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策略范文10篇

根据《市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分析评议整改阶段安排意见》，在分析评议阶段，通过自己找，组织帮，同志提，群众评，概括了我在思想、政治、工作、作风和纪律方面存在着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大都很小，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不能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小恙必成疽痈。为此，提出如下整改措施。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整改方案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坚持提高素养，锤炼党性的原则。

二、目的和任务

整改的目的和任务旨在于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宗旨意识、执法意识和大局意识，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和规范自身言行，为实现公安机关的三大政治责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

三、整改措施

1引言

使用期限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使用期限未达到建筑物本身的耐久期限就被拆除的建筑被戏称为短命建筑。自2010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题为“中国为何缺少‘百年建筑’？”的文章后，“短命建筑”成为焦点。谈论中有人似乎把建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与建筑寿命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有些误读，有必要澄清。为此，我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便于大家商榷。

2“短命建筑”的危害性

“短命建筑”所产生的危害，既有直接危害，又有潜在危害。

2.1直接危害浪费资源。一是“短命建筑”导致不必要的拆旧建新，而拆旧建新三个过程工程耗资巨大。当初建设花钱、拆迁花钱，重建更是花钱。二是“短命建筑”造成建房材料更加紧张。我国炼钢原料的铁矿石、烧制水泥的优质矿料以及配置混凝土的砂石等严重不足，有些铁矿石需要进口，“短命建筑”会加重社会资源的缺乏。环境污染。一是“短命建筑”在拆除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废弃物和噪声等，增加环境负荷，污染环境。二是由于“短命建筑”造成房源紧张，会加大铁矿石、砂石、木材等开采量，因此导致毁损河床、破坏植被等，带来重大隐患。

2.2潜在危害社会问题。由于现在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是70年，若商品房是短命建筑，使用寿命小于70年的话，则两者之差，会造成“权证在、物业亡”的脱节现象，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隐忧。文化影响。“短命建筑”不仅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精神相悖，而且削弱了城市文化传承，造成城市记忆的缺失。后遗症。由于“短命建筑”会造成房源紧张，促使城市房屋开发扩张，无序开发，因此会给城市的水、电、气再配置增加压力等后遗症。由于“短命建筑”存在诸多危害，因此预防和减少“短命建筑”显得十分必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宝鸡市陈仓区畜牧业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逐渐形成产业区域化、养殖规模化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农民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畜禽养殖业产生的大量废弃物不能充分利用并随意排放，对区域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畜禽养殖业产生的污染日趋严重。因此，加强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和管理已成为现阶段陈仓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畜禽养殖业发展现状

陈仓区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畜牧业总产值达14．03亿元。畜牧业产值占到全区农业总产值27．07亿元的51．8%和宝鸡市畜牧业产值69．38亿元的20．2%。畜牧业已成为宝鸡市陈仓区农业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陈仓区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2．1畜禽废弃物产生量根据2010年全区畜禽的饲养量，参照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畜禽粪便排泄系数，可以计算出，2010年全区畜禽粪便的产生总量为177．34万t，污染物COD为31957t，BOD为27068t，NH3－N为3097t，TP为1650t，TN为7708t，废水为1038万t。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4．3倍(陈仓区工业固废产生量为41．42万t)，畜禽废弃物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仅COD产生量就是工业和生活废水COD排放量之和的7．3倍(陈仓区工业和生活废水COD排放量之和为4356t)，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污染源。

