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价值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朱玉璋工作单位：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①因此,国际刑法的制定与执行,只有尽可能体现令人信服的正义价值,而不能因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使这一价值遭到贬损。《罗马规约》制定和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这种正义理论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一、引自法律渊源的正义性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②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国际刑法的渊源③与执行制度证明,由大多数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归纳出的正义价值观,已经通过国际刑法的公约化和司法化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为了恰当地执行国际刑法,各国间的司法协助还要求彼此为程序的正当性提供法律接口。尤其是国际刑法的执行方式,不论是国际创制机构,还是国家法律制度进行的起诉或审判,都源于国际法和国家法渊源的配合适用。因此,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应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刑法原则的最大交集。在这个交集中,各国刑法规范或平行或交叠,而原则性的最高价值是实现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尽管无数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正义的本质进行着难以穷尽的论述,但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刑法的正义价值的确涵盖着一些共同方面。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全球层次上的交流,两大法系出现进一步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这些共同方面就更加得到呼应、强化和凸现。刑法正义的现代要素———平等、公平、正当被广泛承认;而在刑罚目的上,使报应和预防达到辩证统一,即可实现刑法正义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然而,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既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首先,就平等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两个方面。刑事立法的平等是指犯罪的规定以及法定刑的设置,只能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依据,不能因行为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因素实行区别对待。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前提,司法平等是立法平等的延伸和补充。20世纪的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逊认为,如果某个一般规则,实际上适用于根据内容应该适用的一切场合,它就具有价值,就是正义的,反之则不具有价值,就是不正义的。①“纽伦堡审判以来,无差别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得到不断发展,其中立法与司法平等的理念通过这种责任的实然性规定而与国内法趋同。但国际刑法的平等要素,还必须包含主权平等的意义。这是国际法的特点和渊源决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是最典型的实例:《罗马规约》各缔约国既然平等参与了立法的全部进程,就不会将国际刑法的规则转化为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则。这一点对于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便有些规则和机构设置显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其具体实施也必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石,但是坚持绝对主权的观念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国际法的结果,②因此倡导国际刑法的平等原则就尤为关键。如果不能促进各国对彼此主权的尊重,缺少主权平等的内涵,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是空中楼阁。其次,就公平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公平,就是要求刑法规范和司法适用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划分,以及罪刑关系、刑刑关系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做到公平、合理、协调。而对于包含着复杂交叉的国际法文件的国际刑法来说,统一法典的缺乏是其在公平要素中的最大劣势,尽管国际社会已做出了一些努力。③公平的核心问题是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在国内刑法面前,具有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应当给予刑罚处罚,而非一般违法行为,才被定义为犯罪。首先确认依法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然后界定一条需要刑事法律捍卫的底线———这种具备公平要素的方法同样可见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对事管辖权恰好说明了对国际犯罪从严界定的考虑:管辖权限于四种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④在现有国际法文件中,这些犯罪的内容最为明确,危害程度最为剧烈,而且这些犯罪往往导致国家司法瘫痪,而出现不愿意或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现象。对于国际刑法来说,国际犯罪的范围相当于国内刑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罗马规约》除侵略罪外,对其他三种犯罪都分别规定了明确的犯罪行为特征,以及构成这些犯罪共同具备的主观因素。然而,与《罗马规约》平行独立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治罪法草案》则建立了另一个罪名目录,除上述四种犯罪外,还将另外20多种行为纳入国际犯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为国内刑法设计的罪刑阶梯,在这份国际法文件以及国际刑法学家对这些罪名的分类中都能找到其理论的影子。⑤“国际刑事法院实然管辖的犯罪,与国际刑法应然覆盖的犯罪之间,划定范围的巨大差异依然会引起人们对公平问题的反思。因此,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统一国际犯罪的标准、明确国际犯罪具体特征、从理论到执行,国际刑法完善公平要素还需要不断尝试。如果无法实现恰当的罪刑法定,从功利主义出发赋予法官过分的自由裁量权甚至立法权,各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正义评价势必要打折扣。第三,就正当要素,即刑罚目的而言。国内刑法的正当,是指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有合理的根据。如果仅从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必须遵守的标准看,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奉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对正当程序的监督和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集中地代表着正当要素在刑法正义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不过,国际刑法面对的挑战是,能否将现代国内刑法公认的正当规则纳入审判机构可适用的法律中。《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试图将各大法系传统风格不同、但正当性趋同的刑法内容融合适用,以此弥补前代法庭正当性的不足。正当性背后的法律哲学是刑罚对犯罪的报应以及对犯罪的预防。现代国内刑法的正当性,确认了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国际刑法的发展史则记录着:在一、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刑罚报应显现,那是从人的复仇本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动制动、以动反动的观念;在战后和平及地区冲突仍存的时代,刑罚发动的合理性则旨在“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⑥特设审判机构到常设审判机构的进步,见证着国际刑法在直接执行模式中对刑罚两大目的的辩证统一。必须强调的是,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刑罚正当性的根据仍然是报应论。因为国际刑事审判出现以来,法律上最明显的发展,就是对国家主权掩盖下的个人豁免和不受惩罚性领域的某些突破。借用国内刑法的目的说,国际刑事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震撼人类良知的罪行发生后,设法落实刑罚的报应。但就刑罚权的启动而言,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法体系排斥超国家刑事审判,因此强调正当要素对国际刑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协调各国的主权、司法管辖权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国内刑法体系中管辖权的实现不成问题,国际刑法的实际执行却不得不通过精巧设计,找到各国都可接受的正当管辖权依据。否则,效率低下或迟来的正义无法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和预防,更无助于国际刑法塑造世界各国各民族对其普遍信任。实际上,对国际刑法正义信任的缺乏,既是目前国际秩序中现实政治考虑优于刑法正义设计的原因,又是这一普遍现象的进一步后果,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罗马规约》与不断完善的国际刑事法院,为国际刑法这种正义价值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模式与契机。

