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范文10篇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摘要]感性世界是马克思对世界的指称。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感性的存在。一是感性活动。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感性世界的内涵。马克思的感性世界与哲学教科书中的物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世界并不独立于人存在，而是对象性的存在；感性世界的运动是感性活动，实践是对感性活动的哲学概括。感性世界确立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基础，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路向。

马克思哲学是否有自己的本体论，学界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清楚明白的，马克思同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也具有自己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看法。这就是他感性世界的观点。正是在对感性世界的认识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哲学的本体基础以及哲学上的实践进路，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因此，对马克思感性世界的本体意义的分析，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及其哲学范式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

感性，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由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形成的感觉、知觉、表象的认识形式，世界则通常指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外部的东西，感性与世界组合起来形成“感性世界”一词，其最初意义是指被感觉到的世界，与本质世界相对。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感性世界则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德谟克里特把感性世界看成是主观的假象，伊壁鸠鲁则认为是客观现象，康德将其视为主观性的现象界，费尔巴哈则认为是“感性的实体”、“现实的实体”。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呢?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并非是独立于人的自在世界，而是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世界，是对象性的存在。“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显然，对马克思说来，不存在脱离物的人，也不存在脱离人的物。当我们讲到人时，就要考虑到人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及其所处的环境，讲到物时，就要考虑到作为它的对象的人。感性世界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因而，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也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性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可见，离开人的自然界或抽象的人，是不在马克思的哲学视界中的。

(二)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是人与物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的对象，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展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因而，“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由于人与世界是统一的，在马克思眼里，“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说法)”，“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迥异于传统物质观的感性世界视野中，感性和自然界具有同一的意义。感性的也就是现实的，从感性出发也就可以看成是从自然界出发。

怀特、艾耶尔等人都认为20世纪哲学即现代哲学是从攻击、叛离黑格尔开始的。①怀特说道:“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他加以特别显著的颂扬。”②尽管各派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的方面着手对黑格尔哲学展开攻击或者说反叛，他们对哲学自身都有着新的不同理解，不过他们都明确地反对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或者说基础主义。但正如德里达所说，并没有一个不受污染的思想源头，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主义过程中却不断显露出新的基础。或许通过思考这种新的基础主义“污染”，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的旨趣和目标，也才能在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自觉地坚守哲学追本溯源的理论性质。

一、现代哲学对基础主义的批判

纵观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哲学家众多，门派林立，哲学文献也浩如烟海。围绕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我们试作一简约的概括，我们认为主要有来自以下四个维度的批判。其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逻辑的批判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维也纳哲学小组最为典型。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维也纳小组提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判准，即逻辑和经验，因此维也纳小组的哲学也被叫做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他们所说的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形式知识或者叫形式科学，最为典型的是数学、逻辑学，它不需要经验的证明，仅靠逻辑形式的正确性就能保证这种知识的有效性。第二种就是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经验科学的知识。这种经验科学的知识按照维也纳小组的看法，最后都必须还原为感觉命题基础上的逻辑构造。那么从逻辑和经验的标准去看哲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哲学既不是形式科学，即不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分析的真理，也不是经验科学，即不是由综合命题所构成的可以由经验检验和证明的真理。哲学既不是分析的真理，又不是综合的真理，所以哲学就不是真理，哲学就不是科学。按照赖辛巴哈的看法，哲学是“冒充科学”，哲学更像是“一首蹩脚的诗”。

