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范文10篇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对“政治”并没有一个定义性的描述，但是，他对政治的思考却深邃而清晰。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特性与本质——与强制性权力、国家紧密相关（以国家为中心），即现代国家政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建构其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呈现了与这一理想社会相融合的政治特性——与理想社会秩序、人的自主能力和交往能力完满相结合意义上的政治（以社会为中心），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具有了理想性的特征。正是在这种独有的现代性和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展示了马克思对政治思考的独特和奇妙卓越之处。我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探究，既要把握政治作为国家强制性权力的现代性，也要把握政治作为人类自我治理需要的理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惟有此，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对政治所具有的纵深历史感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现代性

现代的人们一谈到政治就会想到权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把政治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马基雅维利。自他开始，从权力、暴力即强制性权力来说明和阐释政治，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韦伯、拉斯维尔和达尔等人对政治的理解都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剖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也从现代性的政治出发，把政治与权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从国家的暴力即强制性权力出发来解释政治的内涵，赋予政治以政治国家的称谓x。现代政治国家的基本特征被马克思概括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是“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32,124,294,281,272，等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市民社会阶段，政治国家与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而是相互之间对立发展的二元态势。其根由，马克思认为需要从市民社会的性质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来说明。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黑格尔区分了社会与国家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的本质是作为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绝对精神而存在，它的最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协调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从而担当着协调社会生活、促进个人道德水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如果没有国家，市民社会除了利害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便不存在其他关系，更不存有伦理道德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虽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点，但比黑格尔更为深入。马克思不仅对市民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而且由揭露这种性质的市民社会深入到由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2]132,135“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依赖的是货币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它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275,131的社会，直接“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2]84。正是由于市民社会这种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形式“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1]132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马克思有时候会把市民社会的概念泛指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x，也依据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一般社会形态发展的思想y，但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始终是——直接从扩大的了生产和交往（引者加黑）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市民社会的构成，在马克思看来，主要是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社会的性质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抛弃了任何政治外观，摆脱了政治的限制，成为经济化的社会，不再是作为共同体的形式即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存在。如果说它还具有社会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社会性——那么市民社会的社会性也仅仅体现于自然分工发达基础上所产生的大工业力量——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生产力也是自发性质的生产力，尽管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但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性力量）和个人竞争形成的依赖于物的普遍交往（在马克思看来，此时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的关系也是一种物化关系），更由于这种交往关系具有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化和经济剥削性质，它并非是社会的真正本质所在，而是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由纯粹的经济私有性质和剥削性质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马克思认为，从市民社会中脱离出来的现代政治国家，褪去了黑格尔笼罩其上的“最高伦理精神实体”的神圣光环，它作为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的形式虽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但受资本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是为资本或经济服务的虚幻的共同体形式x；现代政治国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强制性的权力为核心，趋向于掠夺和压迫，政治则演变为统治权的争夺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了。

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3]53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政治所做的最为清晰地描述，也是对现代政治国家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除魅——现代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使政治国家所具有的伦理道德色彩已经消退，政治国家已经无关乎好和善、以及公共生活的问题。由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中遭受资本私人占有对劳动的强制性剥削，在政治国家中遭受强制性权力的压迫。当政治国家为资本私人占有服务时，则使得这种剥削和压迫达到了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的最高峰，即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人——无产阶级，不仅被隔离于社会之外，而且被政治国家所排斥。

马克思所引入的阶级概念揭露了这一点。马克思把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界定为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1]14,90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反抗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权力的反抗和斗争，而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最后的反抗和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解放”[2]101。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仅表达了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状态，而且是他重构未来理想社会与政治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概念所特有的政治意蕴使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凸显其超越现代性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当人类社会发展超越了“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段的时候，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特有政治形式——现代政治国家必然被扬弃，新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形式则必然会出现。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的论述，是马克思更为卓越的理论贡献。

