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范文10篇

除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几本哲学小册子之外，虽然没有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早已被中外的学者所公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思想，其哲学基础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决定了哲学思想中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此，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中国哲学优秀遗产的批判与改造。

一、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任何科学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如同整个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哲学思想的萌芽：（略去时代背景及革命实践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背叛国民革命，这大约六年的时间里，哲学思想处于萌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标志是：

1、《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首次发表）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1）始终贯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原理。指出，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的领导力量。2）注意同一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分析，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析上。3）注意从发展变化中分析阶级。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分析阶级。4）在注意阶级性质分析的同时，注意阶级数量的分析。5）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2、《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发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其哲学思想的表现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思想。

【摘要】《管子》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篇幅宏伟、思想丰富、博大精深、包揽各家，是一部杂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学说在内的论文汇编，是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依据管仲立论的著作总集。《管子》全书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学术文化思想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值得继续进行深入地挖掘和阐释。

【关键词】《管子》；天人观；道论；气论

《管子》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思想史料，是一部研究先秦时期诸子学派思想学说的重要著作。本文通过探寻《管子》一书之学派归属，以《管子》的经典文本为中心，对《管子》书中的哲学思想进行解读和阐发，以期探求书中义理。

一、《管子》一书之源流疏理

《管子》一书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战国时期广为流行，《韩非子·五蠹》篇有言：“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从传颂程度上来看，《管子》一书在先秦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现在的《管子》附有西汉刘向的叙录，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基本上是刘向所编辑，另外的10篇已经失传。《管子》一书经刘向整理虽一直流传下来，但是在清代以前是不受重视的，传抄讹夺现象非常严重。直到清代中期，由于诸子之学复兴，学者们才较多地注释《管子》。学界一般认为，《管子》基本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稷下道家推崇管仲的思想集结，以此推测此书为稷下学士的管子学派所作。若要弄清《管子》一书的学派归属，须从此书的思想内容入手。《管子》一书思想丰富，包揽各家，因此，对《管子》一书性质的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书中讲道:“从形式上看，我们可以说，《管子》书的思想体系就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思想体系，但《管子》所包括的不是一家的思想，而是许多家的思想。它虽然包括了许多家的思想，却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为什么不能算是杂家的书，冯友兰先生在其书中继续提到：“杂家只是把各家的长处都收集起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管子》却不是这样。”那么既然不是杂家，到底是哪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呢？刘向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将《管子》列为道家著作，而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在其《管子新探·序》中说:“从《管子》书的总体看，列入法家是正确的，虽然《管子》书中也含有道家的思想。”由此可见，从全书的思想内容来看，《管子》并非一时之书，亦非一人之手。《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为了推崇管仲的思想所作，他们依托管仲立论，故此书为管仲学派的作品总集，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综观《管子》全书，内容庞杂，思想丰富，是先秦诸子学中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管子》中的哲学思想

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目的是要弄清几个重要理论的内涵和联系，弄清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作为我党创始人同志的理论思想，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思想是我党的创始理论，是我党的灵魂所在，它的核心思想贯穿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客观地对思想及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探索其理论精髓，用发展的眼光去解读，有利于我们弄清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脉博和走向，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

一、几个重要理论的研究排序

笔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上，应当有如下排列方法。这种排列一目了然，各理论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比较清楚。

