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范文10篇

一、专制的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地，黄土地土质松软、林木稀疏，是比较容易开垦的土地。依据蒙古人种最早生活在现在是寒冷地区的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一情况，结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传说，推断古时黄河流域气候炎热，后来才逐渐变冷，雨水也应该比现在多。随着气候变冷，在西伯利亚过着渔猎生活的蒙古种人，逐步南迁，有些部落到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后，发明了种养技术，开垦土地，进入农耕。由于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能够达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农耕的生产方式加快了渔猎生产时期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形成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联结的氏族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促生了父权和家族观念。在渔猎生产向农耕生产转化过程中，以集体生产协作为主的社会联结，逐渐让位于以血缘为主的社会联结。随着集体协作生产活动的减少，血缘关系对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宗法制度因应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自发生成。

权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断南迁的部落的侵掠，或许还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历史传说多与治水有关。不论是抵御外部入侵，还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协作。为完成这些工作，必须由少数人来指挥协调，这就是集权政体产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争议颇多，传说中大禹是以领导指挥治水而获得政权的，那一段时期，或许正是氏族部落组织向集权社会过渡的时期，夏族或许己建立了王权并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有人说商族是来自大草原的蒙古种人游牧民族,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发源于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技术。商族依靠先进的青铜武器和战车技术，侵入华北平原，征服了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王朝国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种族集团成为臣服商王朝的属国。

为什么推断商族是外来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据己考证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断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传；笫三，商族妇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猎；笫五，商族有杀人作祭祀的习惯。这些特征有较多的母系社会和游猎社会的残余，与华夏农耕文化有显著不同之处。

儒学是一套从人生信念、社会理想以至政治原则都有全面安排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塑造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但其功能也为其所投射的现实结构所制约。因此，当传统社会解体之后，它也随之落入风雨飘遥的境地。这是众所周知的结论。但是，从思想史上来观察，对那些献身于这一传统的现代思想家而言，它在思想领域的进退则是有章法、有步骤的。事实上，在传统政治秩序面临瓦解之前，儒家中的革新派就企图以他们所粗知的西学为参照系作自我更新，以便保持其在社会转折时期在政治上继续取得主导地位。这就是康有为古经新解、援西入中的努力。但它本身思想资源的积累不足以支援这次伧促的应变，结果便导致其试图攀援的盟友（西学）最后成了把自身逐出政治舞台的对手。从戊戍到五四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1）其时儒学被攻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它与来自西学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观念相抵触。这一判决不一定要依据对思想史作精心研究的结论，只要诉诸某种经验描述就足以让人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必须转移阵地。幸亏它回旋的余地大，政治受排拆可转入社会，于是有了梁漱溟在肯定儒学文化价值的基础上设想与尝试的重建乡村社会伦理秩序的战略。但社会秩序也日趋解体，教化又失去其市场。儒学又只好再收缩阵脚，进入人选领域，其成果体现为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新心性之学。从政治退至社会，又从社会收缩为人生，这就是现代儒学迂回曲折的战略转移之路。

心性之学论及人生价值之类形上问题，它诉诸先验直觉，从学理上讲很难有对错判然的答案，因而比政治、社会问题更容易加以防护。但是，从海内外的经验看，心性之学并非是现代儒学真正可以“安身立命”之地。在大陆，1949年易帜之后，儒学的对手不是讲容忍的自由主义，而是它以往的倒影，另一种同样也是从人生、社会到政治都要全面安排的意识形态，因而即使是谈心性这类“唯心主义”的问题也没逃遁之地。（3）而在港、台，现代新儒家在西化日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也不愿在人们心目中留下落伍或清谈的形象，故极力表明心性之学同现代政治潮流的正面联系（例如所谓“开出说”），但这种手法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说是防护多而建树少。

在这个背景上，徐复观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出现是一个异数。他的名字同现代新儒家联在一起，除了签署那个《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外，主要还在于他也欣赏宋明理学，且将其当作激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历史责任感的理想主义源泉。但徐氏对心性论及形而上学的构思没有兴趣，他所致力的不是新宋学。作为思想史家与政治评论家的徐复观，不遗余力地为民主、自由呐喊，在现代儒家阵营中可谓独树一帜。他所成就的，恰恰是现代儒学曾徹退的思想前沿──政治儒学。其事业，至少就其意向而言，应是接在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经世之路上。

