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式范文10篇

摘要:从美国传入我国的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是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为中心，符合我国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但在本土化中遇到诸多问题，在非政法类的工科院校落实更具难度，本文拟就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低成本法律诊所的运作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诊所;法学教育;非政法类院校

诊所式法学教育是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实践性的法学教育模式，其特点在于无论课堂教学还是诊所实践，均侧重职业能力训练，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参与谈判、调解甚至审判。以学生为主导训练其律师的思维和从业技能。而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应用型、职业化要求的提升，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也被提升，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便引入我国。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困境

（一）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职业道德，提供法律援助，促进社会正义。这种教育模式对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缺失具弥补性，因此，我国各高等院校借鉴“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开设相应的课程，并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各自法律诊所的运做模式，形成各自的特色。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综合诊所模式、专门诊所模式、特色诊所模式和社区服务诊所模式。综合诊所模式的实施者为法学教育实力雄厚的法学院，设立的诊所依托强大的科研、教学机构可承办民商刑事等各种类型案件，有比较充足的经费和相对比较完备的设施和师资；施行专门诊所模式模式的学校一般结合学校教育资源和本地情况设立相关部门法诊所。例如：劳动法、环境法诊所；特色诊所往往体现该校特色，例如：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服务诊所是就近或在有特色的社区设立诊所实习基地，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区建设中，为社区和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实现了社区法律服务与法治事业的共建。这四种法律诊所各具特色，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学校本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最初引进的各高校施行过程中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由于中美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法学人才培养基础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以及更多的设置诊所的高校在师资、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诊所式法学教育的本土化产生困境。（二）诊所式法学教育在非政法类院校实施的困境。1．经费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较为昂贵。美国法学院的学费高昂，民间也有向高校捐款的传统，可以维持较高的运行成本。在中国的法律诊所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法律诊所活动的开展需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学生需要调查取证、承办案件，指导教师对案件的全程参与指导等都需要经费，而我国各高校的经费来自学费和财政拨款，学费不高，来自民间的捐款很少，非政法类院校法学专业能够获得的资金支持更是比较有限。没有稳定的、充足的经费支持，诊所教育持续发展下去难度可想而知。2．指导教师问题。法律诊所需要有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来指导，其最合理构成是除法学专业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还应另外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律师。我国法律诊所教师大部分为法律院系的教师担任，本身需教授传统的法学理论课程，还要专心学术研究，较少具有司法实务经验，即便有兼职律师的实务经验，往往因诊所教育的报酬问题以及需要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全程的监督和指导，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不愿意担任。在非政法类院校中这样的问题更为突出。3．学生受众范围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是一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教学模式。由于它需要老师的一一指导,在师资和设施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太多的学生参与，在诊所实践中只适合采取类似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采取“小班”方式教学，与通常法学课程教学几十人甚至大合堂教授不同,这就意味着只有少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有机会选修诊所课程。4．法律诊所案源问题。诊所式法学教育需要使用真实的案件和背景材料，让学生办理真实案件和法律事务，在实践中训练律师的思维和技能。但是一方面因为法律诊所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当事人不愿意将案件交由没有执业经验的学生办理，导致国内很多法律诊所面临案源不充足，学生也无法在真实的案件中学习法律知识和技巧，无法培养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导致诊所的名存实亡。对以上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经费问题应是阻碍诊所式法学教育在我国各高校发展的最大困境，非政法类院校尤甚。经费困难不仅会直接影响诊所办公设施和硬件条件的提供，还对诊所教师规模、教师对诊所投入、学生受众范围、案源选择等产生影响。

二、非政法类院校实施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设想

一、诊所式教育的发展及功能定位

诊所式教育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出现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法学教育体系中的固有缺陷。这种教育方式充分借鉴了医学教育中临床实习的方式，鼓励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法律及法律方面的知识，最有效的方式是在真实的法律案件中学习相关知识。这种教育方式本世纪初期引入了我国，对于我国传统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事实上，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确保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实现社会的公平稳定发展。这也就是说，法学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而孤立存在，必须做到实践与理论相互结合，但传统课堂讲授式教学很难实现这一点。诊所式教育自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法学教学者深刻意识到这种教学方式的优越性，但也并未全盘照搬美国模式，而是深入结合我国及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了诸多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与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同，诊所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法律道德、职业责任和法律技能为核心，以启发式等开放性的方法为其支架，注重培养既具有良好法律知识，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创新型法律人才，也就是说，诊所式教育鼓励和支持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法律，在法律的实践中获得法律的创造性思维，最终造就既具备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又具备法律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诊所式教育的优点之一就是学生通过真实案件的工作，及时把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来检验与校正所学到的知识。目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而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教学改革，教学改革包括课程设置、学生选课制度以及教学方法等改革。教学改革必须满足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和人的不断完善的要求，也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之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而诊所式教育的推行，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二、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中运用的价值