马克思主义第一排

列宁主义第二排

（苏俄理论略）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圣主,也是举世闻名的历史人物。12世纪末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征战,创建四大汗国,征服了所属范围内的诸民族,开创了新的世界格局,成为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是英明的可汗,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艰难环境中,统一蒙古部族,在亚欧文明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草原上兴起的世界性汗国,开启东西方交通,以世界统治者的名誉载入史册。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时代的产物,是蒙古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当时蒙古人不仅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存、生活方式,能够基本上满足生活需要,而且财产占用方面,处在较为主动地位,不只是满足自己的吃住,而且是为开展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打下物质基础。在这样坚实的经济基础上,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主人翁作用和历史首创精神。历史是无情的,斗争的结局是客观的,都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在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可是,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开发智力,提高人的智能。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智慧、能力也与其所从事的生产方式和改造的自然界直接有关。蒙古人的哲学思想,甚至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根源在于其从事的游牧经济和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但成吉思汗却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既适应于他本民族群众的一般愿望、习惯和要求,而又超越了他周围本族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的思想成为能够动员民众、驾驭民众、引导民众不断前进,以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巨大物质力量。所以,成吉思汗本人也就被列为我国古代二百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而不是什么“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

一、成吉思汗独具特色的天论观思想

(一)天劝论

有关天的认识是与人发生关系时才形成的。总体上看有三种关系:一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二是神(萨满)和人的关系;三是理性认识和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随着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思维方式的变化,逐渐发展提高。这样天的概念则成为内容丰富、社会作用众多的文化和哲学观念。在当时,神和人的关系起着主导地位的作用,这一变化发展就是自然界的天的概念向宗教概念转化,又从宗教概念向哲学概念转化的逐步发展过程。蒙古族是敬天的民族,蒙古人从祖先起是崇拜天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是蒙古人的重要信仰对象,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蒙古人对天的认识,一方面把天看作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日月星辰及万物同等看待;另一方面认为天是统治万物的神。在社会具体环境和实践过程中给天增添了宗教和伦理的色彩,要求至诚至真,尽力用天意行礼。如此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正反两个倾向和两条认识路线。天命论是当时社会普遍流传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基本模式。因此,成吉思汗本人生长在宗教唯心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又处在极度孤苦困迫的逆境中,况且少年坎坷沧桑,多次化险为夷,因此受天命论的影响是必然的。可是,铁木真并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是依靠自己的坚强意志,顽强地站立在重重的困境中,机敏慎重地面对现实,想方设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为达到目的而百折不扰地奋斗,表现出不怕困难,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的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所在。所以,成吉思汗后来并没有继续接受过去的天命论,也不拘泥于以往天明的说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生活实践经验,合理地解释了天劝论。这是由成吉思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的具体过程所决定的。铁木真提出了“天劝论”的观点。在铁木真看来,天不但预见吉祥和恶兆,而且通过各种信号暗示给人们。因此,根据天的预见意思来调整人的行动的过程和结果,避免产生恶兆后果,而努力去做产生吉祥的过程和结果。铁木真正因为有如此信仰天,对天产生难于抑制的恐惧,说明他相信天命,信仰萨满教。但是,铁木真不是盲目地听从天的劝告,不是无原则的信仰天,而是具体分析,依据最终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迷信天,不顾后果的全部依靠天安排的“天命观”。也就是摆脱了宿命论,在天的面前体现了人的价值。当天的劝告和政治抱负之间发生矛盾时,铁木具选择了有利于实现政治抱负的道路,违背了天的劝告,自主自立,追求有价值地活着,有名声地死去的人生观。这反映了铁木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人,都有对社会和他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义务。“特定的人,对于具体现实的人来说,你是否认识到无关紧要,必有规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2〕所有的人肯定有这样的责任和事业,问题在于是否有意识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去完成,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铁木真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事业,并为完成这些,他不想、也不愿意无声无息、毫无价值地死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最积极最生动地体现,具有巨大感染力,也是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必备特征。尊重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能动地发挥了人的创造能力,并且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把人从天的支配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不靠天地,不靠别人,自已决定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这不仅是蒙古族思想史上观点的一个飞跃,而且使蒙古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高度,为以后实践中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也成为蒙古人走向越界,成为英雄民族的精神动力。成吉思汗善于并能够改变事物,喜欢变革中的生活。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崇拜天,盲目地信从天的意志,一切听从天的安排。天意、天命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因而思想保守,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成吉思汗恰恰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旧风俗,违背天的意志和劝告而出山。这是一种变革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生活的出路,也没有创造新事业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的这一思想和行为,对蒙古社会和蒙古人具有很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二)天力论

