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统范文10篇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

在全县农村公路管理站路政员、会统员培训动员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农村公路管理站路政员、会统员培训在这里举行。这是县政府为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和英明决定。本次培训以《公路法》、《路政管理条例》、“361”机制等内容为重点，以培养一批热爱公路工作的有志人群，造就一批精通公路工作的业务骨干，达到公路建设有人管、有人干的目的，以开创我县公路“养、管、建”新局面。

下面就培训工作我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提高公路建设在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推动“361”机制的贯彻和落实。

路是城市的动脉，乡村的血管，流动的信息。它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保障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是交通公路部门响应党的“十六大”号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动，是我们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深刻体现。通过这次培训各参训人员一定要对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落实“361”机制政策的理解，增强建设农村公路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全心全意，不遗余力地投入农村公路“养、管、建”，促进农村公路的快速发展。

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关心的事。中国哲学的中心话题是甚么，发展到什么地步，未来的理想境地是什么，目前中国哲学学者们似乎并没有好好的谈过。中国哲学学者都是站在自己感受兴趣的问题与影响自己的文化传承或学术背景上发抒自己的意见。当然时代与历史也赋予一个哲学学者的特殊出发点和一般的共同意识。共同意识应从共同背景去找：五四以后儒家中心主义的失落；政治与学术的对立；儒家从政治中的逐步解放（到七十年代后期的批孔运动还不是要摆脱孔子思想的影响吗？）与自身解构，中国发生了恒古未有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同时失落的重大危机。要建立政治权威并要使其合法化是一部当代中国历史中社会内在的挣扎，可说自有史以来传说中的襌让到流行几十世纪的朝代循环再到如今台湾的民主化改革都是此一内在社会挣扎的写照。我说社会内在的理由是此一挣扎可看成是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份子追求社会共同意识的认知与取向的结果。在另一方面，要重建失落的道德传统并使之独立于政治权威之外却更是一件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伟大历史工程与社会挑战。说他是划时代伟大的理由是：道德传统的独立性不只在于其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扰，且能节制政治行为，但却又不必然统合政治行为，因而不必等同于泛道德主义解释下的儒家，造成名为‘圣王’实为‘王圣’的传统政治文化。这是要一方面陈述与坚持道德传统的标准与理想，另方面却要有学术与知识的水平来认知、促进与维护道德传统的合理性、合法化与有效性。1为了要建立与充实知识与学术我们又不能不重视科学理性与批判理性的建立与维护。

当代新儒家耆宿牟宗三先生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见牟着《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书。）道统指儒家内圣之学，学统与政统则为外王之学。他的道统若是指的宇宙人生的最高与最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则不止中国有道统，西方或其他文化大传统也当有它们所信仰与坚持的道统。但牟先生显然把道统看成中国文化优良的特质，表现在宋明儒学（尤其是宋明心学）的道德形上学上面。他认为中国文化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这是由于他把学统看成科学的传统而把政统看成现代民主政治。他的用意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现实的政治与学术，启发知性，建立科学的学术与民主的政治。但他却认为这个建立是可以自道统的‘坎陷’中开引出来的。此即是他为学者所知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良知坎陷说’。牟先生的这个说法经过了多年的讨论、批判与正反辩驳，目前可说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良知坎陷’应该说是一个用意引起误导的说法。因为良知作为道德理性是否能够‘坎陷’，以及如何‘坎陷’都包含了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理性不应该取代或掩盖知识理性的发用与运作，也就是说，牟先生说的‘道德的形上学’不能垄断一切，而应留下空间给‘知识的形上学’去发展科学知识。2在此理解下，我认为更深入的说法应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民主我们必须与应该反本归元，澈底掌握人之为人的本性上的知性与良知的双行发用，而不得有所偏倚，此即我所谓‘人性本体’之‘中’。但‘人性本体’之‘中’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平衡发展的过程，用传统儒家的话说，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以求诚意正心，另方面又是诚意正心以求格物致知。如此方能达到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对‘人性本体’之‘中’作出如下解释：‘人性本体’之‘中’就是人能执人性知意两端以见含容及超越两端之本体并以用于事与行，此即为‘用中’，也可以说是执人性之两端以求德智互用、仁智并进的全体。这种执中与用中的能力就是我说的蕴涵于知识与良知两者之后或其中的‘本体理性’。在‘本体理性’所开拓的空间里，科学与民主作为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交相影响与结合的成果都有它们应得的地位。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动态的相互损益只是一种整体系统中的调整关系而已。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为进一步掀起依法治州的学习宣传热潮，营造浓厚的法治建设宣传氛围。根据州统计局《依法治统宣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县依法治统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大力推进依法统计，保障“四大工程”，组织开展以“依法治统”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全县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宣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向全社会表明统计系统干部职工贯彻依法治统的坚定决心，进一步提高统计系统干部职工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统的认识，增强全社会对统计部门依法行政的理解、支持和监督。

三、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为规范地质勘查市场准入条件，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序，促进地质勘查工作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质勘查工作，应依照本办法进行注册登记，取得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三条地质勘查资质根据地质勘查专业性质分类，按照地质勘查能力水平要求注册登记。

地质勘查资质的专业分类和注册登记条件另行。

第四条国土资源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是地质勘查资质的注册登记机关。

国土资源部的职责范围：

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吸引外来投资者来投资、创业，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和条件

外来投资企业：指外资企业（别国及港、澳、台、侨法人或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内资企业（县外法人或自然人投资的企业）。