诊所式教育在医学法学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运用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其对于当前法学教学体系改革的影响力，也反映在其有效实施十分可行。（一）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改革的影响力。第一，诊所式教育有助于提升医事法学人才的培养水平。无论是医学还是法学，它们都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而医事法学教育的目的更是在于培养同时精通法律与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在医学工作中所面对的各种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培养这种专业化的复合人才，仅仅借助于课堂讲授的方式很难实现，必须为学生创造出相应的实践学习机会。通过实施诊所式教育，学生可以将各种医学与法律方面的知识很好地应用到医学领域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中，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医学与法律两个学科的知识，提升调查取证、沟通协调、处理法律文件等综合水平，真正实现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的目标。第二，诊所式教育能够促进医事法学教学内容的丰富化发展。从当前情况来看，医科院校针对医事法学专业都已经构建起了较为系统的实践教学方案，这包括模拟法庭、审判现场观摩、情景案例授课、医院实习等方式。尽管如此，目前所取得的效果却并不让人满意，较为显著的问题如医院实习过程例行公事化、情景案例授课简单化、审判现场观摩与专业不对口等。面对这些问题，诊所式教育可以有效地加以完善，它能够极大地丰富医事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而且具有较高的趣味性，容易得到学生们的喜爱与支持。借助诊所式教学方式，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专业化知识的应用效果，也可以在趣味学习中不断增长自身的专业化知识储备。第三，诊所式教育有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实现。医患关系越来越成为影响医疗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障碍，医院与患者这件的信任关系较低，更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伤医事件。借助于诊所式教育，法律方面的从业人员能够具备必要的医学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在处理医患纠纷案件中更为客观合理。另外，在诊所式教学中，教师在与学生的不断互动过程中，可以向医疗机构提出可行的服务完善建议，改善医疗机构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更好地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这都有利于推进医患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二）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中有效实行的可行性。首先，诊所式教育天然契合着医学教育的育人理念。诊所式教育出现的目的就在于让学生不但娴熟地掌握医学方面的知识，还能够充分获得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确保医学与法律知识的融合。当前国内外很多知名高校已关于诊所式教育开展了较为成熟的探索与应用，这意味着，诊所式教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已经获得了很好地探索与实施，而其属性更是与医学教育的专业化职能育人理念相契合。其次，诊所式教育在国内外的实践过程中已积累起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在美国，目前已有超过90%的高校法律专业采用了诊所式教育方式。国内高校自2000年引进诊所式教学方式以来，无论在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开发等方面也都积累了大量经验，各项关键工作的开展都日渐完善。最后，医科院校具有十分丰富的资源来支持诊所式教育的实行。医科院校的教学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实习资源更是充裕，每一所医科院校都拥有诸多的附属医院或合作教学医院。这些实习资源是诊所式教学方式实施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医科院校在人才储备上也具有优势，医学人才与法律人才资源都较为丰富，这使得学校可以较为便捷地安排这些人员，鼓励他们通过合作来开设相应的课程，融合医学与法律知识，有助于学生接受两个专业师资的培养教育，提升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水平。