一、政治儒学的重建

儒学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主流，但不是传统的全部。徐复观不象一些哲学史学者，将其从传统中抽象出来，并加以逻辑的演绎，而是将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进行分析、阐明。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徐氏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图式，由专制政体、农村社会及经世儒学三项相互牵制的要素构成。其要主是：

（1）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以专制政体为其主要特征，以“君主主体性”为其本质，对农村社会压榨，并扭曲先秦儒家政治理想；（2）中国文化中的社会以农村为其特质，中国文化之精神具体表现在农民生活之中；（3）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主流是以经世济民为取向的的儒家思想，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的与专制政体进行战斗。[4]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历了从阶级政治观向社会政治观的演变，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以民为本思想贯穿其中，并成为其核心。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必须考虑到以民为本，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关键词：以民为本；社会政治观；政治观

Abstract:TheMarxismpoliticsviewhasexperiencedfromthesocialclasspoliticsviewtothesocialpoliticsviewevolution,thisisthehistoricaldevelopmentprogress.Takethepeopleasthisthoughtpenetrationinwhich,andbecomesitscore.Wewhendevelopmentsocialistdemocracymustconsidertakethepeopleasthebook,andinstructsourpracticewithit.

keyword:Takethepeopleasthebook;Socialpoliticsview;Politicalview

前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其科学性和人文性揭示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观视角上的独特意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的分析，推导出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对于我们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经历了从阶级政治观向社会政治观的演变，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以民为本思想贯穿其中，并成为其核心。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必须考虑到以民为本，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关键词：以民为本；社会政治观；政治观

Abstract:TheMarxismpoliticsviewhasexperiencedfromthesocialclasspoliticsviewtothesocialpoliticsviewevolution,thisisthehistoricaldevelopmentprogress.Takethepeopleasthisthoughtpenetrationinwhich,andbecomesitscore.Wewhendevelopmentsocialistdemocracymustconsidertakethepeopleasthebook,andinstructsourpracticewi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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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以其科学性和人文性揭示了以民为本思想在政治观视角上的独特意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的分析，推导出以民为本思想是社会政治观的根本核心，对于我们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这是时年28岁的阿英在其名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的惊人之语。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作家阿英转而以勇猛的评论家姿态登陆文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让论战对手们颇不服气，阿英就此被划归激进幼稚派不得翻身。实际上，如果不局限于阶级决定论的二元对立视角，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认为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划了一个简单等号，主张“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1］，“钱杏邨等人以绝对否定艺术的独立性，把艺术价值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社会价值即政治价值”［2］，甚至直指阿英由于犯下革命的意识形态错误，“带来的是对事物的扭曲和变形，是对人的认识的局限”［3］，这都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在我看来，阿英所讨论与肯定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或者说，从政治、革命、阶级的角度看文学创作，并建立相关的评价标准，并非一无是处。如果从阿英对“革命文学”的阶段认定和对“政治”概念的多重理解来探讨阿英的文学政治观，将有可能打开认识阿英的另一扇窗。

1作为一种文类模式的革命文学

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讨论的范围与边界。同样，讨论阿英的文学政治观，首先要解决的是阿英在何种框架内提出他的理论，这就需要回到阿英的批评实践。一般认为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已主要地体现为无产阶级与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所以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在它甫一出生，即主要地体现为对“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检讨，这种讨论从1923年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到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达到高峰。基于这个前提，1928年，阿英发表《批评的建设》，借批评三种错误倾向具体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传统的批评:没有统一的、系统的批评原理;没有科学的方法;批评家的态度不诚恳、不谦虚。因此，阿英主张“文学和政治分不开的”［4］18，要求批评家用科学的方法“估定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指示解释作品的思想和技巧，以及改正作品的思想和技巧的错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1革命文学的全新规范

