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范文10篇

摘要：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体到每个人的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和推动了哲学发展的进程。本文以笔者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简单论述和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每个人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强调哲学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表达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浅薄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F.拉普(FriedrichRapp)、C.米切姆(CarlMitcham)、T.杜尔宾(T.Durbin)、F.费雷(FrederickFerre)、C.皮特(JosephC.Pitt)、D.伊戴(DonIhde)、H.林克(HansLenk)等一批技术哲学家的倡导和带领下，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个学科领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学与技术学会（简称SPT）20余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征，技术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也初露端倪。这里，我们谨就25年来欧美技术哲学的有关研究概况、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做一粗浅探讨。

一、1975-2000年欧美技术哲学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就成立了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学会（SocietyforPhenomenologyandExistentialPhilosophy，1962年；简称SPEP），此后不久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女性哲学学会（SocietyforWomeninPhilosophy，简称SWP），几乎同时，哲学与技术学会的雏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费雷认为，这是美国从事技术哲学研究的确切起点[1]。皮特认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哲学领域做出了贡献，使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与以往大不相同”，“它为这个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讲坛”[2]。SPT几乎每年都发起两次国际会议，出版有关系列丛书，其论文是从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的。SPT还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子学期刊(Technē)，这使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加强了学术研究，并明确了此领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认为，“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使技术哲学的工作得以质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顾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时，对技术哲学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进行了评论。他在《技术思考》（1994年）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讨论[4]，并在《超技术哲学评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术哲学(EPT)以技术思想和活动作为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范式，并试图以技术术语来阐释所有的非技术的思想和活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HPT)则相反，认为技术思想和活动只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个方面和层面，应该寻求把技术限定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之内[5]。

的确，在一百多年前，当工程师试图对他们自身的工作进行哲学思考并赋予工程技术工作以普遍意义的时候，技术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活动开始出现。一些工程技术哲学专家，诸如卡普(E.Kapp)、莫泽(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罗斯基(H.Petroski)，不但从普遍意义上对其自身的工作进行思考，把技术看作是不同于科学的存在，从而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上的和政治上对技术进行分析，而且，他们还成功地反击了由刘易斯·芒福斯、马丁·海德格尔、雅克·埃吕尔等哲学家提出的人文主义技术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认，在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精神鼓舞下，工程的应用哲学，尤其是工程的应用伦理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目前，工程技术哲学的这种繁荣景象，在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等相关领域十分明显[6]。

费雷是较早的一位研究“技术与价值”的技术哲学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时起，费雷便与技术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实际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产生了进入技术哲学领域的动机。后来，在普度大学，他开设了“技术与价值”的课程，研究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源。他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技术必定是由人类价值（喜爱、害怕、希望等等）所促进产生的”；第二，“技术依赖于人类的知识”。于是，“在人类与地球之间最为脆弱的临界点上——我发现了基本价值与基本知识之间的实际应用——宗教和科学潜在的知识领域——对环境影响产生了极大的冲击”[7]。

关键词：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技术启蒙

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一

要想了解一位教授究竟偏爱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分析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当作分析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C.考斯佳德（ChristineKorsgaard）①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大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

克尔凯郭尔与克里普克，D.刘易斯与谢林，无论一个学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对他们持有多少见解，时间总是不够。因此，如果他想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职资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取悦于面试者或资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个国家的职业市场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学上的差异，哲学就将继续大体上"分裂"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不过这种分裂是否值得忧虑尚未可知。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类似于文学领域而不是领域，总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典型的对单个国家的文学的研究一样，哲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的训练也是典型的对该国哲学系正在讨论的著作和问题的研究。

摘要：本文对我国会计哲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述评，研究发现会计哲学在我国发展滞后，究其原因缺乏研究范式。范式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体系、模式或框架，它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文章结合库恩的范式理论，根据现实和会计哲学发展的需要，构建了一个由宏观研究范式、中观研究范式和微观研究范式组成的三级层次模型，并简要阐述了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本文所构建的研究范式模型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会计哲学的发展现状，把握研究重心，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会计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研究范式;模型;述评