三、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中运用存在的困境

尽管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也已经具备较为有利的条件来保障这种教育方式的实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诊所式教育在我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境。基本看来，如下几点尤其需要加以克服。第一，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教育理念的差异。就两大法系而言，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以判例为主，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所以前者的法学教育以案例为主，注重对具体案例的解读，后者的法学教育以法条为主，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法律文化传统的不同导致两大法系在法学教育理念上存在差异，英美法系强调精英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诊所式教育更加适合这种法律文化传统；而大陆法系强调大众教育和通识教育，侧重对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和法条的解读，忽视对职业技能的锻炼与培养。因此，如果在医事法学专业中开展诊所式教育，必然要进行本土化改造。第二，医事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关系需要厘清。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对外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此举既可以为诊所增加案源，为学生搭建广阔的实践平台，又可为急需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医事法律诊所对医疗弱势群体的援助意义更大。但医事法律诊所毕竟不是官方援助机构，其法律地位有待明确，学生以何种身份和形式在医疗纠纷中开展援助？医事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机制如何确定？医事法律诊所与其他援助组织的关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亟待厘清。第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施仍然面临着内在驱动不足的问题。在诊所式法律教育过程中，参与到法律诊所中的人员基本上以医事法学专业的大三在校生为主。比较来说，这些学生往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课业压力，他们除了需要学习法律方面的课程，还需要广泛学习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且在课堂学习之外，他们还必须参加到医学与法学两方面的社会实习中。另外，在实习过程中，医事法学学生更容易频繁接触社会上的丑恶事件与案件当事人的不信任，这会给他们的心灵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可能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对于师资而言，开展诊所式教学的教师同样面对着十分严峻的时间与精力压力，他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准备课程及实践教学安排。然而，当前多数高校在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方面仍然是以科研为导向，这使得教师很不情愿将自己的大多数时间与精力投放到诊所式教学当中。第四，诊所式教育的教学与实践环节未能实现有效对接。这些对接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诊所式教育通常并不作为必修课形式出现，任何有兴趣的学生均可以参与到课程中来，这不利于确立诊所式教育的重要性程度，也无法系统化培育出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2）支撑诊所式教育实施的医患纠纷案例可能较为匮乏，也不太容易实现案例的多样化；（3）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身份往往很难得到认同，容易出现案件当事人或者司法机关不配合学生实践的状况。四、诊所式教育在医事法学教学中有效运用的策略面对上述困境，诊所式教育的实施过程不仅要注重相应的理论开发，更应当重视与实践环境相匹配的操作方式开发。为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加以改善。第一，协调法律文化冲突，积极转变医事法学教育理念。在我国群众总体法治水平不高的国情下，强调大众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传统法学教育理念有其存在的社会根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我国现有法学教育应相互衔接，取长补短，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传统法学教育应融入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医事法学专业旨在培养医法兼备的能够处理医疗领域各类法律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应用性和实践性强，有必要转变观念，树立医事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实践化理念，应用诊所式教育，培养出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擅长实务的医事法律精英。第二，转变诊所式教学设计的思路，确立学生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诊所式教学应当更新设计思路，学生办理案件的方式应由直接改为间接，他们不再直接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在刑事或民事的诉讼工作中，而是转而成为指导老师的案件处理助手，在材料整理、证据收集、卷宗查找、材料准备等工作中发挥出辅助作用。通过采用这种设计方案，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类的法律诊所都可以顺利地开展工作。事实上，这种设计也符合师生实际知识储备与能力水平，学生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学习的目的。第三，充分调动起学生与老师开展诊所式教育的积极性。在诊所式教育实施过程中，学生与指导老师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可能会极大地削弱他们参与到诊所式教育当中的积极性。从学生方面来看，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课业方面。针对这种压力，学校在专业课程实际上，可以考虑进行相似课程的融合；给予积极参加诊所式教育的学生以学分或其他类型的奖励；医学方面的课程安排可分布于不同的假期中；将传统的法律实习改为诊所式教育相关的实习；为参与诊所式教育的学生提供一定的现金补贴；通过签订协议方式来降低学生在诊所式教学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从指导教师方面来看，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职业生涯发展。针对这种压力，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来加以克服，如将诊所式教育课程折算成普通课程的工作量，并给予一定的权重；降低对参与到诊所式教育中的教师的科研绩效考核；在职称与奖励方面进行特殊对待；诊所式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收入给予相关教师一定比例的提成；充分借助外部专家的力量来弥补当前校内师资队伍所面临的压力等。第四，树立诊所式教育的重要性观念，完善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学校首先应当树立起正确的诊所式教育实施观念。诊所式教育虽然耗时耗力，但确实是一项决定学校长久稳定发展及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教学方式。为此，学校有必要将关于诊所式教育的单纯教育理念转变为提升社会、学校、学生三者软实力教育理念，也即将对于诊所式教育的投资与对传统课堂讲授式教育的投资区分开来。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学校更应当树立起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将复合型人才培养放到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对于参与到诊所式教育的教师而言，学校更应当在工作安排、职务晋升上，都要坚持以才、以能定位，杜绝单纯以科研为导向进行人才评价的情况出现。基于这些理念，学校应当进一步制定关于开展诊所式教育的各项制度政策，如课程开发规划、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师资培训管理办法等，真正将诊所式教育以文件的形式赋予其合法性，融入到学校教育整体发展规划当中。结合规章制度，根据培训需求，给予充足的经费支持，保障诊所式教育能够深入且全方位开展。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当考虑不同学院及不同专业的不同需求，设置专门的有助于推动诊所式教育顺利实施的例外方案，以能够对诊所式教育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修正，确保这些问题不影响整体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诊所法律教育是在案例教学法基础之上发展生成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于上世纪五六十年端于美国。现已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法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诊所法律教育进入中国已近五年，完成了从理念突破到实践操作的破冰之旅。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共培养学生3590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1782件，从事法律咨询万余人次，并在不同院校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虽然开设此项目的高等院校数量和受关注程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法学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相比，诊所法律教育在法学教育中无疑还处于边缘地带。在全国近400个高校法学院、系中，只有33所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显得十分单薄。

