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范文10篇

从武汉大学的“樱花国耻之争”到全民抵制家乐福事件,这两个片段式的缩影不是中国社会的完整写照,但是的确具有充分的象征意义。它们都说明了:社会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被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很多人在政治过敏症的状况下,把经济、科学、教育、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的本来与政治毫不相关或有些许联系的言论、行为都人为地引入政治生活中,以政治的逻辑和框架来包涵社会现象。这个普遍现象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典型的倾向,有学人称之为社会的泛政治化。不难看出，两次事件的发生都受历史或者历史思维的影响。历史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潜在而持久的。社会事件的参与者中，有许多还是在校学生、学者以及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可见，历史教育中的泛政治化因素是形成社会群体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剖析当前历史教育的泛政治化对社会管理的影响。

一、社会泛政治化思潮

社会的泛政治化属于政治社会化的范畴,政治社会化的行为本身在整合国家认同、贯彻政治决策和维系社会的稳定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泛政治化非政治社会化,只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把社会的泛政治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谱系下的结果而独立于社会政治化之外。社会泛政治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在政权更迭之际起着推助政治嬗变和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认可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束缚非主流思想,压制社会活力,不利于社会的政治发展,造成人们对社会问题不能做出实质的理解和处理,使社会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甚至带来政治冷漠。

二、历史教育泛政治化的现实表现

在一些同志的思维定势中历史教育重政治而轻历史，把历史教育混同于政治问题。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教育就是把一定历史事实真实地还原出来，从历史中学到知识与教训”;著名教育学者孙喜亭先生也指出，历史教育的实质是形成学生一定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道德品质，即一个人的社会特质。在这类界说中，都把“人生观”放在了“历史教育”内容的最后位置上，从而判定历史教育不是“事实”最主要、至少也可说不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历史教育”主要是“育政”而非“育史”。这种认识，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历史教育的一种共同误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上述认识反映到历史教育的实践中，就出现了有人早已尖锐批评过的“历史教育完全政治化的倾向”。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教育不时被送上政治运动的舞台，以致“历史教育”经常被“窄化”为政治教育甚至是政治运动，从而忽视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日常社会生活和学校历史教育过程中，人们也往往持一种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认识道德问题，把一些本来纯属历史教育与评价的事情，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或者干脆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当成其政治上晋升的手段。历史教育泛政治化，丧失了历史在本体意义上的独立价值和真实经验。首先，它伤害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教育。由于泛政治化取向，使得在具体实施历史教育时，人们对政治问题过分敏感而对事实问题却麻木不仁，不能正确地看待事情的本质。德育工作关注的焦点仅是如何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是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对于道德问题的普遍“麻木”现象，人们对于各种不理智现象普遍采取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这就很不利于形成一种现代生活所必需的国民基础思想环境。其次，历史教育泛政治化，也影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政治是一个带有很强权威性的领域，使得人们无法对它掉以轻心。而当政治影响全面地向社会生活进行强制性的渗透时，出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与忧虑，人们就会十分敏感和谨慎地对待政治问题。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波及到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有一些人假借政治之名而行其恶，这都使人对政治问题普遍产生了逆反心理。时至今日，老一代中仍有不少人是“谈政色变”，年轻一代则普遍缺乏真正的政治热忱和积极的参与意识。这就使社会和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困难重重，这些状况与历史教育的过分政治化有着直接关系。

三、泛政治化史学教育对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摘要：在儒家“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中，荀子以其对伦理的政治化定位，而占据着这一理论建构的重要地位、荀子的思想主旨不是要建构形上的宇宙论、他理论的意图是，通过对人性的诘问，为政治控制提供人性根据；通过隆礼重法的安排，把人伦关系格式化为政治关系，通过维齐非齐的叙说，证立平等的伦理目标只有借助于不平等的

政治安排才能够达到、从而，使儒家伦理政治理论的政治意涵凸显出来。

早期儒家以对中国历史的透视，揭示了伦理政治双向同化的历史秘密。其思想的进程是：孔子奠其基，孟子以心性之学为突破口，使伦理政治的伦理意涵鲜明地凸出出来。但是，孟子以伦理解政治，势必使伦理政治只能得到哲学伦理学式的玄解，而无法使之问时获得政治社会学的爬梳。这给荀子从政治视角切入，以给伦理以政治化定位来进一步透显伦理政治的政治内蕴，使伦理政治的政治意涵获得揭示提供了可能性。论者所谓孟子由内而苟于向外转的评论[1]在此一角度看，就较为有理。孟子自信善处说人论政，将政治伦理化，按荀子的相关理解，就只有从性恶处说人论政，才能使伦理政治化[2]

