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威范文10篇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推进-深入，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也在步步深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教训，确定了“健全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中共十五大在法制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新世纪伊始，我们又将“依法治国”与“文明”联系起来，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下考察与认识“法治”。

一、建设政治文明，是当今社会之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以往我们实际上采用了“文明两分法”，讲“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后来，学术界率先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自2001年起，这一概念开始见诸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之中[1]。从此便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笔者认为，就层面言，“文明”之“两分法”与“三分法”各具其合理性与性，区别只在分类的角度上。“两分法”以世界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部分所构成的理论为视角，视物质世界之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世界之文明为精神文明。这里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文明”的主要，----按照列宁观点，政治、制度和设施等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因而可以归结为“思想的社会关系”[2]。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将政治文明的一些内容归于精神文明之中，便是一例。“三分法”则以人类社会分为“”、“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理论为视角，作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三分。

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在理论上虽无高低优劣之别，但，结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看，将“政治文明”的内容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由“两个文明”的理论发展为“三个文明”的理论，显然有利于凸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与地位，有利于“三个文明一起抓”，整个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化的伟大目标。

【摘要】作为后生追赶型化国家，面临着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有自己的道路。新权威主义是80年代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一种政治。它的主张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国情的。事实上，中国90年代以来的现实印证了新权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现实又不是完全按其理论设想进行。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新权威主义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罗荣渠先生将“现代”定义为一个的概念，“现代”是已经存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具体时间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纪西方革命以来的时代。钱乘旦先生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1]（P23）由此来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一、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权威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因为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们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各有特点。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型现代化国家。这类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它是因为其内部的渐渐变化而开始现代化的，“现代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中世纪的束缚一点点地解除，社会容忍程度一点点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扩大，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愿望逐渐被社会接受，所有的变化都是而然发生的，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国为英国。第二类是国家改革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面临国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实现政治民主化。此类国家以德国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家革命推动现代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多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在某一政党或个人的领导下，推翻国内外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推进现代化。其时间多集中于“二战”以后，由于各国的具体环境和选择的社会性质不同，其政治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韩国走了一条“威权为体，民主为用”，先发展经济，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国而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现代化更受关注：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威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屡次出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现了三次争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君主救国论”和孙中山的“共和制”间的论争；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和艾思奇、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的争论。三次争论以第二次争论最为激烈。在此次争论中，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权威、专制等思想的认识。独裁派以丁文江、蒋廷黻为代表。独裁派主张独裁主义，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权威主义。中国内乱外患不绝，因此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中央权力是否集中，地方势力、知识阶层是否拥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因而须先经过专制阶段；而中国有史以来尚未有过真正的专制，故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专制。”[2]（P365、366）对于独裁派的主张，胡适、张若奚等组成强大的民主派阵营，对独裁派进行猛烈抨击。他们从独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历史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论述独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开性、广泛参与性、监督性等诸多优势，必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国人的力量，使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强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国，民治是可能的，而独裁是不可能的。”[2]（P381）这次争论在宣传气势上民主派赢得压倒性胜利，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乱。对于民主为何，如何实践，人们缺乏实践操作经验和规范的程序。在抗战大潮中，人们又不自觉地选择了独裁模式。

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的至上性，即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权威又是必不可少的。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把十二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现代化实现不了，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或创新使执政党既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核心作用，又不至于蜕变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集团，这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各方仁人志士共同探讨，但并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就教于各方。

一、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政府扮演的仅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其任务的艰巨性和操作上的精巧，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本来，限制政府权力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基本内涵，但我国的法治建设则要将限制政府权力与维护政府权威统一起来，从而增加了制度设计的难度。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执政党在这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居于最高的领导地位，它应该而且必须领导国家政权。因此，如果说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那么实际上这个政府就是党抑或说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维护政府的权威本质上是维护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信从的政治力量，它集中体现在个人或某些集团身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政治权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政党取代其他传统政治力量领导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体制而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①对于努力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制的现代化从理念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与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步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维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程燎原、江山二位学者在研究了法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后，指出了政治权威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或传输法治理念；制定法律和调适法度；循章守法和监督法律的施行。①看来中国法治建设不能没有执政党的政治权威。而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她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其标准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其发展既是不断前进的又是曲折反复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就是指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政治文明则应该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那还不能构成一种文明。

