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范文10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已客观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到了应有的高度，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着权力关系、政治利益的再调整，关系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升降，因此，改革中出现的扭曲和失范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可能还要剧烈。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已具备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失控效应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政治体制改革是新旧政治因素彼此消长的过程。它既扼制和摒除旧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又必须扶植和构建新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并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的时间将很长，当一种旧的政治体制逐渐退出政治领域而新的体制没能及时补位时，很可能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失控。

1.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取向有可能弱化对原有政治权威的社会认同感。

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是民主化。民主化的发展使公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强化，对政治民主的社会期望值大大提高。社会成员开始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判断和要求政府官员和其它公职人员。他们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厌恶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权谋私、裙带关系、滥用权力、玩忽职守，要求进行大幅度的通常超过社会承受力的政治改革。如果政府机构不能及时通过内在机制医治自身的弊端，不能对其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有效制裁，那幺政府的威信就会下降。但是，传统政治体制所具有的顽痼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消除。由此形成社会期望和社会满足之间的较大反差，潜在地包容着政治不稳定因素。

2.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所激发的利益表达愿望和不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之间构成了现实矛盾。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民主的氛围，这必然会引发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强烈愿望。绝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能关注并帮助实现他们的利益，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往往会受到利益表达途径不完善和利益协调机构不健全的限制。如果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就会造成对政治稳定的冲击。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充斥着“应然”的方法。人们在研究某方面的问题时，先是怀着某种愿望，然后从某些原则出发去推论出为了实现愿望应该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结论，并以为这样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实际上情况如何。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按照“不应该”的方向发展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矛盾。面对这种矛盾，从应然出发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变成空洞的说教，表面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对实际问题根本不起作用；一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把应该如何的结论丢在一边不管。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应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形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结果。这就极大地败坏了理论的名声。我这里不想分析人们之所以陷入这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分析这些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在这里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了。总之，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拿来几条原则，加以推论和演绎，得出某些结论，指出在某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如何；或者从西方某些学说中搬来几条原则，加以推理和演绎，得出另一些结论，指出应该如何如何，等等。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搬来关于民主的阶级性原则和关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原则，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由于我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类型的民主。由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引申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概念，从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论。因此，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机构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各级领导者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就应该建立各种参政制度和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就应该树立民主的作风。为了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就应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等等。所有这些应该如何如何，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规律。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应该”，特别是如何解决在现实中发生的与之相反的一系列“不应该”的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

近年来社会思潮激荡，围绕许多社会问题都有争论。将近年来的社会思潮进行一次梳理，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同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喜的是，青年记者马国川的新作《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近年来的社会争论，核心是对改革的争论。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

一开始就有争论。但是*年以来，争论似乎尤为激烈。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政府及所属部门的权力日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和部门利益相结合，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经济生活的审批和许可增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其结果，诸多的审批和许可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的效率，并加大了投资者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其次，部门权力利益化、刚性化，各部门都想方设法设立收费事项，甚至许多部门的收费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财政能力，催生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合法合规形式出现的收费和罚款，甚至出现了屡禁不止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现象，先是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不得不进行农村费改税的改革。同时，普遍出现的地方行政性收费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一是加大了居民、个体户和企业的负担，许多能大量吸收就业的自由职业、个体劳动和中小型企业，由于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而不堪重负，发展动力受阻，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实际上抑制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社会失业的矛盾；二是过度的收费罚款，使一些低收入阶层反映强烈，特别是对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乱收费社会反响集中，扩大了社会心理失衡。

因此，即使从未来我国以亿计的劳动力就业和社会民生的需要看，也急需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目前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的状况，建设一个体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既能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垄断化，尽可能减少腐败，更重要的是解决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问题，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

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反腐败的严峻任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摘要：权力基于一定社会资源产生，同时又会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本文从国家权力结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政党推动。只有充分发挥政党在后发展国家中的特性、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在政府机构的核心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向前进。