二、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理想性

关于孔子思想的主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认为,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的关联性角度为其思想定位,才可以期望对其思想进行清晰解读。为此,本文强调从三个层面分析孔子思想。其一是对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孔子运思进行同情理解,指出其是在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上去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的;其二,通过历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关联,孔子以仁礼结构理智地确立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系,为后儒“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奠定基调;其三,以时代状况为伦理政治理论确定任务指向,一者对如何治理混乱时局发表意见,二者对如何追求理想政治加以表达,从而确立了伦理政治理论面向实际政治生活时的双重解释任务。

中国古典政治是伦理政治。古典思想家大都是伦理政治思想家。在古典思想史中,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同化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体现出古典政治与古典思想的特质。如果说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只是伦理政治思想家的主观构思与理论推定,那么,它可以为后起的思想家所推翻。伦理政治对中国社会的长时期影响,也就变得不可思议。因为纯粹主观的思想产物,是不可能长久地制约社会运作的客观进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政治必须既获得历史运作的支持,又获得思想家的确证,才可以成为长久运转的政治型态。换言之,伦理政治的构想必须获得深厚的历史支持,才能获得思想得以推行的最有力条件。倘若一个思想家要致力于伦理政治的建构,那么相应地也必须在觉解中国古史的秘密的基础上,才可以阐释可行的伦理政治观念形态。站在系统建构伦理政治的理论起点,孔子恰好以自己对中国古史的全面关注和高度领悟,又以自己对伦理政治双要素的相关性把握,既历史地又理论地揭示了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从而,为后起的伦理政治思想家奠立了精神方向、价值关怀、致思方式

面向历史:沿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

作为伦理政治理论运思的背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运作,构成了最佳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前提。当一个思想家怀抱深厚的历史感去注视这段历史,又以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自觉去升华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可以在觉解历史的基础上,为历史筹划一条顺利延续之路。而且,如果历史变局使得这种双重致思,变成为一种极为迫切的任务时,那就更使其具有了源于历史而又负载历史的双重功能了。

孔子历史性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就他对溯他而上的中国古史的理解而言,他具有觉解历史秘密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生于长于具有浓厚历史气氛的鲁国,沿夏殷而来的周礼,在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挥着实际政治—社会功能,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使他可以观察体验初期伦理政治实践的基本状态。从中,领悟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隐秘,并以之为思考的现实根据,去寻求建构更系统健全的政治模式。加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成年后以“志于学”而“不惑”、“不逾矩”①,使他具有了深入伦理与政治意涵蕴于其中的综合社会规范体系周礼的个人经历,从而深知其中意味,得以凭个人经验去解读中国上古政治历史。另一方面,孔子在个人为学的理智态度上,解立起“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的原则,使他得以在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础上,从自觉的思考与领会的高度与个人经验相契合,进一步强化他的伦理政治信念以及稳固他对中国历史之道的理解,并为他对社会历史的伦理与政治合一见解,获得个人经验之外、事实经历之上的理智支持,提供了条件。从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上揭示中国历史的构成秘密,当然就得首先面向历史才行。孔子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较熟络,加之“每事问”(《八佾》)的态度,使他得以洞察历史,明了历史作用机制中伦理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根据统计,孔子提到或评论过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有黄帝、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微子、箕子、比干、泰伯、伯夷、叔齐、虞仲、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祸,以及羿、升、桀、纣等。对同时代的知名人物,孔子也大都有议论,如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臧武仲、叔孙昭子、孟僖子、孟公倬、微生高、孟子反、卞庄子、齐桓公、管仲、陈文子、齐景公、晏平仲、鲍庄子、晋文公、叔向、令尹子文、楚灵王、楚昭王、子西、孔文子、宁武子、遽伯玉、公子荆、史鱼、裨谌、子大叔、子羽、子产等等。这些人物,就其与伦理政治的早期实践及其中断、重建的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伦理政治的规范倡导者、实践家:一类是伦理政治失序的戴罪者、祸首人;再一类是伦理政治中断后政治时局的弄潮者、当局者。显然,前两类人物更关乎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孔子正是通过对第一类人物的评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赞赏,表白自己对伦理政治的偏爱。也正是通过对第二类人物的品鉴,如桀纣的批评,表明自己对伦理政治失序的痛心疾首。话分两头。以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而言,通过褒而表明了孔子对历史秘密的觉解:正是伦理政治使夏商周国泰民安;通过贬而表明了孔子对伦理政治的作用悟解,失去了伦理与政治的平衡作用机制,“天下无道”。孔子以崇敬的口吻赞扬的上古政治传说人物有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可见,在孔子眼里,尧舜禹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就一个美好时代的政治奇迹,正是在于他们以没有功利羁绊的道德心,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和依托,以致于不论从他们的政治业绩上去评价,还是从他们的道德抉择上去估量,都没有批评的必要和可能了。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人物兼综伦理与政治,创造了“巍巍乎”的政治成就。而将目光投射于孔子所关注的周代文王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创制,则更引起孔子的赞叹,以及对伦理与政治做“综合治理”的满意后果的激赏。孔子以文王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一句话典型表达了孔子对文王事业的崇敬。至于周公,则直接成为孔子理想的人格化身,人生寄托的政治偶像。以致于可以忘记生理年龄(“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却以不能梦见周公而自认衰老(“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孔子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赞赏,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为什么孔子对文王周公如此颂扬与崇敬呢?追溯原因,与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周公以其创制的周代礼乐之制,引发了政治史的突破性事件:以兼得前代伦理政治早期实践的经验,而臻于系统和完善,使伦理政治的实践型态轮廓分明,趋于成熟。可以说,孔子正是以社会政治成就而盛赞文王周公的。因此,他发出如下的个人志愿道白就是顺理成章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进一步追问,周礼之于孔子对伦理政治的理解,意义何在呢?其一,周礼作为伦理政治的实践形态,成为人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设准。对此,可从孔子在公共生活中谨行周礼加以证明。《乡党》篇在这方面记载颇多。