铁木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并承认力量的重要性,主张把天地之力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他提出蒙语“古出”一词,意为“力”“气力”“赞力”“力量”。这不是偶然的事,这是标志着铁木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反映了对力量的认识的思想大有提高,表明着天论观的理论化趋向。“力”是指“一切做工的人的力”〔3〕,是关于人或事物自然具有的作用、功能、能力、才干等的综合概念。“力量”是做事创业的基本条件,其中有天地的自然力势力,人的体力、智力、气力、精力、能力等多种。在当时谁有力量谁就能完成历史任务,统一天下,才能当上可汗。铁木真受别人的欺压迫害,就在于没有“力量”,后来能够消灭篾儿乞惕人的原因也就在于有了力量。铁木真回顾过去和现在的形势,总结失败和胜利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比较思考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力量的重要性。从而正式提出了“力量”观。重视人的力量,并把它放在天地气力之上。这是铁木真关于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人虽有力量,但必须相互“那阔扯克”,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赞力。蒙语“那阔扯克”就是依靠、协助、赞助、做伴、结交等。具体地说,如果没有王罕、札木合的做伴,就不可能形成彻底打败蔑儿乞惕人的实力。在此做伴的条件是很重要的。铁木真向王罕和札木合求助,相互协调帮助是有条件的,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才能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达到预期的目的。结交安答,相互帮助,统一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或习惯。过去铁木真只承认天的劝告作用,而未提大地的作用。铁木真论述天地的理由,在于表达力量是双方结合的结果。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同时,又要相互统一,才能形成力量。这是辩证的基本内容。铁木真认为,天和地各自都有力,不过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加”力量。合者成,离者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离间图谋,结果安答分开,各走各的路。当时铁木真虽然离开札木合,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得人心,因而势力有所增加,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共戴铁木真为可汗。他成为全蒙古可汗不是按照上天的旨意,天地赞助,而是增添力量的结果,是历史的客观的要求,人心所向,民众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天力论”和“天佑论”是成吉思汗关于天的一个重要观点,“天力论”“天命论”相对来说,前进了一步。因为,在蒙古古代社会里怎样看待人与天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天命论是把天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位,天支配人的一要,决定人的一切。“老天不帮忙,努力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事,只有等待老天的恩赐和帮忙便了事,这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人统一”观,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吉思汗打破了天命论的“天人统一”观点,调换了人与天的位置,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把天放在第二位。这是蒙古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也就是说,从“天人统一观”中,把天与人分天,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给人以自由、自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很宝贵的深刻思想。(三)长生天气力论我们可以把“长生天”的内涵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蒙古人的信仰角度分析。“长生天”是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的天,对此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解释道:“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对天信仰的是‘长生天’,对地信仰的是‘火’。”〔3〕道润梯步解释道:“蒙夏天是个敬天的民族。而天是个永恒的存在,故曰长生天”〔4〕。总而言之,‘长生’一词始发于萨满教,来源于对天的信仰,表达了部落起源永恒,火盘永存之意,祝愿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其次,从理论角度分析。“长生”一词表明着天的属性。蒙古人经常把天当作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万能的神来崇拜,所以,把天的属性和作用采用不同的修辞来描述。如在《蒙夏天秘史》里把天说成“上天”“皇天”“天神”等等,表达了各自的含义,这些都表达着专门的意思,指着具体的事。而成吉思汗概括的“长生”,这一概念,则形象地表述了天的绝对性和无条件的属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成为理性化的哲学范畴,达到了最高境界。最后,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当时把成吉思汗的祖先都说成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的,而天是永恒存在的。这了隐喻着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永世长存,他所创建的事业和这帝国长盛不衰的含义。这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形成和自己实力的逐渐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把自己标榜为得到“长生天”的佑护和恩赐,造福黄金家族,布施全蒙古范围的人,力图从政治思想上维护所得的胜利果实,并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发展。要得到巨大的增添的长生天的气力,必须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法规,永不变心,忠诚服务。用成吉思汗的话说:“您离开我们,到大江的那边,还要照样的去做;您离开我们到高山的那边,也不要怀念其他。”这样一心一意,笃信长生天,就会得到长生天气力的佑护。这就是说,长生天是有气力的,但是获得它的佑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必须忠诚于它,笃信不疑。“天”就是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长生”属性和有条件的、相对的获得“气力”的属性,是绝对和相对、无条件和有条件的有机统一,这是“长生天气力”论在理论上的全部含义。成吉思汗把长生天气力论与巩固政权,不截断黄金家族的“黄金缰辔”的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虑到条件的状况,具体地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情况,清楚说明事情的缘由。出兵征讨异国他乡时仍依靠长生天的气力的佑护。建立和巩固政权也靠长生天气力。成吉思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事件,提出过许多关于天的思想观念,但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思想精华的还是“长生天气力”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前人有关天的思想,借助于萨满教天的崇拜,形成的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理论观点。这是成吉思汗对蒙古族文化的哲学思想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把蒙古族哲学提高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产生的实际成果。“天”既是反映着由天命注定的黄金家族的前途,又反映着成吉思汗有关天的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已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天劝论”、“天力论”、“天佑论”、“长生天知晓论”、“长生天气力论”等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都以“天”为基础,说明了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全体内容,一个比一个加深,内涵越来越深刻,越益抽象化,最终高工概括成“长生天气务”的观点。