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

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特征做一归纳，所能想到的一句话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即在实践中寻找实践的方案，在过程中探寻过程的举措。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没有先期预设，相反，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不同，30年来，改革主导者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便是有所设定的，这种设定在1980年代被邓小平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无论改革的具体技术有何创新，均需要以服务和彰显上述原则和路线为目的。由此，我们便得以理解1980年代中国民主政治所曾经历的过程与结果。这些过程和结果经由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再型塑，最终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文化有所不同的新特点。依据现代政治学有关政治权力配置、政治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基本社会结构的分层等操作化标准，这些特点最为显著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特征做一归纳，所能想到的一句话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即在实践中寻找实践的方案，在过程中探寻过程的举措。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没有先期预设，相反，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不同，30年来，改革主导者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便是有所设定的，这种设定在1980年代被邓小平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无论改革的具体技术有何创新，均需要以服务和彰显上述原则和路线为目的。由此，我们便得以理解1980年代中国民主政治所曾经历的过程与结果。这些过程和结果经由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再型塑，最终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文化有所不同的新特点。依据现代政治学有关政治权力配置、政治社会化、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基本社会结构的分层等操作化标准，这些特点最为显著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的转化。随着改革深化，为政者放弃了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超强控制，让经济与社会领域获得开放和自由；同时，社会管理不再依靠政治运动，而是以法治为归依。执政党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适度对其他派开放资源，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个派为参政党的权力配置格局。

执政党愈益重视经验化的社会目标。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相应，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输和调控更为柔性，其运作、调适和整合其他思想和理论资源的空间也空前扩大。而全部政治价值的社会化均服务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核心目标。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实现了从全能政治社会到非政治化社会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政治权力收缩，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在其中的本体作用得以恢复。在社会管理方面，“全能政治”特征消退，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地位确立，公民个人在经济、社会和法律上的独立和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空间得到认可，整个社会的管理和运作从讲究革命化和理想化转变为愈益法治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在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上，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多元叠加的标准取代政治一元化标准，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围。改革开放前，单一的政治化分层标准与党政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实际垄断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强烈的单一纵向等级化特征。在这种分层中，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将工人、农民和党政干部均视作社会精英，但实际上的精英集团仍然只局限于党政干部阶层（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外），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均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而在政治上遭受歧见者，如新社会眼中的剥削阶级残余、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他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被认为与旧政治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则被打入另册，实际上沦为社会底层。经过改革开放，淡化政治因素，社会分层标准中又添加了经济和文化等更加多元的因素，新兴工商阶层产生，技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社会精英的范畴和规模。与此相对应，工人和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而一切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增加最少者，则成为新的社会弱势。这样，自1949年以后，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巨变，新社会结构与较革命传统更为悠长的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和未来预期更为融合。

对于上述变化，学界有人以逐渐回复到后革命状态下的常态社会来表述，有人则称之为全能政治退出后权威型政治社会的形成，其所表述的基本特征即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日益开放背景下的政治权威主导。这些表述虽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但若从一种去价值的操作化角度看，还是颇有几分贴近。

回顾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经历，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政治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周期性的危机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政治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动荡，形成周期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周期迄今为止是在中共政权总体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但是它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政策、运作方式和社会效果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对这种稳定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事实上，随着中共政权越来越丧失其政治合法性，这种周期性的动荡和危机，已经越来越具有政体改变(regimechange)的含义，至少也可被视为构成这种改变的政治契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不应该忽略这种以政治危机为内涵的周期性现象。

本文正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的一个初步探讨。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定义和判断中国政治中的周期性危机现象?第二，过去五十年中共政治中出现周期性危机现象的成因是什么?第三，这种周期性危机及其成因是否依然存在于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换言之，改革开放有没有改变这种政治危机重复出现的周期性现象?

一、规则与权威的危机及暴力合法化:周期性的四次政治危机

讨论中国的周期性政治危机，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危机?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政治危机形成了周期性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具体的标准，据以判断和划分中国的政治危机周期。

简单地说，本文以下列三项指标来观察和定义所谓的政治危机。

第一，迅速地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失序，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则(rules)和现行制度(institutions)大部分被突然打破。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所谓的“政治规则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根据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概念，即将之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互动的规则(North1990;Thelen&Steinmo1992)。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活总是被组织为一定的“制度”、遵循其规则的。因此，规则一旦失效，政治活动必然失序，政治危机就无可避免。

内容简介：地区差距是指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所造成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通常我们都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审视地区差距的，而对政治发展视角中的地区差距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出发透视地区差距产生的政治原因，地区差距的过度发展给政治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央政府在地区差距中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政治发展地区差距

一现代化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才孕育着公平。历史发展雄辩地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走公平优先的发展道路，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现代化历史正反两面表明，改革前的公平优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后期的“”期间。改革后的历史证明，地区差距对于提高效率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同时也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环境而纳入各种政治决策分析之中。我国历史发展表明，合理的地区差距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发展现代政治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不是虚无的空穴来风，而是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把现代型民主的精义精采地概括为两个内核（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与一点保障（中央集权化）。这意味着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不再是一小部分统治者的专利，而是全体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定向思维形成了民主发展的悖论：或者采取小国寡民而实行人民民主权利，或者是建立帝国而忽略人民民主权利。对于该问题的解决，西方的学者提出了代议民主制（JohnMill）；除此之外，合理的地区差距也可以成为其主要的解决方式。