一、

思想史家们无论怎样的谨慎琐细都无法避免以某种模式来处理他们的材料。这样说并不一定是赞同任何形式的黑格尔式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规律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日趋流行-根据这个观点，人们相信存在着对人、物、事件的特性和规律的某种唯一的解释。通常，这种概念表现为鼓吹某种根本范畴或原则，声称这个范畴或原则可确实可靠地让我们认识过去和将来，决不会出错；它是一面神奇的魔镜，可以照见’秘密的’，无情的，无处不在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是事件纪录器的肉眼看不见的，但只要明白了这个规律，就会使历史学家获得一种独特的自信心-不仅仅是对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还能使他们确切地了解事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发生的原因，给我们确切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于仅靠经验观察者煞费苦心地收集证据所建立起来的，并不可靠的体系，靠小心翼翼地求证，永远不可避免出错和重新评估是永远无法获得的。

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概念只好称之为形而上的空想罢了；与赤裸裸的事实--全部的事实，硬邦邦，活生生，未被曲解的事实-或是一些人为模式的分类--相反的概念也就等于神话，去理解，对照，分类，以比较复杂或不复杂的眼光去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思想，而是思想本身。我们指控历史学家夸大其词，歪曲事实，对事实视而不见，怀有偏见，或是偏离事实，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选择，比较的过程中受到了，至少在他们的选择部分上，一部分是他们所选择的材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部分受到他们自身的个性和目的的影响-我们指责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得出结论偏离得太远，与一般认可的检验和解释的规范相差太大，这种检验和解释往往具有他们所处的时代，地域和社会。这些规范、方法、和范畴就是一个时期的和一种文化的正常的理性的观点的规范、方法、和范畴，在最好的情形下是一种敏锐的，训练有素的观点，它审视一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而它自身却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所有对这个或那个作者的批评，说他于偏见，或过于想像，或证据不足，或对各事件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等等，所依据的并不是某个绝对真理的标准，精确的事实，或是固执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科学地’发现过去的理想方法（wieeseigentlich本来的，真正的gewesen过去），把它与纯粹的理论相对照，因为，所谓’客观的’批评这个概念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意义上最终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批评多半基于诸如准确，客观和谨慎的’再现事实’这个最微妙的概念上，而这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是行得通的。