2．2畜禽养殖业主要环境问题

关于农民上访的既有学术梳理

农民上访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现有维稳思维下处理农民上访事件不但激化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而且也催生了以上访为生的新的上访群体。而学界对农民上访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权利”、“抗争”、“利益”等标签下，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通常将政府置于农民的对立面。通过对当前学界对农民上访问题研究的梳理，发现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维权抗争的研究范式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李连江、欧博文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通过对农民上访行为的分析，他们还进一步推论出，以上访为主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权利意识的形成，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4］。他们将农民上访看做是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借助中央的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于建嵘通过对湖南农民上访活动的考察，认为抗争者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农民作为解决问题的主体，将基层政府作为诉求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5］。他在“依法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6］。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起义的研究中指出，农民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在意剥削者从自己手中拿走了多少，而是以给自己留下多少来作为评判标准，并根据农民的习俗而提出了“生存伦理”这一概念，只要不对农民的生产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们将不会起来反抗［7］。在“依法抗争”的范式引导下，不少学者提出了“以身抗争”、“以理抗争”、“以利抗争”等新的研究观点。董海军通过对塘镇几个案例的研究，提出了“依势博弈”的解释框架，试图整合学界流行的关于农民上访的“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关于农民利益博弈和维权抗争的抗争理论，突破传统的研究中关于利益博弈主体强势与弱势的简单两分法定义，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武器的弱者”等新概念用于解释农民上访行为［8］。维权抗争者在“依法抗争”失效时，会使用其他策略和利用其他资源进行抗争，不少农民抓住基层政府怕出事的心态而不断进行上访，试图通过社会压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9］。在当前的农村，尽管维权型上访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长期的上访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为生的农民;谋利型上访的凸显，不仅改变离开农民上访的行为结构，而且极为深刻的影响着基层上访治理的状况和逻辑［10］。不论是“依法抗争”还是“以法抗争”，农民上访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两者均以国家法律政策作为抗争的手段，只是后者更加强调上访的组织性，特别是行动中的政治性。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出发，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而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维权行动中的“合法性困境”的障碍［11］。吴毅从学理性方面来分析农民上访，利用“权力—利益结构网”来解读农民维权的困境，他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难以形成，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可能更加直接来源于乡村社会生活中既存的各种“权力—利益结构网”的阻碍［12］。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为了达到控制治理乡村基层人、消灭“赢利性经纪人”的目的，同步推行乡镇机构改革，试图推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13］。乡镇机构改革后，乡镇政权由原来的汲取型政权向“悬浮型政权”的转变，出现了乡镇财政的“空壳化”和乡镇政府的“空壳化”，基层政权成为有名无权也无钱的“悬浮”政府［14］。基层政府权威弱化使得国家对乡村控制减弱，使得治理资源丧失，农民上访的出现即是乡村治理弱化的一种结果，同时，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发展，农村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并且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村社会结构也出现新态势。张厚安、徐勇从农民的习惯出发，指出农民缺乏制度化参与的习惯，进而导致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增多［15］。农民上访问题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后果，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不是西方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参与，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农民由于利益受损所引起的，在制度化表达无效的情况下的政治参与。

