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范文10篇

提要：本文提出了分析政治制度变革的“规则与秩序”的思考方法。对众所注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本文对民主至上的方案如恢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农村基层直选为突破口等等，在价值上和知识上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替代性的宪政联邦主义的政改思路并做了相应的论证。本文希望的是引发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问题认识模式的转换。

一、内在的探究方法

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政治改革中，政治学家能够做什么？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是突兀的，我想首先要交待一下我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的理论视角是什么。我的方法简单说是“规则与秩序”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背后当然包含着许多人们的努力。从正统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法和经济学那里，我们学习到了在一定规则下人类社会秩序之形成的洞见。这种学术努力的源头在亚当·斯密那里，而在更久远的时代也早有其思想的萌芽。而规则，这个词本身就有规范的含义，辨别是非，是古往今来所有人们的日常语言实践。西方早有自然法学说，当代康德传统下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对正义规则进行了异常细致的辨析和提炼。中国也有着孔孟传统下的源远流长的道德言说。当然极为重要还有法学家们的理论和实践（随便一个例子如〖美〗爱德华·S·考门（1996）《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三联书店）。对这两种思考方法的结合，我承认在当代哈耶克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最杰出的代表者，正在兴起的宪法经济学我相信也走在同一条路上（参见詹姆斯·布坎南和维克托·范伯格等人的著作），而美国宪法的创立及美国建国之父们特别是詹姆斯·麦迪逊是将此种结合运用于实践的杰出典范。我刚才所说的规则与秩序的理论，严格说都是一种内在的探究方法。对于人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象，并不采取一种客观的观察者的立场来研究，就象通常自然科学家所作的那样，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社会和人类的制度。这正是我并不认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在“科学无所不能”这一信条的鼓励下，它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是同人类的基本日常语言实践相矛盾的。只要我们的语言仍然存在，并且人类得以凭借语言来互相交流，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和建构来说就只能是辅助性的工具而不能是基本的范式。在地下考古当中，各种先进的科学检测的办法尽管重要，却并不足以使我们理解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想知道的并不是一个死去的生物体已经死去多长时间了，我们关心的是他是谁以及有关他的故事，就好象我们现在问一个陌生人他是谁一样。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唯有人类才能结成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他本是个什么样的客观实体。我相信这些唯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对眼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已经起到了误导和混淆的作用：要么是想去发现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运行规律，即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注定了的客观规律，并要求人们依此规律全力追求一个新的社会，并力图把新社会的美好蓝图带进现实。但是只要我们稍有常识就会发现，这些努力还是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新的规则，而在这些新规则下的人类行为及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是那些始作俑者也不愿意看到的。到了今天，这一思想的又一变种正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它们就是文化决定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正义，中国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因此西方的法律概念是不可能运用到中国的。在我看来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要将西方的某一条法律运用到中国来的问题，而是面对中国的问题，是要做一个外部的观察者还是要做一个内部的探究者进行思考的问题。一个外部观察者的思考方式总是或者能够发现某个地方的人民的特殊之处，并对这些特殊之处做出解释；或者总能发现历史的理性或普遍规律。由此导致的实践都是忽视甚至毁灭人类的基本价值，并在知识上错误地理解人类社会的秩序的性质，从而最终陷入荒谬。而一个内部探究者无论他掌握了什么高深的理论，却会认为每一个中国普通民众和他一样都是有理性的人，是同样的能逻辑思考和有正义感的人，是在对话中寻求理解和共识的人们的一员。正义是具有语言交流能力的人类的主体间的理解，秩序是在规则下人们主观追求各自目的的结果。因此认为发现某两个地方存在不同的规则这一事实就可以将人们对正义探求的努力，以及建构规则的努力抹杀掉是绝对错误的。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法治本土资源论者，他们的思想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最典型的建构理性主义。