这种批判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去追溯，最早可以追溯到休谟和康德。休谟当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如何大的破坏呢?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①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关于超越知性的界线、理性必然陷入的辩证幻象的分析，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批判的先声，也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的哲学批判最早的哲学史依据。这是对哲学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沉重的批判，那就是用科学的标准去看哲学，结论自然就是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主义至上的现代性语境中，这样的批判对传统哲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其二，是从语言的维度批判传统哲学，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为什么传统哲学不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又要冒充科学?从罗素开始，也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因为哲学混淆了语言的表层语法和深层的逻辑句法，语言使用混乱。也有哲学家从语言的概括性去寻找哲学的根源，比如以科日布斯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科日布斯基非常清晰地批判传统哲学怎样受语言的诱惑而陷入了过分概括化的陷阱。赖欣巴哈也有相似的表述，他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明确地说，知识的本质是概括，概括是科学的起源，概括也就是解释的本质。②应该说，赖欣巴哈的这种“概括”是很具说服力的。我们不会反对今天的所有的经验科学知识都是来自于科学概括这样一种“概括”，问题在于，在赖欣巴哈，包括科日布斯基看来，由于科学概括的成功，诱使人们在缺少相应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去作过分的概括。“这样，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哲学就是从这个土地上兴起的。”③如此，因不严密的语言(的使用)而作过分的概括被认作是哲学产生的一个根源。后来又有牛津学派关于语言的陷阱的一些分析，基本上都是从语法语用这样一些角度去分析传统哲学的语言根源。一定意义上，根据语言学的批判，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只不过是基于对“过分概括”的诉求而对语言的误用或者滥用，只要理清了语言的语法、语义、语用等规则和界限，哲学即形而上学问题就自然消解了。其三，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中一大批法国哲学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也包括德勒兹、加塔利等，从另一个维度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简略地把他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视作一种政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最先提出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把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甚至指责同一性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福柯则出色地揭示出无处不在的知识与权力的内在交织而形成的规训系统，他在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地把该书的主旨归结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对人心中的法西斯主义”。④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要把群众中的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欲望给揭示出来，而在其合著的《千高原》中，提出以“游牧思想”来对抗自柏拉图以来的“城邦思想”。总之，在这些后现代哲学家看来，同一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的基础主义哲学意味着霸权甚至意味着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其四，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由于文化批判中总是蕴涵着政治批判的维度，所以上文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政治角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也可以视为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批判。在后现代哲学家们看来，传统哲学所犯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学科帝国主义”。把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作为唯一的、真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把整个世界纳入哲学的同一性逻辑中。针对传统哲学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基础主义的、知识女王的霸权式倾向，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

他明确地说:“在这个文化中(指后哲学文化，引者注)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①德勒兹和德里达等哲学家更是明确地强调多样性、生成性的“差异”来对抗传统哲学中同一性的、压制性的“重复”。叛离黑格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哲学可以更早地追溯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两种被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称为“怀疑主义的解释学”从根本上颠覆了基础主义哲学赖以可能的意识自明性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潜意识规定自觉意识，这使任何传统哲学作为自觉意识而确立的基础命题和原理失去了基础地位，在深层的怀疑主义的对意识的解释中，哲学的基础塌陷了。上述现代西方哲学对基础主义的多维批判，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极大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哲学的知识领域，发展和完善了诸多精巧的哲学方法，形成了多元化的哲学理论形态。但是，各派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展开批判时，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对象固有的理论旨趣、思维逻辑乃至思想风格的规定，从而批判就是激活或复活传统哲学的特殊形式，批判基础主义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某种新的基础的寻求;另一方面，在反对基础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专门知识、技术和方法，可能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严谨和精巧，从自我迷恋而致自我丧失，失去了在人类知识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意义。

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摘要：文章就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展开述评。首先阐释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概念，然后对当代哲学观点做出评述。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分析。