阳镇的上访事件及其影响

阳镇位于四川北部地区，距离县城仅有15公里路程，兰渝线从该镇穿过，在修建铁路时，因为拆迁等遗留问题，致使该镇近年来的上访事件上升。阳镇属于传统农业区，粮食产量不高，水田的产量在900斤水稻/亩，旱地作物(如玉米)大都在800斤/亩，乡镇的财政收入较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上级拨款。在没有财政的情况下，阳镇在治理乡村中大多数时候起着“上传下达”的中间作用。兰渝铁路规划时，当地村民试图从中得到经济实惠，但在拆迁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在2011年，阳镇全年发生的上访事件达到17件(表1)，其中包括一起长期上访事件，在这些上访事件中，农民上访都是因为利益受到损失。阳镇民政所刘所长谈到，“现在农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电视里每天都在放那些事情，他们都学会了。而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自身也很想解决那些问题，但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上级又只看结果，弄得我们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①在基层干部看来，上面要求稳定的任务导致一些民众将上访看做是自己获得利益的一种途径，基层政府由于自身财力有限，又不能很好的处理，导致基层出现了一种“群众告基层、上级压基层”的上访怪圈。从阳镇的上访登记表中看出，当前影响阳镇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是土地问题。中国人千百年的土地情结，使得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较重，即使是外出务工，土地也被看做是回乡后的生活保障，土地能够给予农民一种生活安全感。尽管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已经实行，但与土地给农民的安全程度相比，国家的生活保障制度反而较低。阳镇2011年的上访事件中，土地问题有6起，占全年上访数量的35．29%，而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拆迁问题有3起，占全年上访数量的17．66%，总的来说，因土地问题而上访的就占到阳镇全年总上访52．92%，而村务问题有2起，占到11．76%，因其他问题而上访的有6起，占上访数量的35．29%(表2)。可见，土地问题成为影响阳镇治理的主要问题。阳镇的上访案件中，处理了9件，占上访总数量的52．94%，未处理的8件，占上访总数量的47．06%(表3)。农民采取上访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是农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西方社会的那种权利观，而是农民对自己利益的重视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上所产生的一种“责任型”权利观，其依靠对象是比诉求对象高一级的政府。在上访的过程中，如果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解决，那么上访将会成为息访;一旦没有解决，上访将会演变成缠访甚至是闹访。近年来，缠闹式的上访屡次出现就与农民上访未能解决相关。所谓上访，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建议，寻求问题达到解决的一种行为。从阳镇的上访材料可以看出，当前农村的上访主要是由农民的利益受损与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相关，在阳镇的上访事件中，82．35%是与农民利益受损引起的。农民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以至于只能通过上访等非制度参与，而这种参与形式与我国现有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相关。“利益—维利”的逻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抗税斗争被一些学者看做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甚至还认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还将推动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转型之中的农村，利益分化也日趋严重，人们的反抗形式也由以前的维权抗争向维利抗争转化。在阳镇的上访事例中，农民受到损失，通过向乡镇干部反映情况，试图引起重视，进而得到解决;在基层干部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便会采取上访的形式，向更高一级政府寻求帮助;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有效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便走上上访的维利道路。“治权弱化—权利受损”的逻辑。在阳镇的上访案例，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一是为了查询居委会的历年账目———农民的知情权;二是对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不满，认为不合规定———农民的选举权。这两起案例反映的正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这和西方的民主权利一致，都是个人的政治权利。村一级在法律上是自治机构，但在现实的情况下却等同于行政机关，不然也不会叫做行政村，同时，像因为水利问题的上访是乡镇财政空虚不能满足农民农业生产需要，这正是乡镇治权弱化的表现。农民上访是农民维护自身利益或权利的表现，但上访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一些影响，在这些上访事件中，超过一半的是因为土地问题;上访事件增多表明当前乡村治理出现了诸多困境，也带来了不少影响，包括对乡村治理、干群关系、乡村关系之间等。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农民上访主要对乡村治理资源造成影响，也是对村干部能力的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村干部以前依靠干部权威、血缘关系等传统资源管理现被法治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村干部权威进行乡村治理已经不可能，在面对农民多样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前，村干部丧失应对能力。对干群关系的影响。在村庄内部，村干部是村民利益的代表，是村庄管理的当家人，同时，村干部拿着国家的津贴，又是国家在村庄的人;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使他们在处理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时候面临两难的处境，如果是农民单个的利益，村干部可能会注重人的角色;如果是村民的共同利益，村干部将会发挥其当家人的角色，毕竟，他们是生活在村庄这个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圈子里。农民上访，例如涉及因修建铁路涉及的土地问题以及坟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村庄的共同事情，村干部在此时便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因此，农民上访对干群关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乡村关系的影响。农民上访在很多时候不是将矛盾指向村干部，而是自身的利益。对村干部而言，维持社会稳定本来就是在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村干部的作用就是上传下达，政府工作要求的“一票否决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给基层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乡镇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既要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政绩压力，又要面对村庄的维稳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只能将压力下移到村，本来作为指导与被指导的乡村关系就变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前的自愿合作现在成为压力合作，村干部在面对乡镇的压力下，不得不从事维稳的工作，而其当家人的角色使得他们又抵触乡镇政府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前良好的乡村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

