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蓉霞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1引言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责任在其中充当着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作用性的标志。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权限等等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实际对比，决定了宪法责任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宪法责任的政治作用在宪法责任的研究中占到足够的重要程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宪法责任是一个应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2宪法责任概述

毫无疑问的是宪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同时与责任相对的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形式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指由于违反宪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由此可以分离出进行分析的对象，包括宪法规定的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体，应承担的否定性结果。我们可以推定出来两层宪法责任关系的存在，第一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关系，而宪法责任关系实质上是一定的宪法义务，换言之，一切宪法责任的前提是一定宪法规范义务（关系）的存在。宪法关系还可进一步解释为功利性关系及道义性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形式，而宪法责任形式与责任关系存在功利的和道义的两种形态相关，在责任形式方面也存在两类：即补偿与惩罚。宪法责任可以定义为：以破坏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这一定义意味着宪法效力向私人之间的扩展，即宪法学中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同时也就表明宪法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也包含了私人与私人团体。

3宪法责任的政治性

【论文关键词】新闻评论；政治性

【论文摘要】目前，新闻评论越来越受到媒体的重视。但是，业界对于新闻评论是否具有政治性存在很大争议，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评论意愿和写作手法的角度，阐释了政治性是新闻评论的必要属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不能舍弃而且必须得到加强与重视。

目前学界和业界很多学者在讨论新闻评论的性质时，不赞同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性，笔者不拙，认为政治性是新闻评论的必要属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不能舍弃而且必须得到加强与重视，不仅党报要高度重视，市场类报纸同样要加大新闻评论的政治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政治。

关于政治的定义的讨论如同给新闻下定义一样，各个时期，由于受到时代背景，思想观，价值观等等因素的影响，学者与非学者，政治家与非政治家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和着力点不同，再加上不同历史观的影响，所以在解释政治概念时所强调的内容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的教士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到孙中山，都曾给政治下过定义。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对政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说,历史的演进往往会使一种概念发生嬗变,因为概念是对一定阶段历史活动的描绘,随着历史活动的进步,概念不变,但内涵已经不同。政治的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其内涵随着时间的迁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用“完全政治”和“不完全政治”这两个概念对政治内涵的演变作了阐释。前者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后者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

每个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有合理性，但也都有不足，因为要给一个变化的动态概念下定义不可能得到十分准确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理解政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是不容置疑的。我认为之所以说报纸的新闻评论带有政治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定权力主体的利益，是为一定权力主体的服务的，而且这种服务意识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进步越来越强。

传统新闻评论的政治性主要是指为了重大政治事件，重大问题发言，宣传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针对那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发言，保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的,并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新闻评论要坚定不移地宣传和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这些传统的新闻评论的政治性表现仍然适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新闻评论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功能也正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外事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首先,外事翻译政治性和政策性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外事翻译的时代性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如:

(1)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访问美国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要遇到很多敌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气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译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则更贴切。改译: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国总统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檄文中说: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这些短语,因此以下翻译则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众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并不愿意这场冲突发生,然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不会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心慈手软,这个政权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

[论文关键词]外事翻译政治性时代性

[论文摘要]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而在外事翻译实践中要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为了正确地传达思想,译者在斟词酌句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东西,研究新问题,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外事翻译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外事口译和外事笔译。外事笔译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外交、外事场合的讲话稿,如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宴会、招待会上的祝酒词,以及外交上交涉用的讲话、声明,国家间的照会、信函、公报、协议、条约等正式外交文件。

外事口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我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双方或多方谈判、会谈、交谈时的现场翻译,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讲话或参观访问时的介绍等即席翻译。在双边会谈中,这种翻译通常采用交替传译方式。在国际研讨会、国际大会、国际组织的年会等各种会议上通常采用同声传译。在外事场合,口、笔译往往同时使用。如建交谈判、关于国际公约的谈判,都要求译员既能口译,又能将所谈的内容和结果落实到文字上,成为公报、公约、条约、备忘录、协议等。有时是先口译,然后产生文件。有时则在讲话、演讲前将稿件译好,再到现场作口译。

