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范文10篇

政治学的历史演革表明，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始终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完全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每一种政治理论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政治学家由于所处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不同，分析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上面这些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也极不相同。现当代以来，各国政治学家提出的各种各样观点、学说和思想，大体上可归入以下不同的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流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近代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自我和个人，它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保证这种自由选择权在公正的环境中得以实现，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旦个人能够充分自由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那么个人所在的群体和社会，也必然能最终实现其公共利益。根据自由主义的逻辑，个人的利益和行为是分析和观察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视角。一切复杂的历史事件、社会制度和政治运动等等，最终都可以被约简为个人行为，所以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当代的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它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保证个人实现自由权利的社会公正上。新自由主义尤其强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对实现个人权利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国家的中立性，反对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事务过多的干预，积极倡导公民社会的作用，竭力维护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由于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古典价值的弘扬，所以它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由于它始终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所以它也被称为“新个人主义”；由于它宣扬多元价值和多党政治，所以它还被称为“新政治多元主义”。

新保守主义

与自由主义一样，保守主义也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此相适应，保守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认为传统和秩序压倒一切。由于传统和现存秩序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有极不相同的含义，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保守主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秉承保守主义经典价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宪政秩序的重要性，倡导一种“宪政的民主”。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强调国家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反对国家通过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的方式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新保守主义反对一切激进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激进的政治思想都是促进人类文明堕落的腐蚀剂。

新马克思主义

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推进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广大基层，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总体部署，认真学习，热烈讨论。通过座谈会、领导谈心、个别访谈等方法，多种形式广泛地、认真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找出了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下面就结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的进行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1、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政治学习不够主动，学习不能经常化。以前自己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只注意主要观点的学习，只是把学习当作一种任务去完成，不能主动的、经常的、系统的去认真学习和研读，注重业务知识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学习，淡化了政治理论学习，有时还把政治理论学习当成一种负担，认为是占了自己的时间。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一忙起来，就把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没能把政治理论学习同自己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的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用理论去指导解决在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遇到问题有时无从下手或者工作结果与付出的努力有一定差距。

2、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行业存在的不正之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特别是解放后已经彻底消灭的、贩毒吸毒又死灰复燃。在党内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部分地区和部门时有发生。这些现象使我对党能否消除腐败有些担心。二、对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总以为自己是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但没从思想深处去想。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国际反动势力把新疆作为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主要目标，公开支持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自从目睹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后，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多么复杂，必须坚持长期斗争。三、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党中央英明果断地做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的决定”是深得人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初闻时，认为练练功有什么问题。通过学习才知道李洪志及其“”是什么货色，逐步认清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及“法轮大法”反科学、反人类、反政府的反动本质及危害。我才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存在急于求进的情绪。一是接到任务，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特别是任务多、压力大的时候更是如此，存在应付以求过关的想法，导致工作缺乏耐心，产生急躁情绪，影响工作效果，没有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创新意识，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上级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时产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动而无行动的状态；三是对有关的政策法规研究少，工作方法简单，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公仆意识淡漠，群众观念减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近几年，受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影响，自己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追求现实，随大流，对工作的热情降低了。以致于公仆意识淡薄、群众观念减退。没有密切联系实际，关心群众疾苦，帮助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主动性和自觉性远远不够。如对窗口的同志，一般电脑有问题，都是他们找上门来了，才去处理，缺乏主动到窗口去找问题，发现问题，缺乏自觉到窗口去帮助同志学习电脑知识。

[摘要]“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1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摘要]“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1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起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政治思想传统（Pocock，1975）。与共和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包括：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马基雅维里——《李维史论》（theDiscourses）的作者“天才的马基雅维里”（thedivineMachiavel）；英国内战和共和国时期及其后的詹姆斯·哈林顿（JamesHarrington）、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Sydney）以及其他一群不甚知名的人物；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诸多支持共和国（republicorcommonwealth）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共和派（thecommonwealthmen）（Robbins，1959）——受到了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孟德斯鸠男爵的重大影响；事实上，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洛克和孟德斯鸠视为自己阵营中的人。他们的文献还包括《加图来信》（Cato’sLetters，TrenchardandGordon，1971）和大西洋彼岸美国的《联邦主义者文集》（FederalistPapers，Madison,HamiltonandJay，1987）。

