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范文10篇

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就其标准来说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其发展既是不断前进的又是曲折反复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就是指人们行为的合理性。而政治文明则应该是人们合理地对待政治生活或者说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具有合理性那还不能构成一种文明。

只有社会上的多数人的行为都具有合理性时才能构成一种文明。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在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社会上多数人对待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倾向。

由于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标准在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古代权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与神的关系之中。人们认为政治权威的产生只有被解释成神的意志的产物才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权威一旦产生之后由其亲子不断地继承下去就是合理的而如果有谁篡夺了继承权则是不合理的。

这种认识在社会文化中沉淀了下来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认为只有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采取平等的普遍的选举形式产生的权威才具有合理性。同样这种认识在现代文化中沉淀了下来也就构成在权威产生问题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如果有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主张运用古代的方法来产生权威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就会遭到受现代文化熏陶的人们的抵制和反对。

政治文明表现的第二个方面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这就是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的被约束性。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称之为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使之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才能算作政治文明。对于现代政治文明来说约束政治权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包括宪法和其他法律;二是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习惯、惯例、舆论);三是程序这些程序一方面包括在法律和制度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的专门程序。例如各种议事的程序、选举和表决的程序、权力运行的程序、信息传送、处理与反馈的程序等等。受法的制约特别是受宪法的制约是对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它可以杜绝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这就要求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并且使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个逐渐实现法治的过程。所以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也要遵守各种制度这样才能使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规范化。

一、中国社会传统的行政集权体制。

（一）行政集权体制的存续

以同志为核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流血牺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从法律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民主权，并建立了初级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在政治体制层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与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行政集权体制，是旧的集权官僚制的体制在新社会的保留，也是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实现形式，当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和掌控下运行的。它在原则上是民主的，但实行民主的方式和机制，却延续了旧的行政集权。在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时，所能实行和运用的体制，只能是对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体制在改造中的保留。两千余年的集权大一统，虽经制度变革，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续性，新政权只能在利用旧体制的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主要体现于各级官员的变换，并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行政层次和级别，以及运行机制等，基本上保留了旧的框架，即中央、省、市、县、乡的自上而下的统属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行政集权体制中，也将自身行政化了。

政党作为民主权中结社权的集合，其内部的基本关系是党员个人权利的平等。虽然也会有上下级的区分，但这主要是在组织行为上的，党员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是很明确的，党的章程上也有明确规定。但是为了适应对行政集权体制的领导，党组织不能不按行政级别来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执法、司法机构、甚至人民代表大会都要设立相应级别的党委或党组，其中负责人也要有行政级别，并据此领取工资。而行政、立法、司法、执行等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由党委来提名候选，当选后还要担任同级党委或党组中的副职。由此，党就在领导和掌控行政集权体制的同时，将自己纳入该体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至今，问题百出，某些党员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出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驾群众之上，逐渐脱离群众，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

（三）官员选拔与晋升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乃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因此，政治生活的状况也就不可避免地表征了人类自身文明进步的程度。正如两千余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论述古希腊城邦制度时所指出的：“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τσλσs）’，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因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I.Dominguez）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就政治改革和发展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时，首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内容提要】政治学在中国恢复至今已近20年。在这20里，中国政治学在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互作用中相得益彰。发展至今，经历了恢复学科、转化范式、确定价值和发展学术这四个时期，其研究主要涉及到十二大主题。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是一种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验，对其未来发展有积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古老的学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美各国，政治学与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一样，已发展为十分成熟的学科。中国政治学的正式确立与发展是在本世纪，前后出现过两次比较大的发展时期。第一次出现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当时深受欧美政治学的影响，不论在学术引进，还是在研究成果方面，都有不少的建树。但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实际上中断了。到八十年代初，我们重新恢复政治学这一学科，迎来了中国政治学的第二次发展、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的真正发展，至今才有十几年时问，因而，还不是十分成熟。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论文关键词〕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党的建设

〔论文摘要〕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著，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对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因此，改革无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把党的先进性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根本性质、宗旨有机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与执政兴国的辩证关系，为做好新时期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纪检监察机关如何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牢固树立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

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就必须牢固树立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这是其性质、职能所决定的，是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选择。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纪检监察的性质使然。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我们党八十多年来的一条最根本的历史经验。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其监督和执纪的性质决定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同党每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战争年代，她根据各个时期革命斗争、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积极开展工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纪检机关一经恢复便投入到了拨乱反正的行列中，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大好局面的形成；在我们党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盛会上，同志代表全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的新的战略任务。实现这一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宏伟发展目标，是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纪检监察机关的性质决定其必须以自己特有的职能来维护这个大局，服务这个中心，并为实现这一宏伟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反腐倡廉的使命使然。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说到底就是一项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党的纯洁，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始终充满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工程。如果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但是，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而这一切如果离开发展都将无从谈起。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决打击严重障碍改革深入和生产力发展、损害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腐败行为，坚定不移地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进而始终保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向。

为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使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我们党十三年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腐败现象和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腐败现象往往依附于新生事物而产生，与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如近几年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腐败总是呈高发状态，其作案主体、作案手段和形式表现出多元化、复杂化、智能化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交往的扩大，腐败分子藏匿境外、逃避追究或转移资金更为方便，增大了打击的成本和难度。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只有围绕发展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紧紧围绕发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本特征的明确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三个特征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内容和突出特色，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这不仅体现在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党的各项工作实践中。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特征决定，我国社会各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不同利益和利益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突出地表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集中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全面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还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强的探索性。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统筹全局、把握方向，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的发展与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体现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文化与政治民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民主的实现程度，受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的发展不能脱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孤军深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条件。发扬民主，有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和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实施，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