一、文献回顾

西方国家研究会计哲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会计哲学，从那时起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会计哲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会计哲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会计哲学在我国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会计哲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值得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会计哲学至少要包括三个要素：会计哲学的内涵，即会计哲学的研究对象；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即研究内容；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和研究相关文献，会计哲学的国内研究现状如下：（一）会计哲学的内涵。要研究会计哲学必然要问什么是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什么”属于会计哲学的内核部分，是会计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所在。比较典型的观点有，王正德认为会计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会计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科学。[1]汪平和费良成认为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一系列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或观点。[2]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和最本质的观点，是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对会计活动的一般问题和方法做出的哲学概括，是介于哲学与会计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3]杨俊亮会计哲学是关于资金运动记录和反映方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会计学与哲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4]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会计应用哲学；二是研究会计活动一般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科。[5]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关于会计活动本质和规律的科学。[6]唐守朋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对会计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和看法，是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对整个会计活动做出哲学概括的学说。[7]以上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表述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把会计哲学作为了一门学科或者研究领域。但是，陈庆杰和柯大钢等人认为部分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界定难以成立并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会计哲学观点在本质上都是哲学思维对实证思维的指导及实证思维对哲学思维的运用。[8]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会计哲学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内涵“是什么”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正如张以宽教授所言，会计哲学是国内外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公认的难题，还应继续研究才能取得更加广泛共识。[9]因此，只有解决了会计哲学的内涵问题并达成最大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二）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学科框架，即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属于会计哲学的外延部分。外延的大小决定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景。外延小无发展前景，外延太大无发展必要。因此，部分学者们勾勒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具有的学科内容框架。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的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主客体论、会计系统论、资金运动论、会计时空论、会计目标论、会计关系论、会计控制论、会计信息论、会计决策论、会计发展论、会计方法论、会计职业道德论等方面。[10]顾飞将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会计哲学导论、会计本体论、会计价值论、会计结构论、会计实践论、会计认识论、会计功能论和会计方法论等方面。[3]张继勋认为会计哲学至少应该包括会计哲学的形成、会计的本质、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规律和特点、会计的社会作用、社会对会计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会计与科技、会计中的伦理道德、会计与未来等方面。[11]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的结构体系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实践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结构论、会计认识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部分。[6]李颖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认识论、会计实践论、会计系统论、会计时空论、会计发展论、会计关系论、会计矛盾论、会计信息论、会计控制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多个方面。[12]从以上观点可知，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包含的学科内容的表述有同亦有异。相同共识说明学者对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框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研究范式和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比如多数学者都认为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系统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学者们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是学术争论的碰撞点，这也是学术研究允许的。正如库恩所言，范式的形成必然允许后续研究空间的存在，只要大家在一个共有范式下解决问题就能被接受。同一学科之下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三）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一门学科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里指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宏观层次的研究方法论，也包括微观层次的具体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关于会计哲学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见，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会计工作者意识中的集中体现，是会计工作者认识会计和改造会计世界的方法模式，构成观察和思考会计现实的视野，最终固化为某种理论的思维习惯；同时认为会计哲学应该借鉴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构建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比如抽象法、分析法、归纳法、结构法、实验法、演绎法、控制论法和灰色理论法等。[13]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在会计哲学方法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影响会计工作的结果；会计哲学方法论广义上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等，狭义上主要是指会计研究方法。[6]张以宽认为当前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过于偏重实证研究，忽视了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会计哲学的方法论应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和底蕴，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和研究会计哲学。[9]刘念齐认为会计哲学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会计哲学研究方法的第一层次；一般科学研究方法是各种科学研究、认识事物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属于第二层次。[14]于玉林认为会计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会计世界应遵循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在会计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分为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一般方法有抽象法、系统法、决策法、逻辑法和控制法等；专门方法包括会计核算法、会计计划法、会计预测法、会计分析法和会计控制法等。[15]以上学者关于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对会计哲学方法论阐述的比较详尽，甚至涉及到了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仅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笔者认为对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要置于统一的研究范式之下，不仅要研究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是什么”，还应探讨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为什么”。此外，社会科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才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由于会计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指导，同时兼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髓。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会计哲学的特色。由于会计哲学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会计哲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社会科学共性的研究方法。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因其应用性、跨学科性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具体研究方法或许很困难，还要继续探究。会计哲学不仅可以拓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而且还可以充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厦。