其一，个人独立与地区差距的互动。大一统是对于个人独立发展最大的障碍，历史证明在社会循环的发展中，“乱”才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合理的地区差距取代了历史上的“乱”而成为个人独立发展的动力保障；合理的地区差距才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推动个人主动性的发挥。其二，地方自由与地区差距的互动。任何地区都有自身历史、自然、社会和文化特色，保持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维护地方特色的条件，也是地方自由的本质内容；地方自由的充分发展也会导致一定的地区差距。个人独立形成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主体——政治人，地方自由塑造了现代政治民主发展所必需的参与环境——政治文化，两者一起推动了现代政治民主的发展。

（二）推动有机型政治整合依据吉登斯（Giddens）的界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历程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格局经历重大历史变动转变为国家——社会糅合的民族——国家格局，这一历程表现为社区和个人的逐步“国家化”。事实上，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糅合”即表现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的有机性整合上，其基本条件是合理的地区差距；或者说合理的地区差距是现代社会进行有机性政治整合的基础。“在中国的政治整合过程中，用一个合理的和统一的结构来代替参差不齐的传统结构，看起来比较理想。但应当考虑到，这种替代是否必需，以及花多大的代价去实施它。”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只能是有机性政治整合。

内容提要：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指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法国政治学者马克？思古德指出：“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那么，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相关因素有哪些？如何使政治制度具有合法性，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以实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哲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近年来都十分关注合法性问题。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很显然，只有当政府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相反，如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动荡。

如果我们探究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渊源，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史的主流思想就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布丹的君主主权说，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契约论，孟德斯鸿的论法的精神，菲尔默的君权神授说，卢梭的公意说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合法性问题的哲学探讨。不过，明确把“政治的合法性”当做一个核心概念，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故任何群体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韦伯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合法性不过是对既定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亦即人们对享有权威者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韦伯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而“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3].韦伯的这种经验主义的合法性主张，对当代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帕森斯、利普塞特等对合法性的界定都承袭了韦伯的观点。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4]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5]阿尔蒙德也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正因为当公民和精英人物都相信权威的合法性时要使人们遵守法规就容易得多，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当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法规。”[6]这种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对于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制存在、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法规，而且不是因为不遵守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就较强，就越能长期稳定地存在。

一、研究和谐政治的必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提出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和谐政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冲突与矛盾、和谐与稳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和特征，政治就是用来控制冲突、化解矛盾以及获取和谐与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政治。

1．政治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政治生活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了生存，早期的人类靠采摘植物果实为生，但这种生活方式无法保证长期的生活需要。火的发现使人们得以围猎周围的小动物，人们在实践中渐渐地学会了集体围猎的方法。弓箭的发明带来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样一来，食物的来源进一步增多。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人们逐渐懂得了组织力量的强大，产生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和对氏族、部落的公共权力进行运用的原始民主。这样，人类的生活便逐步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无组织走向有组织，由一般的社会生活走向氏族社会的政治生活。其次，虽然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但经济的发展却离不开政治的反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政治现象都能在经济中找到原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决定了当时的原始民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增多以及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商人阶层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开始出现。这时，一些人开始在管理和交换的过程中把公物据为己有。攫取财富的群体为了保住其财富，就设立法院，建立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其财富合法化;另一些群体则竭力想维持旧有的财产平等以及原始民主的生活方式。在两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国家产生了。从此，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社会财富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一旦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一旦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就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恩格斯在描述国家产生时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再次，权力和权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由此成就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强制与规范作用。人类最初的权威是来自同自然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时人们不但惧怕自然界，还惧怕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后来出现了能够解释并说明这些现象的所谓的“先知”，他们便在氏族和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围猎、战争中有威望的“先知”们率领人们战胜自然，掠取财富，这又反过来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地位。这种原始权威最初靠习俗和道德来维护，但更多的是依靠宗教。国家产生以前的政治权威主要依靠原始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占卜和宗教的方式实施。而国家产生以后，政治权力便主要在国家层面展开。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结构，依靠国家暴力机关而获得强大的强制力量，它承担着积极组织和保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职能，并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对社会起着巨大的强制与规范作用。

2．政治关系和谐是全部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体系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所凝结和体现的现实政治关系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关系相互适应，既是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条件和表现。文明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既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从社会关系构成的链条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是所有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这一命题成立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全局性的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从形式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国家权力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政治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便有着最大范围的，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关系具有全局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其他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如学者们看到的那样:“从社会层面上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受到政治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的。因此，人际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又可以归纳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2］第二，从本质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各种社会价值或人们通常所说的利益如何分配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的话，那么，由于政治关系的重心在于利益的分配，它对社会关系便具有根本的影响。因此，所谓的政治关系和谐也就是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机制健全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公平正义。从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或者说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和谐，或者说社会领域公平正义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