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范文10篇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人们对政府角色认识的新变化,公共支出膨胀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自1995年以来,我国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处于上升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公共支出规模涉及公共财政基本职能的实现,其增长是个缓慢的过程,受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公共支出规模研究得到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所指的公共支出为公共财政支出,即政府执行其职能的成本。

从国外看,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归因于需求面因素,即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如Musgrave(1966)、Peacock&Wiseman(1967)、Mueller(1989)、Dao(1995)等。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人们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不仅考虑需求面因素,同时融入供给面因素和政治面因素。供给面因素强调公共支出能力尤其是政府税收能力对公共部门规模的影响,如Kau&Rubin(2002)、Kenny&Winer(2001),Tridimas&Winer(2005);政治面因素强调不同的政府结构如官僚主义(Niskanen,1971;Oates,1985)、民主制度(Boix,2001;Lott&Kenny,1999;Mueller&Stratmann,2003)等。这些研究对解释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上的洞察力。

这些研究都不是针对中国情况进行的,且大部分研究暗含年度平衡预算的假定,没有考虑政府债务的存在。另一方面,政治面因素与需求面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与发达国家成熟的政治制度不同,我国是一个在摸索中、追赶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共决策的作出首先是视现实经济发展需要而定,官僚主义等政治影响的确存在,但终究受制于现实需要,并作用于现实经济。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情况,将政治面因素分离出来是多余的。由此,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即需求面和供给面,需求面因素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正向增长,供给面因素则对公共支出规模形成制约。

如此,在我国有关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研究中,大部分只能归为需求层面的研究,如牛增福(1998)、王雍君(2000)、杨继和刘柯杰(2002)、汤玉刚(2006)等,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同,结论也不统一。赵志耘(1998)、常世旺和韩仁月(2008)虽然指出公共支出能力即收入是制约公共支出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这个结论比较模糊,没有进一步分离收入来源,也未考虑政府赤字。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政府的举债能力,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分析。

[内容提要]理论和经验表明。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模式的必然选择。从我国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现状及横向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政府投资率相对过高，政府消费率相对过低。政府投资主导型支出模式将加剧经济波动、导致公共服务不足、拉大收入差距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不利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府加大消费支出。

[关键词]政府支出模式和谐社会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等赫然在列。当前，我国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增长与供给的严重短缺，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满足不了居民的需要，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政府的支出模式必须实现从注重政府投资向注重政府消费转变。

一、从政府投资转向政府消费是政府支出模式的必然选择

作为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均是衡量政府活动的重要尺度。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投入资金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政府投资一般具有开发性和战略性特点，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市场失效、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等。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紧密相联，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可由政府消费来反映。统而言之，政府投资侧重于经济建设方面，政府消费侧重于公共服务方面。

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支出结构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主要侧重于经济投资领域，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支出比重相对较高，相应地，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则相对较低。相反，处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主要侧重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消费，而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政府投资比重则相对较低。

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对利息支出的扣除，税法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处理方法：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利息支出分两种情况确定扣除：

凡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超过货款期限的利息和加罚的利息均不允许扣除。

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以下）允许扣除的利息费用

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利息支出不得单独计算，而应并人房地产开发费用中一并计算扣除。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开发费用（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十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扣除比例（％以下）

摘要：支出税是以消费为税基的直接税，是所得税的代替税。标准支出税的实施因欠缺可行性而告终，1974年美国学者W.D.Andrews提出“前后纳方式”（非标准方式)的解决方案，给支出税实施带来希望。现代支出税导入了前后纳方式，是标准与前后纳方式的混合型，但现代支出税细节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使公平性和实施可行性受到质疑。

关键词：标准支出税、前后纳方式、现代支出税

一．支出税（ExpenditureTax）的概述

（一）支出税的历史

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Fisher）于20世纪初发表的资本所得理论中最早涉及到支出税相关理论。1942年美国财政部曾提议导入支出税，但遭反对没能实施。1955年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尼古拉斯•卡尔多（N•Kaldor）发表了《支出税》一书，分析了支出税在公平与效率方面优于所得税，并提出了具体设计和导入方法，受到了空前重视。几年后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导入了支出税，但因实际操作的不可行性很快停止了实施，标准支出税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上世纪70年代未，美国学者提出以“前后纳方式”弥补标准支出税缺陷的方案，为支出税实施寻找到突破口，支出税一度又成为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中心议题。