当在历史记载中，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的重点从个人主义的胜利被说成是并不包含多少个人主义色彩的制度的成长和影响，其’再现事实’的真实性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自动地被改变。这一新的历史，或者说是关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公共法或私法，政府，文学，或社会习俗的发展的记载，和早期的关于阿尔齐比亚德，或马库斯.奥瑞流斯，或卡尔文，或路易十四的事迹和命运相比，并不一定更，或更不，准确，’客观’。修西底德斯，或塔西佗，或伏尔泰与兰克，萨维尼，或米歇尔也同样并不主观，含糊，或富于幻想。这部新的历史只不过是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新的’角度’来写的。这部新的历史试图记载的事实是不同的，其重点也不同，在它所提的问题中，兴趣改变了，其结果就是它所采用的方法也改变了。概念和术语反映了对什么是证据，由此，到最后，对于什么是’事实’的观点的改变。当编年史的’传奇’受到’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批评的时候，至少，其中隐含着的责备就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与后来的最受推崇的，可信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本身又是因为对于人类发展的模式的流行观念的改变-因为模式的改变，人们正是根据这个模式来看过去的，那些艺术的，神学的，机械的，生理的，心理的模式在人们的探索中，在提出的新问题中，在采用的新的技术上，反映出来；回答的问题要比那些过时的问题有趣的多也重要的多。

这种模式的转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所谓’有机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流行部分地借重于独特的自然科学或独特的艺术方法；这些方法被认为或真正是建立在这些模式上的；如对生物学和音乐的日益增多的兴趣，许多基本的隐喻和类比都是得自生物学和音乐，这种兴趣在19世纪中的历史作品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对于18世纪的哲学和历史学一样；在1914-1918的战争之后历史学家们的’收缩’的方法和反讽的特征显然是受到，并欣然接受了，在这时期已然被广泛认可的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在过去一度受到推崇的历史作品中相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概念和前提更能说明这一时期的总的特点，因此，也是对这个时期所采用的标准，所提出的问题，对’事实’和’解说’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时期的整个的社会和政治见解的一个更为可信的标志；而不再是对某些基于想像的，固定不变的，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科学的，经验的还是先验的，绝对真理的不动摇的理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是根据这种对过去（或现在、将来）的态度方法的转变，根据人们所使用的习语和口号，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怀疑和希望，恐惧和告诫，我们能够对这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抽象的社会组织，和最有才具的，最雄辩的代表人物做出判断。毫无疑问，人们说出和想到的这些概念可能就是社会的，心理的，物质的等其他进程的表征和现象，发现这些表征和现象就是这种或那种经验科学的任务。但是，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中最具特色的人物的意识体验--不管其原因是什么，其命运如何--的人来说，这一点无损于它们的重要性。而我们，当然，出于明显的观察的缘故，在判断过去的社会要比平等我们自己的社会要有利的多。历史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正是通过对照和比较来影响我们今天，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可供借鉴的背景，凸现出我们自身的经验的种种特征，使之得以辨认和描述。

年至年期间,本人先后担任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任职期间，在市局党组和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和依靠班子成员、带领全体干部职工，着力推进各项地税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本人五年来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情况述职报告如下，请予评议。

一、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圆满完成地税各项工作任务

（一）抓组织收入，确保完成每年地税收入任务。

组织税收收入是我们地税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本职所在。五年来，我始终坚持不管工作再忙、再复杂，都牢牢扭住组织税收收入这个中心不动摇。

一是落实工作措施。每年通过税源监控、提早落实计划、领导挂点、绩效考核、奖惩挂勾、及时督促、及时调度等措施，并通过狠抓征管质量、规范执法、大力清缴欠税等工作，确保组织收入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完善征管的文件，如制定《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钨砂、稀土税收管理办法》、《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车辆税收征管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二手房、土地交易税收征管办法的通知》等，有效地促进了组织收入工作。在干部职工的齐心努力下，确保了每年地税收入的均衡入库和过半任务、全年任务的完成。其中年年累计组织入库地方税收10416万元，同比增收2080万元，增长24.95％，此外，还征收教育费附加、工会经费等527万元。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稳定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稳定。维稳、改革、发展成了企业的三大主题，维稳更是提高到了三者相提并论的程度，而维稳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就是维护稳定，这其中的稳定包含着企业局势稳定和企业员工队伍稳定，因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深化改革和企业持续发展中日益显得越来越重要。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改革同步，必须与企业发展协调，必须与员工思想变化共振，才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才能为企业改革发展注入积极的政治基因，进而更积极、更主动、更深入地促进企业三个文明建设。

