应性规律。现代大学德育要培养具有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人才，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实现，没有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没有大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无法完成现代大学德育的使命。所谓“现代大学德育的个体适应性，是指现代大学德育工作要适应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需要，适应其年龄特征、个性特点和思想品德的实际情况，通过教育和引导，将社会的要求转化为大学生个体的需要、动机和行为品质，使其形成相应的社会生活能力”〔3〕。（一）适应大学生身心和思想品德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进入大学阶段，大学生的品德发展总体上趋向成熟，但是在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成熟度不一样。各年级大学生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同。比如对大学生而言，大一是个转折点，在这个转型阶段，他们面临着“目标失落与确立、自我冲突与认同、理论困惑与选择、学习依赖与主动”〔4〕等矛盾。而大二、大三是新生在基本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之后形成稳定的行为和心理表现的阶段，这一阶段大学生的新鲜感与不适感已经过去，他们对自身的专业素质、性格特质、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开始重新确立人生理想和目标；他们开始了系统而深入的专业学习，参与社会实践，心智逐渐成熟，对自我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专业认识有阶段性的提高，专业方向开始形成，但离毕业还有相对长的时间，加之学生活动多，学习的动力会有所下降。进入大四，他们将面临较多的问题和压力，学业压力、考研升学问题、就业问题、情感问题、初入职场的迷茫和恐惧等等。大四是人生又一转折点，面临身份的转变、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和思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认清各个时期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及他们的需要是做好大学德育工作的前提。在学生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选择不同的德育内容，采用不同的德育方法。比如德育内容根据现实发展需要而不断更新，体现出发展性、层次性、可操作性。要将不同的德育内容用有效的方法呈现出来，有些教育内容只有在人相应的发展阶段教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新生入学教育应在学生入学时进行，恋爱观的教育适宜放在大二大三阶段，就业指导适合放在大四等等。总之，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超越了发展阶段的教育就像是拔苗助长一样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2〕219。当然，大学生身心发展有阶段性，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复杂过程。这也决定了大学德育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二）适应大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大学生由于遗传因素，成长环境因素及受教育质量存在着差异性，因而在气质、性格、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发展的水平，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发展水平也具有了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存在于大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上，存在于大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上。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差异性正是我们进行德育的依据。“对有了一定的意志力，却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人，应以实施政治教育为主。对政治上有很强的参与意识，思想方法却很偏激的人，应以实施思想教育为主。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必须根据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具体地确定针对个体的教育重点和开端，以便使思想政治品德各要素能方向一致、平衡发展。”〔5〕对有一定思想政治道德知识性认知，但没有强烈情感和坚强意志、坚定信念的人，就需要有实践的磨炼，等等。（三）遵循大学生知—行转化的规律现代大学德育的目标是将社会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需要，外化为大学生的行为。要实现现代大学德育目标，使大学生掌握德育知识无疑是基础工作，但仅仅掌握德育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大学生的情感、意志、信念、行为等非知识性的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使非知识性教育和知识性教育同步发展。知识性因素和非知识性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大学生只有德育知识，没有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知识性因素的作用，就不可能转化成为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习惯。因此，现代大学德育过程，不仅是给大学生传授德育知识的过程，更是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情感、意志及信念的过程，是指导大学生践行思想政治道德信念的过程。这就要求现代大学德育工作要遵循大学生从认知转化为行为的规律。大学生的品德形成并体现于长期的行为中，大学生每个有德行为的发生都是知、情、意、信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现代大学德育工作要遵循大学生从知到行转化的规律。“知”即认知，是信和行的前提和基础。在大学德育工作中，要使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真懂，也就是全面、完整的认知德育内容，这就要以精彩的德育活动内容、丰富的活动形式来充分调动大学生的感觉力、知觉力，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强化大学生的记忆力，丰富大学生的想象力，使大学生广泛掌握、深刻理解德育内容，德育工作要做到“晓之以理”。“情”即情感，要实现对德育内容的真信，情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情感存在于整个接受过程。它影响着信息的接收和选择，大学生在情感的驱使下，往往注意和选择能满足情感需要的知识信息，回避和忽略与之相悖的知识信息。同时，情感可以激发大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判断力。当大学生对德育内容处于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时，会将内在的情感转移至德育内容本身，这就有助于形成对德育内容的接受，消极的情感则能消解对德育内容的认同和接受。因此，德育工作需要“动之以情”。“意”，即意志。大学生的意志过程在德育内容的接受活动中，使各环节、各因素都指向一定的目的，调控着他们的注意力，调整着他们的接受标准，使接受活动向着一定的目标发展。同时，大学生的意志调控着接受德育内容的情感，使这种情感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此影响着大学生实现对德育内容的接受，德育工作要“勉之以恒”。“信”，即信念，是指大学生对德育内容从认可、接受状态到信赖推崇，最后到内心上的拳拳服膺，行为上的孜孜以求，成为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力量源泉。为此，德育工作要“导之以行”。