二、正义价值的人权法参照

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从自然法学派创始人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到《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精辟阐述了人权观念的宗旨,①至今,人权理念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方向之一。如今其基本含义既包含法律中个人和团体实际享有的权利,又包含道德法则中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道”。②在国际法治的意义上,“人权”较之“正义”概念本身更有具体的物质内容。皆属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首先,从国际刑法与人权法的对立方面看。刑法与刑罚的实施涉及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其本质属性是恶;而人权法的内容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崇尚与保护,其本质属性是善。但正是这种善恶对比,使国际刑法找到了自身发展、自我约束的坐标。规范逻辑学代表人物、奥地利学者魏因贝格尔说,“正义是人类的一个独特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什么是不公正的结论性知识,不可能肯定地证明什么是公正的,但有可能令人信服的表明什么是非正义”。③从1945年联合国建立至今,已经制定了60多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件,从诸多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的成就看,国际社会的人权主张逐步转变成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它们恰好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提供了参照:无论国际刑法己经明确禁止的行为,还是国际刑法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的环节(比如剥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只要违背了现行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就往往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必须在司法中得到纠正,或在未来立法中得到改进。其次,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人权法与国际刑法两个国际法部门遵从统一的正义价值。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按照国际法,通过条约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并对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治。④中国古代的周公制礼奉行“出礼则入刑”,反映了国家制定法中积极规范与消极规范的配合作用。当代的国际刑法学家也用类似的辩证眼光看待人权法与国际刑法的关系:人权法是盾,国际刑法是矛。前者是说明性的,后者是禁止性的。⑤从单纯的价值声明到为保护这种价值而清晰阐释刑事禁止性规定,国际人权法基本上经历了无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明性阶段”,随着时代进步,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第二阶段是“宣言性阶段”,这些价值观一般作为广泛权利而形成,并以合法的、不受国际法律约束的形式宣布;第三阶段是“规定阶段”,价值观和广义的权利经过筛选,形成特殊的原则、权利、准则或者标准,而后规定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第四阶段是“执行阶段”,各国具体执行公约等国际文件中保障的权利和标准,注重行政和民事执行方式的发展;最后,在“犯罪化阶段”,通过刑法禁止性规定、刑法预防模式的发展和明确规定,将某些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可见,国际人权法则标准量化的过程,是通过将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完成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许多人权保护工作,越来越注重加强标准性义务和强制执行力。人权的国际保护,从政治术语到法律术语,必然地扩展着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法文件。因而,作为国际人权保障的最终手段,执行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在于此。