（二）支出税的特征

现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企业与金融机构、企业与企业甚至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款业务，相应的也发生借款利息支出，这借款利息支出是否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如何列支，与企业借款对象的不同，企业借款用途的不同以及借款费用支出利息率的高低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这借款费用的列支和扣除标准，有关政策法规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一、不同借款对象的利息支出扣除规定

根据借款的对象不同，分为向金融机构借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和向社会及个人集资借款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政策还规定对企业经批准集资的利息支出，凡是不高于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允许在计税时予以扣除；其超过的部分，不准予扣除。

需要关注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会有一些企业寻求更灵活的借款方式，并利用税收政策或者钻税收政策空子来达到将借款费用税前扣除。比如一是通过关联企业关系，《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对关联企业借款利息税前扣除办法作了特殊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另外根据(国税函[2002]837号)规定：对于集团母公司从金融机构统一取得的贷款，再转贷给子公司使用的，如能证明有关资金确系从金融机构取得的贷款，可不作为关联方贷款处理。集团公司统一向金融机构借款，所属企业申请使用，只是资金管理方式的变化，不影响所属企业使用的银行信贷资金的性质，不属于关联企业之间的借款，因此，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从集团公司取得使用的金融机构借款支付的利息，不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三十六条“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的限制，凡集团公司能够出具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证明文件，其所属企业使用集团公司转贷的金融机构借款支付的利息，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部分，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最典型的就是一些房地产企业，在现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相对比较困难，就会利用这种关联企业关系，从集团公司或者其他关联企业取得借款，使借款利息得以税前扣除。二是通过向社会或个人集资借款，一般而言，这部分借款利息都高于同期同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对高出的部分企业为了达到少交税的目的，往往通过将这超出的部分以工资或者费用列支的形式进行规避；另外这种类型的借款一般是私下协议，其利息支出很少有取得正式发票来入帐列支的，企业一般是以白条直接列支，甚而有之是通过小金库或者通过其它的洗钱方式来隐蔽支出。

二、不同借款用途的利息支出扣除规定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经营性借款费用，符合条例对利息水平限定条件的，可以直接扣除。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在有关资产购建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应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有关资产交付使用后发生的借款费用，可在发生当期扣除。纳税人借款未指明用途的，其借款费用应按经营性活动和资本性支出占用资金的比例，合理计算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和可直接扣除的借款费用。另外，对对外投资而借入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经历了两个阶段：2003年1月1日前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84号)中规定?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借入的资金发生的借款费用，应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不得作为纳税人的经营性费用在税前扣除。?这一条政策后来进行了调整，从2003年1月1日开始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第一条执行：关于企业投资的借款费用，纳税人为对外投资而发生的借款费用，符合《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可以直接扣除，不需要资本化计入有关投资的成本。其中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国税发（2006）第03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在我国这样一个财政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和强化公共支出的总量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管理角度讲，公共支出总量控制的关键在于，按照现代经济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的本质要求，推动公共支出管理制度创新，探索支出总量的有效控制机制。

一、正确界定市场经济下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分配关系都将出现不同于传统体制的各种变化，财政职能及其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何认识和界定新体制下公共支出的职责和供给范围，不仅关系到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而且也关系到公共支出总量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公共财政分配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因此，界定和规范公共支出的供应范围，其实质就是要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事项应该由政府负责，哪些事项应该由市场负责，以此作为公共支出分配的依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供给范围和公共支出格局是从建国初期的大财政、供给制发展而来的，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它的最大特征是国家包揽的面过大，财政支出范围过宽，几乎覆盖到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各个方面，一些本应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被纳入财政分配范畴，而应由财政供应的事业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种供给制的状况滞后于当前宏观分配形势的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政府的负责事项和活动范围主要是通过介入“市场失效”领域，运用财政分配手段，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属于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和领域则一般应由市场去调节和供给。那么，什么是社会共同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只有由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不愿干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要的事务；三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可见，社会共同需要是指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必须由政府集中供给的事务，这是确定政府和财政职能的基本依据，也是界定公共支出供给范围的重要标准。

由此出发，今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供给的范围需要结合改革的进程和财政职能的转变进行相应调整，有的支出需要强化，有的支出需要弱化，有的支出需要取消。首先，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责是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财力保障，但这纯属消费性的开支，必须进行严格控制。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财政需要着力强化那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但传统的“由国家包下来”的方式也需要改变，这些社会公共性开支在总体上应以财政供给为主渠道，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适当开辟一些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再次，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投资范围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资，财政要逐步退出，以集中有限财力强化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投资。在不同财政级次，公共财政投资还应根据投资规模和受益范围由各级财政分别供应。此外，有的公共支出如补贴等，则应进行清理、控制、逐步削减。