从上面对规则与秩序的简单解说可以看出，我的说法并不代表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看法，即以经济人的模式解释一切。我们知道理论的特征在于抽象，这一点作为经济学家当然明了，而且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建立了抽象的模型，这种抽象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处理万万千千的经验事实，而不陷入对经验事实的表面因果性理解当中。事实上，在宪法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一些学者们以可能绝不低于经济学家的抽象程度在建构和思考着他们的概念。对于这一点，读一下罗尔斯的《正义论》等就可以很明白。因此，在政治学者当中，存在着这样的对宪政规则的理解方式，即宪政是我们理解经验事实的概念结构而不是经验事实本身。正是依赖于这样一种概念结构，政治学者们才能够不过分依赖于经验事实的提示，不在万千的经验事实大海当中迷失方向，从而在表面似乎相似的事物当中辨识什么是宪政什么不是宪政。简单地说，对秩序的探究，是经济学家的事业，更进一步的则是以“自发的秩序”作为一种方法论（注意：仅仅是方法论而非价值观）对人类社会现象所做的解释。对秩序的探究不能等同于对规则的探究，即使在纯粹解释的意义上，把财产权利仅视为个体之间的博弈均衡也是不完全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这种视角（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比起休谟的财产权利理论来其洞见要浅得多（参见休谟《道德原理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无限扩展，会形成沿空间展开的堪与沿时间展开的历史主义决定论相比的一种决定论，都最终会导致伦理和规则的虚无主义。但是，自由的实现依赖于神学加上经济学，而不仅是其中的一个，没有经济学的帮助，道德哲学家或神学家不能工作出可在现实中生存的制度来。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哲学或立法科学（在亚当.斯密的意义上）。我大致形成了一个总的理论思考框架──“自发的秩序”和对规则的建构，这就是通过将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自发的秩序”作为理论工具来限定人类能够建构的领域并进行规则的建构，而人性超越的一面使得规则的改变成为可能；通过超越和规则下人类俗世目的的良好实现的一致来说明由此得出的规则的优越性。

就近来很有影响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见/网站）一文来说，毋庸置疑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小凯教授，这篇文章在利用经济理论分析转型国家的改革举措所产生的经济绩效和经济结果方面深具洞见。但是，对于专业是政治哲学或宪法理论的人们来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一些令人不满意之处，这些不满可能出现在文章的一些细节之处，更可能出现在一些对于宪政的理解方面。例如这样一些问题，俄罗斯实现的是否是一种宪政转轨？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否进行了宪政改革？法国革命的后果是什么，是否进行了100多年的宪政转型？能否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如果经济学家意识到将北欧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引进中国将是场灾难的话，那么是否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否认北欧国家实行的是宪政。一如经济学家在他们的领域所做的一样，政治学者在做出他们判断时依据的也是抽象而非常识，因此这两个领域所为人类提供的真知识往往都具有反常识的性质。当然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他们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理解也可能是常识性的，会迷惑于统计数字如GNP等等。更严重的是，他们因此有时将道德规则直接应用于政治领域。根据“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哈维尔和哈贝玛斯赞成科索沃战争。但是，“人权高于主权”，正如“上帝高于国王”，其正确性在于“人权”和“上帝”都不具有实质的经验性的含义，都代表了人们的理想、超越、难以明言的对普遍正义的追求。“人权高于主权”是我们论辩中正确的逻辑形式、是道德判断语言正确的语法，却不能为现实中国家的行动作直接的辩护，因为我们现实能观察到永远是几个主权间的斗争，而不是人权和主权间的斗争。有许许多多的判断的负担（除了纳粹制造的奥斯维辛这样极少的例外）并不能在道德的层面就可解决，唯有在充分考虑长远后果的情况下仔细建构国家暴力行动的界限才能得到可靠的标准。在这里“不干预他国内政”不能成为标准。一国除非极严厉地限制言论自由，否则该国总有干涉他国内政的言论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涉它性行动是无所不在的，“不干预他国内政”是完全不可操作的规则。以什么手段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复杂的问题，但也可以进行初步的设想。根据人权原则，一国到另一国武装接运难民尽管是明目张胆的干涉但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把难民接到干预国的话，则肯定是可以的。进一步，就难说了，但扔原子弹绝对不可，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则开始了一个坏的先例。并不奇怪，这是一场西方社会党人发动、新左派们所鼓吹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正显示了其思想的渊源和逻辑。上面这段题外话是想说明，在宪政中，对道德的建构或者说对正义的探究尽管是最重要的但绝不是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下文所说的政治建构主义。

如果政治体制和它的后果、宪政转轨和经济改革被理解为是在规则和秩序这个大的理论前提下的话，那么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关于规则的抽象理论和关于秩序的抽象理论的结合，一种在秩序的研究方面达到高度抽象的理论同政治学常识的结合，以及关于经济的常识同对正义规则的高度抽象的探究的结合，可能都不是令人满意的。要做到这一点可能需要一个学者是两个方面的专家，我想这点很困难，但可以尝试，或者需要两个领域专家的合作。这是将传统的宪政理论同新兴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法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尝试。政治改革是内在的对正义探究和秩序研究的共同事业，而在特殊的经验中获得其特殊的形式。

【作者】何增科

【作者简介】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北京100032

何增科(1965—)，男，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政治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就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方面的十个主题问题进行了理论总结和分析，以期为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发展提供反思与探索。