二、回到库恩———对库恩“范式”理论的解读

通过对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的描述，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会计哲学发展的困境。会计哲学在国内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会计哲学发展迅速，会计工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颇感兴趣，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会计哲学发展几近停滞，科研成果比较匮乏。新世纪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特别是管理哲学不但成为一个学科，而且在某些大学成为一个专业，甚至有了博士点。纵观会计哲学却发展的如此缓慢，甚至学者们对会计哲学是否是个学科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这种现象值得会计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深思。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及现状描述，会计哲学的困境主要源于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要探讨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非常有必要对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理论进行回顾和解读。“范式”指的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体系、模式或框架。库恩认为已有的科学成就已经吸引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同时还有一些新问题加入该领域有待研究者后续解决，凡是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成就，就可以称为范式。[16]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就具有了选择问题的模式和标准，在该范式下那些被选择的问题多数都能够得到解答。[16]因此，范式是一个学科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库恩同时指出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科学共同体是享有同一范式的团体，科学共同体与范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式”概念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16]因此，笔者认为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具有层次性。库恩也指出范式必然不同于规则，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同一范式下遵循不同的规则各行其是。[16]因此，规则源于范式，即使不存在规则，范式仍可以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要了解会计哲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非常关键的一步是看会计哲学是否具有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会计哲学向纵深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标志。如果通过研究能揭示或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研究者将能更好地理解会计哲学，把握会计哲学发展的脉络，了解会计哲学的研究重心，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一、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哲学

首先，创新的广义世界观和创新的广义方法论是哲学与马列哲学比较最重大的特点。

当然马列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广义的，只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狭义的。然而辞海对“广义”的注释为：“范围较宽的定义。对狭义而言”（见辞海第951页，本文所引辞海全部为1989年版一卷本）。从而可知其一，只要宽一点点都是较宽的，这样的广义在实际运用中没有什么意义的。其二、并没有要求到研究对象的直接、间接相关范围全部因素的程度。我规定创新的广义为：“范围最宽的定义”。就是要对研究对象的直接，间接相关的全部因素都必须一个不漏地考虑到。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从中抓做最主要的矛盾及其相关的全部矛盾，根据因时因地等客观条件而解决之。从而可知“范围较宽的广义”与“范围最宽的广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有天壤之别。

这些重大观点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的11月7日，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整个资东主义世界处于经济危机的大肃条时候，和在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这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欧、亚、非洲的33个国家参加，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15亿，死伤3000余万人，从1914年6月至1918年9月共计历时四年零3个月（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词条辞海第2116页），极大地削弱了整个资东主义世界和沙皇俄国力量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联合俄国的无产阶级才取得了推翻俄国沙皇的二月革命胜利。在彼得堡形成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同年四月列宁回国，发表“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经过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宣传组织活动，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暴动，各民族地区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俄历10月10日（公历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举行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到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起义士兵攻占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倒台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详见“十月革命”词条，辞海第130页）。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吸取了巴黎公社（见辞海“巴黎公社”词条第115页）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迅速地组织和完善了无产阶级政府机关的建设和加强了军队建设，以致于能够击溃从1918年至1920年期间发生的多次外国武装干涉和本国的武装叛乱（详见：“苏维埃国内战争”词条，辞海第641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从以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摘录论述，说明了苏联革命胜利的历史条件是在国际国内资产阶级都因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受了重大打击后，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苏联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革命是通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实现的，胜利来得相当快，从宣布武装起义到夺取全国胜利只用了半个月时间。这些就是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少逻辑思维的民族，他们在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逻辑而没有辩证逻辑的思维，也不可能只存在着辩证逻辑而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形式逻辑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国缺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演绎法则。三段论的演绎法是一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无论在《易经》还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这种方法的应用。如《易经》根据观物取象原则认为凡是阳刚的事物都可用一长横“一”符号表示。凡是阴柔事物都用两短横“--”符号表示，太阳是阳刚的事物，所以用符号“一”表示，月亮是阴柔的事物，所以用两短横符号“--”表示，此处便用归纳结论作演绎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经》的判卦方式虽然充满着矛盾法则，但都不离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法则。