早在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出现之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法学教育工作者，即这一美国法学教育的舶来品是否应当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体系中，诊所法律教育应该获得怎样的身份？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7月9日-12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律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国际诊所法律教育大会暨第三届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大会上，围绕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议题，诸多法学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讨论。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和认识，或许能为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指出一条光明的前途。

“舶来品”挑战传统法学教育

与传统的法条注释和案例分析不同，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法律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具体说来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学为目的，以法律援助为手段，采用案件讨论、角色模拟、单独指导、在实践中学习等方法，培养与提高学生思考的能力。作为一种适应现代法律职业要求的教学模式，诊所法律教育在国内应用法学教学中被证明获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国际法具有一套和国内法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和运作方式，诊所法律教育在国际法教学中应用还处在一个摸索和尝试的阶段。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国际法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在实践中，诊所法律教育往往与法律援助相结合，所以目前这种模式主要运用于国内应用法学教学方面，许多高校建立了刑事辩护诊所、劳动法诊所、消费者权益诊所、妇女权利保护诊所等，开展了一系列援助行动。那么，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能否应用于国际法教学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合理的疑问，因为与国内法教学相比，在国际法教学中，法律规则相对而言是比较陌生和空洞的；更重要的是，教师不可能找到需要国际法帮助的当事人，学生也更不可能当事人到海牙国际法院去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如果我们进行冷静的分析，或许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失望。虽然诊所法律教育往往与法律援助相结合，但进行法律援助只是教学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诊所课程都必须开展法律援助。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完全可以适应不同的法学课程。它不一定非得通过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援助来开展，也可以是和一个村庄或一个企业的有效合作；不一定需要诉讼案件，也可以是形式多样的社区法律服务；不一定要求学生面对真实的当事人，也可以是场景模拟或者角色扮演。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曾被人们认为不适合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也开始运用这种模式，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西北政法学院的立法诊所。在国际法教学中可以采用模拟审判的方法开展诊所教育，也就是说，不办理针对具体当事人的法律服务或法律援助，而是就专门案例开展模拟仲裁或模拟审判。基于国际法学科的特殊性，模拟审判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因为模拟审判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国家行政、司法决策的国际行动，是一种法律宣传的重要手段。比如，日本东京的慰安妇模拟审判、世界法律大会的模拟审判……，这些模拟审判实际上是法学家和社会舆论对具体问题或现象的民间裁判，是法学界表达态度和呼声的特殊形式，它往往会对国内和国际立法、行政与司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在国际法领域，专门机构或团体开展的模拟审判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针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公益诉讼”和帮助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此外，国际法中的模拟审判或模拟仲裁比较接近国际司法的真实情况。与国内司法及仲裁的严格的法定性和程序性不同，在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中，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仲裁还是国际法院及专门法庭的司法审判，其处理程序相对而言是比较自由的，而据以裁判的规则又往往比较含糊。与此同时，各国的政治力量对比会对处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而法官或仲裁员的国籍、母语、教育背景乃至宗教信仰都是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因此结果是，国际纠纷解决往往不像国内仲裁或司法那样明确、及时和严格依法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开展模拟仲裁或模拟审判就没有太多具体规则的限制，他们在大原则、大框架之内可以有较大空间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辩中也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国际法教学中应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国际法教学中可以通过开展模拟审判的方式应用诊所式法律教育，但是要想在高校的法学院系中广泛应用仍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一）缺乏合格的指导教师一般来说，要有效开展国际法诊所教学，国际法诊所教学的律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教师必须要理论功底扎实，尤其要具备丰富的国际法理论知识；第二，教师要具备相当的司法实务经验，尤其要有国际法实务经验，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三，教师必须认真负责，具备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就现实情况来看，目前许多从事国际法诊所教育工作的教师在理论知识方面都比较扎实，但一般缺乏国际法实务经验，而且对国际法实践教学也缺乏应有的热情。

诊所式法学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它借鉴与效仿医学院学生在诊所临床实习这一教育模式，将法学院学生置于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指导下，亲自“诊断”真实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旨在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感，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经过近50年的推行，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法学院都设立了诊所式法学教育课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致力于将法律诊所教育介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使其走出美国并成为了欧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区诸多国家法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诊所式法学教育之所以迅速从美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法学教育发展的一股强劲潮流，根本原因在于其秉承的面向社会需求的职业教育理念，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促进社会正义的教育理念，面向学生发展的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顺应了现代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正式引进诊所式法学教育，至今，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