关键词：权力结构；政党；政治体制改革

一

权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1，它的产生来源于委托者——人民，洛克在《政治学》中曾经指出“国家权力是人民可以把它授予他们所相信的人”，马基雅维力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统治者应以夺取和保持权力为目的”2，权力是国家一切相关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的基础，而其中“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的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由此可见，权力的产生基于一定的社会资源，但同时，一旦权力产生后又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加以利用，根据权力的拥有层次不同，可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

政治权力结构是指特定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以及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构成。而由于权力反映了一种支配一服从关系，在整个的权力网络体系中，权力的拥有不能绝对的平均化。委托者往往将绝大部分权力交给部分人甚至是个人，而“这块”权力可称为中心权力。由于权力成为社会资源后又要加以利用，所以中心权力必然要层层推开，于是又产生了权力的外围。这样，就整个国家而言，便形成了以中心权力为轴，四面发散的网络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个权力中心，它处于垂直权力结构的顶部，水平权力结构的中心，权力结构其他成分按纵向隶属关系和横向分布关系围绕着权力中心展开。

中国以革命的方式打碎了旧制度，人民的政权是所有中国人民的权力委托，具有合法性。在革命胜利之后，以为代表的精英认为“体现和保证政权的人民性”是设计政治架构的焦点3，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实现可以保持国家权力主体归属的政权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它拥有立法权，国家的执行机构权力来自它的委托，由此便形成了中心一外围的权力结构。但是由于革命后建立的新统治是将高度集中的离散状态的社会整合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改造社会并在改造过程中使权力日趋集中的过程。所以，要把数量如此之巨大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凝聚力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政治中轴作用是难以想像的，因此，中国议行合一政治体制之外还有着起领导作用的党，而由于党也有一整套的结构体系，从党中央到基层党组织，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着不同的领导功效，所以，党作为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的主体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早已家喻户晓。相比之下，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人们知之甚少，其实，仔细研究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以及《邓小平思想年谱》，再回顾和联系我国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显著成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为启动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的十年浩劫。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在粉碎“”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他所反思的，不仅是“”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等想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作了舆论准备。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成熟、变革的前提具备之外，还必须有舆论上的发动。在1978年的中国，当理论上的坚冰被打破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承担起了为改革开放的到来作全面思想发动的任务。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许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比如，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反对“左”的错误；改革是一场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闯、敢冒，不要怕犯错误；坚持改革，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发扬民主，建立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等等，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我国改革开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此后，邓小平频繁地、直接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大造舆论。在1978年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11月，在回答一位美国客人的提问时，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更加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一、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保障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追求。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要使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专政的旧制度，建立人民政权，使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就必须建立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在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为了建立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把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在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③他强调“：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④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我国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得到日益充分的保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抓紧进行民主法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和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⑤。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反映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国家供给民主之善能力”⑥，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既反映当今世界进步的潮流，又适应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主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历程充分表明，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坚定目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已经走出一条符合民主化发展规律的人民民主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