一、性恶善伪：为政治控制必要性提供人性根据

孟子道性善，油然论仁政。人皆性善，就勿需政治强控，政治变成一种伦理共鸣和道德激荡。因此，荀子试图重新理解二者关系，势必需要以重新认识或确定人性为起点。

断定人性善或性恶，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人有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共性。这种假设的预期解答，也可以有二，一是善的，一是恶的。这种二分的解答，是基于一种整体意义的归类判断。因此，由性善而仁政而天下无敌，在此就不成其为违背推导逻辑的断定。因为从人的心理构成层次来看，人之可善与人体现而出的善性，带有先天性的特性。而由此影响着的政治活动，也相应地打上了仁慈的烙印。之间，并无无法逾越的推断障碍。但另一方面，人的生理欲求与心理表现，又免不了利益欲求的一面。相于先天善性而言，个体生存的起码条件，使人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始终而临一个“我富足你匮缺”的相悖状况。于是，争夺与辞让并存、羞恶与无耻共在、恻隐与心狠相衬。从后者看人性看政治，引导与控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内容提要】本文是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探析。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形态是对圣人政治伦理语言世界中的真理世界的模仿与复制，帝王联结天地，是合法性的赋予者。而知识贵族作为真理世界的确证者和实践者，在文人与官僚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统一，这使得他们既是知识化秩序的维持者，又沦落为政治收购的对象。而真理世界在沉淀到社会机体之中的时候，并没有将整个社会完全纳入到经典知识体系之中。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在知识的政治化与政治的知识化之间既包含着一种神奇的统一，又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关键词】真理世界知识政治化政治知识化

本文是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古典知识体系是如何在天人相与的背景中逐渐生长起来，并构成传统政治形态之知识基础的。

天人相与：古典真理世界诞生的知识背景

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单一的实体，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浑然一体的宇宙观使人把自己安放在一种整体性的秩序之中。天人关系就是从中引发出来的，天人感应对于人们的生活乃至政治统治都是异常重要的。[1]天人关系构成了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孕生和演展的最原始也是最持久的一道背景。[2]《说文解字》中说：“天，颠也，至高无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是一个方位之天，即高与广的结合，同时作为一种意志象征的预设之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尚书》中说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3]

如果说方位之“天”是一种直观的话，那么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天”就是来源于人造和预设，这就是独特的“造天”现象。预设之天导致了一般知识和经典知识中的神秘感，因为它把人造的社会秩序（社稷）看作与天然的自然秩序等义等值的存在，从而是某种不须讨论的自在者。[4]

汪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20世纪中国(对于中国来说,是革命的世纪)”对于我们比19世纪还要“陌生”。在他看来,这种“暧昧性”产生于“去政治化”的历史逻辑。由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各场域(经济、文化、教育,甚至是“政治”)本身都“去政治化”了。“20世纪中国”所代表的丰富政治遗产(比如孙文的大亚洲主义理想、抵制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实践……)被“诉苦意识形态”所排斥,以至被集体性地遗忘。汪晖提醒我们:要激活这一遗产,必须对之重新“政治化”———也就是历史地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整体性地否定或辩解。①汪晖的讲演提供给我一种探讨问题的独特框架。在这里,“政治”显现出真实历史的张力/对抗关系,也显示出“政治首先是、最终考虑的是如何界定和组织一个生活世界,如何为这个生活世界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和价值论上的辩护。”②在价值日益单一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发展”、“竞争”、“市场”理念占据主导的时代,“政治化”作为一种策略,或许可以协助我们刺破消费社会表面的“多元幻象”,恢复我们对于真实历史的感知。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艺术/文学的“审美”、消费,已经深深闭锁在“个体神话”之中。这正是某种历史后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急切地宣告与前改革时代“丑闻性总体化”规划(计划经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断裂”。市场崛起,艺术/文学的商品化加剧。“艺术/文学自律”与大学的知识生产、教育体制化紧密相连。如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所言,审美的解放性从来不可以被先验地认知,而需要我们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不断揭示。韦伯所论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分化———审美的兴起取代了宗教的救赎,的确给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框架,但我们还需要将其进一步“政治化”。比如中国80年代的“美学热”就释放出不同于韦伯这一探讨的历史特殊性:中国知识分子想象“西方”的热情和对于自由民主政治规划的潜在期待都从中表征了出来。我想说的是,面对已经受到“审美意识形态”(以目的论诸种形态出现:神秘的“美”、人性等等)污染的艺术/文学,针对审美形式的批评就必须重新“政治化”。这一批评试图“恢复我们对于具体境遇的感觉。”①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激进的“陌生化”策略:对于“现实”的熟视无睹来源于某种感知方式的麻痹,要重新感知到“现实”,必须重组“现实”。