二、优惠办法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或个人，按下列办法对其自备小型客车在全县范围内普通公路车辆的通行费给予优惠：

（一）外资企业：实到外资100万美元以上，免费办理统缴证1辆；实到外资300万美元以上，免费办理统缴证2辆；实到外资600万美元以上，免费办理统缴证3辆；实到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免费办理统缴证4辆；实到外资1500万美元以上，免费办理统缴证5辆。

论文摘要：“十一五”教师教育工作是立足于中小学校本研修、立足于干部教师专业化发展、立足于教育教学全面质量提高的师资队伍建设的系统工程。作为承上启下，介于区教育行政、政府督导与基层学校之间的业务指导机构，区教师进修学校在区域中小学教师教育工作中应该发挥统领作用。

论文关键词：进修学校；教师教育：统领作用

对于大连市“十一五”教师教育系统工程而言区级教师进修学校既是承上启下的中转“枢纽”，又是上传下达的指挥“平台”；既担负着解读上级“命令密码”的任务，又发挥着整合信息、传输指示的功能；还担负着自下而上的各种信息的反馈与调控工作。在区域内中小幼教师教育工作中，进修学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进修学校在区域“十一五”教师教育中发挥统领作用，具体方略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筹备动员中“统理”思想认识

“统理”的“理”是“调理”“整理”“理顺”“理清”之意。统理思想认识，就是要统一理顺思想认识，统一理清工作思路，统一达成新的工作理念。任何一项新的工作，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是不可缺少的。面对全区近百所中小学校(含村小)，二百多所幼儿园所，五千多名专职教师，在贯彻落实新一轮教师教育工作中，**教师进修学校配合大连教育学院首先开展进修学校研训教师层面的“动员培训”，接着又先后组织了全区中小学“一把手”层面和“骨干教师”“教师教育专干”等层面的宣传动员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沟通和宣传，理顺了大家的思想，统一了全区对“十一五”教师教育的认识，为正式启动“十一五”教师教育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教师教育由“形式”建设向“内涵”建设发展深化的过程中，**教师进修学校也是通过层层宣传的专项培训，把基层中小学校校长、专干和教师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形成全区上下步调一致、和谐发展的局面。

二、在规划计划中“统整”工作目标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大规划区内村镇农房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府厅字号）和《市大规划区内农村违法违规建房综合整治第二阶段工作意见》的精神，为切实做好大规划区内农民建房的科学编制规划工作，正确引导农民有序按规划建房，更好地推进大规划区城乡建设协调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大规划区内村镇农民建房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建设”的原则,对大规划区范围内我县[范围：《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区范围（街镇，西起长江二桥与宁樟高速连接段，东止105国道，北至八里湖边，南至毛桥）；城子镇、港口街镇、城门乡、狮子镇、马回岭镇、岷山乡的全域；新合镇、新塘乡、涌泉乡沿双瑞路以北区域]涉及的乡镇、行政村及所属自然村开展农房建设规划编制或修编工作。各乡镇在组织编制中,重点是要做好农房建设中选址、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或修编工作，在这次大规划区内农村违法违规建房综合整治工作结束后，使有合法需求建房的农民可依照规划要求申报，疏通农民建房的绿色通道，使农民建房有具体的公寓式居民小区点可以统规统建、有农民集中居住点可以统规自建、有农民适宜散建的宅基地可以统规改建，做到农民合法申报建房有规可循、有图可查、有地可建。

二、时间步骤

各乡（镇）要在7月3日前将各地编制规划的村庄地点、数量和类型（如：1、公寓式居民小区采取统规统建的；2、农民集中居住点统规自建的；3、在行政村、自然村适宜原宅基地上统规改（散）建的）上报大规划区内村镇农民建房建设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年7月30日前，全面完成大规划区内乡镇、行政村及所属自然村的农房建设规划编制或修编工作，并按规划编制工作所要求的委托设计单位编制规划、广泛征求农民群众意见、张榜予以公示、专家评审、完善规划编制成果、完成规划报批等六个步骤进行。

三、工作措施

一、研究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以下简称新政府会计制度），满足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需要，2019年1月1日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开始全面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新制度的执行对于提高预算工作效果、强化财务管理制度、落实服务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要求、提升政府会计信息质量、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都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在新制度实施之前，行政事业单位各行各业会计制度繁多，口径不一，为不同部门之间预算数据编制的汇总造成了一定困难，加之，仅仅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已经无法提供最准确的数据信息要求。所以新制度的出台无疑为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伴随着制度变更，不同行业部门对新制度的理解也有偏差，造成了不少会计科目核算出现不同声音的探讨，本文将新政府会计制度下的“应付职工薪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

二、新政府会计制度下应付职工薪酬的会计核算问题

（一）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科目核算不对应的问题

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用来核算各个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应当支付给职工（包含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种薪酬，其中包括岗位工资（职务工资）、薪级工资（级别工资）、规范后津贴补贴（绩效奖励）、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改革性补贴、社会保险费（如基本养老保险费、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新政府会计制度下，财务会计对本科目的核算同企业会计核算类似，比较下我们可以看出，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及社会保险费等款项时的差异。从财务会计中可以看出个人缴纳和单位缴纳部分，清晰明了便于追溯。但是预算会计中由于收付实现制的限制，个人缴纳部分无法和单位缴纳部分明确区分，在实际支出时才进入行政支出/事业支出/经营支出，会导致预算会计体系下工资费用的不准确，不能清晰完整的反映一个会计年度内工资及津补贴的执行情况。

（二）代扣代缴款项核算时点差异造成支出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