实践证明：诊所式法学教育这10年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它在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法的引进，更是一种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深入地研究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对于进一步发展并完善诊所式法学教育，转变中国的传统法学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法学教育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一、面向社会需求的职业教育理念传统法学

“通识教育”的模式片面地强调知识的传授与灌输，而非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这种模式虽然也设置了课程实习、模拟法庭、毕业实习等实践环节，但这些实践环节缺乏培养学生职业素养与技能的有效针对性，导致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法律职业岗位的要求。所以，必须对传统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与反思，转变陈旧的教育理念，切实地深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在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中，人们创造性地发现了诊所式法学教育。这种教育模式立足于法律职业的专业化，把课堂教学与实际办案有效结合起来，通过法律实践培养学生掌握律师的从业技能，训练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像律师一样工作”，其目标是针对法科大学生实务经验不足而着重培训他们司法技巧的一种职业性法律教育，旨在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形成法律职业意识观念，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帮助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更快地进入法律职业角色。实践证明，在现有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中，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一个最有效途径。

摘要:在高校金课建设推动下，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出现了改良的契机，基于法律诊所教学的真实性、实践性和灵活性等特点，从科技、案源和专业认证等方面充分发挥教学功能。然而，我国目前法律诊所教学存在定性不明、与传统体制龃龉、保障体系不健全、资金短缺和师资配置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在教学改革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属性，即解决实践中的真问题，建立和修复良性运行机制，开拓引进案源，拓展资金来源，妥善解决师资配置，从而构建适应高校金课建设要求的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模式。

关键词:高校金课;法律诊所;实践教学改革

一、高校金课建设视域下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的背景

金课又称为一流课程，在2018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被首次提出，顾名思义就是具有含金量的课，是指课程有深度、有难度和有挑战度。高校“金课”的提出是为了服务学生，力求本科人才教育培养质量的提升，这就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本科教学金课目标的引导之下，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法律诊所是法学教学实践的重要载体，它依托理论学习，注入实践操作，通过匹配医学诊所的模式，让更多学生真正参与法律实践，从而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法律诊所属于“舶来品”，最初源于美国，借鉴的是医学院以诊所实习的方式培养医生的教育模式。通过真实案例或情景再现，让学生充分运用法律知识帮助解决问题，避免成为眼高手低的屠龙之技。新中国法学教育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逐渐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在社会主义法治愈加健全和成熟的大框架下，加之高校教学金课目标的强力推动，法律实践教学愈发重要。高校法律诊所虽然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二十年，但仍需要与时俱进并不断优化。

二、高校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的特点

(一)教学案件的真实性

摘要：随着我国当前“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的深入推广，诊所教学模式逐渐展现其特色优势。然而，在国内各大法学院校积极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同时亦暴露出诸多弊端倾向。为此，亟待通过合理定位“诊所”职能、扩大宣传增加案源、内挖外引储备专业师资团队、拓宽渠道保障运行经费等方面举措进行有力改良，才能保证我国“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的更好开展。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师资团队；法律援助

诊所式法学教育发端于美国，又称“临床法律教育”。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获得法律经验、培养实务能力。其优点在于培养法学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特别是律师职业技能，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其突出的实践性特色具有单纯课堂讲授式枯燥法学理论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培养大量的法律实务人才。2000年，以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法学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为首的全国七所知名院校开始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在这七所知名高校法学教育创新模式的推动下，国内其他高校的法学教学模式也开始进行探索和创新，进而相继开设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并配备专业的指导教师进行学生的学习指导，“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中方兴未艾。随着国内各大高校的法学教育开始陆续探索和尝试“诊所式”法学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时，大面积铺开的法律诊所教育也暴露出良莠不齐的诸多实践弊端。由于很多院校没有从根本上深层次的研究法律诊所教育是什么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引入、推广和适用，而只是简单的以是否能够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是否能够借此争取到更多的教育资金、是否能够为本院校的法学教育带来特色、荣誉和利益作为其“积极争取”法律诊所教育的动力源泉。故而，法律诊所教育在其后续的推广、适用过程中出现落地不稳、原有理念目标变味的畸形发展趋势。本文在分析我国法律诊所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局面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良设想，以期对我国法律诊所教育的稳健发展有所借鉴。