关键词：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一、道德教育之人性基础

对康德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的研究就是对其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研究，它也是研究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前提或逻辑起点。因为道德教育以道德为前提和主要内容，而道德则以人性（本文特指人的道德本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所以道德教育作为对人的道德性的培养，必须以人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人性问题自古就是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问题，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传统走性善论的道路，这种观点认为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善的，它与中国人崇尚孔孟之道是一致的。虽然孔子对“性”与“天命”等类似话题都有所避讳，但孟子的性善论尤其是他的“四端说”却非常符合中国人独特的道德情感心理，因而为人所称道和奉行。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性恶论，这与他们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其基督教传统是一致的。该取向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西方绝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都试图通过严密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来防止人性的堕落在政治上的负效应。作为一名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虽然不主张人性本恶的思想，但他对人性的看法也并没有中国人那样乐观。在其《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详细地论述了其有关人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在本性上既不是道德上善的也不是道德上恶的，道德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人所有的仅仅是选择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就已经是现实的或现存的，人有选择向善的可能，也有选择行恶的自由，可以说，道德是人选择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人的禀赋，不是人的倾向，而是人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因为这一行为蕴含了直接决定道德的因素—动机，也即行动者的主观准则。对康德而言，道德只与动机有直接的关系，与后果或任何其他因素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动机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因此，与动机直接相关的道德就无法直接从人的天性中获得。诚如康德所言：“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是什么呢？以及，他应该成为什么？是善还是恶？这必须由他自己来造成，或者必定是他过去所造成的……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从而他在道德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或儿童，当他无意识地做了一件对人有利的事情或损害人利益的事情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道德上善的或道德上恶的，我们只能说他在道德上无所谓善恶，或者说他是天真无邪的。因为，无意识就是无动机，而无动机也就无所谓道德。简而言之，人在道德本性上是空白的。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在道德本性上的这种空白才使得道德教育成为可能，如果人天生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恶的，那么，从理论上讲，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是徒劳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康德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研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或前提，这同时构成了康德对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论述。

二、道德教育之必然选择

在康德那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它是人成为人的必然选择。而要理解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首先就必需从道德哲学的层面理解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在为人的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论证。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也就是说，他是自然存在和自由存在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存在表现为人的本能需求，在此，他和其它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的自由存在也就是人的道德存在（在康德那里，自由与道德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人与地球上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是人作为人最根本的规定性。一旦丧失其自由或道德，人就堕落为一完全的自然存在者而和动物无异，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人作为人的资格。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人是为道德而存在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为人的道德性做出了如下辩护：“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在此，人性也即人的道德性，以人性为目的也就是以人的道德性为目的。可见，对康德而言，道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人存在的目的。一个没有道德的存在已经不配再被称之为人了，因此，道德与其说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标准，不如说是人和非人的区分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道德为标准对地球上的动物进行等级划分。在潜意识中，他们将地球上的动物划分为三个等级：人、禽兽以及禽兽之下。在他们看来，虽然禽兽不会做道德的事，但它至少不会做不道德的事，而那种不道德的人由于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在禽兽之下。这就表明，人们在潜意识或自然的情感中，是无法接受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成为人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这样的人排除在人类的行列，甚至将其排除在禽兽之外，而这也就是人们经常骂一个坏事做尽的成年人“禽兽不如”的根本原因。这可以看作是对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实践证明。由上可知，虽然人并不天生就具有道德，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道德对人而言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人必须要拥有道德以成为——道德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来获得它，而这种对人的道德性的后天培养也即是道德教育。可以说，道德教育是人获得道德的必然途径，又由于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所以，道德教育也就成了人之为人的必然选择，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成为人。总之，要想成为人，就必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必须通过道德教育。这就是康德所谓“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的根本内涵。

三、结语

“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可以说，教育是人成为人的根本。而在康德那里，道德教育不仅构成了教育的主体部分，而且是教育的根本，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对康德而言，道德教育才是人成为人的根本。而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而且有利于我们更透切地理解道德教育作为人成为人的根本这一思想的具体内涵；同时，由于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根本，因此，对康德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究也就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康德的整个教育思想。由此可见，无论就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本身而言，还是就康德的整个教育思想而言，对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探究都很有意义的。

摘要:党的突出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两山”理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其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植根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自然对人的先在性、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新时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奠定思想基础；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物质条件；实施绿色保护制度，提供法制保障。