论文关键词：道德正义政治正义法律正义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围绕着道德形而上学消解和转换、反思正义的判断标准变得模糊、人类生存出现不安焦虑这一主题，哈贝马斯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己的宏观哲学方法论，根据自由平等对话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交往理论，作为批判的规范基础，并结合自由主义正义论及其反对者(主要是社群主义)的正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综合正义论。在他看来，正义就是道德立场，就是话语有效性的一个方面——规范有效性；同时，由于道德立场的本质是“无偏袒地对待正义问题的立场”，因此，正义理应也被看作是处理问题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其精髓是：在承认人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类似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等于在为所有人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一种普遍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人是普遍理性的体现者(具有主体间性的人)。通过立足于交往理性的社会实践基础，参照话语伦理学预设的“理想的言说环境”，以严格满足话语有效性为标准进行自由、平等的“论辩”(或称“商谈”)，就能够趋向于不断开放着的理解和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可普遍化特征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体系。通过对话达成的理解，不仅使个人的正当权益获得了相互认可，而且凭借对话中的相互性，形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交往共同体”。由于主体间关系有助于形成承担共识中的义务的思想，那么，以交往着的主体间结构为主体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概括地说，正义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具有高度的思辨性(从理想的言谈境况中的话语有效性引申出正义的普遍性)，又包含强烈的现实性(以商谈这种活生生的形式作为达到现实正义的依靠，以形成完善的生活空间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为正义的主题)。正义作为一个评价社会的标准，要求义务论除了从形式方面探讨道德陈述及命令的语义和逻辑关系，还应关注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正义与真理相关，它是从道德中派生出来但又自发超越道德领域发挥作用的社会现象，具有与真理类似的客观性、普遍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正义是用来“表达道德命令的全称规范性句子之有效性的一个谓词”。②通俗一点地说，哈贝马斯这句话的意思是：(1)真和正义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是相同的：这个杯子是白色，是真的。人不应该偷盗，是正义的。(2)真和正义都没有程度划分，只有和它们分别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它们都是二值的：与真相对的是假；与正义相对的是不义。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性虽日益分化，但交往理性自身的同一性依然能够为社会提供统一基础。交往理性既能够超越一切特殊伦理(善)又可以体现在所有特殊伦理之中，是认识和达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惟一途径，社会世界的真理以规范形式来体现，其论证就是在交往中达到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理解为中心的相互论辩的过程，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可以说，真理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理性的实践过程。理性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社会世界不断更新的动力。这个思想既包含着对古典实践理性的回归，又体现了哈贝马斯运用实践哲学对工具理性进行改造、从而拯救现代性的立场，后者正是因为滥用工具理性造成的不义状态而受到质疑或否定。将正义与真理类比，是一种捍卫真理在哲学乃至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新方式，能够有力地回应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正义与真理相关表明，真理在社会经验层面何以可能；这种合理可接受性的真理观念(也即共识真理论)，侧重真的尺度，与侧重真的意义的符合真理论相互补充，把认知主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辩论从而达到共识)与社会整合(主体间在平等交往中的有效互动)有机结合起来：交往理性使独立的个体在实践互动中达到有效共识，而共识就是真理的阶段性体现，这种阶段性真理又将在以后的实践中经过交往而得到修正，这就意味着真理在经验过程中得到体现，并在经验过程中不断发展，它是人的生存体验，是可认知的。在此基础上，多元的、特殊的善可以在合理性的交往中超越自身的限制，在以真理为基础的普遍主义道德中达到统一，人类也能够向更好的道德状态过渡并实现社会内在的一体化。从而，在当代受质疑或被抛弃的观点(包括传统的有关自然与道德的连续性观点、对价值的客观性的信仰的观点)有望得到恢复。最终，一个正义的社会就可以解决：在保持不同主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消解个体的内在焦虑和紧张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认定人类世界的规范特征，将规范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把规范中的普遍化程度较高但落实存在较大困难的那部分归人道德规范，把规范中的操作性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那部分归人法律规范，并认为法律确定性的最终获得离不开政治权力，这使得他的正义研究基本上集中在道德、法律、政治三大领域，概而言之就是：有理性的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认可和支持是当前的道德、法律、政治存在的基础，它们也是合理性、合法性的最佳依据。因此，他的正义理论可以大体从三个方面来阐发，笔者将其分别称为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是以道德理由为论据来进行商谈而形成的正义。因为道德理由具有普遍性，道德正义也就成为了最严格意义上的正义形式。道德正义的宗旨在于表明正义具有道德理想的性质，而且这种道德理想并非难以企及。只是自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家们在追求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时，要么倾心基于主体的情感预设，要么强调基于主体的完全理性的价值建构，他们忽视了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交互作用是不争的现实，因而他们也没有认识或充分把握一种在对话和交流中形成的道德原则。诸多理论建构也大都以一种强势姿态来显示唯我独尊的地位，这一特征导致内化为行为选择的社会成员缺乏对话、交流的耐心和信心，甚至导致人们对社会活动是否存在一致性(或共同价值)也产生怀疑。因而，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批判行为及其社会合理性的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标准就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标识着相互理解和团结友善的交往理性，也就是说，交往理性是道德原则的行为理论基础。治愈现代社会疾病的良方就在于：揭示蕴含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精神。通过商谈实践的规则把“对于每个人都是好的”谓词的意义表达出来，把“为什么只有适用于对每个人都好这个谓词的理由才是‘适当’的理由”这个问题转换成“为什么普遍化原则应该作为论证的规则接受下来”这个问题，从中提炼出商谈原则(discourseprinci—ple，简称为D)和普遍化原则(universalization，简称为u)，并将这两个互为前提的原则作为道德争论可取得一致性意见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应用原则(appropirateness，简称为A)，形成确保秩序的规范，主导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巩固并扩大社会团结的作用。在他看来，规范的存在是通过人们对其接受和采纳体现出来的：“所有旨在满足每一个人利益的规范，它的普遍遵守所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为一切有关的人所接受”，其普遍意义就是“它们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相关者的赞同”。正是这些建立在交互主体性上的可普遍化的规范，使面对道德论争与冲突的参与者在商谈实践中达到他们普遍接受和同意的结局，进而形成道德共识并克服了道德怀疑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他力图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超越主体中心的建构路径——伦理建构理路，把伦理学建立在道德辩论的逻辑形式的基础上：从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形成交互主体的维度，在开放和平等的主体气质的基础之上思考道德正义问题，以说明道德的“类似真理性”的“弱化假定”为模式，解释“规范正当性”。这样，道德结论获得真正执行的力量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暂时的理由，而是来自于内在的、普遍的理由。由于道德规范仅仅诉诸于论证程序，正义就内在于论证之中，它不是道德的内容而是道德的属性：“无偏颇的观念是扎根于论证的结构本身之中的，而不是作为附加的规范内容需要从外部塞进这个结构中”。