对策和建议

社会阶层多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经济发展并不是各地区同等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我国也成了一个多元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如果对社会矛盾处理不当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农村的社会冲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或社会革命，而是在目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政权失范、政治权威丧失的基础上，农民基于法定权利而进行的以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为直接抗争目标的政治行为［16］。亨廷顿指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的一种进程”，“社会动员与政治动荡的关系是直接的;在缺少强有力的和灵活的政治制度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意味着动乱和暴力”［17］。在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被动员起来，而国家在面临大面积农民上访疲于处理时，只能将矛盾转移到地方，加深了基层矛盾，引发了再次上访。减少农民上访不但要从根源上消除，也要在制度上避免缠闹式的上访行为出现。首先，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村民自治是发源于基层民众的智慧，是村民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加强村民自治，保障村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政治权利，建立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政务、财务公开制度，让村民参与到村庄管理中。其次，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减少“求援型”上访的数量;同时，国家应当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农民因为生活保障的问题而产生的上访行为。国家对农民而言既有保护的义务也有照顾的责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近年来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更加强化了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最后，建立合理化的绩效考核制度。基层政权特别是乡镇政府，处于与国家政权与农民的结点地带，行使对民众的直接管辖权。随着国家乡镇机构的完成，乡镇一级政权的权力被削弱，而承接上面的任务并没有相应减少，处于权力和责任不对等的地位。国家推行的乡镇机构改革使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对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上显得力不从心，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力减少农民上访的数量，缓解干群关系，推动基层政权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注:本文得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十年观察”项目的资助。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养殖业从分散饲养到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养殖场污物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为此，应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畜禽污物对环境的污染

1头家畜就是1个污染源，1个养殖场就是1个环境污染物的生产场。据有关资料显示，1个饲养10万羽鸡的工厂化养鸡场，每天排放的鸡粪及污物约达10t，1年可达3600t；若处理不当，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环境污染源；1头猪日排泄粪尿6kg左右，年产粪尿达2.16t。如果采用水冲式清粪，1头猪日污水排放量约20kg。1个万头猪场日排泄粪尿就达200t，年排粪尿7.2万吨。

（1）污染空气。碳水化合物和含氮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分解为CO2、水和无机盐类，不会有臭气产生。当这些物质在厌氧条件下，可分解释放出带刺激性的特殊臭味，粪便的恶臭是污染空气的最大问题，养殖场恶臭主要来源于粪尿在堆放过程中有机物的腐败分解。同时畜禽场废弃物中可以携带100余种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可随灰尘进入空气，污染环境。

（2）污染水体。畜禽饲养场的污水任意排放极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养殖场每天排污物如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流缓慢的水体（如水库、稻田等水域），水中的水生生物（如藻类）得到丰富的营养后立即大量繁殖，使水中的溶氧大幅度降低，水中生物因缺氧而难于生存；在稻田使稻谷晚熟或不熟，水变浅，溶解氧耗尽，生物死亡导致其死亡、腐败等，污染水体；在水底产生H2S、NH3等恶臭物质，使水体呈黑色，富营养化。

（3）传播疾病。至今已知有人畜共患传染病90种以上，加上寄生虫病等已达几百种之多。这些人畜共患疾病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畜禽排泄物。为此，畜禽粪尿的污染将严重影响动物防疫工作，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广大人民群众质量意识的不断加强，对住房质量问题的投诉也不断增加，投诉中较为突出的住宅质量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外墙渗水问题，在南方雨水多的地区尤为明显。建筑物外墙渗水通病由来已久，给住户正常生活和使用造成极大不便，甚至产生严重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给住户心理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同样也引起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把外墙渗水问题列为当前质量通病的重点来抓。笔者根据几年来的监理工作，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同行共同探讨。