关键词:新时代；“两山”理论；哲学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幸福、社会安定和国家前途未来的千年大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对此，习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扎根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成为生态建设的“指挥棒”。新时代突出的环境问题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影响和损害，研究“两山”理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两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005年，习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至今的十几年间，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习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这一理念，使其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渐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导向，使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逐渐深入人心。2005年8月15日，习考察了安吉天荒坪镇余村，在之后的座谈会上，当地村干部向习介绍了其关停污染产业、发展地区特色，将自然环境转化成生产力，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习对此褒扬，并指出，“以前我们总说，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但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最初表述。2006年3月8日，习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们对“两山”关系的认知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上升三个台阶。第一阶段属于初级认知，这一阶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索取，基本上不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第二阶段认知上了一个台阶，认为在获取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资源的重要性，认识到环境是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第三阶段达到科学认知，认为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人们种的树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摇钱树，生态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习对“两山”之间关系的三个阶段的阐释，深刻表现其对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开始的一味利用征服自然到逐渐尊重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在重要场合对“两山”理论进行深刻阐释。2013年9月，习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这是习对“两山”理论的一次经典、系统的阐释。这一阐释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没有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便变成“纸上谈兵”。保护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利于千秋的事业，所以不能“竭泽而渔”，既考虑当代人的眼前利益，也要关注后代人的长远利益；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另一方面保护生态本质上就是发展生产力。习曾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他继承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认为自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产力，现阶段，我国在各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真正将生态环境转化成生产力。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式写进中央文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生成后随实践的推进其内涵不断深化。2016年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习在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特色，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2016年3月10日，习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又再次强调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生态环境是没有替代品的，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与生命同等重要地位，深化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2017年10月18日，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018年7月7日，习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愿与国际社会一道，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逐渐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推向世界。2018年9月25～28日，习在东北三省考察时指出，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他同时指出，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真正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落实到实践中，完善和深化了“两山”理论。

二、“两山”理论的哲学基础

[摘要]“语境”是人类知识的“元话语”和“先验结构”，而文学理论和文学知识亦是人类知识之中的一种，那么文学理论必然离不开“语境论”的反思。“语境”不是作为一种“背景”作用于文学的，而是以一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默会性地作用于文学产生、文学活动、文学理解和文学意义等一切文学行为之中的。“语境”作为一种“元范畴”对语言具有审美性的“赋形”。“语境”为语言赋予了语言自身之外的意义，同时创造了语言的新义。这种语义的生成过程具有审美化倾向。文学先天的“语境性”主要表征为：语言从静态表意到动态行事的观念，将文学从作为世界的复制和描述转变为在“事件”语境之中参与建构世界的活动；文学携带的感性、具象性和混溶性，一直将文学经验和日常生活语境置于具有连续性的光谱之中。

[关键词]语境论；语境诗学；元概念；元理论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情境语境、柏拉图的外部语境和亚里士多德的内部语境，到17世纪至19世纪中狄德罗提出的本体语境；从歌德、丹纳的时代精神语境到别林斯基等提出的社会历史语境；从20世纪以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语境，到现象学和阐释学文论的情景语境，最后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社会—文化语境，可以看到，语境诗学在不同文论流派之中以“暗线”的方式呈现，即便它们对语境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然而，这并不足以证明“语境诗学”作为文学理论在当代文论之中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当“语境论”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基础范畴之后，文学理论怎样面对这种“转变”？文学理论寓居于人文学科当中，语境必然对其有价值作用。但“三段论”式的推论只是在逻辑上证明其合理性，并不能从文艺理论中为“语境诗学”寻找到学理合法性。“语境诗学”理论基点的确立，需要追问和解答以下几个问题：“语境”范畴作为诗学的元概念，怎么能证明自己的学理合法性？文学自身何以与“语境”发生关联？语境诗学何以可能？

一、“语境”：作为人类知识和文学知识“元理论”