章太炎认为《墨经》充满着“三段论”，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适举《墨子》一书中“狗也，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盗，人也，爱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也”等判断句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说法①但是，胡适不懂得《墨经》中包含着矛盾的逻辑已超越了形式主义的不包含矛盾的逻辑，是一种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逻辑。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墨子》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不包含矛盾的逻辑。不少学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逻辑的应用上，比亚里士多德毫不逊色，如张静虚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组判断为例指出《墨子》一书中确凿无误地运用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②

近代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逻辑看得十分深奥，当然，形式逻辑的系统化是始自希腊哲学中经阿拉伯学者传下来的一项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比较之下，中国哲学中的形式逻辑理论体系不完备。但是，每个人的思维都自觉地不自觉地使用着形式逻辑，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的思维甚至在动物那里都有：普通逻辑(形式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辩证法思维——正因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③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低级阶段，辩证法是思维的高级阶段，创造了这种高级思维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腊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却首先把它归功于“佛教徒”的发明，——这是发人寻味的。

众所周知，印度佛学传到中国来的逻辑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学”，而“因明学”所阐明的实为一种形式逻辑。应该说，佛教逻辑中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思维的因素，但佛学辩证法主要生长和发育在中国，宋明新儒学的辩证法内在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辩证学说的精髓，其中有华严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辩证法、道家关于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当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佛教在印度早已绝灭几个世纪了。恩格斯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当时欧洲人所接触的佛教资料有许多来自中国，如德国诗人海涅在法国大革命的感召下写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在这个人类的大洋中汹涌沸腾的时候，那时莱因河那边底德国人的心脏也吼动着了。……他们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茶器、咖啡壶和任何的东西，都像无所不知似地点着头。”④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壶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恩格斯所说的那些发明了辩证逻辑的“佛教徒”是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的泛称，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国人。这无疑在说：中国是辩证逻辑(辩证法)的发源地。

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但是，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本质差异，即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体系又颠倒了过来，从而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学。⑤有趣的是：黑格尔正是否定了中国哲学中具有唯物主义趋向的“实在”论，而悄悄吸取了东方哲学的辩证法。这种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被再颠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实在论基础上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认识论。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对儒学辩证法的“复归”。

儒家哲学的辩证法有如下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是仁义道德、心性修养,外王就是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讲德治、仁政、王道,因此可以说是追求善的政治哲学。

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陷于混乱,各诸侯纷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目的在于消除战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同时探讨战乱的深层原因,设计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儒学创立者孔子及其弟子特别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政见,周游列国,目的在于说服诸侯王施行仁政,拯救苦难的人民,从而形成了有特色的政治哲学。

孔子的终极关怀应该是天下太平,他的理想人格就是古代圣王。例如,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尧、舜都是古代圣王,伟大的政治家。这正是孔子极力推崇的对象,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偶像。

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过去都把它们只看作伦理的范畴,实际上都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仁,孔子及其学生都有一些论述。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能“立人”、“达人”的人,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应该是有一定权力的政界人物。如果说这里还有疑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论语》的另一段话中得到明确的论述,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诸侯统治的国称为“邦”,卿大夫统治的封地称为“家”。这里讲的就是统治“邦”、“家”的主宰者,就是诸侯、卿大夫。上述“使民”更明确了他们统治者的地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不要对百姓滥施淫威。

关于义,孔子讲到“君臣之义”,讲“君子喻于义”,“其使民也义”,就是说掌握权力的君子要知道义,“使民”也要符合义,总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当官的实际内容就是行义。行义,包括对上级的忠诚,与同僚的和谐,也包括合理地“使民”。礼,主要是等级制度。“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臣“事君尽礼”(同上),“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礼是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仪式,特别是处理君臣关系以及君臣与民的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也是政治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智,就是知人,知人是为了善任。任贤使能,这是政治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樊迟问知,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又作解释:“学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还不明白,又去问同学,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拿直的木板放在弯的木板上面,能使弯的木板变直。提拔正直的人去管理百官,百官中有些邪念歪风的人也会变成正直的人。

1.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