一、外墙渗漏成因分析

1、目前的住宅工程，框架结构中起围护作用的外墙砌体使用的基本上为非承重空心砖或加气混凝土砌块。空心砖由于壁薄，中间多为大孔洞，空心率大(最大达48%)，在运输与施工过程中易产生破损，缺棱掉角等缺陷；而加砌混凝土块孔隙率大，吸水率强，渗透性强。若在外墙施工中用了上述破损砖或由于设备管暗装的需要对已砌外墙砌体进行凿打，人为地造成外墙砖砌体破损，较易在外墙形成渗水处，且一旦有水渗入外墙砌体，空心砖内孔洞又形成积水槽或水的通道，让人们无法正确判断渗水处(因为水在外墙某处渗入，可能在内墙面另一处渗出)，一旦发生渗漏，整改起来极其不易，易形成顽症。

2、工人在砌体施工中未严格按施工规范操作，砌筑砂浆不饱满，特别是竖缝砂浆不饱满，甚至产生密缝、透缝。此外，干砖上墙，砂浆中的水份被砖吸收，造成砂浆强度偏低，砖与砂浆分离，使砌体整体刚度下降，灰缝砂浆产生裂缝，水就易从砖缝间渗入，这也是造成外墙渗漏的原因之一。

3、各种原因造成的外墙墙体裂缝，使雨水直接从裂缝处渗入室内，也是造成渗水的重要原因。裂缝可以是由结构变形引起的或温度应力应变产生的。特别是在窗边、顶层墙体窗下和不同结构材料接触界面处，如墙体与梁底、墙体与柱边等薄弱部位都是我们应重点防范的关键。

4、外墙装饰基层一次性打底太厚或为保证全高垂直度而使局部打底偏厚，又未采取适当加强措施而产生基层裂缝；结构层表面太光滑，如未采取措施，使基层空鼓、龟裂、结合不良；外墙大面积打底而基层又未设置分格线，使基层产生不规则收缩裂缝。综上一些原因均可能造成基层质量不过关，直接影响了面层与结构层的结合，从而造成面层、基层空鼓、龟裂、离析、脱落等质量问题，也是产生外墙渗漏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肉蛋奶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因此,畜禽业开始迅猛发展。畜禽养殖业也越来越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规模化养殖业蓬勃发展,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日趋恶化。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已成为我国农村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全国猪粪、牛粪、羊粪和禽粪的产生量分别为12.9亿吨、11.4亿吨、2.0亿吨、1.2亿吨[1](P155-157)。粪便的随意排放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已成为现阶段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海南省畜禽养殖基本情况及布局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畜禽养殖业发展迅速,肉类产量平均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禽类产量平均以17%的速度递增[2](P156-232)。畜禽养殖业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表1,2006年海南全省牛的存栏数为149万头,猪334万头,羊94万头,禽类3370万只。海南省北部和西部猪、牛、羊的存栏量比其他三个地区多,两地区之和超过全省总量的50%以上;东部鸡的存栏量远远超过其他四个地区,占全省总量的52%(表1)[3](P92)。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的全国畜禽养殖排污指数[4](P55,77,78)和海南省畜禽养殖量估算,2006年海南省畜禽粪便产生量约为1400万吨,是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1.14万吨)的1228倍。畜禽养殖COD产生总量为50万吨,远超过工业废水与生活废水COD排放量(9.9万吨)[5](P5-7)。

二畜禽养殖业对环境污染的类别

(一)大气污染

畜禽排泄物发酵后会产生具有挥发性的恶臭气体,对环境和大气产生严重污染,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会使人心情浮躁,食欲不振,精神不振,恶心呕吐,甚至形成疾病,严重影响养殖场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1软弱地基的简单介绍

软弱地基是指主要由淤泥、淤泥质土、冲填土、杂填土或其它土层构成的地基。

1．1软土

在《公路工程名词术语》中，软土定义为“由天然含水量大、压缩性高、承载能力低的淤泥沉积物及少量腐殖质所组成的土，主要有淤泥、淤泥质土及泥炭”。软土按沉积环境分为下列四类：滨海沉积、湖泊沉积、河滩沉积和沼泽沉积。软土的基本特性是：