随着知识范式的变化，语境已然成为人文学科甚至人类知识的“元语言”和“元理论”，也即基础话语和范畴。从本体意义上来看，语境是人认识世界、经验对象和言说世界的先天内在结构。按照研究者的说法，语境最早是被作为语言的一种属性来看待的，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实践的默会化程度加深，语境“从关于人们在语境中的所言、所作和所思，转变为了以语境为框架，对这些所言、所作和所思进行解释”[1]。语境成为人类思考知识何以存在？真理何以成立？此种终极问题的根本依据，“在语境世界中，一切都是语境化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的认识的界限。……就认识而言，一切知识都是语境化的。因为认识是不能脱离语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基于语境的世界的。语境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语境寻求的过程，只有找到文本、事件或行动的语境，才能更好理解和把握它们的意义。因此，语境寻求的过程也即是意义展现的过程，人的世界就是意义的世界”[2]。培帕（StephenPepper）将“语境论”与“形式论”“机械论”“机体论”并列视为人类构想和认识世界的四种“根隐喻”。形式论处理语言和事件的对映关系；机械论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机体论处理作为表述对象的世界内部的有机关系；而语境论处理主体与事件之间的意义关系。以此为基础，郭贵春先生从哲学角度，将“语境”作为一种“根隐喻”，使其成为人类概念体系的核心概念[3]。同样地，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之中也发现历史学家解释历史的四种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语境论即是主张将事件放在所发生的语境中就可获得相应的解释，语境可以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源、过程及与其他历史事件之间的特殊勾连。”[4]对于历史来说，没有所谓的过去发生的语境，当下语境就是历史的语境。“语境”消解了历史文本自身的实在性，决定了历史文本的阐释和建构，也即是将人类“在语境中”进行言说表达，转换为“以语境”来言说、行动和思考。“语境”的行动，从人类知识最底层被意识到和被揭示出来的，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这种概念或模式进行思维或行动”[5]。从按照语境的思维思考和认识世界，到以“行动”的方式对世界进行主动的阐释和分析。甚而，在事物本质的思考上，也带有了“语境性”的思维，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先在的和静止的终极“存在”。这种理论将对象的本质视为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思考模式。语境是作为一种本性的实在而存在的（郭贵春语），因而，它在人类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在“语境”成为一种逻辑的和理性的哲学思考方式之前，语境性的思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的意义是与和名词相关的其他部分关联的。在中世纪，人们就开始将关注点从语言转移到了语境本身之上，“语词不再作为与它们的语言上下文或语境(linguisticcontext)完全相分离的单位来研究。吸引着人们强烈兴趣的，毋宁说是语境本身”[6]。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念，强调语言的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使用。在使用之中，语言必然是指向语言代表的世界的，而不是将语言视为与世界区隔和无涉的一套符号系统。阐释学更是积极地运用语境（准确地说是语境之中的情境）来理解世界。传统的哲学观念认为知识是主体对终极“理念”的“镜式”反映，知识产生的过程中，人仅仅处于被动的角色。阐释学则认为知识一定要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产生，没有对世界的主观性理解行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都内置着主体的建构，即知识被视为一种语境性的产物。当哲学走到“语境论”或者“语境主义”时，语境更是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来审视和对待。在“语境主义”看来，没有绝对正确和唯一的知识，“一个确定的有归属的知识均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命题，这意味着存在有多种知识关系，而非一个”[7]，因为知识本身就是在语境中形成和存在着的。“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相对于各种语境的，无论物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都是随着语境而变化的。”[8]我们不能不说，人类的知识观已然渗透了“语境论”的思想。既然“语境”是人类知识的“元话语”，而文学理论和文学知识亦是人类知识之中的一种，那么文学理论必然离不开“语境论”的反思。“语境”不是作为一种“背景”作用于文学的，它是以一种先验式的思维方式，默会性地作用于文学产生、文学活动、文学理解和文学意义等一切文学行为之中的。因而，我们的语境诗学试图这样理解文学：从文学意识、文学体验到文学经验、文学观念，乃至文学理论、文学知识等，一切关于文学感性和理性知识的形成，不仅是语言作品带来的，而且也是由围绕在作品周围的文学行动者、文学媒介和社会文化等的参与而塑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作品只是一个符号框架，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语境”才是真正填充和构成文学的东西。“语境”作为一种“元范畴”对语言具有审美性的“赋形”。“语境”为语言赋予了语言自身之外的意义，同时创造了语言的新义。这种语义的生成过程具有审美化倾向。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人的认识基础或者经验对象的条件是“时空直觉形式”：现实成为认知的前提就是时空感作为审美建构的基础[9]。认识论被赋予了一种美学的品质，因此，一切现实都不再是“现实的”了，而是“审美的”。从此，认知和审美并非两条平行线，审美成为认知的内线。语境是否与时间—空间一样作为先天范畴而存在呢？这种先天范畴既不是抽象客观的，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先验的主体内在结构、理解世界的结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康德的这种思考属于认识论，而语境论的基础是语言论。语境的审美问题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语言论的问题。但是，韦尔施对康德先验哲学所作的“审美置换”，足以启发我们在语言论之中来对语境感性维度、直觉维度或审美维度的思考。语言论阶段，语境的审美化是怎样呈现的呢？人类使用语言来处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和语境是怎么样的关系呢？张春辉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四因说来思考语言和语境，提出话语属于物质因，语境属于形式因[10]。在这里，“形式”是语境赋予语言的结构，但是我们从李章印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的研究发现，汉语翻译过来的“形式”只是像“形状”一样的静态名词。“形式”对于亚氏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有“聚集、置入、动变、到场、形成等意思”[11]。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语境”：语境是对于作为质料的语言进行赋形的过程。难怪拉康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情境’，‘情境’不仅是事物或交流主体存在或成立的前提、条件或环境，它更具有构成意义，它内化为事物或交流主体的结构、秩序及规范。语言学的意义由此便经由‘情境’而发挥出来。”[12]与此同时，“赋形”在克罗齐哲学体系里具有审美意义。克罗齐认为直觉指心灵赋形式于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的活动，直觉是赋形。直觉处于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地位，因而作为直觉的艺术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语言同直觉一样也是赋形、表现和心灵创造，因此，语言学就是美学。语境思维之中，意义是语境赋予语言的产物，非语言本身自带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直觉性”的符号，由符号与符号、符号与主体之间内在隐秘的关系所形成的“语境”必然是“美学的”。同时，维柯认为语言原初状态就是诗性的，理性语言是诗性语言演变而来的。语言原初状态即是语言符号自身与周遭语境的“想象”性的互渗和混溶状态。在先决条件上，这使得通过语言建构的语境具有审美性。在语言存在中，语言的诗性是来自“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的特点”[13]。故而，在“说出”和“未说”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类空间”性的情景语境，这种情景语境反过来规约“说出”的语言形式。从诗性语言到语境，语境因为自身天生的“赋形”性而具有审美属性。马大康先生将人、语言、世界的关系分为四种：“人—语言—世界”的指陈工具关系，“人—语言—人”的交流工具关系，“人—语言—神”的宗教关系和“人—语言”的诗性语言关系。在诗性语言关系之中，语言不再是工具，而是“自为”的存在“主体”。“最充分地敞开自己丰富的感性世界和诗意氤氲的精神空间，召唤人与世界共同进入这一空间，实现人与语言、人与世界平等自由地相处，使人进入物我相得、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14]诗性语言所带来的语言新思考，改变了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言说方式：文学语言不是表达我们感受的工具，而是召唤主体与世界的语境。诗性语言本身即为一种语境性的存在。