摘要：从正义的角度考察，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着眼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正义规制，保障政府规制市场领域的行为符合正义，促使社会经济有序运行和发展，以达到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善。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经济法是市场领域必不可缺少的部门法，与民法、行政法共同作用于市场。

关键词：经济法；正义；市场；政府；自由；发展

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法，经济法的职能是保障经济协调、稳定和有序运行。从道德的角度来考察，正义是经济法的价值〔1〕。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及其所追求的理念来分析经济法的正义价值。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修正或拒绝。一种法律制度，只要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律制度，只有符合正义价值，才能合理地存在于法律体系中，才能对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按照这种正义理念，正义意味着公平，并与自由、平等密不可分。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条件下，正义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使人们能合理地得到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期待，最大限度地照顾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因而，不能相互把对方当成手段，而应当诚实合作〔2〕，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享有应对各方均有利的权利〔3〕。由此保证每个人行使其平等权利的结果能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使社会整体的自由（利益）总量增加〔2〕。

如果我们将罗尔斯的理论运用到现代市场经济领域，那么，市场经济中的正义包括以下内容：首先，①市场秩序应当井然有序，市场各主体平等参与竞争；在竞争中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损害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其次，市场及与市场有关的各主体的行为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实现社会利益总量的增殖。经济法正是应市场经济的这些要求而产生的，它所追求的是实现市场的实质正义。

摘要：追求公平正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理想，只有公平得以实现、正义得到伸张，才会有和谐可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针对我国目前一些不公正的新老社会问题不断呈现，本文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关键词：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公平正义是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根重要支柱。本文拟从促进公平正义的角度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始终追寻的价值理想。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公正，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而从正义这一概念的分配含义来看，它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相等地东西给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予不相等的人。关于公正的巨匠当属罗尔斯。罗尔斯在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论(TheoryofJustice)，其《正义论》一书代表现今公正问题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这里，罗尔斯把正义它作为衡量、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尺度。公平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有效处理，社会公平和公正得到切实维护，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

在现代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深入的当今中国，公平与正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惹人瞩目。从中央领导人的一次次重要讲话，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再到一项项重大战略决策及行动，“公平与正义”日渐成为其中的关键词。2005年2月，总书记提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7年2月26日，总理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首次将实现公平、正义与发展生产力放到一起，并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在十七大上，“和谐社会”建设再次成为焦点，其中对于“公平正义”的关注则更为瞩目：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正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主导的社会。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正义制度在其履行正义职责时，亦有一个时效相对滞后的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论文摘要:秩序与正义是宪法监督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由于时代不同、人性各异、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不同，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但正义是秩序下的正义，秩序也是以正义为目的的秩序·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可以协调的。