［摘要］中医针灸彪炳于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与现代医学历经诸多基础理论对立乃至裂变、交叉甚至相融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中医针灸始终固本而开新，持守着自身的哲学思想根脉。有鉴于此，讨论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至关重要，关键要清晰回答中医针灸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三大理论命题。首先需要探究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议题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其次还要探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着重分析中医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再次需要探析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并矫正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的关系。由此论证中医针灸本体“一元”和发展“多元”的基本特征，进而延展出如何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关键词］中医针灸；黄帝内经；古今之辩；内外之分；西方针灸

中医针灸贯通华夏文明之脉，挥写着数千年中华民族医学史独特篇章。《礼记•大学》开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1］。围绕“医学是什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认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着中西方不同发展轨迹，西方传统医学在公元5世纪后衰落，而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笔者藉此以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为证，发现其演进过程经由三大分水岭并衍生出重要理论命题。一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二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集中表现为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三是关于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WMA）之间的关系。上述三大命题聚散分合，既聚合为中医针灸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哲学本根问题，还离散为中医针灸传承发展中的主要理论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动中医针灸务本开新，亦即怎样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1古今之辩：《黄帝内经》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论及针灸起源则关涉中华文明源头。针灸因何而生，从何演化，如何形成数千年代际相承的历史品质和学科风貌？无论是千百年来针灸的针具和灸法演化，还是针灸疗法的整体性和系统化发展，总是隐现并且贯穿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这不仅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中国传统医学演进中的思想光辉，反映出中医针灸疗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汇集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乃至哲学思想，呈现出漫长历史时期中医针灸发展的独特品格。《黄帝内经》堪称中医针灸的集大成者。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盛赞华夏始祖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山海经》则流传“有石如玉，可以为针”，记载着“石篯”刺破痈肿的疗法。从使用砭石到完善针具针法，从使用火种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疗法，均充分反映出华夏先民把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发展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理念。直至《黄帝内经》问世，才最终形成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经典。后世尊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2］，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论述针灸学的内容近半数的篇幅，位列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其收录为“医经”［3］七家之首，其中《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细数《黄帝内经》的版本断代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成书于先秦时期。古人冠以“黄帝”和“经学”之名，藉以《黄帝内经》证明中医发祥历史悠久，集中圣贤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等医家均以此为崇。二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宋明时期的儒家和医家如邵雍、程颢、朱熹、桑悦、方孝儒等，均持有《素问》与战国时期《周礼》同时代的观点，亦有《黄帝内经》出于扁鹊之后、仓公之前的比较性论证。三是完善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问》诞生于西汉的推断；现代中医学者则因由西汉“黄老学派”盛行、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得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的结论。