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结构范文10篇

第一节日本政治结构主要特点

日本近代政治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环节，是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国家的探索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了幕府制度，重新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为了加强和确保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直接统帅军队；由天皇任命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内阁，内阁在法律上对天皇负责；日本帝国议会由世袭的贵族院和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组成，对天皇起咨议作用。“明治宪法”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体，立法权和行政权依然掌握在天皇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大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资本主义间的矛盾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突出，和日本的军阀政治相联系，通过1932年的5.15事件和1936年的2.26事件日本彻底军国主义化。日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策划并制造了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7年的7.7事变，使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处于美国占领之下，天皇的战争责任勿庸置疑，但美国为了远东争霸的需要保留了天皇。1947年日本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议会君主制的现代天皇制。天皇原有的权力被剥夺殆尽，不再有统帅军队、缔结条约、决定立法的权力。天皇的实际职能与英王相似，但又有所不同，英王是法律上明确的世袭国家元首，是一切权力之源。而日本宪法明确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民整体的象征，没有明确规定他是国家元首。

战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以下两点：

1，确立了议会民主制

宪法抛弃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天皇制度，而仿效欧美建立了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确立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原则。对君主和议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换位——原帝国议会只起对天皇协助和咨询作用，天皇垄断一切权力；新宪法规定由民选的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之权，内阁向议会负责。

2，放弃战争

一、思想政治素质内在结构的内涵

从性质上讲，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属于人的意识形态之一，其本质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创造性反映，其内容必然随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改变而逐渐改变。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人们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对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人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思想政治素质，其内在结构理应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政治素质作为人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人的大脑对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因此，思想政治素质作为人类意识形态无疑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反映。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思想政治素质限于对人与人关系的积极能动反映，忽视思想政治素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从而导致学界把思想政治教育仅限于协调人与人关系的范畴之内，忽视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思想政治素质应当反映的现实关系之一。他们指出：“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2]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当今世界，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树立一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政治素质，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前沿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内在本质结构之一。

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内在本质结构，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人与人的关系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改变而改变，从而推动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变化发展。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素质结构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从横向角度看，它主要是指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阶级政治观念的影响，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人们一直较为重视阶级政治观念在思想政治素质中的核心地位，忽视其他观念的作用。学界强调阶级政治观念的依据就是马克思说过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说过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应该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政治观念无疑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核心观念，强调阶级观念无疑是对的。但人类政治除了阶级政治之外，还有其他非阶级政治形态，即使在阶级社会，阶级政治观念也不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唯一观念。可见，人与人关系虽然是思想政治素质内在本质结构，但人们对其认识并不全面。张耀灿教授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道德教育不仅加进了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政治教育还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成分，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同志便只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这一面，却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全人类性、共同性、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4]其次，从纵向看，它主要是指不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每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对自己时代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积极反映，又是对过去思想政治素质的“扬弃”。换言之，每一时代思想政治素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历史上思想政治素质积累作为前提，根据自己时代的特色，形成当代人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第三，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是否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内在结构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对外物的认识远比对自己的认识要早得多，也深得多。即使在人类早期，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寻求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火，等等不一而足，但就是没有人谈到人上来。直到苏格拉底才将哲学的任务确立为“认识你自己”。应该说人对自己的认识之所以晚且浅，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更多关注的是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对外物的认识；另一方面人与自身关系密不可分，人自信对自身非常了解，自身难以引起人的关注，因此，对自身的认识缺乏动力。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逐渐开始关注自身，并成为自身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与自身的关系无疑是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理解人与自身关系是思想政治素质重要内在结构。首先，人类要正确认识自己。自人类产生以来，一直对自己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人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对自然处于一种恐惧状态，对自然界顶礼膜拜，而对自己则缺乏认识。另一方面，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逐渐增强，人类又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能为天地立法，人类对自己又充满着“自信”。无论人类对于自己缺乏自信或者极度自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对自己缺乏认识，难以为自己定位。因此，人类正确认识自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条件。其次，个体正确认识自己。人对自己的认识，除了人类要对自己准确定位之外，作为人类的个体也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个体能否处理好与自身的关系是一个人思想政治素质高低的反映。因此，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也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三大关系，处理好这三大关系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这三大关系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们原有的反映这三大关系的思想政治素质与之产生矛盾，这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即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思想政治素质）之间的矛盾[5]。正是这一基本矛盾，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向前发展。而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就成为了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的内在本质关系。

二、思想政治素质内在结构确立的可行性

内容摘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虽然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缺乏物质独立导致人格独立的缺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建立后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人格独立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只不过是基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基于国家的依附所代替，未能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的人格独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变动，人们的物质独立性和人格独立性空前确立，这也许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社会分层人格独立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摘要：公民政治权利的全部要素，构成了以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权为核心，以联合行动权为补充，以知政权为保障的有机统一的体系。这个权利体系从政治生活内容的角度看，包括了国家权力主体的权利、法律的权利、特定事项的权利、政治信息的权利、政治社团的权利五个部分。