一、外事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管理，规范城市户外社会宣传活动，发挥社会宣传主阵地作用，提高城市品位，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等指示精神，现就加强城市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是指以宣传站、宣传车、宣传橱窗、墙报、板报、传单、阅报栏、宣传牌、电子（电视）屏、彩球、气艇、飞艇、横幅条幅、宣传画等为宣传媒体，以党和国家以及省、市重大政治活动、重要会议、重要节日、纪念日、重要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体育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户外宣传活动。

二、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长沙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团结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实施统一归口管理。在市户外广告领导小组指导下，市委宣传部负责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的归口管理、总体协调和内容审查工作。市规划局负责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宣传设施选址的规划审批。市城管局负责办理城市户外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登记审批手续，查处未办理登记审批手续、不按规定要求开展的户外宣传活动。

四、市委宣传部应根据不同时期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拟定宣传内容，加强对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的审核。市规划局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商同市委宣传部定期编制户外政治性公益性设施的设置规划。市城管局应加强对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的审查，未经市委宣传部审核的政治性公益性社会宣传活动，不能办理登记审批手续。

五、加强政治性公益性宣传设施的建设管理。在城市干道、入城口兴建一批政治性公益性宣传广告牌，由市政府投资建设，委托市委宣传部管理。今后，各部门各单位政治性公益性广告由各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委宣传部统筹安排。

1887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州际贸易委员会（ICC）”，这一机构成为美国行政管制机构出现的标记，同时也是美国政府行政组织迅速发展的历史性标记。行政管制机构的产生，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管制的先知”詹姆斯•兰狄斯在其《行政过程》一书中指出，“市场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软弱、松散、过去专门缺乏专门技术和知识的传统政府而言，太大也太复杂了，国家需要政府的第四分支，即表现为各种管制机构的行政分支，创立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机构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1］。的确，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其数量和权力均得到迅速的扩张，除行政执行权外，“准立法权”、“准司法权”也逐渐拥有。据此有学者认为，此类机构的设立对美国制宪者们所秉承的三权分立体制形成巨大的挑战。鉴于此，本文拟从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行政首长）、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出发，探究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及其影响。基于权力关系探究政治性的依据，韦伯、马基雅维利等政治思想家均比较认可,“政治”就是在国与国之间或国内各集团之间力争谋求权力、权力分享、维护权力和使用权力，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政治中权力间的各种关系［2］。

一、美国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的权力关系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行政首脑，但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总统控制行政组织的具体权力。因此，总统在尴尬的境地中积极探求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途径与方法。

（一）美国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动因

在美国，总统坚持认政机关的核心职能，行政管制机构必须对总统负责。否则，行政管制机构在国会广泛授权之下根据规章来制定政策，将会轻视政府的民主制度［3］。这种观点建立在下述三个理念基础之上：与总统的政策议程保持一致的需要；避免机构彼此间相互矛盾或相互重叠的协调需要；节约和效率的需要。此外，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意愿往往与总统的党派相关。共和党通常倾向于有限政府，青睐于自由市场而不是管制政府。则倾向于积极政府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如此，共和党总统常常希望限制行政管制机构的行为，如布什总统对行政管制机构实施严厉的改革；而总统则将官僚视为积极政府的伙伴，因此克林顿总统的改革则相对和缓。

（二）美国总统控制行政管制机构的方式

新中国建立后，大陆文学作品中凡是建构民族国家、讲述新中国合法性、写革命题材的都得到大力扶持，而讲述个人事件和感觉的作品（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等）则遭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均得到前所未有的突破，在文学领域先后有国外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品及理论大量输入中国。人体艺术大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合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以及各种艺术门类得到大胆的创新实验。“寻根”热潮、“现代派文学”及讨论、“朦胧诗”及论争竞相登场。这一切在颠覆和摒弃旧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并于1987由《人民文学》和《收获》两份文学杂志集束刊登“先锋小说”而达到高潮。笔者尝试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刊登动机入手，考察这一行动与政治意识形态之关联。