一、合理定位“诊所”职能，扩大宣传增加案源

法律诊所教育试图解决传统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构建基于法律的职业训练，更加关注法律的技能培训。[1]因此，“诊所”的职能定位是否合理，直接关系我国法律诊所教育能否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我国各大法学院校所开展的法律诊所教育当中，能够结合自身具体实际情况合理定位其本校诊所教育职能的单位不是很多，绝大多数院校的法律诊所教育出现自身定位迷茫，不知其自身优势与缺陷，而只是一味地去跟风、去模仿，这样下去根本不利于法律诊所教育的扩大发展，只会让法律诊所教育流于形式，空有“诊所”外壳，却无“诊所”实质特色。就目前国内法律诊所的职能定位而言，相对较好的仍然是首批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七大知名院校，他们已经在多年的诊所教育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特色，进而适时、合理地定位其诊所教育的相关职能，较为稳健地开展着“临床式”的诊所教育。如西北政法大学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法律诊所网站，在不断探索中建立了立法诊所、民事法诊所、公益法诊所、农村社区诊所以及刑事辩护诊所。[2]因此，应当在借鉴优秀法律诊所教育院校的经验基础上合理定位自身的“诊所”职能。在进行法律诊所教育的职能定位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法律诊所教育所处的地理位置；二是学生的法律综合素养；三是当地显著的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四是院校所能驾驭的法律资源。只有综合考虑这四大方面的因素，才能适时调整和确定各自的职能定位。伴随着法律诊所教育的扩张，随之而来的另一核心问题就是诊所的知名度及案件来源问题。由于我国对诊所法律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还存有争论，许多人还不认可这一新兴方法及其价值，法律诊所仍处于边缘化。[3]这就使得法律诊所仍只停留于校园理论范围，而没有正式步入社会实践角色。虽然国内各大院校对于自身创办的法律诊所教育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宣传，但效果欠佳。没有较好的法律诊所扩大宣传力度，就不会有极好的法律诊所社会知名度，民众对于法律诊所的职能自然就不是很了解，不了解自然就不会对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能力产生信任，那法律诊所所能受理的案件范围也就大大减少。故而，在分析问题根源的基础上就要适时寻找相关的解决对策。对此，建议加大国内院校各自法律诊所的宣传力度。法律诊所的宣传范围不应仅停留于学校及其周边的社区范围，还应扩大到媒体宣传、法制宣传和走访宣传的范围，使法律诊所教育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进而扩大其知名度。同时，还须重点突出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的宣传效应，以此来增加民众对法律诊所教育的认同感，进而增加诊所的案件数量。

二、内挖外引储备师资团队，提高待遇激发教育热情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发展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

诊所法律教育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它借鉴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技能。在法律诊所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参与法律实务，在法律实践中学习法律、发现法律并培养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诊所法律教育在美国的产生源自于法律实践的要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律的价值是追求公平、正义和理性。美国著名法理学家霍姆斯在他的《普通法》开篇就说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的数学书”。法律实践的品格决定了法律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理论的灌输［1］。187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由于反对当时流行的脱离现实的纯粹理论的法学讲授法，大胆提出了法律教学改革，倡导案例教学法。随之，案例教学法在美国高校广泛推行。案例教学法较之以前的纯粹理论讲授法在实践教学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它调动了学生从案例分析中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了学生从案例中总结出法律的一般原则和规律的能力。然而，案例教学法的案例毕竟是教师提前选取并经过加工的，而且案例讨论局限于课堂教学的需要，不利于学生从实践中寻找有关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不利于从生活中发现法律，在实践中寻求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正是基于案例教学的局限性，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弗兰克提出了法律诊所教学法。法律诊所教育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实践教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法律诊所在为穷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在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不仅学会了法律实践的技巧和知识，而且深刻体会到了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培养了学生的职业精神与素养［2］。法律诊所以真实的案例为基础，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去调查并与真实的当事人去沟通、交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书写法律文书，出庭应诉等。这种法律实践教学的模式最大限度地使得学生把抽象的法律知识应用到法律实践中，不仅锻炼了法律的实践能力，而且锻炼了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法律诊所课程迅速成为美国绝大多数法学院的课程。不同法学院根据学科建设的特色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诊所课程，例如，有宪法与行政法诊所、刑法诊所、诉讼法诊所、立法诊所、国际人权诊所、妇女儿童保护法律诊所、环保诊所、移民诊所、劳工诊所、家暴诊所、死刑诊所等。法律诊所教育发展到今天它的价值不仅体现于课程本身，更体现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变革，它倡导实践教学，真正让学生在体验、互动、反馈中学习和提高知识和技能；它倡导公益服务意识和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意识，真正让学生在现实中领悟法律的精神与价值，让学生在现实中发现法律、领会法律、运用法律、宣传法律、推广法律［3］。