邓小平曾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十八大报告前所未有地专列一部分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发展要求以及具体任务等重要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明确回答。首先，发展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具有真实性、广泛性。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实现政治民主，还要实行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其次，发展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总的来看，建立时间不长，发展过程曲折，发展还不充分，在具体形式、具体制度上还不完备，仍需大力建设。再次，发展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国家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保障，发展人民民主，需要健全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就是大力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保证”，明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首先，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原则，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三个更加注重”和“三个保证”第一次清晰地论述了这三者之间如何做到有机统一，强调了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的各自侧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是为了实现人民民主。十八大报告高扬人民民主这一光辉旗帜，从制度建设出发，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好的七项任务，明确回答了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怎样改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首先，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主要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十八大报告指出，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以此来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一举措是总结各地人大改革的试验成果，并上升到国家层面，有助于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职，行使代议职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了实处。其次，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面的伟大创造。同西方的民主相比，我国的协商民主强调协商、商量、和谐，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广度。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再次，健全和完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十八大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保障人民更好地行使各项民主权利。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重要任务能够使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制度，焕发出更大的活力，为发展人民民主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总之，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是，人民民主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还需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三、高扬人民民主旗帜，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社会主义而改，为时代而改，更是为人民而改。在今后，我们必须把民主政治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扬人民民主旗帜，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人民民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实现途径。首先，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一定要与该国的国情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植根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其次，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削弱和放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绝不能削弱或否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再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成败。只有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才能切实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发展人民民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朝着正确方向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这个“有机统一”，既是人民民主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又是发展人民民主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首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人民利益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人民民主就无从谈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其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我国的人民民主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是由中国最广大人民所享有、共同建设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离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失去监督，就会脱离正确方向，就谈不上人民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把全体人民都动员和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必须紧紧依靠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民主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和作用。再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有效途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离开依法治国，就不能正确地实行党的领导，就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国家各项工作不能依法进行，就会导致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人民民主将得不到可靠保证。发展人民民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稳中求进。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向前推进，必须立足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特殊历史条件、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序逐步地开展。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说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单一而论，应置于改革发展的全局中去思考，通过有序的政治实践，循序渐进、稳中求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交汇中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优变革。综观十八大报告全文，多次提及“人民”，这表明人民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位置，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以人民为主体并最终促进人民发展的事业。人民民主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愈加兴盛。只有不断发展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才能使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热情不断高涨，发挥积极有效作用，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相信，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伟大而又正确的。社会主义越发展，人民民主也就越发展。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人民民主不断取得新进步，实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以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而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奠定的，主要包括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和维护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0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探索，已经使中国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举世公认正在迅速崛起、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这一基本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符合我国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需要，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但是，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事物都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成熟和完善的。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起点落后，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们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成完全合格的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断创造和积累条件，不断对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机制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1978年底，在对“”动乱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拉开了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暴露出来的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始终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党内外高度关注的敏感话题。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变化，政府采取的是“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策略。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您认为，“经改政不改”的判断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大的误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误解？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联系这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可以注意到，其实从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是将战略和策略配套实施的。

那就请您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具体阐述一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至少有八个方面的做法和特点是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1、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退回去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在政治体制

改革和民主宪政实现之前，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

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关系到

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但是所有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在进步、在发展，现实社会问题再严重，所有方面都不可否认地比时期都有所好转，社会弱势群体再困难，温饱问题总已解决，比起三十多年的凭票配给供应生活必需品，60年代初的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总是有所进步。目前以权谋私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时期的腐败体现在政治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派乌烟瘴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陷诋毁、落井下石真是丑态百出，甚至摧毁高等教育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史无前例的。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上丝毫不亚于目前的经济腐败。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没有回头路可走，所有问题，必须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

同样，我们也不能按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以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绝对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大中型国企私有化改革措施，都不可能真正地避免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俄罗斯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目前我们国企的垄断政策，已经使10%的国企，占有了95%以上的国企利润，已经具备了和俄罗斯私有化失败一样的条件，只要这些国企移主，私有寡头马上出现。而且在制度上没有真正确立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原则之前，在各种公共的绝对权力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力量有效地制衡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切实做到制约和避免国企私有化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

2、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阻力，而政治体制改革是制约腐败唯一的最有效措施。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推进是指“推动工作，使前进”。深化则包含有“（矛盾、认识）等向更深的阶段发展”的意思。[1]可见深化比推进的含义更深刻。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包含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量的要求，而且在质的方面更进了一步。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满足、停留于“外围战”阶段，而是真正进入“深水区”、核心领域，开始“攻坚战”阶段。因此，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果。“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使我国长期沿袭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2]应当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否认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进步，就无法解释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持续多年健康快速发展。2006年4月，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回答校方主持人、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的问题时，指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凡是对中国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都取得了重要成果。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3]当然，“基本适应”并不意味着完全适应——政治体制的确存在一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相协调、同步伐。

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人民政治参与不断提高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干部这种比较单一的阶级结构转向了多元化的阶级结构和阶层结构。其中，私人企业主、科技创新人员、科研人员、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新兴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普遍化的现象。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新兴的社会力量政治参与的扩大，甚至形成“参与爆炸”，这给传统政治体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努力提供健全的体制、机制等民主管道，那么，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参与或者成为一句空话，或者会在体制或法制外泛滥失序，甚至会演化成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碰撞、冲突与对抗，这就很可能出现政治不稳定局面，从而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为了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体制的张力和柔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