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范文10篇

摘要：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体到每个人的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和推动了哲学发展的进程。本文以笔者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简单论述和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每个人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强调哲学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表达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浅薄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在中国，人们对于名称的要求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涉及到“名正言顺”的大问题。对于“信息哲学”这个新兴的领域，此理亦然。

关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我们似乎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问世的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费格尔（HerbertFeigl）曾于1932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了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同的反响。而“逻辑实证论”这个名称就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的，后来就也被人广泛使用，成为经典的科学哲学的标识。那么“信息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标签，无疑应归于《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内容提要】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未能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不论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传统方法，还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或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新”方法，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也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区分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把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区分开来，使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得到化解。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哲学与经济学的不解之缘：经济学最初从哲学中诞生出来，而哲学的每一次发展几乎都会对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诞生来看，在经济学的思想未体系化之前，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与哲学思想浑然一体的。这表现在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等无一例外。比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论述了分工的经济意义；亚里斯多德讨论“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发表了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天才见解。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新的哲学思想的引进，几乎每一次都会引起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正是在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哲学旗帜下，重商主义才敢堂而皇之将人的欲望、追求摆上经济理论论坛；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一认识论思想的牵引下，威廉·配第才开始探究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从而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正是引入了爱尔维修利己主义伦理观，亚当·斯密恢弘的《国富论》才会长篇论述“人的自利追求会使社会福利自动实现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我们才会看到庞巴维克至今尚存的《资本实证论》；只有研读了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运用了那么多进化论、均衡论的方法；也正是凯恩斯将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引入经济分析，罗宾逊夫人才会评论说：“凯恩斯所论证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论文关键词：时代主题；判断；世界格局；思维方式；和平与发展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0至2007年以来《中国哲学史》杂志研究成果的计量分析和相互对照，考查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外在社会环境影响和内在演变脉络，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勾勒出立于新旧世纪交汇点的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轮廓，力求展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向。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韩庆祥(1957—)，男，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哲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了与时俱进的四种基本内涵与形式，对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动因与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认为马克思哲学之所以重视与时俱进，主要是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新前提、新内容、新形式、新发展和新形态，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内容体现在研究主题、理论前提、哲学方法、根本原理、思维方式、历史视野、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和对共产主义看法所发生的转变等方面；最后指出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

【关键词】与时俱进/马克思哲学/时代性/创新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1-0026-11

从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体系都应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然而，当一种思想体系被确立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且容易演变为教条主义时，当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被抑制时，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十分必要的了。马克思的哲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常识。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化，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体现时代的先进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与时俱进品质进行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哲学是思想发展的精粹，在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哲学精神的血液浸润着中华文明的成长。现时代资本主义纵深发展以及由其带来的利益本位价值观的尘嚣掩盖了哲学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何推开资本的铁幕，还原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精神，关乎民族命运和中华文明的前途。深入探索哲学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显性关系和隐性线索，把握哲学精神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哲学精神的重要价值，锚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哲学精神；社会主义；中华文明；全面小康社会

一、哲学精神的重要现实价值和社会发展意义

（一）哲学精神的本质与哲学的现状

哲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索———向未知的领域发起不计生死的挑战。这样的哲学精神注定会使哲学成为极少数头脑才能佩戴的桂冠。正因如此，哲学从事者以巨大的自我牺牲追索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使得在每一个时代，哲学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时代精神先锋。但是近代以来，在资本的支配下，哲学暗淡了，被误解了，哲学的形象被“异化”了，哲学精神被深埋于资本大潮之下。在当下抽象统治世界的历史语境中，反而没有了抽象的哲学一席之地，资本统治世界导致的哲学失语就此产生，哲学精神的旁落也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沉的痛苦和最致命的弱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递增空间扩大，已经造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第二形态”①正在发生异化，“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我们又不得不敏锐地嗅到，资本的统治在逐渐侵入到精神领域———资本在慢慢从不自觉向自觉转变，资本也在产生着自我的异化，活的生产的资本在向活的自觉的资本进化，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人的独立性趋向发展为以物和精神的双重依赖性为主的人肉体的独立性。人的境况的这种恶化，显性为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背景下金钱标准的支配地位，隐性根源在哲学精神的缺位。“世界不再被追问‘是什么’？人们关注的是世界的‘如何’？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内容都已被置换，技术的世界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世界。”［2］这种境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的类存在被消解为无理性的生产理性和消费理性，每个人都围绕在资本周围，丧失对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求索和渴望。这样一个资本化了的社会，显然是在承认在人性这一跳板上把人性送入。而实现把人性送入的第一步就是消解哲学，消解哲学精神对人的肯定，而这“一种从内部瓦解掉哲学的潮流实际上在上世纪已经悄然兴起”，“那个被哲学所追问的世界的本源和真实被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者以语言游戏和信念的方式化解掉了，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和实在的本质，有的只是相对于使用语言来说的主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3］，这就在根本上开启了终结哲学精神对现时代社会的影响力的进程。

（二）哲学精神与人类文明发展

摘要:本文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做了回眸。将这一百年的历史划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就。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也做了勾要提玄的简洁说明。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模式的范型和导引下，现代学人依样画葫芦，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材料，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尝试会通二者，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体系。回顾这一百年“哲学在中国”或“中国的哲学”之历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式和分析入路，(2)叙事的话语和描述的境况也常常相去甚远。本文是试图以柯文（P.Cohen）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的史学立场，［1］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弥合中哲、西哲和马哲三者之间的分歧，将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略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来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揭幕，是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情况之下。此时，诸子学复兴，异端蜂起，大批去国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再加之上海新的文化环境、机制、物质条件等种种助缘，使得一时间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学术经历了考据学由盛渐衰的历程。伴随着汉学的衰落，经世致用之学复振，关注制度变革的今文经学崛起，具有思想解放先导作用的诸子学开始流行。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和学风转换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结束。［2］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同邵懿辰、戴望、王阖运、皮锡瑞等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家法”）、与古文家构成良性学术对垒的今文经学是完全不同的。他“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3］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掀起了一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点。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定于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4］可见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性人物，同时也是新学术的开山。康、梁，及谭嗣同，均是旧学营垒中冲杀出来、打破传统学术藩篱、试图将旧学新知和中外学问溶于一炉的思想先进。和今文家的“托古改制”不同，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晚清革命派，走的是复活古史、提振子学、高扬民族主义的“国粹”之路。章太炎在《谢本师》之后，与传统经学分道扬镳，不但批评儒学，将儒家降格与诸子齐列，而且将矛头直指孔子。其《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当时的今古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同时对西学也仰慕备至。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西书来诠释诸子。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晚清诸大师，一手复活了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外来的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