综观我们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根本指导思想、基本工作机制、基础运转体系、日常开展模式等方面都比较陈旧、滞后，更致命的是在具体落实上，存在形式主义，口号主义，条本主义，虚无主义，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上对上、套对套、空对空、虚对虚，其相应的工作未能落实，相应的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而我们在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模式，新办法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基本点，创出新路子，落到实在处，发挥大作用，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企业的“鼓号手”、“及时雨”、“常青树”。

一、抓住一条主线。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基本且最重要主线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三贴近”：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这既是主线灵魂，也是宗旨精髓，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脉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的东西。而在这点上，我们企业做得还不够，基本上存在“上对上”、“空对空”、“虚对虚”，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上墙上，做给上级看，说给员工听，也就是说虚的东西多，实的东西少，如何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好像没有具体的落实和做法，传统的工作法宝变了样，变了味。要把“三贴近”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领导的认识提高，如果领导不重视，也认识不到“三贴近”这一主线，要推进具体工作的开展和落实则很难，“三贴近”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一脉相通，又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我们企业领导在谈和抓思想政治工作时，必须认识到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和员工队伍稳定的重要性，坚持思想领先，用“三贴近”的思想去围绕中心工作，指导总体工作，开展具体工作。

其次要把“三贴近”层层贯彻落实。大政方针确定以后，落实是关键。领导的思想意识树立起来后，层层落实也就成了关键，这个层层落实包括政工干部观念级级层层更新和在具体工作中更好地层层执行落实。我们各级政工干部要面向基层、实际和群众地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制定措施和开展工作，必须观念上有新的转变，新的突破，新的创新，同时在日常和长期的实际工作中有效地掌握好“三贴近”的根本涵义，在实践和工作把它用活，用细，用实。

二、发挥两大功能。思想政治工作两大最基本的功能是导向和激励，导向就是引导、疏导员工的情绪和思想，向正确的、积极的方向和轨道迈进，从而使员工理解支持改革和有力推动企业发展，激励就是鼓舞员工的干劲和激发员工的斗志，使员工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与企业兴衰与共。而现实和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两大功能发挥的效度和深度都不够，常常是表面上和口号上的东西，领导仅仅是会上强调和纸上谈兵，而做实实在在的工作的，少之又少。

