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稳定范文10篇

【英文标题】TheInfluenceofEconomicGlobalizationontheChinesePoliticalStabilityandtheCountermeasures

HuangGaoxiao

【作者】黄高晓

【作者简介】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系，江苏南京210003

黄高晓(1963—)，男，广西百色人，南京政治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政府管制机制和文化渗透机制，直接、全面、深刻和持久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通过观念更新、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民主法治国家，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摘要：笔者依据“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田野资料显示，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国家未来发展较为乐观，但对农村未来形势信心较低；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这说明，当前农村尽管容易引发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群体事件，但并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摘要]体制转型通常是各国从传统政体走向现代政体过程中的必由之路。文章通过政治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探讨在体制变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途径，并以政治系统的子系统为单位考察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稳定的相关因素。

[关键词]体制变革；政治稳定；系统论

近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次数明显增加，显得不稳定而脆弱。系统论的观点将有可能为我们提出一条解读体制变革的途径。

纵观历次政治变革，可以发现有如下三点特征较为普遍。第一，在出现剧烈社会动荡之前社会已经矛盾重重。第二，政治系统都已经无力应对过多的要求输入，而支持的输入却在减少。伊斯顿就认为过量的要求输入会直接导致政治系统崩溃。第三，原有政治系统曾在剧烈变革发生前试图通过发起一些渐进的改革来化解社会危机，最终却反而加剧了变革步伐。并非巧合的是，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历次变革也通常是发生在现代化即将起步或经济正快速增长时。政治系统内部所作出的各种改革措施，不论其是希望直接通过消解社会矛盾来消除危机还是通过拉动经济增长间接获得合法性支持输入，最后都往往成为了革命的催化剂。

要求和支持的形成是不同子系统整合的结果。通过“反馈环”作用，政治系统可以以输出的反馈来影响子系统。本文将分析变革过程中影响政治系统稳定的几个重要子系统，包括社会内部环境中的文化系统、历史系统、制度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社会外部环境中的国家间互动的国际关系系统。