二、语境的介入：从“文学事件”到文学话语—意义生产

摘要：一门具体学科必定具有相应的哲学基础。生物语言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而且有必要为麦基弗雷关于生物语言学之哲学基础所作的探讨进行补充。以此为出发点，纵观乔姆斯基就人类语言本质所提出的三大问题———柏拉图问题、笛卡尔问题和洪堡问题，不难发现生物语言学正是以这三个问题作为宏观层面的核心问题。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阈看，乔姆斯基关于生物语言学的基本主张完全符合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生物语言学具有过程哲学基础，关于它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和脑科学研究不可囿于获取“对象知识”的研究，而应注重各种“过程实现”的研究。

关键词：生物语言学；过程哲学；乔姆斯基；怀特海；语言知识

乔姆斯基就语言本质的思考所提出的柏拉图问题、笛卡尔问题和洪堡问题（Chomsky1986:25）既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又是生物语言学要研究的宏观任务。从哲学层面上看，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分别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等哲学性质。这说明生物语言学具有系统的哲学基础。在《剑桥生物语言学手册》中，麦基弗雷（McGilvray2013）讨论了生物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然而，该文对生物语言学哲学基础的探讨却存在着遗漏，未能就生物语言学的特殊性而进行“过程哲学”（processphilosophy）思考（Rescher2000）。本文主张过程哲学是生物语言学的重要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本文把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置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阈下，来考察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的“实现性”和“过程性”（Whitehead1978:7），旨在解释为什么说乔姆斯基提出的问题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这些核心问题具有过程哲学性质。

