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范文10篇

摘要：城市博物馆进行宣教活动具有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引导参观者正确思想导向、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功能。也正是由于文化传媒载体纷杂，很多城市博物馆在文化传媒功能的使用上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忽略了传媒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功能的发挥，这也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化传媒载体使用的不完美之处。文章基于文化传媒理念对博物馆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

关键词：博物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开发，大量传媒软件、社交工具涌入人们的视野。传媒已经占据大多数人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博物馆，文化传媒已逐渐成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成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和有效途径。将传媒引用到博物馆教育中，将文化传媒作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是城市博物馆进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这也是现代教育中将传统教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又一种形式。因此，要对它的发展严格把关，尽可能排除那些影响因素，进而发挥文化传媒在参观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什么是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博物馆借助各媒体平台（文化广播、文化报刊、宣传栏、文化微博、微信等）来传播各种历史古迹、历代重大发现，同时开展各种理论讨论或娱乐活动，以此激发广大参观人员共同参与的热情。通过文化传媒传播一系列政治文化历史事件和开展相关活动，来启发参观者爱国爱家的精神，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通过文化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以此建立和谐文明的城市文化，并有效推荐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点在于能够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城市博物馆的思政引导宣教活动效果更有成效。此外，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能以最快的速度对参观人员进行博物馆方面的知识传播，做到知识的及时更新。除此之外，文化媒体还能更多引起参观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视，积极地参与其中，因而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2影响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

摘要：本文探讨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逊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本文探讨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一、专制的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摘要】本文在通过分析利益分化对当前政治文化建设和变革所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如何创建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和丰富政治文化新内容，使之成为利益调节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利益分化；政治文化；影响；对策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处于可控制的限度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深刻、复杂，如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趋势等利益矛盾已成了改革继续前进的瓶颈，且各种潜在性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显性化。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差别、利益矛盾和冲突范围更广，协调更加趋向复杂。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并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①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利益平衡被打破、博弈再平衡的特征，并表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利益分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适当的利益分化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之一，它鼓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益过度分化又会在特定条件下，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不稳定，甚至是历史性的倒退，例如被宗教黑暗统治的中世纪。利益分化把稳定因素和变革因素同时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

1．新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紧迫性

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或者统治手段的强度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经济绩效具有时效性和峰谷的客观性存在特征，而统治手段过强则容易陷入恐怖政府的泥沼。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因素很多，但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主张先进性与否则直接会影响到该政治体系的政治稳定。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主张文化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动因，虽有些片面但也不乏借鉴之处。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政治文化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深，政治文化领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激烈的碰撞催生着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巩固和发展也面临着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两大课题。如何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显得尤为紧迫，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界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2.利益分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摘要：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此种舆论新模态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存在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良好的舆论场治理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和谐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及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实证研究和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等方面也有不足，需要做出持续的学术跟进与创新。

关键词：两个舆论场;政治文化生态;国家治理

新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波及了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搅动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推动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政治生态注入了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舆论领域，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汹涌不已，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①。此种舆论新模态在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舆论场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良性发育，增强舆论场共识度与和谐度的任务十分紧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两个舆论场”发生发展的脉络与原因，并不断完善应对之道，消减对立，促进融合，共同构筑公共理性舆论平台，实现更加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纪中期把“生态学”一词引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和网络政治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和互联网参与对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态建构的影响，认为：网络改变着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网络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点正是民主发展的时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规约公权，进而在信息时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西方舆论场的二元分立远不如中国的典型②，因此“两个舆论场”的研究主题并不很突出。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概念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大幅增加，网络为网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渠道，但网络政治的形成不仅需要政治型网民还需要网上政府。而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民众参与不足。目前，通过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公民只能了解网络政治信息，参与网络问政，尚未参与决策。正如学者所言，虽然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建立了调查、咨询、投诉等政府与公民互动栏目，但这些栏目主要是帮助政府收集信息，了解民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以完善政府决策［1］。可以说，我国尚未产生网络政治，网络政治文化的客体是虚拟的现实政治信息。网络政治文化是处于现实政治信息虚拟化阶段下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的结果，它是现实政治实践而不是网络政治实践的产物，是现实政治文化的网络化。俞可平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取向模式，它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2］。基于此，我们可以对网络政治文化进行如下界定：网络政治文化是指在虚拟网络环境下，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取向的总和。