一、文化系统

邓小平思想衍生的政治稳定机制系统规划

从政治的角度看，要实现并保持稳定，必须处理好权力问题。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具体行使权力的只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或委任的官员，于是人民与代表或官员就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主体，政治能否稳定便取决于他们获取权力的过程是否公正合理合法，内部和彼此之间对权力的分配、使用是否协调有序。因此，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围绕着政治活动主体，分层次、系统地进行。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结合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将政治稳定机制系统作如下分解。1.制衡机制。这是指代表或受委托行使权力的部门之间能够既保持有效地行使权力又互相制衡，而不致形成独断专横或推诿扯皮。对于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史的中国而言，制衡机制的确立和坚持尤为需要和迫切。制衡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有赖于下述三级机制的健全。一是领导机制。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关，领导其他次级机关；一个现代国家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它产生，由它授权行使各自的职责，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不容动摇。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家将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为法律、规章来实现的，实质是组织并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最高权力必须统一，而不能分散，缺乏有效的最高领导，将会导致四分五裂、推诿扯皮和低效率。在坚持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结构下，我国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香港和澳门问题，并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一条明路。邓小平指出，要使领导机制有效运转，在坚持重视政治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培养接班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必须使党中央有一个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3]（P310）二是分权机制。我国的最高领导权是统一不可分的，但在次级权力上却是合理分开的，即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领导权是相对独立、各行其责的。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邓小平在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时也指出，“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作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的毛病都要坚决纠正。三是反腐机制。腐败是历史性的、全球性的瘟疫。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果没有形成高效的反腐机制，就不能取信于民，就不能长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最终必然垮台。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坚决反腐，狠抓廉政建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看，要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就必须根据互相监督的原则成立专门的机构，并制定专门的法律。邓小平指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4]（P160）为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都相继成立，并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规、文件。2.控制机制。这是指国家机关要有抵制非理性躁动、控制社会全局的功能。但“控制”绝不能等同于过去封建的“专制”“家长制”“一言堂”，而应在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指导下，通过一系列二级政治稳定机制来实现控制动乱、保持社会政治有序有效运转的目的。一是预警机制。各级政府应依托现有的行政系统、党群系统建立起完整、统一、快捷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报送有关政治稳定的信息。还应鼓励成立民办的调查公司，定期对各地各阶层最满意、最不满意、最担心的问题进行科学、公正的社会调查，把有关信息及时反馈给在政府领导下的研究政治稳定的班子，争取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此，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5]（P307）二是宣传机制。当任何一个新政策、新法规出台的时候，都应及时地通过行政系统和传媒系统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宣布和解释。这个机制完全可以依托现有的机构建立，只是在宣传的时候，应从稳定大局出发，并提高政策理论水平，改进宣传方法，使之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6]（P211）三是缓冲机制。缓冲机制是联结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体，它像一道防护层那样，缓解、吸收不稳定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从而保护国家政权少受或不受冲击。发挥缓冲机制作用的应是各群众组织、民间团体、学术团体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甚至可以包括家庭和家族。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各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7]（P204）这就要求将一些政治功能社会化，政府不必也不能包办一切，很多事情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办。四是调整机制。调整机制就是党和政府调整、理顺社会各种关系的机制。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良好协调。党和政府不仅要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本身同群众的关系。在当前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时候，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政治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在新时期要把“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优良传统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统统改掉，建立和完善一些密切联系群众的新的制度。五是奖惩机制。奖勤罚懒，奖功罚过，是一个社会鞭策后进、激人向上、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措施。邓小平指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于得好的、干得差的，应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他还说：“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5向上的风气。”[8]（P151-152）六是纠错机制。就是要把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制度化，使党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尽快改正错误。发现错误可以依托人民群众、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介，采用举报、信访、“市长热线”、质询、曝光等制度；承认和改正错误，既需要摸索着建立新的专门的组织和制度，又需要完善各种已有的制度，如民主生活会制度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9]（P147）七是专政机制。就是要有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的机构和制度。国家机构中的军队、警察和《刑法》等法律及一些具体制度，就是专政机制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专政目的的有力保证。邓小平曾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10]（P169）要保证专政机制的有效运行，就要把军警队伍建设好，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各种具体制度。3.消融机制。政治稳定固然需要强大的由上至下的控制功能，但也离不开社会政治自身自行融解、消除矛盾的机制。一是转化机制。就是要实现“化腐朽为神奇，先进帮后进”的政治功能。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难免会有违法乱纪者和落伍者。对于他们，第一，建立和完善罪犯教化机制。只要不是罪大恶极、法不可恕者，都应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挽救和转化他们。邓小平说：“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11]（P253）第二，建立和完善互助机制。邓小平提出，要“先进帮后进”“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西部开发规划、扶贫计划等都体现了这一机制的有关内容和重要性。二是协商机制。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坚持下来；人民政协应当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在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彻底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旧的阶层不断分化，新的阶层不断形成，社会成员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地位处于不断升降之中，观念的迟滞和转型的摩擦使阶层与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如何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完善协商机制，加强政协建设，使政协不仅可以实现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民主监督，而且可以把一切新阶层的代表吸收进来，并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顺利的、合理的表达。邓小平强调坚持这一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2]（P187）三是流动机制。建立各阶层的流动机制对保持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和干部选拔机制更是重中之重。邓小平提出并强调：“要建立选拔干部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能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去，具体地讲就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13]（P331）邓小平特别推崇用考核或考试制度来使人才流动。他在这方面的另一个很突出的贡献是，提出并身体力行地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主持和倡导下，我国在粉碎“”后，迅速恢复了高考制度。近年来，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及各种资格考试。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使社会各阶层流动向有序、合法、合理、公正的方向努力，对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此外，在邓小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指引下，我国许多地方蓬勃兴起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人的流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一套完善的人员流动机制的建立将为中国长久的政治稳定提供十分重要的制度保障。4.约束机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约束机制，使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使政府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使宪法的宗旨切实得到实现。一是选举机制。对国家管理者最有效的制约是选举。人民对国家的所有权是通过选举来实现的。选举最高、最重要的形式是普选。关于中国的普选，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这是因为我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还不成熟，搞普选需要一个过渡，一步一步地来。“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4]（P]220）所以，不断完善选举机制、特别是普选机制，是我们的一项跨世纪的历史任务。二是监督机制。邓小平指出，党受监督非常必要。“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15]（P271）三是参与机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人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和收入有着较大的差别，往往一条政策、一项法规的出台或改变就会牵动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人民将会日益从关心经济利益的目的出发去关心政治，积极要求参与政治。邓小平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加大人民参政议政的力度。他说：“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种公民权利。”[16]（P322）他还指出，不能照搬西方式的民主，而应根据中国的国情，有步骤、有计划、有控制地促进人民参政的制度化建设。四是宣泄机制。也可称为安全阀机制。政府应开设供人民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的、制度化的“通道”，使人民的不满情绪能经常得以宣泄，而不是越积越多，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指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17]（P273）当然，这种宣泄也是在一定的法规许可的范围内的，不等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和机制的扩展