一

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②中,有数段主人公刘好(身份为三轮车夫)回想往事的片段,诉说了她和前妻贺文兰“结合—离异”的经过。电影画面被处理成“旧照片”模样:“暗黄色”的着色,仿佛已经恍然隔世。这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而然———时间逝去,时空相错,用不一样的颜色来铺陈底色,似乎根本没有问题。这一“形式”无声地表达了最低限度的语义内涵,省得某个多余的“旁白”再来解释一通:“那是……年前……”。电影这一颜色处理想让人“捕捉”住一些意义,但我们或许应该读出更多的意义。套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逻辑,看到镜头,读出“暗黄色”这一涵义仅仅是第一层次,我们无疑会联想到第二个“神话”的层次:某种时间已逝的感知、一种怀旧情绪、一种尘封在历史中的标记。这一“暗黄色”家族几成了一个“系统”:一张充溢着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摩登风情的老照片,无数古旧而又恰好为黑白相机及摄影胶片所捕捉的形象……怀旧的本源在于某种缺失,某段历史的无法追回,某种东西“永不在场”。这是一个与我们相异质的时空。然而在这里体验到这样的“怀旧”或许会是一种“误读”。虽然产生于同一种逻辑之下,电影所采用的这一手法也可被读作将一段尚未成为“历史”的生活“封闭”在暗黄色的框架之中,让其窒息在“异”的空间里,好让它不再骚扰我们的世界。简言之,“暗黄色”提供了一个暗号———暗黄色之中所有已经是“历史”!“怀旧”是一种对美好往昔的追忆与建构,而这里却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出一种“历史感”,以区别于“现在”。用汤普森的理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操作:合法化—叙事化。用镜头来讲一个故事,制造“历史”的永不复归。③我们极容易穿过这层薄薄的“暗黄色”,直接去面对颜色背后的故事。不过,形式之分析或许是不可绕过的,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提醒了我们:“必须剔除对于意味内核(kernelofsignificance)和对梦的‘隐含意义’(hiddenmeaning)的迷恋。这就是说,剔除对隐藏在梦的形式后面的内容的迷恋,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形式本身,集中于梦的作品之中,‘潜在梦思’从属于梦的作品。”④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十分逼近了詹姆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个层面上,‘形式’被解作内容。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研究无疑是以狭义的技巧和形式主义分析为基础的,即便与大多数传统的形式分析不同,它寻求揭示文本的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程序的能动存在。但在这里所论的分析层面上,辨证的逆转已经发生,在这种逆转中,把这些形式程序理解成自身独立的积淀内容、带着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并区别于作品的表面或明显内容,则是可能的。”①在这种理论语境里,对于“形式”的细致分析恰恰是突破作品表面上完整统一的重要契机。就故事层面来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一部相当“简单”的电影。观众在理解上并无困难,估计多半也会认同导演(冯巩)的阐述:“描绘了刘好酸甜苦辣的生活经历以及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②不过,“暗黄色”这一“形式”却释放出了别样的信息———它应该被读做詹姆逊的“遏制策略”(strategyofcontain-ment):“一种遮蔽历史之真实而完成一致性的方式。”③需要我们继续追问的是,这一形式所“遏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实历史?其实这并不特别隐秘:“暗黄色”所覆盖的时空恰恰是刘好身为工人,转而又下岗失业的那一个时空。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有企业体系开始崩溃,“改革”的震动,工人“下岗”的境遇。“暗黄色”的框架将对象封锁在“历史”之中,然而值得我们一问的是:下岗的“诸众”真的成为历史了吗?或许应该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一直是有待认真反思的问题。(牵扯出的问题包括炒得沸沸扬扬的“朗咸平/顾雏军之争”)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遗留问题并没有走进“暗黄色”的历史画框之中,而是继续在当代以矛盾性存在。当代中国人生活的焦虑,四五十岁人的生活重负,这都是经验境遇式的问题。我并非想把这部电影还原成一个关于“改革之痛”的叙事。那种企图仅仅以暗黄色”来重写电影主旨的批评必然是种拙劣的“过度阐释”。我更关注电影本身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电影制作组或许并不知道,但他们却在做。“暗黄色”的形式仅仅是一个“征兆”,在“拉康—齐泽克”的意义上“存在于对相异于既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崩溃点(pointofbreak-down)的探测之中”④。换句话说,我并非想揭示电影制作组的意识形态氛围,也无意用单一的“伦理”(比如小人物的道德观、父子情)、“审美”或者其他符码“重写”电影文本的意义。我想经由“暗黄色”这一“征兆”来揭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矛盾性,以期最终逼近詹姆逊所谓的“政治无意识”。要为这一阐释的合法性稍稍多说几句。我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化的策略,这种策略的精髓本内特(TonyBennett)早有阐发:“马克思主义批评所面临的任务并非反映或揭示已经存在于那儿,作为一种必须被揭示出的潜藏于文本中的政治性。它积极地将文本政治化,为文本制造政治内容———通过为文本生产出一种在文化场域关系中的新的位置,在广泛的社会进程中生产出一种新的用途和功效。”⑤

