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论文范文10篇

一、

思想史家们无论怎样的谨慎琐细都无法避免以某种模式来处理他们的材料。这样说并不一定是赞同任何形式的黑格尔式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规律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日趋流行-根据这个观点，人们相信存在着对人、物、事件的特性和规律的某种唯一的解释。通常，这种概念表现为鼓吹某种根本范畴或原则，声称这个范畴或原则可确实可靠地让我们认识过去和将来，决不会出错；它是一面神奇的魔镜，可以照见’秘密的’，无情的，无处不在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是事件纪录器的肉眼看不见的，但只要明白了这个规律，就会使历史学家获得一种独特的自信心-不仅仅是对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还能使他们确切地了解事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发生的原因，给我们确切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于仅靠经验观察者煞费苦心地收集证据所建立起来的，并不可靠的体系，靠小心翼翼地求证，永远不可避免出错和重新评估是永远无法获得的。

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概念只好称之为形而上的空想罢了；与赤裸裸的事实--全部的事实，硬邦邦，活生生，未被曲解的事实-或是一些人为模式的分类--相反的概念也就等于神话，去理解，对照，分类，以比较复杂或不复杂的眼光去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思想，而是思想本身。我们指控历史学家夸大其词，歪曲事实，对事实视而不见，怀有偏见，或是偏离事实，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选择，比较的过程中受到了，至少在他们的选择部分上，一部分是他们所选择的材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部分受到他们自身的个性和目的的影响-我们指责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得出结论偏离得太远，与一般认可的检验和解释的规范相差太大，这种检验和解释往往具有他们所处的时代，地域和社会。这些规范、方法、和范畴就是一个时期的和一种文化的正常的理性的观点的规范、方法、和范畴，在最好的情形下是一种敏锐的，训练有素的观点，它审视一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而它自身却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所有对这个或那个作者的批评，说他于偏见，或过于想像，或证据不足，或对各事件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等等，所依据的并不是某个绝对真理的标准，精确的事实，或是固执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科学地’发现过去的理想方法（wieeseigentlich本来的，真正的gewesen过去），把它与纯粹的理论相对照，因为，所谓’客观的’批评这个概念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意义上最终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批评多半基于诸如准确，客观和谨慎的’再现事实’这个最微妙的概念上，而这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是行得通的。

当在历史记载中，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的重点从个人主义的胜利被说成是并不包含多少个人主义色彩的制度的成长和影响，其’再现事实’的真实性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自动地被改变。这一新的历史，或者说是关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公共法或私法，政府，文学，或社会习俗的发展的记载，和早期的关于阿尔齐比亚德，或马库斯.奥瑞流斯，或卡尔文，或路易十四的事迹和命运相比，并不一定更，或更不，准确，’客观’。修西底德斯，或塔西佗，或伏尔泰与兰克，萨维尼，或米歇尔也同样并不主观，含糊，或富于幻想。这部新的历史只不过是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新的’角度’来写的。这部新的历史试图记载的事实是不同的，其重点也不同，在它所提的问题中，兴趣改变了，其结果就是它所采用的方法也改变了。概念和术语反映了对什么是证据，由此，到最后，对于什么是’事实’的观点的改变。当编年史的’传奇’受到’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批评的时候，至少，其中隐含着的责备就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与后来的最受推崇的，可信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本身又是因为对于人类发展的模式的流行观念的改变-因为模式的改变，人们正是根据这个模式来看过去的，那些艺术的，神学的，机械的，生理的，心理的模式在人们的探索中，在提出的新问题中，在采用的新的技术上，反映出来；回答的问题要比那些过时的问题有趣的多也重要的多。