（二）诊所法学教育在全球的发展

法律诊所教育不仅在美国，在全球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律诊所教育的发源地美国，法律诊所教育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不仅涉及实体法与诉讼法方面的诊所，而且包括了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残疾人保护等各种类型化的诊所。法律诊所在法律援助与公益服务方面越来越深入，在如何协调法律与政治，抵抗暴力与强权，保护弱势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法律诊所不仅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平台，改革了教学方式，而且培养了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教会了学生自己创业［4］。在印度大学的法学院里由于全职法学教师不能兼职律师，不能指导学生办案，所以印度的法律诊所根据本国的特色，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走进广大农村进行法制宣传，农民走进法律扫盲营，学生在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法律对人民的承诺与现实差别很大。农民不了解法律，无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学生走进底层百姓，打破了法律语言与普通语言的脱节，不仅让农民了解了法律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增强了农民的维权意识，而且促进了政府良政的运行。学生在实践中了解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运作，收获了更大的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和目的性。韩国法学教育受到美国很大的影响，1995年韩国改革了法学教育体系，建立了美式法学院制度。韩国引进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也根据本国的教学情况设置了相应的制度。在韩国，法律诊所培养公益律师，指导教师是兼任律师的教师，学生在法律事务所学习，律师协会作为法学院法律诊所的评价主体。日本的法律诊所分为内设法律诊所与外设法律诊所，内设法律诊所在校内开设，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基本的律师执业能力。外设法律诊所在校外开设，主要是租赁社会上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盈利为目的。泰国法律诊所课程明确了教学的目的：第一，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第二，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第三，培养职业伦理，即培养职业负责任的精神；第四，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第五，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责任心；第六，培养学生的相互合作与信赖能力。印尼的法律诊所也独具特色，由于法律诊所的学生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所以印尼的法律诊所主要是在政府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提供法律帮助。越南的法律诊所主要提供社区法律服务，社区法律诊所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公平心，培养学生法律价值理念的形成。

（三）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移植与推广

诊所作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法律诊所已成为多数院校法学专业的一门“临床法律教育”课程，成为培养法科学生法律职业经验、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创立之初，该课程内容主要表现为有效利用法学院师生法律人才资源，为陷于贫困又急需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增强学生的实务操作技能，即主要体现为法律教学功能和法律援助功能。近年来，随着联合国及全球正义教育联盟等国际组织针对贫困人口“增强赋能”的呼吁，部分院校的法律诊所课程在承担对当事人的法律教育功能（即“赋能”）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寻求法律诊所课程与法律教学、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成为当下一项重要课题。

1“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1.1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背景2008年，联合国设立“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法律赋能”（又称“赋权增能”）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更受瞩目，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日俱增。法律赋能意指“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维护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1]。同时，全球正义教育联盟（GAJE）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正义，GAJE致力于促进包括高校师生、执业律师、法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法律力量的发展，实现法律赋能。基于“法律赋能”含义的宽泛性，实施法律赋能项目的形式亦多种多样。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具有法律现实主义特征的法学教育形式，具有法学教育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双重作用，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现形式。据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件以上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但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尚不到25%[2]，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得享受法律援助服务的机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国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程序和条件较为严格、律师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数量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以及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而在校高年级法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既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又需要社会实践的机会，因此，利用法律诊所实践课程作为“法律赋能”项目的一种实施方式将是天作之合，对建设法治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截止到2017年3月9日，我国已有202所高校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CCCLE）的会员单位[3]。法律诊所在我国全面、充分的发展为实施法律赋能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对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律赋能诊所，能够相应的弥补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生源结构等方面的不足，提高法科学生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当然，法律赋能诊所的建设离不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行政负责人、教师及学生的共同支持和努力。1.2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实践现状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早期由法学院学生成立法律援助办公署，既为学生志愿者学习和实践律师实务技巧和法律分析提供机会，也为那些雇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4]。中国最早探索法律赋能诊所模式的主要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诊所（由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资助，由西北政法大学创办的学生社会实践教学与劳动者法律服务机构）、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等。从201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的支持与合作下，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亦先后设立法律赋能诊所，并且相继召开了“授人以渔：作为接近司法正义新途径的法律赋能”和“创造未来：社区法律赋能诊所建设”等专题研讨会，探索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在中国移植与发展的可能[1]。2011年，安徽大学劳动法诊所成立，为经济困难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年均办案量达200余件，成为国内劳动法诊所的典范。扬州大学的婚姻家庭法诊所致力于为婚姻纠纷、家庭暴力等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法律赋能诊所之一。1.3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斯齐指出诊所式法律教育对于推进司法正义的重要作用及在东南亚部分高等院校的实践。阿什特里德•斯达德勒尔在《德国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案例教学》中，结合德国本土因素指出法律诊所的运行模式。徐芳宁在《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谈起》中指出，加强公益法律诊所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法律学子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陈树强在《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践方式。刘东华在《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中详细介绍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赋能理念存在并行发展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徐亚文、程骞在《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法律赋能诊所》中指出，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唐崛、文毓在《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优化探析》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优化路径。陈建民在其著作《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把课堂当作社会》中论述只有把课堂当社会才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的效率。