二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婚姻穴位》⑥。电影文本对于小说文本的“改写”于是成为了另一个“征兆”。伊格尔顿的观点可以引导我们来思考“文本生产”问题:“文本的特点将会决定生产的特性,但是相反,生产也将会决定文本的特性———通过选择,组织、以及排斥的过程来确定文本实际起作用的范围。”①我们应该看到,小说的“视点”(pointofview)与电影的镜头在技术上无法同一。小说严格地采用了“我”(即刘小好,刘好之养子)的孩童视点。刘好的形象经过了“叙述声音”的中介,从而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暧昧性。电影一方面让刘好来讲述“旁白”,颠倒了叙述“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破除了小说的“声音特权”,从而导向某种透明的视觉性霸权。影镜头可以直接呈现刘好的行动,从而削弱了小说的内在层次感与多义性。电影与小说在故事层面更有极大的分歧。电影不但全盘删除了“刘好两次下岗,煽动闹事之名;进而做生意失败,工厂的最终倒闭”等敏感性情节,而且对于故事的结局进行了颠倒式“重写”。在小说中,刘好因为从派出所领回李大嘴的姐姐(李大嘴姐姐是刘好的邻居,因为被捕。而这一情节在电影中也被改写成袭击其情夫而被捕),博得对方一抱而遭陈红(刘好的未婚妻)误会,接着他在追逐陈的路上被卡车撞上,因为伤重而死亡。小说对于刘好临死时的一段描绘烘托出了某种悲情:刘好央求地望着我,说,叫……不知谁在背后捅我,催促,叫,叫呀,叫声爸爸。可是,我张了半天嘴却喊不出来。其实,我一直想喊的,我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我肚子里就没有那两个字,也许它已被我嚼烂,拾掇不起来了。我急得满脸是汗,就是喊不出。刘好乞求地望着我,他的目光可怜巴巴,像是一束簌簌发抖的秋草。秋草的腰渐渐弯下去,之后一节一节断掉。刘好失望地闭上了眼睛。②刘小好的最终迟疑反而增强了小说的伦理感染力,可是主人公死亡的结局终究是悲剧性的。在这里我们也遭遇了“视点”的基本意义———刘小好的叙事必然是回忆式的,因为被叙述的对象是“缺场”的:刘好外在于小说的叙述时间。③虽然小说始终涌动着一种“伦理”的能量。但是这种伦理的解读不能仅仅建立在抽象的层面上。这也是小说自身的强烈暗示,小说中游荡着着金钱、性与资本主义的影子,“小人物”挣扎在一个“这是一个用财富说话的时代!”刘好在伦理与情感—欲望上的胜利(陈红的投怀送抱)是一种叙事的补偿。(陈红的形象来自的“田螺姑娘”原型,显得十分单薄;而另一个女性形象“杨倩”则“鲜活”得多:结婚是为了房子,当然也为了男人的爱抚。)这种偶然的情感覆盖了刘好所经历的一系列“现实”失败:前妻贺文兰因为刘好下岗没钱而跟了强奸她的流氓(刘小好被暗示为就是贺与“野狼”之子,因为贺嫁给刘好时已经怀孕)。杨倩因为刘好隐瞒了自己的养子存在(小孩无疑意味着经济上的负担),又恼怒于刘好对于陈红的“好心”,雇人痛打刘后扬长而去。而小说最终安排“刘好之死”,甚至他在死前也没有收到“爸爸”的一声呼喊,无疑对于刘好是一个致命的失败。小说的潜在动力其实就是刘好/刘小好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感情。小说的叙事策略,结构排布都是围绕这个动力安排的。这在小说的结尾得到了点破:刘好昏迷了一个星期,医生说没希望了。可第八天头上,刘好意外地睁开了眼。刘好气若游丝,他既没喊陈红,也没喊李大嘴的姐姐,而是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刘好抓住我的手。我没见过这么软的手,像是面条。①小说最终残酷地对待刘好,营造出了一种悲剧的崇高性,一种“净化”功能也传递了出来———死者最终将获得幸福的凝视,所有苦难将在情感中被赎回:现在,那几十平米的房子成了我一个人的。我突然觉得这屋子是那样的宽,那样的阔。我不再逃课,不再去网吧,每天一放学,我就跑到家里,练两个字的发音。我想我会成功的。到那一天,我要对着刘好的遗像喊一百声爸爸。②然而我们不应该走到“伦理”符码面前就关闭起阐释的大门,相反,刘好的最终失败不仅仅具有美学—伦理效果,还应被读作为一个政治隐喻。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于刘好的结局却进行了天翻地覆地喜剧式改写。刘好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而刘小好最终也叫出了“爸爸”———虽然不是当着刘好的面,而是对着以前两人的合影。电影大团圆的结局在刘陈二人的婚礼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刘好用三轮车载着新娘,后面跟着工友们的“三轮”车队,电影给了车后“只比大奔少个轮儿”广告一个特写。这一广告语也是电影的“新发明”。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双重读解:三轮车的“本土性”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渗透;同时作为一种以“大奔”(奔驰)为参照系的比附,它又吊诡地揭示出“后发现代化”的焦虑心情。这句广告语在电影中不止一次地出现,看来确有其意识形态功能。最终伴随着车队的背影之消失,电影也就此打住了。简单地指戳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是容易的却也是无力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文本,意识形态与审美生产的模式处于一种复杂的交织之中。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生产机制(mechanismofaes-theticproduction),具体的文本不但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而且审美模式自身所生产出的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小说—文学,特别是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更加固守在纯粹审美意识形态之中,同时也具有对于社会现实较大批判距离。这是“纯文学”作为相对自律领域的合法性诉求。④而电影更加切合商业环境和大众的审美消费口味,受到权力—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程度也更深。作为一种二度创作,电影首先是考虑如何在另一种审美机制中重写原文本。但是这决不等于没有潜在的政治张力与矛盾。“小人物”电影的谱系已经构筑起了一个更次级的审美机制,生产出其自身的审美—伦理意识形态的范畴(比如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电影版为《没事偷着乐》,亦为冯巩主演),原文本已是在这一“框架”中被改写。电影首先需要解决自身的叙事困境。它显然无法容忍小说过于低调的悲剧结尾,也无法容纳小说过于外显的矛盾性与敏感性。作为一部公映的电影,始终纠缠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审美趣味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然而电影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本的矛盾。电影是用新的“形式”来解决矛盾。而小说自身也应该被看作对于真实历史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虽然这种解决必然是锁闭在个人叙事之中。就如上文我所阐明的,小说《婚姻穴位》最后诉诸一种伦理和审美的赎救。电影的“暗黄色”在政治化批评的观照下暗示出了真实的矛盾。然而我必须重申这种“遏制策略”是无意识的,就像我们也会难以感知到其政治性一样。潜藏在形式之中的压抑最容易为人所忽视、也是最深层的压抑。文本与真实历史之间始终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实践所中介着。①文本生产过程在意识形态的“中介”中使得主体无法真正抵达真实历史,从而只能封闭在某些局部环节来感知与思考。在这里一些细微的形式是抵抗分析的坚硬内核(类比于精神分析)。比如说电影创作主体可能会意识到、甚至承认对于原文本的改写出于一定的策略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督,大众的观看心理等等),但他绝对不会承认“暗黄色”是一种“遏制策略”。他只会觉得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技术选择而已。事实上,他的确无法意识到,因为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压抑。而“政治化”首先意味着重新提出问题:“这些不在场———这作品中‘没有被说出的东西’———严格地被捆绑在意识形态自己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中:意识形态以其雄辩的静默形式出现在文本之中。