一、《人民文学》的“表态”与行动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在中国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人民文学》无疑都堪称最为重要、最为突出也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是由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副主编刘心武接替王蒙成为主编后，于1987年第1期和第2期合刊上刊登了莫言的《欢乐》、刘索拉的《跑道》、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的《谐振》、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同时刊出了伊蕾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在《编者的话》中，以《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为题阐明了该刊“早已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意向”：“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它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鉴于此，本刊重申：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刊物，我们是为老、中、青所有作家服务的，是既为专业也为业余、既为名家也为新人服务的，是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文学”向来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从“朦胧诗”到“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中，持不同意见者一直讨论得轰轰烈烈，官方在文学和思潮“解冻”的过程中，又不断涉足争论，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关于“异化”的批判，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多元”的立场互相交锋，反映出当时文学环境的活跃与复杂。而1987年的《人民文学》的一番“表态”算是对“创作自由”的确认与强调。不过，紧接着在1987年第3期《人民文学》就因为刊出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引起争议，为此《人民文学》不得不做出检讨和道歉。在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文章中，编辑部说由于该小说庸俗猎奇，诬蔑凌辱了藏族同胞，损害了藏族同胞的情感，受到有关部门的指责，现认识到小说作者的灵魂是何等肮脏，在此向广大藏族同胞和读者道歉：“我们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主要的，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我们编辑部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面对所谓‘文学新潮’，一些编辑人员片面追求艺术探索”，“美丑不分，良莠莫辨，把一篇充满污秽的文学当作是文学的探索”。在这一期刊物最后，刊登了几篇少数民族读者对《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是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院长、蒙古族任世琦的《让坏事变好事》，他在文中指出：这一小说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有人生搬弗洛伊德理论，大量性题材充斥作品，性成了被任意拿捏的对象。这涉及到作品写作的内容或题材，事实上大部分批判都是从内容出发的，近而认为作品艺术低劣。作品对乱伦、活佛转世都用了藏族形象和地域，当然难免“误导”读者而招来指责。对活佛转世的性交场面的描写必然会被视为攻击宗教，对人物的乱伦描写也因其藏族“标签”而必然引起“愤慨”。因为这一事件，《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停职检查，1987年第10期刘心武才重新恢复主编工作。以后的《人民文学》几乎未发表“先锋小说”。直到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一批“先锋小说”：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和苏童的《仪式的完成》，并同时刊出作家笔谈：王朔的《我的小说》、余华的《我的真实》；在“文学圆桌”专栏里刊出了重要的“先锋小说”分析文章：陈晓明的《无边的存在：叙述语言的临界状态》、张颐武的《语言和言语》。第6期刊出莫言的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这反映出《人民文学》对“先锋小说”的持续关注。从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多元”最终是有限定的，无论艺术上如何先锋，在思想内容上不能有太多的“歧异”，否则从延安的解放区文学运动延续下来的批判传统是不会轻易放过思想批判的。