这种模式的转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所谓’有机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流行部分地借重于独特的自然科学或独特的艺术方法；这些方法被认为或真正是建立在这些模式上的；如对生物学和音乐的日益增多的兴趣，许多基本的隐喻和类比都是得自生物学和音乐，这种兴趣在19世纪中的历史作品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对于18世纪的哲学和历史学一样；在1914-1918的战争之后历史学家们的’收缩’的方法和反讽的特征显然是受到，并欣然接受了，在这时期已然被广泛认可的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在过去一度受到推崇的历史作品中相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概念和前提更能说明这一时期的总的特点，因此，也是对这个时期所采用的标准，所提出的问题，对’事实’和’解说’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时期的整个的社会和政治见解的一个更为可信的标志；而不再是对某些基于想像的，固定不变的，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科学的，经验的还是先验的，绝对真理的不动摇的理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是根据这种对过去（或现在、将来）的态度方法的转变，根据人们所使用的习语和口号，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怀疑和希望，恐惧和告诫，我们能够对这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抽象的社会组织，和最有才具的，最雄辩的代表人物做出判断。毫无疑问，人们说出和想到的这些概念可能就是社会的，心理的，物质的等其他进程的表征和现象，发现这些表征和现象就是这种或那种经验科学的任务。但是，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中最具特色的人物的意识体验--不管其原因是什么，其命运如何--的人来说，这一点无损于它们的重要性。而我们，当然，出于明显的观察的缘故，在判断过去的社会要比平等我们自己的社会要有利的多。历史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正是通过对照和比较来影响我们今天，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可供借鉴的背景，凸现出我们自身的经验的种种特征，使之得以辨认和描述。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苏联解体后，曾经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会回想这位睿智而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独立的南方各州淹没在血泊中。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阿法纳西耶夫著《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第139页）美国统治阶级对历届总统的这种稳定的尊重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丰富的统治经验，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显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学点什么的话，这一点倒是应该学习的。他们懂得历届总统的形象关系到自己的制度形象，关系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如今被美国人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告别词后，新政府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陆军部长逼下台。费城的《曙光报》在华盛顿告退的次日宣称：“这一天应成为合众国的纪念日，因为，原是我国一切灾难根源的那个人，今天已降到了与他的同胞们平等的地位。”后来的副总统杰斐逊斥责华盛顿是“被英国这个娼妓剪光了头发”的人。整个上层对他的冷淡使他很难接受。华盛顿在退下来几个月后写道：“这未免太过分了”（莫里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408页）。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竞选中竟然被谴责为“专制暴君和不列颠君主国奴颜婢膝的崇拜者”。（同上书第424页）随着资本主义美国的成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国对自己历史上的统治者的保护达到高峰。那个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通过了禁止总统连任两届以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尽管美国史学家说这是“国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身后报复”，但对罗斯福并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或民间的谴责（同上书，第806页）。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如今美国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和其后的历届总统，都采取了阿法纳西耶夫讲的那种尊重态度。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但毕竟处于是幼年阶段，在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不单是由于生产力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不能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明显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单表现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趋向的动荡不定，总出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或自己的前任，表现出政策的中断性和更换性，而不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苏联，只有斯大林能正确地对待前任，使列宁的思想、声誉和形象在自己执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伤害。这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崇敬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善举却得到赫鲁晓夫的恶报。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诽谤，并被焚尸迁葬，还把他的正确理论和主张打成“斯大林模式”从而加以否定。众所周知，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一次大伤害。从此，苏联领导人形成了恶性的继承，这一届否定上一届，直到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上台，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葬送，总算为这种否定开国元勋的做法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脚。阿法纳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宝贵了，可惜出现在苏联亡国之后，太迟了。如今，敌人们堆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已经被历史之风刮走，人民日益看清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一个光明磊落的斯大林，但历史已难以回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斯大林的诽谤，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人民的无边苦难为代价的。这是历史的报复。在我国，主席逝世时，亿万人民悲痛欲绝，反映了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敌对势力不敢有桀犬吠尧之举。但是，随着纠正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隐藏在地下的敌对势力开始活跃。他们小心地提出了全盘否定同志的口号，巧妙地散布着以卑鄙而阴暗的心理编造出来的“小道消息”，企图败坏的声誉和形象，涂黑时代的历史。这使中国的前途一时间布满阴云。那时，正如同志所言，“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包括坚持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思想的地位。小平同志指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同志有些问题的言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第301—302页、第308页、第347页）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从整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出了趋向成熟的一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维护地位的回报。任何事物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和叛卖社会主义的人物，使中国的共产党人警醒。人民总是在教训中学得更深刻，更成熟。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几个跳梁小丑岂能把他否定？正确评价领袖，尊重他的思想，维护他的声誉，爱护他的形象，这才是走向胜利的前提，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向成熟的步伐。