10月18日，十七大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在十七大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新华网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钱彤丁建刚）中共十七大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18日在这里说，把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田力普说，目前，知识产权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和部门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像外界炒作得那么严重。

田力普透露说，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境内知识产权的获取，包括申请专利、注册商标、通过中国知识产权机构的执法等，在中国获得大量回报和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外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有信心的，来自国外专利的申请量以10％的速度逐年递增就说明了这一点。

田力普认为，知识产权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合作不能以势压人，应该用对话代替对抗、合作代替指责，反对政治化，反对施加压力。

他举例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官司都打赢了，中国司法部门维护了美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问题完全可以诉诸法律，单纯指责、施压是不足取的。”他说。

论文摘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建设，又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要努力培商公民文化从而推进政治社会化。

论文关键词：有序政治参与；佘民文化；基层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命题的关键词是“有序”。所谓有序，是针对政治参与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则或程序而言的，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它表现为公民严格按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不存在参政渠道拥挤、堵塞和排他的现象，不存在寻找制度外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当前中国，政治参与主要是人民群众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决策和执行的活动。现阶段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注意抓好以下工作：

1．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建设，这是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前提和重要保证。在我国。党和政府不是通过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就一定能获得合法性，也不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活动就必定具有合法性。其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活动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党和政府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人们自觉地把对党和政府权威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以公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为其心理条件和行为前提的，它从一个方面表征着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因此，保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对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惟有较高的政治合法性，才能带来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反，“合法性危机”带来的则是“政治参与危机”甚或非法的、反抗性的参与。