关键词：公民政治权利，政治生活，公共事务，国家权力，法律

一、公民政治权利的定义

对公民政治权利，法学家们给出的通行的定义是：“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以及在政治上表达个人见解和意见的权利。”①这仅仅是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定义，因为这一定义没有指明公民政治权利作为宪法上的制度设计的功能与本质所在。相比之下，政治学较多地注意到政治权利的功能。有学者将政治权利定义为：“参与政府管理与影响公共政策之权利。”②这一定义指明了公民政治权利具有影响政治生活的功能，但仍然是偏狭地理解政治权利的功能。另有学者把政治权利定义为：“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资格。”②这一定义正确地将政治权利与利益分配联系起来，较为深入地指明了政治权利的功能，但否认政治权利属于利益本身而仅视其为政治手段、更没有揭示公民政治权利的本质，仍不足以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科学的定义。

必须将公民政治权利与人的自由、人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深刻认识。对此，有学者写道：“政治自由从政治权利的意义上来说，是指公民享有受到法律保障的按照自己意志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和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④这意味着，公民政治权利在其质的规定性上，是人的自由，是人在政治领域中的自我实现L5p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决和自主。自决，指人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判断和选择，对公共事务的决断；自主，指人在政治生活中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不受政治上异己权力的束缚和奴役，个性得到张扬。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科学的定义应该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从而得以在政治生活领域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就其形式意义而言，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参与并影响”界定了公民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表明公民并不是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而是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并形成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标准。就其实质意义而言，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在政治生活领域得以作为自决；自主的存在的权利。“自决、自主”界定的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表明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自由，具有主体性。“参与并影响”则是公民的自决、自主地位的外部表现。这一定义将用以作为区别一项公民权利之为政治权利或非为政治权利的标准。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内容提要】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随着中世纪中期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进程而确立起来。其主要特征是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领主和附庸间的私人契约取代了国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权利沦为私下义务。由于领主—附庸间纵向阶梯型网络的破毁，西欧封建国家的领土界限极为模糊，各国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因此，在封建主义政治结构之下，中世纪西欧便不存在任何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封建主义制度在世界许多地区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西欧，封建主义政治结构确立于中世纪中期，成为此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且其残余痕迹一直持续到近代时期。西欧封建主义成熟和持久的特性是中外学者们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论题，但在同时，“封建主义”又是历史学中少有的几个极其模糊、极有争议的概念之一。著名史家J.W.汤普逊曾对封建主义作过如下宽泛的定义：“封建主义同时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种经济状态，还是一种政治社会哲学。”[1](p.688)本文不想对宽泛的西欧封建主义做全面的考察，而将集中探究一下作为“政府形式”的封建主义，分析封建主义之下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度的政治组织形态及相关问题，从而认识在近代国际体系出现之前欧洲的政治秩序。

一封建主义政治机制的起源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2](p.218);[3](pp.163-183)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4](pp.24-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5](p.249)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6](p.353)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7](p.160)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8](p.82)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9](p.50)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

【内容提要】社会文明概念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整体性把握。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经济基础内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就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而言，其具有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和创新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明/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创新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物质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着强有力的引导、促进或者阻碍、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深入，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性因素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

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为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趋势，应当建构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通过政治社会化、公开化，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真正发挥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和创新作用。我们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有序地向前发展，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导向作用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建设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

内容简介：大国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而中央集权政治又是中国帝王精神意志的产物。中央集权政治避免了诸侯纷争，减少了地方间的战争，但集权政治不仅集中地方的权力，也集中地方的资源，一旦建立起这种机制，这个国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应，地方的资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这种制度才可能支持一个大国的统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给予地方过多的权力，将不利于资源在全国间调整，因此还需要借助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参与，各地区间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虽然是强大的统一大国，但不一定是庞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如何规定两者的关系，须根据我国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框架来进行约束，同时又要考虑到历史的传统因素来进行切实可行的变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紊乱，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我国的历史形成进行深入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今天的变革。

一、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现代进行制度上的变革，都要面对着强大的习惯和传统。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譬如同样是面积和版图差不多的中国和欧洲，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而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如何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对东西方国家的异同有所了解，才会对中国今天中央地方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1，东西方帝王的不同精神意志，

许天田先生曾经因为写出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而获得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统一和欧洲的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和命里注定的，而是偶然的和人为的，中国的统一和欧洲分裂都与地理无关，欧洲境内并没有大的自然障碍，而中国境内多有高山大河和天堑屏障。然而，中国还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国，而欧洲始终处在小国割据的状态。

论文关键词：社会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在此条件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转变行政机构、党团组织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强化对青年的引导、影响作用；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寝室、社团、网络的实践性特征；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单位体制和现代社会新的组织形式各自的优势，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放宽眼界，创新调整利益关系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过制度保证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n那么，当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变革对青年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如何使得青年能够永远值得信赖，真正担当重任?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人手论述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

(一)组织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