【摘要题】动态与综述

【英文摘要】ThispapermakesatheoreticalgeneralizationandanalysisofthetenmajorquestionsaboutChinesepoliticalsystemreformanddemocratizationsince1980''''sinahopetoprovideanexplorationandreflectionontheupcomingdevelopmentofpoliticalreformanddemocratization.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已逾20年，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顺党政关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关键词：政治改革中国新世纪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7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航程已逾20年，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讳言，成就的背后存在着日愈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持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为逊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制约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剧了腐败行为，[①]政权合法性下降、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亟需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有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在宽松的气氛下对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正是抱着这一宗旨，本文拟对政治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冷静审视和梳理，希望能在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尽菲薄之力。

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从政治学学理上看，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范畴，而与国体本身无涉，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这一国体体现了我国政权的阶级性质，政治改革不是要改变而是要巩固这一国体。按照一种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看法，我国的国体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或讨论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的思考一下现实，涉及到国体的问题并非没有，而且有的还趋于严重。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已逾20年，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顺党政关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关键词：政治改革中国新世纪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7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航程已逾20年，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讳言，成就的背后存在着日愈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持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为逊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制约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剧了腐败行为，[①]政权合法性下降、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亟需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有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在宽松的气氛下对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正是抱着这一宗旨，本文拟对政治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冷静审视和梳理，希望能在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尽菲薄之力。

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从政治学学理上看，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范畴，而与国体本身无涉，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这一国体体现了我国政权的阶级性质，政治改革不是要改变而是要巩固这一国体。按照一种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看法，我国的国体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或讨论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的思考一下现实，涉及到国体的问题并非没有，而且有的还趋于严重。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已逾20年，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顺党政关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关键词：政治改革中国新世纪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7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航程已逾20年，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讳言，成就的背后存在着日愈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持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为逊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制约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剧了腐败行为，[①]政权合法性下降、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亟需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有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在宽松的气氛下对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正是抱着这一宗旨，本文拟对政治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冷静审视和梳理，希望能在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尽菲薄之力。

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从政治学学理上看，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范畴，而与国体本身无涉，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这一国体体现了我国政权的阶级性质，政治改革不是要改变而是要巩固这一国体。按照一种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看法，我国的国体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或讨论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的思考一下现实，涉及到国体的问题并非没有，而且有的还趋于严重。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已逾20年，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顺党政关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关键词：政治改革中国新世纪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7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航程已逾20年，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讳言，成就的背后存在着日愈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与持续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辉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无论是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为逊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制约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剧了腐败行为，[①]政权合法性下降、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亟需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有突破性进展，为此，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在宽松的气氛下对政治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正是抱着这一宗旨，本文拟对政治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冷静审视和梳理，希望能在开拓人们的研究视野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尽菲薄之力。

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从政治学学理上看，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为国体实现形式的政体范畴，而与国体本身无涉，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宪法规定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这一国体体现了我国政权的阶级性质，政治改革不是要改变而是要巩固这一国体。按照一种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的看法，我国的国体问题早已解决，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或讨论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的思考一下现实，涉及到国体的问题并非没有，而且有的还趋于严重。

何谓民权？孙中山先生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便是政治。”“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民权主义作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主张“共和主义”、“主权在民”，期望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合众政府”。“我们中国处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也当然是应该提倡民权、发达民权。”在孙先生的政治设计中，他把革命建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他认为，我们也“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但“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去建立一个“旧式的共和国”，而是要“以俄为师”，建立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国家。他坚信“一个类似（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思想，既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学习“取法乎上”，吸收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先进经验，吸收了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吸收了美国建国先贤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原理，同时又吸取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菁华。这是怎样一份丰厚的政治思想遗产啊！同志在延安时期，曾高度评价过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他在解释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时，称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其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是“讲得最好的”。（可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还曾指出：“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我们“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孙先生的这个“政治指示”，“除了谁领导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外，“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如今孙中山先生的共和之梦，早已由共产党人领导实现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而且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像巨人一样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步向真正的宪政时代。

孙中山先生关于宪政的设计，主要有两点，一是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同时并用；二是权能区分，用公民权制约政府权。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提出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同时并用？因为在他看来，尽管“间接民权”这种“代议政治”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流弊亦不少。因为这种间接民权，不是“人民直接参与”，“有权者们为少数人，大多数依然在被治地位”。他还抨击“法美等之采用代议政体，不得谓真民权”，“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若其“悍然违反人民之意以行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什么是理想的民权呢？孙先生认为“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

借鉴孙先生上述思想，今天的政治改革中，能否逐步扩大直接民权，把现已实行的村级直接选举逐步扩大到乡、县两级，即县以上仍然实行间接民权，通过人民代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首脑；县及县以下实行直接民权，由人民直接选举县（市）长和乡（镇）长，直接投票决定行政区划内的重大社会经济事项。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一、引论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自治民主”。2·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3·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4·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传统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5·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乡村动员”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将会强化。6·乡村政治改革要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领导艺术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种历史观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一般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多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创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戴维·赫尔德，1998，53）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1957，195－230）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