阿英之所以自觉地把作家论、作品论和文学史论(思潮批评、流派研究等)等批评实践纳入科学范畴，追求一种系统的政治批评，以“改正错误”，并赋予文学创作与批评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其原因在于。第一，正如克罗齐所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6］。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要想迅速获得文学生产的生存权，进而取得“文化霸权”，急需一套严整规范的操作系统，来反抗旧的文类规范。这种反抗，在年轻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看来，首要地建立在对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批判之上。第二，“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它们的诞生“依靠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从而创造“新人”，即新的社会关系。［7］引而申之，“文化霸权”的斗争，不仅在于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更内在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全民集体意志，即“为革命而文学”，而非“为文学而革命”，取得政治霸权———即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所以，阿英通过破坏与建设两个方面，来规整并确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一方面在于破坏，阿英通过批判五四以来的文坛创作与批评，为革命文学的生存争取空间。所以，阿英首先选择了鲁迅和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他宣判的导言。显然，这篇文章引起争论的激烈程度达到了阿英的预期，一是在于鲁迅本身的旗帜性;一是在于阿英的批判是相当彻底的:鲁迅的创作模式———从内容到形式，总体上被阿英所否定，即鲁迅的风格“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所以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经死去了。按照这种批判模式，阿英逐一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冰心等众多声名显赫的作家作了定性，从而为新兴的阶级文学提供一个可以借鉴、反思的类型库。另一方面在于建设，阿英通过组织和创作、批评等多种形式，为革命文学建章立制。组织方面，1927年秋阿英与蒋光慈等人组成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太阳小丛书”等书刊，成为“革命文学论争”的主阵地之一。20世纪30年代前后，结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创造、太阳、未名以至集大成者左联，这些团体的成立除了志同道合以外，更重要的是结社者要用团体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文学范式斗争。创作批评方面，阿英不仅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小说，如《革命的故事》、《一条鞭痕》、《饿人与饥鹰》等来实践其文学理论，还编辑出版《怎样研究新兴文学》、《创作与生活》、《青年作家ABC丛书》等多部理论著作，传播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更多地，阿英通过批评实践来建构他的文学理想。阿英主张，“形式的批评是不能和内容的批评分裂的，在事实上，它们是要互相溶解着的”［8］457，并且在他这里，美学的形式的批评是不能独立于社会学的内容的批评存在的。革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阶段，阿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即“暴动就是艺术”。而所谓“暴动就是艺术”并不等同“艺术=暴动”，实际是要求革命文学必须具备与暴动相似的美学特征:“烈风雷雨般的粗暴伟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并且是“跃动的，有新生命的。”［4］75这种“力之美”即是“革命文学”这一文类模式的总体特征。

1．2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差异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0）05－0055－0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对政治革命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精辟阐述，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观。这个系统的政治革命观，由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革命胜利及其意义两部分构成。至于革命的方式方法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观的范畴。

一、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

革命分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革命两种。这里要探讨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政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发生，是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曾经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1］列宁也曾多次讲过，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极端严重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及的社会危机，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难以维持生计，即发生了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向前发展障碍重重，从而发生了发展危机。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但最终归结为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的不能满足。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恩格斯据此得到的结论是：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自发下的不可遏止的表现。”［2］

教学目标

知识方面

理解

①列举实例表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正确与否，取决于主观是否符合客观。

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说明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能力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演进与发展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开始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其整体制度矛盾开始暴露，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与革命形成了第一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早期曾认为：“人就是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政治是作为一种国家统治形式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都是社会问题。”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国家形式的政治，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只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掩盖的是各个不同阶级真正的斗争。

在此后的阶段，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出现危机与发展并存的两种趋势，马克思认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是，作为具有彻底社会性的阶级，不应该只是同资产阶级搞政治对立，而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同历史联系起来，同社会联系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策略，灵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

七十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变革辩证法受到了新的挑战和考验。马克思针对时代，从人类学和史前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视角，力求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原理。他们以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历史的整体观，对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共同体权力、原初社会的“民主”生活方式所作的系统考察，为对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他提出，阶级后社会中，政治就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式的、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政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现象。”并创造性的提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认为，政治有着广泛的内容。他在这里从政治依存的经济基础，论述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连，成为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为我们解读非阶级社会的新型政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1人本主义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价值和意义

1.1人本主义教育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社会的其他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的社会环境也对高校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带来的道德滑坡、信仰丧失和诚信危机都对高校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教育观的基础和价值标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一切以学生为主，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以学生自我价值实现为最终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1.2人本主义教育观有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

人本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人本主义中，学生会加强对自我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自己的无可替代性，从而加深对生命的理解。传统被动输灌式的教育方式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互动，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教育的目的无法达到。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1.3人本主义教育观可以帮助教育者更客观地了解学生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最新成果，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人为本”是基本原则，统筹发展是主要方式，动态和谐则是重要目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