1.生物语言学的发展与核心问题

在讨论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生物语言学的发展状况。1.1生物语言学的发展。詹金斯（Jenkins2013）在梳理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史时认为，乔姆斯基、勒内伯格、皮亚特里-帕马瑞尼等人是生物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人物。我们发现，在生物语言学发展过程中，以下事实标志着生物语言学从草创阶段到学科的基本形成：乔姆斯基奠定了生物语言学的思想基础（Chomsky1976）；勒内伯格撰写了生物语言学第一部重要专著（Lenneberg1967）；皮亚特里-帕马瑞尼作为发起人和召集人，于1974年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戴德汉姆镇（Dedham），经罗蒙人类科学中心（RoyaumontCenterforaScienceofMan）赞助召开了语言与生物学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biolinguistics”这一术语；詹金斯于2007年创办了学术期刊《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皮亚特里-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认为，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早期、中期和当前时期。早期（1967—1985）属于思想酝酿期，这个时期以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为契机，以勒内伯格的专著《语言的生物学基础》（Lenneberg1967）为开先河之作，旨在整合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1965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Monod）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觭oisJacob）因在细菌遗传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项革命性发现是生物体存在着一类旨在调节其他基因活性的调节基因，这类基因影响着人类的“概念发展”（conceptualdevelopment）（Piattelli-Palmarini2013:13）。这项来自生物学的科学证据为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的启示是人类的语言演化是一个逐步修补的过程，个人的语言习得并不完全依赖于绝对充足的条件刺激，即语言习得过程中2019，No1SerialNo173“输入少而产出多”（Chomsky1993:24）的现象可以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在这个时期，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个体语言发生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都借助于生物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相互借鉴而开启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课题（Grodzinsky198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发现调节基因对人类概念发展有影响，但是在勒内伯格这样的人看来，语言的生物学研究“没必要假定有语言基因”的存在（Lenneberg1967:265）。中期（1985-2000）被称为“成果易得”（lowhangingfruitfromthetree）时期，属于生物学与语言学正式结合的初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这期间生物学领域关于调节基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认识，而且新的研究发现，莫诺和雅各布从细菌中发现的控制酶和调节基因，其遗传调节作用与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别。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极为复杂，除了调节基因外，还存在多种诱导因子、整合因子、感觉因子、触发因子等（Piattelli-Palmarini2013:15）。1986年美国生物学家斯丹利•科恩（StanleyCohen）和意大利生物学家列维-蒙塔奇尼（Levi-Montalcini）因发现“生长因子”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傅莉娟1987）。这些发现不但开拓了基因科学的新课题和新领域，而且还为语言演化、语言习得研究、语言变化研究等带来了新的启示，人们意识到人类的语言演化应该和个体的语言发展整合起来研究，出现了新的学科“演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Raff2000）。更重要的是，来自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语言损害研究、威廉姆氏缺乏症研究等领域的新发现，强力证明语言具有内在的模块性质（Chomsky1984；奚家文，熊哲宏2014）。这促进了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增强了语言认知和语言加工等领域的科学性。当前时期（2000—至今）又称为“成果难得”（higherfruits）时期，这个时期证实了一项重大假说，这就是“FOXP2基因”（theforkheadboxP2gene）与语言相关。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遗传学家赫斯特等人（Hurstetal.1990）对“KE家族”三代人的语言紊乱现象研究，2001年这个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确证了FOXP2基因与语言的关系（Laietal.2001;俞建梁2011）。根据皮亚特里-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2013）的研究，到2013年，已经确切证明至少有25种基因同语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么，当前时期为什么“成果难得”呢？这是因为生物学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扑朔迷离，而且像为何会有“消失的遗传特性”这样的谜团一时难以得到破解。另外，孟德尔（Mendel）关于“单基因性状”（Piattelli-Palmarini2013:17）的经典学说已被证伪而不再是普适性规律，因此它只适用于例外现象或者某些特例。此外，新的研究表明，就连单一疾病背后都有多种基因的影响，那么，完全可以猜想，人类语言这一复杂系统势必会与多种基因相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在生物语言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其难度越来越大。总的说来，生物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综合型交叉学科，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问世，源于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契合的是认知革命的精神，主张对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聚焦在语言的神经机制、语言的演化历史、语言的个体发展这三大方面，包括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等。1.2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生物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都植根于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语言学和生物学作为现代学科各自的发展史相对较短，但从思想渊源上看，二者的结合体生物语言学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不过，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和洛克到康德，一直到维特根斯坦，生物语言学的哲学思想多以片段零星的方式呈现。