一、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一、依据:压抑与创新

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其原著，特别是他独特诙谐的即席讲演和信手拈来的卷头眉批，其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就会立即凸现在读者眼前。细查的著作，我们感觉他并没有对“人民”和“群众”这些其最常用的政治概念做出过严格的学理性定义，但在的政治词典中，这些词汇则总是能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

20世纪50年代末，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4](pp10-13)

类似这样的思想不仅反映在他的卷头眉批中，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5](pp207-208)几天以后的5月18日，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5](p236)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勿庸赘言，的“话语”是独特的。上述论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极有意义的现象，在进化论、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角度上看，颇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也他的政治经历存有关联，元帅就曾说过：“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6]（p24）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则是，借此现象并不是要说明人类进化的一般轨迹，更不是为自己喊冤叫屈，而是借助历史事例对“人”进行“身份”的区分，是在建立政治推论的基础假设。换言之，的语义重心是在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活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走向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提示的命题沉淀在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他的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p236)

笔者曾经一般地把上述论断归结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压抑-创新”情结，认为这是“出身于普通农家的，不自觉地以自己个人经历的发展格局为模式，以此建构他观念中的理想主义大厦”。[7]（）现在看来，这样的概括并未能完全体现出问题的要害。其实，在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压抑-创新”的基础假设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我们对他的“阶级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才能得到充分和真实的理解。在看来，在政治层面上，人类社会发展、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似乎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作为一种内生的能量，它将必然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政治心理能量可能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伦理诉求，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的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二者相比，后者之中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以“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与此相反，压抑别人的权威拥有者，其强悍的外表所掩盖着的恰恰是其虚弱的本质。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过滤网的作用下，才产生了识别善-恶、正-邪、美-丑等政治评价结构的准则，由此才可推论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革命理论的规范性命题。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摘要]从康德关于法国革命、国家政权及政体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两重特色，它实质上是以晦涩的哲学语言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康德；法国革命；君主立宪

康德时代的德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因而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英、法等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两面性，他们既向往革命，又害怕革命。康德政治思想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特点的直接体现，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诸侯割据、民族分裂，批评专制政体，向往和要求自由、平等、独立；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用一种含蓄、晦涩、抽象语言和方法论证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认为唯一理想的“共和国”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存在于“此岸世界”是今世达不到的，来世继续谴求，因而把革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现实存在的不是理想的，理想的又是不可实现的”是康德革命与保守两重的政治思想集中概括，同时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我们可以从康德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国家政权的论述及对政体的看法的字里行间中深深地体会到。康德曾经是法国革命的热忱关怀者，当德国许多人背离时，康德还信守启蒙观念不渝，因此被称为“最后一个雅各宾派”。但实际上康德并不是激进的暴力革命的雅各宾派，而不过是在落后德国状况中要求变革的改良派。这可以从康德对法国革命矛盾的态度中看出。一方面他对法国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非常同情，对法国革命热忱关怀，因为这是与他自己的道德与政治信念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排除了任何反抗的权利。康德反对任何以暴力的、非宪政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尽管他同情革命者的目标，但他却不赞成革命者的手段。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作出区别，这就陷入矛盾之中。康德在对法国革命深切同情热忱关怀的同时，又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认为法国人民推翻君主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康德把法国革命看成发生在当代的这样一桩事件，它戏剧性地证明了人性中的道德秉赋，证明人类确实是在朝着改善前进。“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表明人类全体有着某种共同的特性，它证明人有道德性，或者至少在其形成中。这使我们不仅可以希望人类的改善，而且就它的影响在目前已经足够强大，它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改善。”康德所强调的，并不是法国革命本身证明了人类会朝着改善不断前进，而是这一革命在旁观者(康德本人就是这样的旁观者)心中所引起的反思表明这一点。康德赞同的不是叛乱或革命本身，而是一个民族不受其他外部力量的干涉，给自己创建一部他认为是合适的公民宪法，赞同法国人民正在寻求创立的那种宪法，因为那是一部共和的宪法，唯有在这种宪法体制下，才能防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这是革命的先进的政治思想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一部君主制宪法的民族，因此，就可以自命有权去改变宪法，哪怕仅只是在自己的心里秘密地怀有这种愿望”。