国家的政治稳定必须考虑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邓小平在思考国内政治稳定机制同时，放眼全球，提出了针对国际问题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的指导思想和相应机制设计。1.明确“和平与自主”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要保持政治稳定，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有利时机，加快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18]（P228）邓小平又指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争取和平，但这并不等于为了“和平”可以牺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封锁、威胁，中国人民争取的和平环境，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至上的基础上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稳定和持续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准绳，也是中国针对国际问题、顶住外部干涉压力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的指导思想。2.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机制”是解决外部势力“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对我国政治稳定造成的潜在和现实的威胁的重要手段。面对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和“和平演变”，我们必须根据《宪法》和《国防法》有关规定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国防制度，组建和加强相应的国防机构；同时，需要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增强，全社会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下面两点更需要我们始终如一地予以高度重视，而不能有丝毫放松。第一，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外交队伍，并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也决不当头、称霸，努力团结第三世界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为我国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机制”有效的运转和国家安全利益确实不受损害。邓小平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19]（P395）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重视和关心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国家的安全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总之，当代中国存在或潜在着诸多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建立和完善政治稳定机制是当务之急和千秋之需，功在当代，利在万世。我们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并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稳定机制。

本文作者：赵东平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内容提要:宪政所表明的是一整套规则、一系列观念和一种稳定状态,它能够提供基本的政治资源,从而有效保持政治稳定。这种功能体现在对权力进行限制以防止权力滥用、化解政治冲突中的矛盾、维护多元社会的秩序和防止意识形态专制等方面。

政治稳定是人类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中永恒的话题。人类自有政治生活以来,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并为人类自身提供更多福祉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过。及至近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已经证明,惟有宪政才能为政治生活的有序性提供最重要的资源,它的规制和观念可以有效化解政治系统中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并培育促成政治稳定的因素。

宪政的规定性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人从道德观念角度出发主张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又有人从制度规范和政治运行角度出发认为,宪政是指法律化的政治等程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还有人认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①对宪政解说的多重性恰恰由于其产生过程本身就是复杂和多重的,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宪政在西方可以说是一种被称为UnintendedConsequence的东西,即没有预期到的,没有想到的结果。②它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同时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由基于人们心理活动的价值观念以及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所构成,其所蕴含的是西方世界数个世纪以来对个人与集体、公民与国家、私域与公域相互之间关系的思考、体认和对基本秩序的建构。

宪政首先表现为一整套规则。从形式上来看,总要有一部宪法或是若干宪法性的文件构成其最为基本的依据,并且是以文字体现的“成文法”,一些国家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事实上亦是一种成文的东西,只是较之于“成文宪法”而显得“不成文”,其成文于零散的文件之中,分散于大量的法律渊源之中。无论成文与不成文,宪政都不是一部法所能够涵盖的,它是以“宪法”为中心的一整套规则的结合物,这些规则是对:(1)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界限的规定;(2)国家主要政权机关产生及其设置方式的规定;(3)国家主要政权机关之职能分工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在这些类规则当中,规则(1)是最为基本的内容,它决定着和体现着一国宪政的实质。宪政其次表现为一系列观念。人类政治生活中规则与制度的建构生发于人们的观念,作为宪政的一整套规则的背后是一系列有关宪政的观念。这些观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个人权利本位的观念。意指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中,个人优位于国家,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便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个人权利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公共权力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观念构成了宪政的核心。(2)多元政治与分权制衡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可以分为两个次一级的观念:一是社会多元利益集团有效地分割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实现社会对国家的控制(制衡);二是在公权力的组织结构中各种主要政权组织机构的相互分立与制衡。(3)任何权力都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higherlaw)所限制的法律至上主义的观念。宪政还表现为一种稳定状态。詹宁斯爵士在论述英国宪政产生时说:“大多数国家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都产生过正式确定政府主要机构的构成和职能的需要。秩序或许必然来自于重大社会革命造成的混乱,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来征服者的奴役,或者需以某种方式与传统决裂,或者国家产生于若干较小的政治单位的合并。总之,创建新国家或重组一个旧的政治复合体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认为需要,就可指定某人或某些人起草一部宪法。”③这充分说明,宪政是为了保有一种稳定的状态,它产生于对秩序的需要。

并且事实证明,在人类的政治智慧中,宪政亦是维系稳定的最好方式,它可以有效地化解政治系统领域中引发不稳定的因素。政治系统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基本因素政治稳定所描述的是一种状态,意指政治系统中各要素有序的构成和运行,从而使整个政治系统处于连续和有序的状态,实现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当然稳定不等同于静止,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决定了政治系统的变革,而前者的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④

因此,政治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政治系统能够适应变更了的经济基础实现新的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基本的因素影响着政治稳定。1.权力因素。政治权力是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是其它要素存在、运行和变化的基础,是对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是权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权力传承的方式。政治经验表明,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即无限权力是政治稳定的最大敌人(纯粹意义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里所描述的是用以限制权力的力量不足以控制被限制权力的滥用和恣意妄为),权力的无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二是在政治系统纵向结构中的最高权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权力处于失控的状态。其对