摘要：本文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法治精神创造性转化

自从伽达默尔提出关于传统的多元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以来（Gadamer,1975），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剧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现实情境的展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生物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似乎已经“消解”的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着，且作为“集体下意识”内化入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2]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如何与标志现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一个仔细的梳理和反思。

一、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二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基础上，通过礼仪规范而施行的德治传统。集中体现为儒家的治政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应当指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品德。政道合一，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为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彦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赞道类此四贤，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4]可见道德之重要性。虽然，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结尾处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与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远，但从总体上说，在“德”、“法”关系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德，有耻且格。”[5]，法律治表不治本，诛恶不劝善，所以儒家提出“礼”这个层次更高的类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为“德”的辅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关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颇为公允：儒家主张明君贤相之说，其基调是人格主义，但由于明君贤相不可能连接出现，为使平庸的执政者、执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强调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为信赏必罚的公正政治的基础。[6]

“三个代表”既有其真的维度，即它是中国执政党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又有其政治上的“善”的维度，即它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追求和根本原则。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不能不重视它的政治伦理维度。

第一，从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追求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任何政党都秉持着自己所特有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这是它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进行评价的根本尺度。无产阶级政党是应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性质决定了它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作为自己最根本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和道德理想。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也是现实政治价值的主体。由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在总结巴黎公社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时，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执政条件下的政治道德价值观：人民公仆掌握无产阶级政权，“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它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对自己的政治伦理价值观进行总结和提炼。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共产党人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后来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坚持的政治伦理价值观的最新提炼和表述。它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伦理上愈来愈成熟、愈来愈自觉。

第二，从政治伦理关系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出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历史上，有见识的统治者或者为其代言的思想家都懂得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者的江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利益上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即使他们在主观上做多大的努力，都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任何政党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来源于人民，依靠于人民，并为人民所用。它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毕竟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施政与施政对象的角色分工，而且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社会结构巨大变迁等主客观因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可能与危险。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党脱离人民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今天，这句话更加具有警示意义。如何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何使党不脱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这一课题的一个科学解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我们传达出的一个主旨思想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自己的执政来促进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幸福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是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本。总书记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政治伦理关系的鲜明而生动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益关系，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权力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是人民授予的，所以必须为民所用；三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决定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就难以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是权力的主体，是监督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实现者，是权力的被授予者，是被监督者。

第三，从政治制度角度来看，实现“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含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和这种政治伦理关系得到实现，就必须依赖于制度伦理的建设。邓小平同志曾对制度伦理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这些方面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也就是说，制度伦理是政治伦理的首要问题，它决定着政治组织和个人的政治伦理状况。因此，要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确实地得到贯彻，就必须把制度伦理建设放在重要地位。进行制度伦理建设，首先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在现代社会，一定社会政治伦理水平与该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民主化、法治化程度愈高，政治伦理水平愈高。其次是要加强一系列具体机制建设。要通过权力运行机制的建设，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通过用人机制的建设,举贤任能，实现政治的清明昌盛；要通过道德立法建设，把政治领域体现公共意志、表达公共利益的基本道德要求和原则法规化，赋予道德以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要通过道德监督机制的建设，使社会舆论和媒体行使其对政治决策和政治人物的监督功能，提高政治伦理的水平。再次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活力，变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的领导和执政都转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实现依法执政。

第四，从主体角度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唤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这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观条件。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水平，最根本的是要塑造共产党人的新型政治道德人格。政治道德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稳定的、综合的道德心理特征，是个体道德素质状况的集中体现，是道德主体自律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政治领域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道德人格的缺失。一些政治行为个体不受政治道德约束，丧失了对政治道德价值和理想的追求，贪婪地追求利欲、权欲的满足，其极端表现为政治人格的完全异化，即政治“双面人”的出现。塑造新型的政治道德人格，有两条根本的途径，一是加强政治道德教育，在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中间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的教育；二是加强政治道德修养，要求政治个体通过学习、反省和践行，主动进行自我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完善，培养道德理想，增加道德自律能力。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为标志，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1）公开性：从“暗箱行政”到“阳光行政”；（2）责任：从非完全责任到完全责任；（3）施政：从规制到治理；（4）反腐：从遏制到标本兼治；（5）治国：从法治到法德并举。同时，本文对上述价值取向的变革分别作了具体的阐释和思考。

【关键词】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公共行政；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黄仁宗(1979-)，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E-mail：hrz2001@，Tel：010-62762849.Add: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围绕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审议通过了“十五”计划。作为中国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不仅是中国启动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从此，中国告别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实际构成了当代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水岭。相应地，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也面临着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的现实需求。

本文认为，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为标志，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包括公共行政理念的转变，还包括公共政策选择、公共权力定位和政府治道范式的变革。与以往诸次价值取向变革相比，本次变革具有崭新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

首先，以“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标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我国即将正式启动第三步战略部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