在康德眼里不应当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创建共和体制，而应当用和平的演进方式逐步建立这一体制，既然暴力革命不可取，那么政治变革的途径就只剩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种了。康德认为，政治变革不能急躁莽撞必须在环境力量的作用下逐步进行，他认为在君主国中，通向共和体制的唯一合法的道路是通过君主本人渐进的改革。因此，可以说，在政治观上，康德先是个保守主义者，其次才是改革者，康德的保守的一面是占主流的。

康德把国家定义为：“许多人在法律统治之下的联合体。”任何现实的国家，只是就它的法律来源于权利的先天原则而言，才是与国家的理念相符合的。现实的国家可能完全没有达到国家理念所设定的标准，但无论如何，国家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个人要接受现实。·康德强调个人要接受现实，只有对法的忠诚才能自由，也表现了他对现存的法律、秩序、制度和君主的服从。康德指出：“一切反抗最高立法权……一切诉诸暴力的反叛，在共和政体中是最大和最须惩罚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它的基础，这种禁止是绝对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不是合法的。因为惟有服从普遍的立法意志。才能有一个法律的和有秩序的状态，因此就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不存在叛乱权……”康德认为即使君主破坏了法律，滥行了专制，臣民仍无反抗的权利。“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

摘要:荀悦基于儒学体系,以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为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把政治内涵规划为六个程式,而政治运作的过程正是这六个程式的落实过程。具体说来,可分为君臣关系、德刑关系、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个层面。从中不难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合流的倾向。

关键词:东汉荀悦政治思想

荀悦是东汉末年颍川名士,自小学综儒史,才华出众。长成后,因宦官用权,托病隐居,得以体察民生痛苦,并对政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曾任秘书监侍中,“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对汉献帝产生很大影响。为匡救时弊和给献帝以政策指导,他作《申鉴》5篇和《汉纪》30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许多概念和观点都沿袭了儒学,但受两汉思潮流变的影响,对其又有所改造,从而呈现出独特性。

一

政治思想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是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学透视,理论基础是思想者的哲学观念,理论框架也受其哲学思想的统摄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悦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了他的政治哲学。荀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四个层面,即“天”、“性”、“道”、“人”。这是荀悦思想演绎的基本脉络,是其哲学思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现实人间的思维过程。“天”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天”对人的映射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赋予的,是“天”对“人”的规定性;“道”则是“天”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衍化和复活,集中体现在人活动中。这样,“人”及“人事”便作为其哲学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后一环和终极目标而受到极力关注。[2]

无论是“天”、“性”还是“道”,作为纯哲学理论的范畴,只是隐存于政治思想里的一种支配力量。在荀悦设置的理论框架中,哲学理论在政治思想中的实现、实施,必处于两种境态中,即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具有通变思想。这就是说,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这两条原则所构成的环境中完成的。荀悦每一项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这两条原则整合的结果。因此,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是荀悦政治理论之思想方法的起点,是其哲学方法论。他们贯穿于一切政治行为中,是哲学理论走向现实政治的桥梁和纽带。

[摘要]苏洵虽然作为一位文学家而被世人所知，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在礼论上，吸取百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思想别具一格，更现实、更实用；在兵论上，重视军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从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之风；在用人论上，针对时弊，提高相权，广用胥吏，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

[关键词]北宋；苏洵；政治思想

一

苏洵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并因文而扬名后世。然苏洵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亦十分自信，他自言“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于此可知他心中抱负。清人储欣亦云：“古来文人，深识治体，于国家数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几，烛照数算，大声疾呼而极言之，秦汉以来，洛阳贾傅(谊)而外，独老苏(苏洵)大苏(苏轼)两先生耳”，并且将苏洵誉为“宰相才也”，对他的治国主张、政治见解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见苏洵的政治思想是有着一定历史地位的。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讨，以期看出他政治思想的特点。

二

苏洵的政治思想，有着许多的内容，有的是他根据历史与现实所作出的总结与归纳以及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因之形成的政治思想；有的则是根据北宋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