论文关键词:宪法监督秩序正义

所谓宪法监督价值是指在宪法监督与人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宪法监督按照主体的需要(或价值预期)对主体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属性，是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有机统一。秩序与正义作为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之一，由于时代不同、人性各异、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不同，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而冲突一旦没有得到及时的协调或解决，则势必引起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但宪法监督秩序与正义价值亦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本质的一致性，为此，尽管有冲突，但在一定条件下，其依然可以协调。

1.宪法监奋扶序与正义价值的冲突

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谈到，“一个法律制度若要恰当地完成其职能，就不仅要力求实现正义，而且还要致力于于创造秩序。这一论断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一仆不能同侍二主。当这二主所最求的是截然不同的目标，的是互不一致的命令，几乎每从事一定行为方针他们就发现其目标相左时，这种质疑便可能是正确的。”秩序与正义作为宪法监督的基本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换句话说，政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的。那么，人类社会要生存、要发展，个人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对社会有不同的要求，对万事万物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矛盾和冲突。因而作为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秩序与正义同样存在着冲突。我们知道，秩序作为一种价价值目标主要是从社会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提出价值要求，但这种要求一旦绝对化，就会牺牲个人权利甚至会导致专制和独裁，从而践踏正义。同样，如果过分的强调正义，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正义也就无从保障。尽管在理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实践中二者却依然存在冲突。如我们以婚内强奸为题来探讨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冲突。

回顾人类婚姻关系发展的历史，在中世纪前，当男性掌握着社会中的权利，在家中掌握了权柄，便开始将女性作为夫权的客体进行支配，女性作为丈夫泄欲和生育的工具自此必须服从于丈夫。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宗法制度中男尊女卑的影响下，构架起数百年来的男女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婚内强奸的形成是数百年婚姻家庭关系中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文化的历史沉淀，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中法律对夫权保护的价值取向，这便是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延续到了今天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未从根上上解除。然而社会总是在发展的，妇女作为半边天逐渐在社会各领域中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性文化的崛起更是唤起了女性对自己性权利保护的意识。真正建立起对女性性权利的制度保障几乎成为全球化人权的要求。因而，有人强调婚内强奸是对正义的藐视，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以及对女性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然而这种正义实现的障碍来自与女性直接接对立的人群—男性的反对，这样就出现了秩序与正义价值之间的冲突。

一、法的正义价值的内涵

（一）正义价值的涵义

1．正义一词的辞源学由来。“‘正义’一词在西方出现于古老的拉丁语‘justitia’,是由拉丁语‘jus’一词演化而来的。‘jus’最初有正、平、直等含义，后来此词发展成为英语的‘justice’一词，根据《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它不但具有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公理、正义等含义，而且还有法律制裁、司法、审判等含义，可见，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法价值，仅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就具有久远的传统。”

2．正义价值涵义的界定。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总是仁者见仁，千差万别。庞德认为，“正义这个词在伦理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障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柏拉图的观点是，“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当属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正义的论述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妥协的。”

尽管人们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最根本的落脚点上是一致的，即正义是一种应然之则，是法的最高精神和目标，它因涉及人际之间的交往而具有了攸关社会利益的内容。一方面，有了正义价值作指导，至少可以保证权利义务在形式上能够公正地分配；另一方面，法可以以震慑犯罪的形式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再有，正义价值的客观存在使得法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使失衡的正义天平重新回归平衡。由此可见，“法的神圣权威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强制力，而是来自它本身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正义。法的强制性只有以正以上的理由为基础才可行。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的正义价值的迷失必然导致法的价值的迷失和法治的失败。”

（二）正义价值在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正义作为法律价值子系统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法理学界的关注，对正义与法有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法的本质、价值和法与正义的相互作用：正义促进了法律的进化，法律实现了正义的追求。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律的进化正义的实现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内容摘要：

法的价值，就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而言，是80年代从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一个概念。英国法学家彼德?斯坦和约翰?得香德的《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认为：“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恰是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美国法学家拉斯威尔和麦克杜格尔首创一种政策法学，将权力、财富等价值作为法的目的，使人们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价值。显然，他们是从“法律的目的”意义上使用“法律价值”概念的。

公证的价值包括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公证效益，这些价值是可以统一实现的。在公证实践中，应当坚持三种价值的有机统一，但三者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应当坚持价值的衡平原则，最终确保公证价值的实现。

如何确定公证的价值，是当前公证理论乃至司法制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公证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调整我国的公证的定位，需要对公证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法律公证法律原则

如何确定公证的价值，是当前公证理论乃至司法制度理论中引人注目的问题，我国正处在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公证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如何调整我国的公证的定位，需要对公证的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单纯依靠行政制度的正义是否就能保证行政的正义导向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涉密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