苏联解体后，曾经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会回想这位睿智而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独立的南方各州淹没在血泊中。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阿法纳西耶夫著《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第139页）美国统治阶级对历届总统的这种稳定的尊重态度，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丰富的统治经验，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显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学点什么的话，这一点倒是应该学习的。他们懂得历届总统的形象关系到自己的制度形象，关系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而是在实践中学会的。如今被美国人称为“国父”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9月19日发表告别词后，新政府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陆军部长逼下台。费城的《曙光报》在华盛顿告退的次日宣称：“这一天应成为合众国的纪念日，因为，原是我国一切灾难根源的那个人，今天已降到了与他的同胞们平等的地位。”后来的副总统杰斐逊斥责华盛顿是“被英国这个娼妓剪光了头发”的人。整个上层对他的冷淡使他很难接受。华盛顿在退下来几个月后写道：“这未免太过分了”（莫里斯：《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408页）。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竞选中竟然被谴责为“专制暴君和不列颠君主国奴颜婢膝的崇拜者”。（同上书第424页）随着资本主义美国的成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国对自己历史上的统治者的保护达到高峰。那个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国迫不及待地通过了禁止总统连任两届以上的第22条宪法修正案。尽管美国史学家说这是“国会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身后报复”，但对罗斯福并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或民间的谴责（同上书，第806页）。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如今美国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和其后的历届总统，都采取了阿法纳西耶夫讲的那种尊重态度。社会主义制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但毕竟处于是幼年阶段，在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不单是由于生产力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不能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还明显地表现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单表现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趋向的动荡不定，总出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或自己的前任，表现出政策的中断性和更换性，而不是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苏联，只有斯大林能正确地对待前任，使列宁的思想、声誉和形象在自己执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伤害。这是难能可贵，值得后人崇敬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善举却得到赫鲁晓夫的恶报。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诽谤，并被焚尸迁葬，还把他的正确理论和主张打成“斯大林模式”从而加以否定。众所周知，这在当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一次大伤害。从此，苏联领导人形成了恶性的继承，这一届否定上一届，直到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上台，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葬送，总算为这种否定开国元勋的做法作了一个明白的注脚。阿法纳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宝贵了，可惜出现在苏联亡国之后，太迟了。如今，敌人们堆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已经被历史之风刮走，人民日益看清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一个光明磊落的斯大林，但历史已难以回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斯大林的诽谤，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人民的无边苦难为代价的。这是历史的报复。在我国，主席逝世时，亿万人民悲痛欲绝，反映了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敌对势力不敢有桀犬吠尧之举。但是，随着纠正同志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隐藏在地下的敌对势力开始活跃。他们小心地提出了全盘否定同志的口号，巧妙地散布着以卑鄙而阴暗的心理编造出来的“小道消息”，企图败坏的声誉和形象，涂黑时代的历史。这使中国的前途一时间布满阴云。那时，正如同志所言，“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包括坚持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护了思想的地位。小平同志指出：“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同志有些问题的言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第301—302页、第308页、第347页）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从整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出了趋向成熟的一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苏联、东欧剧变的考验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中国人民维护地位的回报。任何事物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和叛卖社会主义的人物，使中国的共产党人警醒。人民总是在教训中学得更深刻，更成熟。属于人民、属于全世界，几个跳梁小丑岂能把他否定？正确评价领袖，尊重他的思想，维护他的声誉，爱护他的形象，这才是走向胜利的前提，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走向成熟的步伐。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摘要]从康德关于法国革命、国家政权及政体的阐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政治思想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两重特色，它实质上是以晦涩的哲学语言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是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康德；法国革命；君主立宪

康德时代的德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因而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英、法等资产阶级所不具备的两面性，他们既向往革命，又害怕革命。康德政治思想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特点的直接体现，他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诸侯割据、民族分裂，批评专制政体，向往和要求自由、平等、独立；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用一种含蓄、晦涩、抽象语言和方法论证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追求，认为唯一理想的“共和国”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存在于“此岸世界”是今世达不到的，来世继续谴求，因而把革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现实存在的不是理想的，理想的又是不可实现的”是康德革命与保守两重的政治思想集中概括，同时也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我们可以从康德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国家政权的论述及对政体的看法的字里行间中深深地体会到。康德曾经是法国革命的热忱关怀者，当德国许多人背离时，康德还信守启蒙观念不渝，因此被称为“最后一个雅各宾派”。但实际上康德并不是激进的暴力革命的雅各宾派，而不过是在落后德国状况中要求变革的改良派。这可以从康德对法国革命矛盾的态度中看出。一方面他对法国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标非常同情，对法国革命热忱关怀，因为这是与他自己的道德与政治信念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排除了任何反抗的权利。康德反对任何以暴力的、非宪政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尽管他同情革命者的目标，但他却不赞成革命者的手段。不得不在目标和手段之间作出区别，这就陷入矛盾之中。康德在对法国革命深切同情热忱关怀的同时，又对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认为法国人民推翻君主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康德把法国革命看成发生在当代的这样一桩事件，它戏剧性地证明了人性中的道德秉赋，证明人类确实是在朝着改善前进。“它仅只是指观察者的思想方式……表明人类全体有着某种共同的特性，它证明人有道德性，或者至少在其形成中。这使我们不仅可以希望人类的改善，而且就它的影响在目前已经足够强大，它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改善。”康德所强调的，并不是法国革命本身证明了人类会朝着改善不断前进，而是这一革命在旁观者(康德本人就是这样的旁观者)心中所引起的反思表明这一点。康德赞同的不是叛乱或革命本身，而是一个民族不受其他外部力量的干涉，给自己创建一部他认为是合适的公民宪法，赞同法国人民正在寻求创立的那种宪法，因为那是一部共和的宪法，唯有在这种宪法体制下，才能防止侵略战争，争取和平，这是革命的先进的政治思想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一部君主制宪法的民族，因此，就可以自命有权去改变宪法，哪怕仅只是在自己的心里秘密地怀有这种愿望”。