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构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而且在拉大，已构成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就有可能产生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因此，当前及今后，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而为广大人民普遍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奠定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教育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语文教育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水平。语文课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尤其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上世纪50至80年代，革命话语全面介入教育体系，基于文学理论的课文解读被政治化解读方法取代，文本美感被严重破坏，语文课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祝福》也因其大胆揭露旧社会而作为经典课文，被一次次过度政治化解读。

一、政治化解读形成背景

1950年6月，教育部制定出版了第一套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在《编辑大意》中规定“语文”作为一门学科的专用名称，提出听、说、读、写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并强调通过语文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当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尚未正式确定，这份《编辑大意》实际上起了“课程标准”的指导作用，语文课肩负的意识形态教育任务应运而生，被正式确立起来。语文教育政治化解读主要表现为文本解读的“模式化”，“模式化”指这一时期语文课的同质化和同类化，“机械”是其最显著特点，教学方案不约而同地指向阶级斗争，形形色色的文章都被有意无意地赋予一定的阶级属性。大纲甚至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因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反映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生活和‘五四’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现人民对革命胜利的热烈希望和坚定信心，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歌颂人民革命，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情绪。”①在统一政治的意识形态笼罩下，《祝福》课堂解读也自觉地调整成政治化解读模式。

二、政治化典型模式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指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结合《祝福》课文本身特点，政治导向明确的“四权”模式成为该时期最标准的解读方式，认为祥林嫂无疑是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绳索勒死的农村劳动妇女。典型解读方法如下：政权说，旧社会的政权是维护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反动政权一方面强制执行封建礼法和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利用思想渗透钳制人民意识。在《祝福》中，“我”的四叔鲁四老爷是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文中处处体现着他作为封建礼教代表的典型形象，鲁四老爷背后的地主阶级势力始终是笼罩着祥林嫂的巨大阴影。鲁四老爷极端虚伪、反动、保守的形象是旧社会封建政权的具体化，同时也是戕害祥林嫂的凶手。夫权说，古代社会中，女子是男人依附品。“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②祥林嫂先是勉强做了奴隶，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夫权阴影下，女性的悲惨遭遇不仅体现在地主阶级代表的身上，而且也体现整个社会上。甚至连作为祥林嫂悲惨际遇标记的额上伤痕，也成了人们讥讽的疮疤，是“不洁”女子终身背负的十字架。族权说，祥林嫂在包办婚姻的压迫下，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她“逃”出来做工，被婆婆强行带走。东家鲁四老爷也任由夫家带走自己的雇员，并取走本应属于祥林嫂的工钱。接着婆婆依仗族权的威势，将她卖到深山里，成为贺老六的媳妇。改嫁当事人祥林嫂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她奋起反抗，但以失败告终。第二任丈夫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祥林嫂始终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宗族势力的步步紧逼，令她走投无路，然而可悲的是，这一切不合理在同为无产阶级的柳妈等旁观者看来却习以为常。神权说，如果说政权、夫权、族权是祥林嫂悲惨人生际遇的帮凶，神权则是杀害祥林嫂的最后一位凶手。祝福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祝福不仅是风俗，更是旧社会最富有代表性的封建迷信活动，笼罩着整个鲁镇的保守、落后、愚昧的气氛，都集中体现在“祝福”这一典型环境下，作者以此为题，用心良苦。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时，鲁四老爷因其“不干净”，不允许她触碰福礼。紧接着“好心人”柳妈关于鬼魂的一席话，使“祥林嫂露出恐怖的神色来”，间接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精神上的重压迫使她辛勤劳作，捐门槛以赎前衍。可是四婶依然认定她有罪，这是对祥林嫂精神上最沉重的一击。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步步紧逼下，祥林嫂终究逃脱不了死亡的悲惨结局。

三、过度政治化解读的流弊

1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当展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是其核心理念，社会各界行业均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理念。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2发展观的应用价值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这将有助于其个人价值实现，并且为企业创造更加丰富的营运收益。发展观已经成为衡量员工人才的“硬指标”，必须要从思想观念中引导其完成“蜕变”，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出预期作用。县级电力公司改革期间，发展观对内部经营管理发挥了多方面作用，维持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有序实施。

2.1改革价值

电力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体制，大部分企业依旧处于改革与摸索阶段，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为了尽快实现营运模式升级，企业要根据市场行情做出相关调整，将先进思想理念融入到改革调整中，“发展观”是企业改革最为有效的指导理论。通过可持续发展观理论学习，可激发所有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并且利用先进理论指导一切企业活动，全面保障了电力公司政治改革目标的有序进行。