2当前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存在的缺陷

作为法学院的新生事物，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不同高校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定位模糊、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教学手段和方法与理论课或其他实践课程雷同、“赋能”特色难以凸显等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以下三种较为常见的缺陷展开论述。2.1定位模糊法律诊所的性质，究竟是属于法学学生必修或者选修的实践课程还是学生自发的公益法律援助组织，又或者是二者兼备？在我国，如果法律诊所作为一个公益法律援助组织是需要注册的，然而大部分高校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会带来很多不能言说的麻烦，所以现在各高校法律诊所课程基本上是作为一门课程，而不作为正式的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只能是以“公民”的身份，但实际上履行着公益组织的职责（比如安徽大学的劳动法诊所每年帮助千余名贫困劳动者）。因此，传统法律诊所教育的定位比较尴尬，缺失合法身份，开展正规的社会活动多有不便。但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性缺陷严重影响其持续发展的空间，自2008年联合国“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建立至今，“法律赋能”理念及法律赋能诊所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为数不多的高校进行试点建设，如何界定“法律赋能”理念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关系？如何解决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问题？这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2.2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法律赋能诊所建设过程中的经费来源、风险、教师和学生参与积极性等问题，直接影响其长效发展。首先，基于法律诊所课程的实务操作性特征，法律诊所课程的运作成本高于一般课程，是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律诊所作为一个类似公益法律服务的机构，它不仅需要上课的教师，而且要求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法律诊所的日常运作也需要持续的经费。诊所学生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免不了会产生差旅费、交通费、餐饮费、办公用品费等等。有时诊所师生自己还要承担这些费用，这无疑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无形之中也消解了诊所学生从事法律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其次，教师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始终影响着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由于法律诊所往往是作为一门理论加实践的课程，指导老师在课堂之外投入的精力、劳动不能够作为工作量的认定和职称评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法律赋能诊所的实践课程往往是对弱势贫困群体的真实帮扶和，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法律赋能效果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没有科学的教师激励机制，仅依赖授课教师的自我奉献精神，将直接影响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甚至导致其沦为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摆设与装饰。2.3课程特色难以凸显在世界范围内，诊所法律教育尚未形成大致统一且科学的教学模式或方法，这表明需要创建起科学的基本教学理论体系[6]，而产生于其后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等方面更是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结合法律诊所课程的特征和“法律赋能”理念，加强课程特色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缺少适合“赋能”目标实现的课程规划，造成法律赋能诊所课程难以区别于其他法学实践性课程，出现诊所课程与其他实践实训课程的“同质化”现象。其次，缺少适合“增权赋能”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出现重“理”（理论）而轻“术”（技能）、重“维权”而轻“赋能”的局面，前者主要表现为教师重视理论灌输、忽视对学生技能的指导，后者主要表现为教师和学生重视对当事人的维权效果、忽视对当事人维权能力的培训（即仅“授人予鱼”而未“授人予渔”）。课程规划、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是特色课程建设的重要因素，必须加以完善。

3完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的构想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律师或法学教师监督下,在学生从事实际办案的过程中,培训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及职业伦理观念”的一种法律教学方法。[1]它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使学生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运用法律,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观念。[2]20世纪60年代,这种教学方法在美国法学院中被广泛应用,现在美国已有90%的法学院采用诊所教育的方法。[3]诊所式法律教育将法学理论、实体法、程序法、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学习态度、职业技巧及责任感。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基本特征

1.在教学目标上突出能力性

在传统的法学教育授课中,教师以自己对法律的学理认识去影响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讲授中理解法律的意思,这样的教育宗旨以理解法律含义、讲授法律知识为主。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在不同事实情况下确定结果的各种可能性,不论是课堂内的练习,还是课堂外的参与,没有明确的问题设定,没有统一的答案。法律分析与使用需要学生自己去探索,在发现、寻找与探索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生的实践性思维能力、开拓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判断能力,为学生今后踏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2.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实践性

传统的法学教育重视对学生学理性思维的培养,使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往往陷于抽象的价值判断,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方面比较欠缺。诊所式法律教育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材料和真实的当事人基础之上,要求学生用律师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不是简单地从学理角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学生通过扮演案件各类角色,如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事务,调查取证、出庭辩论等,接触到的是真实的案件、当事人、司法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实务中检验所学的法学理论,解决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不仅培养了多角度观察问题的能力,而且获得了许多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技巧。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典型的法律实践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