直到乔姆斯基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研究的出现，生物语言学围绕其核心问题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乔姆斯基在其《语言知识：其本质、起源和使用》的序言里说（Chomsky1986:xxv）：“多年来，我一直心系着关于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何以根据有限的[经验]证据却能知道如此之多。第二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为何有这般多的[经验]①证据却知道如此之少。”乔姆斯基（ibid.:3）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后来乔姆斯基在其《最简方案》（Chomsky1995）中把这三个问题拓展为五个问题（Boeckx2015）。比如，乔姆斯基“常常”把问题（1）定名为“洪堡特问题”，问题（2）称作“柏拉图问题”，问题（3）归为“笛卡尔问题”（Jenkins2000:2）。詹金斯（Jenkins2013:4）把乔姆斯基的问题确定为普遍性问题，也做了不尽相同的表述：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在儿童那里如何发展？语言在物种中如何演化？在乔姆斯基的基础上，詹金斯（Jenkins2000:1）提出，生物语言学研究就是要瞄准以下五个“中心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如何获得？（3）语言知识如何使用？（4）与语言知识相关的脑机制是什么？（5）语言知识（在物种中）如何演化？在这五个问题中，前三个问题是核心。那么,为什么说这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呢？首先，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三大哲学问题的不同追问方式。什么是世界（本体论问题）、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论问题）和人在世界中如何行事（伦理学问题、语言论问题等），这三个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乔姆斯基把这三大哲学问题落实到语言上，用“语言知识”这一概念把语言、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追问“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如何获得”以及“语言知识如何运用”这三大核心问题。生物语言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追问什么是语言知识入手，旨在达到对世界与人的语言本质的追问。第二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获得，既是追问人的必然特征，又是追问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特征。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使用，既是追问人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是追问人之所以作为语言人的社会特征。其次，从生物语言学的学科目标看，这三个核心问题涵盖面宽。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关于语言本体的追问，这是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脑神经科学等的任务。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语言习得和学习的追问，这是应用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的任务。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如何使用，这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用学、发展心理学等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三个问题，生物语言学在看待语言时既继承了乔姆斯基关于“外语言”和“内语言”的区分（Chomsky1986:19,21），又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旨在揭示人类语言的本体属性、知识属性和概念属性。因此可以说，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既有宏观的哲学性质，又有具体的学科性质。乔姆斯基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三个问题的哲学性质，所以才把它们分别定名为洪堡特问题、柏拉图问题和笛卡尔问题（Chomsky1986:25;Boeckx2015）。那么，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过程哲学性质呢？在思考这个问题前,先简略谈谈过程哲学的要义。

2.过程哲学要义

构建创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础理论体系是一个跨世纪的世界性难题，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以贡献于全世界。”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我们应该逐步突破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建立融中西医学思想于一体的21世纪新医学，这种医学兼取两长，既高于现在的中医，也高于现在的西医，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和努力［1］。可见中西医结合的目的和任务是发展新的医学范式，创建新的医药学理论，以丰富世界医学。由目前中西医结合的现状看，距离这个标准仍有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医学界中医学、西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三个学科已经形成，但其发展极不平衡，从理论发展、学科地位、发展规模看西医学科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代表；中医学科作为传统医学在解放后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政府管理机构，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医疗机构、学术发展等方面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其规模与地位无法和西医学科相提并论；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已经得到了体制的认同，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学科基础理论，独立发展的趋势还没有形成，仍然处于脱胎于中医又依附于中医的阶段。造成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直到目前仍没有形成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创新的医学哲学观和创新的基础理论。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内容提要】本文从西方哲学的背景来探讨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首先分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成为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后的发展，最后提出怎样从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意义。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