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到北宋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文学就积极发挥教化人心、讽刺政治、反映疾苦、维护封建统治等方面的功能，文学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社会思想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士人是整个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个阶层。学者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2000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如此。”[1]后来，他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阶层，挟其取法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规矩，决定了中国的整个命运。”[2]到了20世纪，作为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变革中大显身手，为民族的新生与现代化的实现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使命，他们的命运更为坎坷悲壮，他们的心路历程更能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艰难发展。到了20世纪，中国大地更是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辛亥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接连发生，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艰难地发展着，文学与时代主题的结合更加紧密，时代性与阶级性过多地掩盖了文学创作的自主性与审美性。作家柯灵曾这样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3]这段话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严重制约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既由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所决定，也由中国文学的政治传统所影响；再加上作家们对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学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观是关系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出于救国新民的需要，梁启超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把文学的政治与社会功用过分夸大，强调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典、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注重社会改造与国民启蒙，改造国民性就成为时代的主题。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社会问题小说的兴起就是对这一文学主张的呼应。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革命形势的逐步高涨，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反对“文艺至上”、“文学本身便是目的”等一些错误主张，提倡文学与革命、文学与阶级的紧密结合。恽代英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6]这些革命的文学创作主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得到一部分作家的响应，预示了文学创作主流的转变。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体转向”，表明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突变，这是时展与作家们互动选择的结果。作为创造社主将的郭沫若，他的思想转变最具有典型性，从早期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来的“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就表明作家对时代大潮的积极回应。他强调革命的文学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一时成为时代大观，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革命+恋爱”作品的畅销，足以反映出革命文学的受欢迎程度；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还主动挑起与各方的论争，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其标志，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文学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者尼姆•威尔斯曾指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紧跟着政治上革命运动的变化”，“随着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政变”，“文艺运动的富有生命力的主体急遽地向左转了，它痛切地表现出对中产阶级的软弱及反动所感到的失望，对下层酝酿的大众革命表示了信念。从1928年到现在，左翼革命文学一直是主流”。[8]20世纪30年代以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文学不再成为个人的摆设，文学自身的艺术性与审美性退让给时代性与阶级性，追求社会的战斗激情与壮阔，表现一种厚实的力的美成为时代的审美风尚。随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各个不同阶级的作家纷纷联合起来，突出强调文学作品的宣传性与鼓动性，文学艺术离自身越来越远了。每个作家对抗日救国这一时代主题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成为文化抗日的主力军。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突出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原则，使文学创作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使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更多是对时事政策的图解，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就是这种政治历史语境中的产物。针对《讲话》中所确立的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价值观，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一文艺价值观无疑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和中国作家一贯的社会需求，使社会使命感本来就极强的作家们把文艺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此开始了政治家对文艺工作和作家思想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使文学开始过分政治化，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文艺运动和论争都由政治家发动、介入，并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和行政手段进行和解决。”[9]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不断被夸大，基本上决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和审美风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组织化，文学创作被纳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越来越重视作家的自我改造与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历次思想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及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批判的手段与程度逐步升级，远远超出了文艺思想战线范围内的论争与批判，最后的处理往往借用于行政手段，使文学创作纳入到更加严格的政治监管与指导中来，越来越脱离社会生活实践，文学创作的教条化与政治化更加严重。到了时期，这种文学创作模式得到了总爆发，标志就是八个样板戏，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被夸大到无限，文艺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一点生机与活力。结束之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放松，很多学者要求打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附庸论”和“工具论”，让文学回归到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才能更好地反映时代，为人民服务。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历史表明：由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状况，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直是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救亡与国家富强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与奋斗目标，文学创作很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被关注，往往成为时代的图解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学者李泽厚曾提出过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救亡的主题已经压倒启蒙，并一直占据时代的主流，这是促使文学越来越政治化的历史因素。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文学不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艺术，它必须要紧紧依附于政治，使20世纪呈现出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态势。学者朱晓进认为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载道的文学口号尚未能落到实处，而在‘为人生’旗号下，政治化趋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学口号所代替。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不同态势，但却始终未能避开政治化‘浪潮’的裹挟。”[10]这就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联系，不仅表现在作品取材和创作目的的政治化特征，而且还体现在作家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心理的变化，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