在康德眼里不应当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创建共和体制，而应当用和平的演进方式逐步建立这一体制，既然暴力革命不可取，那么政治变革的途径就只剩下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种了。康德认为，政治变革不能急躁莽撞必须在环境力量的作用下逐步进行，他认为在君主国中，通向共和体制的唯一合法的道路是通过君主本人渐进的改革。因此，可以说，在政治观上，康德先是个保守主义者，其次才是改革者，康德的保守的一面是占主流的。

康德把国家定义为：“许多人在法律统治之下的联合体。”任何现实的国家，只是就它的法律来源于权利的先天原则而言，才是与国家的理念相符合的。现实的国家可能完全没有达到国家理念所设定的标准，但无论如何，国家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个人要接受现实。·康德强调个人要接受现实，只有对法的忠诚才能自由，也表现了他对现存的法律、秩序、制度和君主的服从。康德指出：“一切反抗最高立法权……一切诉诸暴力的反叛，在共和政体中是最大和最须惩罚的罪行，因为它破坏了它的基础，这种禁止是绝对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抗拒国家最高立法权力都不是合法的。因为惟有服从普遍的立法意志。才能有一个法律的和有秩序的状态，因此就不存在暴动的权利，更不存在叛乱权……”康德认为即使君主破坏了法律，滥行了专制，臣民仍无反抗的权利。“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

摘要:荀悦基于儒学体系,以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为方法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把政治内涵规划为六个程式,而政治运作的过程正是这六个程式的落实过程。具体说来,可分为君臣关系、德刑关系、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个层面。从中不难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合流的倾向。

关键词:东汉荀悦政治思想

荀悦是东汉末年颍川名士,自小学综儒史,才华出众。长成后,因宦官用权,托病隐居,得以体察民生痛苦,并对政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曾任秘书监侍中,“侍讲禁中,旦夕谈论”[1],对汉献帝产生很大影响。为匡救时弊和给献帝以政策指导,他作《申鉴》5篇和《汉纪》30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许多概念和观点都沿袭了儒学,但受两汉思潮流变的影响,对其又有所改造,从而呈现出独特性。

一

政治思想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想、理论、方针、政策,是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学透视,理论基础是思想者的哲学观念,理论框架也受其哲学思想的统摄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悦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了他的政治哲学。荀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从观念形态到现实的政治实践存在着四个层面,即“天”、“性”、“道”、“人”。这是荀悦思想演绎的基本脉络,是其哲学思想从观念形态落实到现实人间的思维过程。“天”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天”对人的映射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赋予的,是“天”对“人”的规定性;“道”则是“天”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衍化和复活,集中体现在人活动中。这样,“人”及“人事”便作为其哲学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后一环和终极目标而受到极力关注。[2]

无论是“天”、“性”还是“道”,作为纯哲学理论的范畴,只是隐存于政治思想里的一种支配力量。在荀悦设置的理论框架中,哲学理论在政治思想中的实现、实施,必处于两种境态中,即行为的伦理规范和具有通变思想。这就是说,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在这两条原则所构成的环境中完成的。荀悦每一项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这两条原则整合的结果。因此,伦理规范和通变思想是荀悦政治理论之思想方法的起点,是其哲学方法论。他们贯穿于一切政治行为中,是哲学理论走向现实政治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