二、《人民文学》刊登“先锋小说”的波折及其政治性

1990年第4期开始，《人民文学》刊物上不再出现主编、副主编和编委姓名，到了第7期和第8期的合刊，刊物的主编姓名就换成刘白羽和程树榛，并不再出现编委姓名。该期刊物上以“编辑的话”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召唤》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郑重检讨了该刊的错误：“近一段时期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导向下，脱离人民、脱离现实，发表了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错误，艺术上又十分低劣的作品”；“我们一定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不使这一人民的文学阵地，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但无论什么风格和形式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学，都不可移易的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一定要到沸腾的人民生活中去”；“只要有正确的导向，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反对的教育与斗争进行下去，荡涤污泥浊水，扫除野莽荒榛，就会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学开辟广阔的道路”。从检讨的内容及该刊的行动来分析，文章中“精神贵族”之所指，与“先锋小说”直接相连；而联系时代背景，“资产阶级自由化”、“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内涵，则与1989年的“六•四”学潮密切相关。尽管可以存在并需要多种风格和流派，“但……”之后的内容才是重点，不得违反。“人民”这个词重新获得不需言说和限定的含义，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标准。这一整篇文章口吻近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两期的合刊上发表的小说是：刘绍棠的《黄花闺女池塘》、浩然的《碧草岩上吹来的风》、邓友梅的《相逢在巴黎》、贾平凹的《美穴地》、何立伟的《明月明月》等17篇，整个年度并未发表过“先锋小说”。而主编等人的姓名不再出现在刊物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大我”最终覆盖了“小我”。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需要自己的秩序，文学只能在现存的秩序中实现自由，“多元”是有限的“多元”，“百花”必须是没有毒性的“百花”。就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讲，“小说”要么不能登大雅之堂，要么就讲述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否则就退出舞台“自娱”。“”结束后，刘心武的《班主任》曾成了“伤痕文学”的重要起点，那时的新领导人需要文学来讲述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错误，同时也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合法性；1989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各种文学和思想流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满怀憧憬的乌托邦自由理想已经抵达了它的边界，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让“自由”回到新的秩序，接受新的领导，因此，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的主编职位的结束就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导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文学作为启蒙的先锋责任已经渐渐淡出。在消费主义、影视、网络等“快餐文化”的潮流中，文学的“危机”越来越“显著”。这样，既反商业潮流、又不与政治合谋、“回到自身”的“先锋小说”，便显现出了“生存”的窘境。因此，尽管1990年以后“先锋小说”同样能继续发表和出版，但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作家陆续向传统和现实“回归”，意识形态展现出了它对文学深远的控制力。

质量是职业教育类期刊发展的生命线，编校质量是衡量职业教育类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职业教育类期刊中出现的任何文字、数据、内容等的错误，都直接影响相关职业教育成果的推广，特别是一旦出现政治性差错，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从实践中看，政治立场、思想倾向明显错误的政治性问题，编辑一般都能识别，但有一些隐蔽性较强的政治性差错，编辑如果没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扎实的编辑功底，很难发现并纠正错误。

一、常见隐性政治性差错类型

职业教育类期刊常见的隐性政治性差错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教学案例中的隐性政治性差错

职业教育类期刊中有一类论文是作者对于教学经验的总结，作者会将平时上课时随机讲的一些例子写进论文。这些例子一般是当时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但受作者政治知识储备水平所限，在论述观点的时候，有时缺乏考证，用词上也比较随意，如果在正式出版物发表则风险较高。例如，在笔者复审的一篇关于德育教育的稿件中，作者举了上课带领学生讨论肺炎疫情期间各国做法的例子，他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抗疫精神，同时作为对比，夹杂了一些对他国抗疫政策的评判。但这类涉及对外关系的问题，牵涉面广，理应避免随意评论，编辑应该警惕此类问题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果断作出删除等技术性处理，绝对不能让这些言论在正式出版物中出现。

（二）涉及政治性内容的表述差错

摘要：政治性与法律性是宪法的两种重要属性，合理定位宪法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宪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对政治性，法律性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述，以求对宪法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中新网10月19日电十七大新闻中心今天上午9：30在梅地亚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在回答记者提问说，任何政治性的与奥林匹克无关的都不应该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有些人借这个问题企图抵制奥运会，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有国外记者提问：现在国际上有一股势力在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您对这种要抵制奥运会的威胁担心吗？

刘敬民说，我们认为任何政治性的与奥林匹克无关的都不应该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中国外交部前不久就缅甸问题正式发表了中国政府立场在缅甸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中方发挥的建设性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认为，有些人借这个问题企图抵制奥运会，是不妥当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他指出，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组织者，我们努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弘扬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我们想使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友谊的盛会。当前，正如同刚才谈到的，奥运会各项筹办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我们相信这次奥运会会极大地增进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和观众在2008年欢聚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