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不尽相同，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政治文化学理论，将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为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和整合模式三种类型，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文学与政治呈现不同的结合，表现出作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审美追求。[10]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的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的政治文化。”[11]在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中，作家的创作体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文学群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宗派性或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作家的政治文化思维与政治心理的不同，在其创作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审美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模式中，官方政权对文学的压榨与控制是最为严厉的，20世纪的20、3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这种模式。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及其操作领域里，既存有一定的协调机制，又产生着无数纠纷对立，既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又显现着激烈的冲突碰撞，由此导致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交替出现的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只能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出现，为统治阶级服务，作家身份、文学群体、出版机构等都纳入官方的体制之中，使文学创作呈现明显的同一性与单一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大多属于此类。所谓整合模式，是指“同一政治体系下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他们在共同享有主流文化的同时有权保留各自的非主流文化，即在分散基础上自觉集中的共识型政治文化。”[11]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中，文学与政治不再是对立的关系，作家们有更加自由的创作权利，也不再唯主流意识形态是从，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就属于此类政治文化模式中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缘方式。通过对以上三种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分析，由于每一种模式中社会矛盾、阶级力量、社会需要等不同，对作家们的创作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导致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不同的文学政治景观图。“在20世纪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12]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政治文化心理、政治文化审美等等。作家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就会体现不同的政治诉求，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心理特征，使其创作呈现出一定的政治化趋向，并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审美风尚。革命文学时期的蒋光慈创作了很多“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如《鸭绿江上》、《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些小说具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深受当时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很多青年从作品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决心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些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革命+恋爱”小说的出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涨，文学直接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些作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但不久就受到党内的批判与清算，把当时党的政治斗争理解过于简单化与概念化，缺乏现实的深度，文学创作往往流于口号与形式，使这类作品缺乏长久的艺术魅力，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通病，也是政治对文学的戕害。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学创作界进行“围剿”与严格的管制，文学创作呈现出凋敝的态势，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人，掀起了一个历史剧创作的高峰期，通过历史剧的创作与演出，达到了教育群众与讽刺敌人的目的。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连续上演十几天，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政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这种历史剧创作的兴盛，就是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反映了各种政治文化的激烈斗争。抗战时期诗歌体裁的兴盛，从初期注重宣传的朗诵诗到中期以后追求史诗意蕴的叙事诗，都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合谋”。“40年代文学体裁的兴衰起落，与这时期战争政治局势的嬗变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即使在同一文学体裁内部，在文学形式上的特征变异，也完全是应和着政治文化的需要而发展的。”[10]这就指出20世纪40年代文学在体裁形式方面受到政治的影响，其实还包括作家的政治心理、作品的题材选择、读者的阅读口味和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全过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化，使文学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文学的政治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这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时代要求与文学载道传统的双重影响。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首先，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调文学是革命的工具，要求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造成一定程度上轻视文学自身的特性，过于强调宣传性与政治性，出现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文学作品，如“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创作模式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次，文学的政治化不断强化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集体意识，极力消除人的个体意识，使自我融入社会、集体之中，造成了长期对自我与个性的压制，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也不能深入个人心灵世界，文学创作的深度与广度得不到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表现手法长期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独尊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使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应有的深度与丰富性。最后，文学生产的官方化与制度化，使文学艺术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的《讲话》发表之后，规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对象，使文学生产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更使文学艺术受到严重的摧残，使许多现代文学大家进入当代之后就默默无闻，没有创作出优秀作品，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反思的现象。政治对文学造成的破坏，在20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历史的推动，还是双方的自愿结合，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新文学演进日趋政治化的走向，无论其自身还是评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潜在的历史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作家革命意识增强后的自觉追求，也有政治家出于夺取革命胜利的目的要求，当然更有一些抛弃良知者假借政党领袖意志的推波助澜。”[9]这就使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成为必然。所以说，政治化就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家们的人生观念、创作态度、题材选择、审美追求无一不沾有政治影响因子，构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氛围，共同建构与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梳理与反思后，文学与政治的结缘还得通过具体作家的创作才能得以体现，政治如何影响到作家的具体创作、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丧失等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要通过政治文化这一独特视角，透视现代作家的复杂创作心态与人生追求的艰难历程，以及时代思潮的变化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等复杂问题，才能对现代作家的是与非、得与失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与把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正以其特有的活力与魅力，海纳百川，日益成为高知识青年人才的集聚地。这些青年普遍具有全日制高等教育背景，所置身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所经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等与上一辈相比有了较大差异；他们思想解放，思维灵敏，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社会政治心态上有着更加明显的时代性。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如何了解、把握、引导他们的社会政治心态，使之成为具有政治参与和社会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研究的对象以高校青年教师和在校大学生为主，他们的社会政治心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数据资料源于对本市16所高校1735位大学生、4所高校971位中青年教师的两次问卷调查，以及50多次累计有31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和对50多人的深度访谈。本文是课题研究形成的概要之一。

一、高知识青年社会政治心态的群体特征

1、政治认知和态度上，政治认同感、政治稳定感总体较高。

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592%的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很稳固”，344%的人认为“比较稳固”，两者相加的比例超过了90%。在被调查的青年教师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充满信心”的占343％，“较有信心”的占525％。

2、政治情感和归属上，对爱国主义的情感认同总体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