二、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公共支出预算是指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给社会成员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所需开支的分配计划。公共支出预算作为政府的基本财政支出计划，构成了政府财政活动及公共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和政策，也决定了公共支出的流量和流向。当前我国公共支出预算管理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与市场经济要求极不适应，因此，着力推进公共支出预算管理的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这是我国下一步整个公共支出管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从根本上约束政府盲目扩张公共服务、控制公共支出总量水平的关键途径。

创新财政支农支出管理监督机制研究

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财政必须对其支持和保护。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央财政、甚至许多省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保护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对农业财政支出的运行却缺乏系统的管理，监督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农业财政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业财政支出的运作效率不高。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剖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框架构成，探讨了该体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以期对我国政府制定农业财政支出的政策提供指导，保证有限支农资金的合理分配使用，保障农业财政支出的有效运行。

一、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我国农业财政主要支持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反映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主要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财政支农支出监管是指政府和社会对财政支农预算的编制、审议、修改、批准到执行与执行中必要的调整的规范化管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体制随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制度的变革，先后经历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阶段(1950-1979年)、分级包干阶段(1980-1993年)和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虽然在特定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供给制和单一行政管理的严重弊端，导致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但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一方面,投入农业的资金除财政资金外,还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发展改革委）、各有关部门分配和管理的资金(即条条下达的资金)；另一方面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看,支农资金分散在农财、农发、基建等多个职能科室。多主体、多渠道投入对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具有积极意义,但从使用上看,各业务部门在分配安排资金时,按照各自的计划自成体系,集分配、使用、管理、监督于一身,与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给财政部门的宏观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导致支农资金投入分散,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使得支农资金很难发挥整体效益。

（二）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往往被挤占、挪用。一些财政困难资金调度无力的地方，通常挤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发放工资，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有的以会议费、差旅费、业务费、考察费等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资金，导致专款不能专用。由于农业建设周期性长,市场效率较低,见效慢,一些领导为了早出政绩,不惜牺牲支农资金来进行其他所谓出成果快的项目建设。

一、我国政府费用支出审计的现状

（一）目前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模式不够规范，有一定的制约性

我国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模式是行政审计模式，审计机关直接受本级政府行政首长领导，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这种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体制限制了绩效审计对政府各部门费用支出的使用进行更加进一步的审核以及监督，限制了审计机关审计职责，同时也限制了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与人大立法监督的深入结合。目前的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模式不够规范，使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不能够有序的进行，对审计的有效性有一定的制约性。

（二）我国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队伍专业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良莠不齐，不足以保证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开展。由于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范围比较广泛，审计的标准以及方法也多种多样，因此，需要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不仅有丰富的审计专业知识，也需要熟悉法律知识，以及比较高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同时也需要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创新思维等。

（三）政府费用支出绩效审计的技术和方法比较落后

一、1996-2011年我国农村公共支出的历史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工程，只能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由财政起主要作用。1996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为700.43亿元，2011年农林水事务支出为9937.55亿元，15年来投资力度大幅增加。根据《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是8.23%，2000年是7.75%，2001年是7.71%，2002年是7.17%，2003年是7.12%，2004年是9.67%，2005年是7.22%，2006年是7.85%，2007年是6.84%，2008年是7.26%，2009年是8.81%，2010年是9.05%，2011年是9.1%。由此可得1996-2005年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图。从图1.1中可以看出，从1996年开始，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曲折性变化，1998年是比重最高点，因为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从1998-2003年，农业支出比重逐步降低，从10.69%一直下降到7.12%，2004年，农业支出比重又上升到第二个高点，达到9.67%，但从2005年开始，开始下降，并在2007年低至6.84%，2008年开始新一轮的增幅，至2011年为9.1%。

二、我国农村公共支出问题

1农村公共支出规模不足。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最高点在1998年，最低点在2007年，虽然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一直在增长，但相对数却徘徊于7%到9%之间，这说明15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以及农林水事务等的支出并未大幅增加，支出力度并未增强。

2农业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三地农业支出在地域结构上有明显不同，东中部降水充沛、水系发达、水量巨大，水利建设占农业支出比重较高，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干燥，蓄水农田设施相对要求较高。在农业支出中，真正能惠农的农业科技发展缓慢，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在农业创新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生产脱节，农科教、产学研合作不紧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

3社会服务化的公共支出滞后。农村也面临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的“城乡二元”机制，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留守老人、儿童大量增加，社会服务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在公共支出方面，农村教育、农村医疗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的公共支出相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