(1)具有高含水量、低密度、低强度、高压缩性、低透水性和中等灵敏度的特点，一般含水量高达45～50％，大于液限，孔隙比大于1．0，塑性指数为20左右，强度为1030kPa，压缩系数为0．5～1．0MP~1，固结系数为(O．11．0)×10cm2／s，灵敏度为48。因此，该类土压缩沉降量大，排水固结缓慢，地基稳定性差。

(2)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结构性的形成随土的矿物成分、沉积环境、孔隙水的成分及沉积年代而不同。除南方湛江一带有高结构性土外，软土均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结构性的强弱可以用视超固结比来表示，结构性的主要作用是增大了土骨架的刚度，因此其力学特性与应力水平密切相关。应力水平较低时，土会呈现较好的力学特性；应力水平超过某临界值后，土的结构性破坏，使力学性质明显恶化，而且这种恶化是不可逆的，短期内很难恢复。此外，结构性粘土还具有剪胀性。

繁昌县位于皖南北部，长江南岸，地处北纬30°37′～31°17′，东经117°58′～118°22′，面积590km2，人口28万人，辖6个镇93个村（社区）。繁昌县地势西南高面东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山、圩、洲、滩兼有，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南部和东南部，海拔一般在400m以下；北部和东部为平原，海拔7～30m。位于北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区南缘，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冬夏长、春秋短，雨量适中，无霜期较长，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5.3℃，年平均降水量1244.1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68.3h，年均无霜期231d。鱼类有62类，隶属11目20科，其中鲤科鱼类占59.7%，江海洄游性鱼类有刀鱼、鲥鱼、河豚等5种，半洄游性鱼以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为主的有7种，其余50种为定居性鱼类。其中刀鱼、河蟹、鲥鱼号称“长江三鲜”。此次普查涉及规模化养殖场1个、养殖专业户90户，养殖模式均为池塘养殖，养殖面积556.13hm2，占全县养殖总面积的18%，主要分布于漳河、黄浒河流域，以“人放天养”的粗放方式为主，集约化程度不高，少有池塘精养和特种水产养殖，四大家鱼仍为主要养殖品种，特种养殖以河蟹为主。

1水产养殖业污染现状

1.1农业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近年来，水产养殖已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随着繁昌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渔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不断增加，以及生产方式不合理，不能循环利用水资源，导致渔业污染加重，特别是河蚌育珠对水体污染加剧，直接影响农村饮用水安全，农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全县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1.2自染程度较轻

据普查，当年种苗投放量318.95t，养殖总产量1401.98t。渔药使用量168.72t，主要为清塘消毒药物，占70%；防治鱼病药物占30%左右，流失量15%～20%，约25.3t。渔药使用以漳河流域的平铺镇、黄浒河流域的孙村镇居多。饲料使用量1745.11t，以青饲料为主，占85%，辅以少量配合饲料（只有15%）。养殖废水排入外部水体量达6234575.73t，无循环利用及排入农田。根据繁昌县水产养殖特点，总体上投入品不多，配合饲料使用较少，水产养殖自染程度轻[2]。极少数集约化养殖水平高的养殖水域存在极其轻度的污染，随废水排入外部流域，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

为深入贯彻全省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会议精神,依法查处各类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解决当前土地管理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开展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56号)要求,市政府确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专项整治行动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调控、规范用地秩序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全面核实和彻底摸清全市自年11月1日以来的各类违法违规用地底数,依法严肃查处各类土地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土地管理利用秩序,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专项整治行动主要内容

(一)清查范围。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和第八次卫片土地执法检查涉及违法违规用地案件和责任人查处到位情况;年11月1日以来全市新增建设用地情况;《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办发〔〕71号)下发以来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建设用地与管理情况,对所有新开工建设项目进行拉网式清查,确保无一遗漏。国办发〔〕71号文件下发前发生的未经处理的非法占用和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行为,不以上述时间为限,均纳入清查范围。清查要覆盖到乡镇(办事处)和村。

(二)整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