二、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

基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①之间是反映与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现实政治是网络政治信息的来源，为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客体；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对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的网络文化认知，因此，它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它们之间是反映与决定关系。然而，在实际中，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最终形成的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被破坏，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产生错位。（一）反映内容的错位：正负向网络政治信息不平衡。网络政治信息是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观基础，它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通过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关注内容、关注程度可以看出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关注点与关注度。现实中，我国政治发展成健康向上的状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下，我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虽仍存在官员腐败、经济发展放缓等问题，但从严治党，加强党建以及供给侧改革等工作正在深入开展。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正向政治要素大于负向政治要素，处于正向利好发展的趋势。基于此，结合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所处生态系统也应处于健康状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了中央的重大政治事件，网络中能够引起网民高度关注的往往是负向政治信息，这表明网络中的信息生态系统存在不平衡状态。这可以从网民对负向政治信息的跟帖量看出。在现实中，负面的政治新闻一经，在两到三个小时内就有上万条跟帖，如庆安枪击案件公布后，新浪网相关跟帖在20分钟内即超过5000条，而近期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在今日头条中的视频播放量更是达到21万。而有些正面的政治新闻在后的几个月内可能只有几百条跟帖。不仅如此，正向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还有被娱乐化的趋势，如2014年在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和网民对普京的调侃和恶搞。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网民对正向政治信息的重视度不够。可见，在网络中，正负向政治信息存在不平衡风险，这意味着网民对正负向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存在不平衡状态。有学者指出：“在注意力为王、眼球经济、颠覆权威的网络时代特质下，心理学中的否定效应被放大，负面消息更容易被传播，主流信息或关于政府的正面信息极易遭遇解构。”［3］因此，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存在选择性是必然的。但是，在当下，网民对政治信息却存在过度选择问题，部分主题的正负向政治信息有较高的失衡风险，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二）反映方式的错位：背离客观理性的先入为主思维。在现实中，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正向政治实践，将注意力集中于负向政治实践，从而使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现实。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先入为主导致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与客观现实不一致，使本就与现实存在偏差的网络政治文化最终背离现实，与现实严重错位。在应然层面，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应是客观理性的，其网络政治言论是在客观分析基础上的理性发言。然而，在实际中，网民不仅不能客观理性地分析现实政治事件，而且还存在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这种定势化思维会导致政治偏见，使得网民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来看待网络政治信息，其结果是扭曲政治现实。在我国，这种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表现为网民存在“一谈官员全是贪官，一谈政治全是内幕”的观念。这可以从网民定势化政治言论中看出。如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网民在不清楚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只凭警察开枪击毙当事人这一负面信息，就开始质疑民警开枪的合法性，其前提性假设是民警一定有问题，里面一定有内幕，而随后就有“截访”谣言在网上传播。（三）反映结果的错位：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相脱离。根据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然而，在错位的反映内容和错位的反映方式影响下，最终的反映结果必然与现实政治不一致。反映内容集中于负向政治信息会使网民难以形成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容易产生片面的政治认知，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存在偏差。而这一负面政治信息，在碎片化网络信息影响下最终导致负面政治认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信息碎片化—信息负面化—协同过滤—负面信息扩大化的网络背景下，网民对网络上大量散播的碎片化、负面化信息迅速做出反应，难以对事件形成全面客观的了解，对执政者的各种负面情绪急促汇聚，使网民不经深思熟虑即对一些与政府相关的错误信息进行自动默认，形成政府形象负面认知。”［3］而先入为主的定势化反映方式使网民在面对负向政治信息时往往不加以理性思考，而是用自己原有的认知裁剪事实，从自身偏见出发，最终导致现实被扭曲，反映结果与现实政治相脱离。因此，在错位的反映内容与错位的反映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最终产生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而由于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长期政治言论积淀的结果，因此，其一经产生就会脱离网民个体，不受网民个体控制，并对其他网民个体产生强烈影响。当前有些网民已经认识到网络中存在的片面政治认知和负面政治情感等问题，却无法扭转网络政治文化的整体发展态势，使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文化悲剧。