综合上述观点，即可发现《黄帝内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段，可谓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从《黄帝内经》的文本分析，遂有《素问》为基、《素问》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问》完成了中医的基础性和整体化建构，广泛涉及脏腑学、经络学、病理学、诊治原则、针灸学等范畴，其哲学基础来源于“黄老之学”；另一方面，《灵枢》涵涉脏腑、病因、病机等内容，尤为注重阐释经络腧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方法，兼具《素问》本体论和《灵枢》方法论的特点。《灵枢》最早称作《针经》，后有《九卷》《九灵》《九墟》等称谓。《灵枢》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问〈序〉》及注语。南宋史崧编撰《灵枢》二十四卷，元代“古林书堂”刊本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为二十三卷，现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灵枢》行世。中医针灸始终灌注着中国哲学思想精髓。中医针灸的学理基础从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着怎样的主体脉络呢？探析这样的命题，首当涉及长期润泽中医针灸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并且它显然前置于中医针灸的内在体系研究。譬如，中医针灸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与道家经典诸如《道德经》《庄子》《太平经》《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达和专用术语等方面相互参透。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4］。这在《灵枢》中就有着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气等哲学观，并生成了经络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思想；道家哲学的辩证法“阴阳对立理论”则延伸出针灸阴阳调和与辨证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法自然”则演化出针灸“针法自然”的原则；道家哲学的修真理论则为针灸技术吸纳并藉此打开众妙之门。又如，中医针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哲学经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进而衍生出“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响的理学，推崇“万物有理”和事物运行的规律，这在中医针灸“子午流注针法”起源和运气学说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子午流注属于“宋代儒医群体形成、医儒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针灸医家运用了儒家象数理论所设计的一种针刺理论”［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阴阳之变，遵循脏腑经络平衡运行，恰恰表现为理学在针灸中的应用。北宋初期，运气学说日益兴盛，主要依靠预测气候和疾病流行趋势，采用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地支配三阴三阳之气等方法，测算“运”和“气”的盛衰，其哲学思想与理学崇尚的宇宙整体观、脏腑一体观、天人合一观高度契合。

2内外之分：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之考证

[论文关键词]哲学；实践哲学；阶段性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正文】

，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六年孔夫子书”，“又上了七年资本主义的学校”，从康德二元论到黑格尔的唯心论；从孔孟儒学到康有为、严复的新学；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陈独秀、的新文化，兼容并蓄，纷繁杂陈，在艰苦中探索，追求革命的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到遵义，从遵义到北京，一步一步走出来，成为一代伟人。在长期的探索革命实践中，从种种主义、学说中汲取精华，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谛造者。中国历史也伴随着这个转变，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库中的重要内容和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哲学思想最具有中国特色。

一、哲学思想

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的三大体系。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研究古今的指南，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难曲折、前仆后继探索中国革命和解放道路进程中，取得胜利的结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延伸与发展，是对中国哲学批判的继承。

中国哲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末期，在其发展的漫长道路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哲学在这个特色中又富有新的鲜明内容。

幼儿往往对生活和社会中的一切充满着好奇和尝试的冲动，常能以极其朴素和敏锐的观察力，提出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在幼儿教育中，我们若能有意识地对幼儿渗透哲学思想，会有利于引导幼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一、在幼儿故事中渗透“哲学思想”