由共和主义者塑造的政治思维方式与政治思想习惯在今天依然有效，他们与众不同的主题就是：尽管自由的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法律和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人民只有在宪法之下才能享受他们的自由，但是，掌权者仍然是一种内在的威胁，人民不得不尽力“让无赖保持诚实”((。因此，自由的代价就是公民美德（civicvirtue），这种美德既包括积极自愿地参与政府，也包括对统治者保持永恒的警惕。美国的共和主义者倾向于取消君主制，而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满足于用宪政制约国王。孟德斯鸠（Montesquieu，1989：70）i明白无误地指出，英国是一个“隐藏在君主制形式之下的共和国”（Rahe，1992：524）ii。

我本人在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极为振奋的思想和理想资源，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能够揭示其理由（参见Pettit，1997）。iii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挖掘这一富有灵感的传统过程中，我并非孤军奋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学家如约翰·波考克（JohnPocock，1975）、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1978、1983、1984）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共和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且他们还向我们证明，它可以为当代政治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特别是，斯金纳已经证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自由的方式，而我本人的论证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卡斯·森斯坦（CassSunstein，1990、1993a、1993b）iv等法学家则追溯了19世纪后期美国独特的共和主义传统，并强烈地主张这种传统对美国的宪法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而且更一般地说，它为我们理解政府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深刻的洞见。犯罪学家和控制理论家，像曾经和我进行过密切合作的约翰·布莱斯怀特（JohnBraithwaite，BraithwaiteandPettit，1990），v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发现了一套令人信服的思想，它既能说明我们应该对一个控制系统（regulatorysystem）——比如说，刑事司法体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又能说明我们对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期望（AyresandBraithwaite，1992）。vi当然，在最近一些年来开始描绘共和主义的路线并试图积极吸收共和主义思想资源的诸多评论家中，他们只是突出的几个代表而已。vii

我本人探究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路径是将重点放在自由观念（thenotionoffreedom）上，这是共和主义思想家们普遍接受的观念，而且其他的共和主义主张都是由这一理想推导出来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将介绍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力图展现这一理想对于当代政治思想的意义。

1.共和主义的自由理想

贡斯当的路线（TheConstantconnection）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特征是目标性、主体性、超越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

长期以来，虽然众多专家学者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亡得到提高。对此，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须进行创造性教学尝试，只有以更适合时展的新样式、新手段、新途径等实施教学，才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所以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丰富内涵

创造性教学，是指教师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前提下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制订创新方案，通过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分布，把教学内容播送到各个教学环节，集成至目标点上，促成学生创造性地学，最终实现教学目的。创造性教学就是在现有教学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教师在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规律，以与时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各种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吸收、运用最新教育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学活动，从而能／顷利地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道德修养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世界观和品德素质，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形成对知识及透过知识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转化。此种教学活动应内在具有两个相互关联和制动的方面：一是教师的创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学生创造性地学。其中，教师的创造性地教是基础和前提，正是由教师的灵活多样赋有创新的教学启动了学生主体能动性从而自我焕发出蕴含着创新的学习活动；而这种创新又是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强化剂。

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务必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提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

【关键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正文】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

（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

政治理论课具有很强的理论知识性、思想性、实践性的特点，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政治理论课具有很强的理论知识性、思想性、实践性的特点，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寓思想性于知识性之中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本质特征，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学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必要的。应依据教材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基本概念，论证基本原理，强化基本观点，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寓思想性于理论知识性之中，一是要体现教学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尝观点、方法；二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些学生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两种倾向：视为理论过时了，否认真理的普遍性；机械静止地认为有的现行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降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必须用理论的科学性打通学生的思想，说明真理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应根据社会进步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把真理当成模式生搬硬套。有的学生对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错误认为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这就必须说理透彻，启迪学生辩证思维。

政治理论的概念是很抽象的。如果教师纯理论化、模式化说教，学生不容易理解，索然寡味，往往会产生厌倦情绪。如果不能解决学生的思想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学生会感到理论离他们遥远，从而会淡化学习兴趣，甚至对理论不情愿接受。因此，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出误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实效。

教学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合格人才，做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四有”体现了合格人才的素质要求，为此应坚持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或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的倾向。

一、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观点相互关联、相互贯通，与马列主义、思想所包含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P415)这三句话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据此，我们把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邓小平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局势依旧动荡，地区性冲突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而心的矛盾和冲突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2]（P319）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P348）

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些国家，往往借口“人权”、“民主”等问题，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对发展中国家说三道四。邓小平认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权而言，“真正说起来国权必人权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心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人权！”[2]（P348）在邓小平看来，谈人权离不开国权，人权首先由国权保障的人的生存权、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