稳定状态是任何一个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维持稳定是每个系统必须具备的内部功能。政治系统（国家是其外在的法律表现形式）也不例外。追求稳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权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而如何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则是各国政权在不断探索、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稳定状态是任何一个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维持稳定是每个系统必须具备的内部功能。政治系统（国家是其外在的法律表现形式）也不例外。追求稳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权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而如何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则是各国政权在不断探索、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一、我国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现状

21世纪将是世界老年人的世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全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由2000年的6.8%上升到2025年的9.7%，从而导致养老问题将成为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尝试对原有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找到养老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地解决好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纪难题。

在我国，由于成功地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进人上世纪90年代，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长，已于1999年12月达到总人口的10%，正式进入人口老年型国家。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2.3亿，约占总人口的15.6%，到2050年将达4.1亿，约占总人口的27.4%，几乎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据劳动部预测，到2050年，退休人员数将达1.03亿人，抚养比为1:2.2，养老金总额将高达182195.26亿元，这无疑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随着我国进人老龄化社会步伐的加快，养老保险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

养老保障是一种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劳动者因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获得经济收人，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制度。老年人“老有所养”的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这种规定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它仅仅是对很小的一部分“三无老人”的经济赡养所作出的努力。

我国经济整体还不发达，百姓收人偏低，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潜伏危机，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滞后，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给未来的中国养老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功能很不发达，据1997年北京市调查，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对社会化日常生活照料的满足水平仅为2.1%，照料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问题越来越突出。

因此，从中国实情出发，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制以解决本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单关系到中国自身的改革、发展、稳定，也将对世界的发展、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项工作需要我们给以足够的重视，并尽快提出相应的对策。

**区将抓紧抓好组工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群众的有效载体，以推进“三台”建设为抓手，加快“和谐组工信访”新机制构建步伐，有力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一是以加强宣传教育着眼点，夯实组工信访“前台”建设。以楼道小组长为基干，建立1000余个“楼道速递栏”，以社区宣传员、调查员、治安员、护楼员为主力，充实70余支义务宣传员队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全覆盖式宣传引导；定片、定岗、定责排摸分析情况，运用座谈交流、个别谈心、远程教育等方式，对离退休党员、下岗失业党员、流动党员等进行重点教育疏导，充分提高其思想觉悟；联合人事、公安、民政、信访等部门和单位对领导干部换届、党员就业及拆迁安置等容易导致来信来访的重点工作进行苗头性预测，对信访老户、困难党员、“三老”人员等分组上门走访，将矛盾化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是以规范创新机制为着重点，强化组工信访“平台”建设。大力推行组工信访事项制，在基层设立组工信访事项窗口70余个，配备信访员81名。制定并严格执行工作制度和服务规范；建立《新提任领导干部担任信访助理员制度》、《信访助理员组工信访调研工作制度》等，提高新提任领导干部处理信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开通**党建网组工信访快速通道，完善部长约谈和接待日制、组工信访工作归口负责制、信访事项限时办结制和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制度措施，坚持人性化办事、人情化服务，严格把握各个工作阶段和基本环节，使信访工作做到“四明四有”（事实明、政策明、信访人明、责任人明，来信有登记、来访有记录、交办有回音、处理有结果），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三是以加大督查力度为着力点，巩固组工信访“后台”建设。建立组工信访处理回单和专项档案，督促及时调查取证，按照合法、合情、合理原则认真予以解决和反馈；对个别重点信访人员和上访人员主动进行正面引导，努力理顺情绪、解决问题；健全定期督查和重点回访制度，对2007年以前有关组织工作的来信来访进行逐一办结回访，征求意见建议，对发现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严格按照责任制予以追究。

一、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统治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就是指一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有序运转，二是人民同政府关系的协调一致。

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之间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不断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公民及公民团体提供正常的组织和舆论渠道。另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将促进和维护政治的稳定。因为而有效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系统输入公众要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及公众团体的不同需求，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

二、80年代初，中国所进行的伟大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时代，农民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发生飞跃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各个方面颇具深刻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无论农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形式、还是性质内容，都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被动型盲动的政治参与转到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主动参与；由过去简单集中统一的政治参与转到方式多样、渠道多种、层次不一的政治参与并且参与的范围和人数发生明显的变化。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可喜变化，不仅标志着我国政治民主程度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就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高层建瓴地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盾农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①同样道理，中国政治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农村民主政治是不是取得真正的实质性发展，要看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没有我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在畸形的发展。然而，有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不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对我国政治稳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冲击性，必须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否则，参与就可能演变为政治动荡甚至动乱，从而破坏当前改革开放的稳定形势。

农民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和规范性发生引发政治不稳定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拆、诉讼、接触、抗议、暴力对抗活动等等。农民参与的日趋多样怀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村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