幼儿故事中往往蕴涵着一定的哲理，在故事教学中教师若能够挖掘其中的哲学因素，引导幼儿用哲学思维方式来思考故事，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哲学思维能力，加深幼儿对故事的理解。比如，童话故事《老鼠胆》讲的是一只小老鼠总是愁眉苦脸，因为它非常害怕猫。天神非常同情它的遭遇，便施法把它变成一只猫。老鼠变成猫后又非常害怕狗。天神就把它变成狗，但它又开始怕老虎，天神就让它做老虎，但它又担心会遇上猎人。最后，天神只好把它又变回老鼠，并且说：“不论我怎么做都帮不了你，因为你拥有的只是老鼠胆。”这则故事蕴涵着这样的哲理：我们常希望改变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其实需要改变的常常不是外在的环境条件，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用智慧与勇气，坚定地面对眼前的挑战。虽然这样的哲理对幼儿而言有点深奥，但教师可以结合现实对幼儿进行讲解，如用这则故事引导新生顺应幼儿园新的环境。诸如此类的富有哲理的幼儿故事不胜枚举，如绘本故事《世界为谁存在》通过各种动物的亲子对话追问“世界为谁存在”，来启发幼儿去思考生命与自然。又如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通过孩子和妈妈之间的一问一答，来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界永无休止的循环规律。再如民间故事《驴子过河》通过驴子用同样的办法驮着盐和棉花过河而遭殃的事例，来告诉幼儿做事不能总是凭经验，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思考的道理。

二、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哲学思想”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哲学来思考，比如天冷了要穿衣服，热了要脱衣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又如饿了要吃饭，但只能吃适量，多了就会撑——适度原则；再如登山时上坡容易下坡难，行船时下行容易上行难——矛盾的转化原则；等等。教师若能经常有意识地引导幼儿应用哲学来思考这些现象，则能激发幼儿对哲学的兴趣。美国教育哲学家乔治•F.奈勒曾说过：“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愈下。”因此，教师应重视自身哲学素养的提高，可以品读哲学故事和书籍，如《小故事，大道理》《水知道答案》、《把信送给加西亚》《心灵的鸡汤》《学会做事》等；也可以参加教师沙龙，在与同行思维的碰撞中提升哲学素养，自觉地对社会、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出辩证的思考与判断；还可以学习名师，从哲学的高度结合自己的实际，批判地继承名师教学中好的做法，挖掘名师的思想内涵。这样，教师就能学会用哲学的眼光思考问题，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捕捉幼儿感兴趣的“哲学”素材，从而运用这些哲学素材来启蒙幼儿的哲学意识。

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哲学思想”

摘要：所写诗词的字里行间均闪耀着马列主义与思想的真理光辉。笔者借由七律二首《送瘟神》说开去，分析这两首诗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加之笔者对其他诗词的理解，得出小结：诗词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在这部史诗中，几乎每首诗词中都能反映对立统一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关键词：诗词;《送瘟神》;哲学思想;时代特色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1]他所写诗词的字里行间，到处闪耀着马列主义与思想的真理光辉，向世人展现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光荣而艰巨的伟大历程。他的诗词，或波澜壮阔、恣意，或笔触细腻、朴实无华。无论何种风格，随处可见的是诗词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一、《送瘟神》作成的时代背景

读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后，得知余江县彻底消灭了血吸虫，思绪万千，彻夜难眠。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首诗于1958年7月1日挥笔写成，最早是刊登于1958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1]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江南肆虐，患者多不治而亡。江西余江县是全国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国解放不久，在“”“三反五反”以及“肃反”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于1955年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余江人民积极响应，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奋战，于1958年树起第一面消灭血吸虫病的红旗。6月30日的《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与《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看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次日，恰好是党的37年诞辰。他面向临窗的旭日，乘兴写下了组诗《送瘟神》。”[2-3]当时的中国人民，在“全力以赴，力求上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中国人民实现了推翻一个旧中国的宏伟计划，更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坚强信心。而改造旧中国，正是建设新中国的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当年之所以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就是认定了消灭血吸虫、解放生产力是改造旧中国的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4]