三、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原因

网络政治文化是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之间是一种双向度关系，即网络政治信息在影响网民的同时，也受到网民的影响［4］。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闭合循环圈，“政治信息输入、网民政治心理转化、政治情感、态度输出，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网络政治文化，并通过反馈环节影响政治信息输入”［4］，并由此循环往复。因此，从网络政治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入手，通过重点考察输入环节和转化环节，就可剖析当前我国网络政治文化为何会处于错位状态这一间距。（一）“输入”环节的错位：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当前“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如果从“输入”环节来看，可归结为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在现实中，媒体受利益驱使，迎合网民的心理需求，有选择性地提供政治信息。在我国，这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而对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则呈娱乐化趋势。一方面，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官员”二字，紧跟在搜索栏下面的十条选择中有8条与“不雅、情妇、失信、辞职、自杀”相关，输入“官员腐败”可搜索到734715条结果。可见，媒体报道政治信息时具有选择性。在具体报道某一事件时，往往刻意突出某些细节，如报道官员腐败案件，“网络媒体非常注重有关落马官员情妇以及有关诸如圈子、财产等新闻的发掘，在关于落马官员的报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5］，媒体往往用大篇幅报道官员私生活，刻意放大官员污点，以获得更多点击量，这可从与官员相关的词汇中看出。另一方面，媒体对于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呈娱乐化趋势。这是指媒体在报道正面新闻时主次不分，淡化核心事实，大量报道与事件相关度不大的花絮内容，以迎合网民需求，如2014年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大肆报道普京受冷遇，各方调侃和恶搞引网民关注。媒体选择性报道影响转化环节中网民的政治认知，从而导致片面的政治输出。（二）“转化”环节的错位：网民政治心理的失衡。从转化环节看，“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主要是由于网民政治心理处于“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状态。在媒体迎合的情况下，这种失衡心理影响输入环节信息的提供及转化环节中网民对政治信息的认知角度，最终影响输出环节。1.“私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私民指过于个体化，过度强调个体利益，以私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下，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单位，个体无需与他人联系就可以独立生存，这种环境使人们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农耕思维”，并延续至今。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利益意识更加强烈，由此造就了私民这一群体。当前，我国民众处于私民状态。虽然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处于公民状态，就有了公民意识。因为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只是成为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公民不仅意味着权利意识，还意味着责任意识，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反观私民，虽有民主法治意识，却是农耕思维下的民主法治意识，过度膨胀的“私利”很容易以民主法治为口号来绑架政府。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私民”状态使人们易从私利角度来感知政治信息，以私利来衡量一切。私利在实现过程中的受挫必然使人们以质疑、否定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与政治相关的事件，从而导致质疑否定的政治输出。如在我国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后，有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发展航天事业没意义，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价值。可以看出，私民只看得见个体利益而看不见公共利益，只看得见权利而看不见责任与义务，这必然导致其认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就是民主的法治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和没有意义的。这种过度膨胀的私利，侵犯了公利，超出了政府服务范围，因而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这必然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负面性和否定性的政治输出。2.“臣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此处的“臣民”主要是从人们对权力、官员的认知角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权力万能，认为官员高高在上。俞可平曾指出：“官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有权就有一切’。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这些年来官本位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6］这既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转型期政治变革的影响。一方面，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而转型期政治层面的反腐斗争揭露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腐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知。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人们以对权力和官员的固有观念为基础来感知政治信息。他们认为权力就是万能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们一方面追求权力，另一方面又仇视当前已经掌握权力的官员，尤其是在大量的官员腐败被曝出来之后，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识进一步加深，官员的负面形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固化。长此以往，人们再看到与官员相关的新闻，很自然就会将这种官本位下的官员负面形象代入当前情景，将之作为认知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又向人们灌输了公民本位、民主政治等现代思想，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官员腐败等负面政治信息，人们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政治落差，于是就会出现仇官的政治情感和质疑的政治态度等负面的政治输出。因此，输入环节政治信息的选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片面和负面的政治输入，转化环节网民“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二者的互动直接导致前我国当前网络政治文化“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从而产生错位状态。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政治文化；政治发展；公民文化

论文摘要：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在农民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他们精神世界的农民工政治文化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源于农民的农民工政治文化具有双重性，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当前要努力消除农民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塑造农民工现代政治文化，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8O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工及其大规模流动成为当代中国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农民工是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农民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以及相关制度安排，使农民工问题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影响并改变着他们原有的政治文化，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一农民工问题的由来

(一)农民工：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尴尬的称谓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在非农产业就业，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员。其中，“农民”是指其户籍和社会身份，“工”是指他们从事的职业，可见，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由于农民的身份，他们履行着农民的各种义务，虽然职业是工人，却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享有的各种保障与权利；他们生活在城市，户籍在农村，身份是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和权利；他们是现代城市的建设者，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却承受着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与他们的收入不相符合的城市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