二、《送瘟神》体现的哲学思想

1993年纪念百年诞辰时，我国曾举办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与生平研究论著数量达到高峰。2003年纪念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规模已不及以前，但出版、发表论著的数量仍不断增长。并且，不少青年学子也加入了哲学思想研究的行列。清点近10年来的哲学思想研究，有许多新的变化和起色。例如，哲学思想研究团体的学术会议逐年举行，每次会议都围绕新的学术论题并紧密结合实际来展开。新的刊物《研究》得以创办，这为学界提供了的新场所。学术成果新有增加，相关论文有1380余篇，著作(包括再版书和论文集)60余部。同时，2009年2月成立的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和同年9月成立的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也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研究，每年的学术活动为学界同仁开拓了新的空间。2009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三卷本，则为军事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该书收录的821文献中有91篇为首次公开发表。作者拟对近10年来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

一、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尽管不再像以往那样轰轰烈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吸引众多学者参加，但相关研讨会每年都在进行。主办研讨会的领军者是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自2003年以来，研究会持续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第11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有数十名学者与会，主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21世纪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2004年8月，第12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委党校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2007年8月，第14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会议主要就《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展开研讨。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央机关、全国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以“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并对这个主题涉及的众多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哲学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了研讨。2009年9月，第16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观点即实事求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群众史观展开讨论，认为它们既是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2010年12月，第17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显然，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持续召开学术会议，为加强全国各地学者的学术往来、提高研究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省市的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也持续不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的召开。2004年，研究会年会召开时有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围绕“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三个永远铭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重庆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思想与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等问题。作为故乡的湖南湘潭大学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来对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成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纪末，全国高校及党校系统的哲学思想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撤销，哲学思想不再单独列为高校的课程。在这种背景下，湘潭大学的思想研究机构却得到加强。它所属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办为所)，2002年更名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遴选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机构所不具有的优势。早在2001年，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开展思想研究，双方商定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该中心现设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所、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同志纪念馆、图书馆(后两者隶属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它尽管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为全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学术阵地。到2010年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纪念馆还和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联合举办全国“论坛”，至2011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源起于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发起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及其思想研讨会”，2002年它更名为“首都理论界及其思想研讨会”，2005年起邀请外地部分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会后更名为“论坛”。“论坛”自2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举办过三届不定期的活动。同时，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刊物《理论视野》发表有关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近些年来也加强了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成为该所研究生学位论文重要研究题材之一。同时，中山大学的刊物《现代哲学》也时常发表一些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显然，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给哲学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国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专门刊物，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委主办的《思想论坛》，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会主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然而，《思想论坛》、《思想理论与实践》因各自原因先后停刊，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学思想研究》则易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并且发表的有关思想研究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所以，《研究》的创办，《现代哲学》、《理论视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栏目的设立，使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得以扩展。它们与《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一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纳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中坚和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

二、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涉及各个领域，即除了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外，还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广义的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学科。同时，对著作的文本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学者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强调《实践论》、《矛盾论》是像古贤那样的“发愤”之作。“它不仅是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认为:“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焕章则从哲学史角度来认证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列宁在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挥［3］。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是从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的实践哲学的。他指出:“的‘实践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河北师范大学王玉平教授等学者则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追求世界本体的思辨的逻辑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实践哲学。它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特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底蕴，具体诠释了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内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实践哲学的特征。曾有综述文章这样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条件、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实践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是其根本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其价值取向。这无论在实践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在其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6］在分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前生研究员指出:“生前虽然未曾写出价值学的专著，但是在他宏伟而又深邃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套严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他正是用这套价值观去观察世界，去评价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不仅个人终身信仰、尽力实行这套价值观，而且自觉地用它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内容包括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