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纯粹民主政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想，早年也追求和实践这种理想。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转向了一种混合政体，也就是“三三制”政体。它包括阶级混合与制度混合两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容纳力和理论解释空间，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混合政体，混合政体思想

的理想政体是纯粹民主，也就是群众普遍参与的大民主。他青年时期发动农民运动，晚年时期发动都是这种理想的某种反映。混合政体思想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策略性选择，但这种选择意味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至少在政体上是如此。这种突破一方面是实际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孙中山混合政体思想的继承。其理论上的表述主要在《新民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当中，在实践上主要体现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

一、阶级混合

阶级混合作为政体混合的基础是西方古典混合政体思想的核心原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的古典传统，通过马克思主义将这种传统移植到了中国。亚里士多德最理想的混合政体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体，次理想的混合政体是混合了中产阶级因素的平民政体或贵族政体。的的混合政体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次理想的混合政体，因为这种政体是以平民阶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为主体，结合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甚至容纳上层阶级因素（开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官僚）的一种政体。

这种变化尽管被界定为阶段性的或策略性的，其理想目标仍然是社会主义纯粹政体，但将原来的斗争对象变为政体的构成要素，这对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无疑是重大的突破和挑战。

1中国新的时代，新的国情、民情、党情下，进行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科学提出了迫切而重大的要求。回应这个要求，当今中国的政治学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它的理论与方法，它在中国人民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事业中所能起的作用，进行反思。

2新的情势需要政治科学深刻地理解和继承既有的理论成果，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应用。首要的是，政治科学要回到它曾经达到过的高度，它曾经拥有的广阔视野，即以政体为中心研究对象。即面向古典政治学的志向性，而不是面向当代美国主流政治学的志向性。主要任务是探究政体兴衰的一般原因，发现维持和改进一个政体的一般原理以帮助公民和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以有助于一个政体向良好的方向变化，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做到深思熟虑和选择，而不为机遇和强力来控制人类的政治命运。政体是在近代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兴起前的古典政治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政体是古典政治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政体一词的原初含义来自古希腊语中的"波里德亚"（politeia），英文中对应的词是"regime"，有时也用"constitution"来翻译（这个词比汉语中的宪法有更丰富的含义，不仅指文字意义上的最高法律，也指一个社会实际的政制）。大致上，我们可以用政府的形式（formsofgovernment），和政治秩序――即一个政治社会运转的一般模式，来解释政体的含义。在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家看来，政体具有政治上的根本重要性，它型塑着一个社会的特征。政体比社会更重要，它是一个政治社会的形式。我们说是政体论的政治科学而不是国家论的政治科学，是因为政体是以内在视角，即公民和政治家的视角出发的一个观念事实。国家更多地是一个社会学思考方式下的概念，经常被理解为从外在视角出发的似乎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事实。政体的构成包含着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对政体论的政治科学来说，政治科学的主要内容不是对制度的解释，从历史、社会等因素解释国家政权形成的原因，而是对制度的选择和宪法建构（constitutionframing）。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政治社会学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实在，其知识更不能称为客观的，也不具有帮助人们的政治实践的意义。

3政体的价值构成用亚理士多德的语言来说，政体的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对于政体的价值构成的哲学论辩意味着政治建设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意味着政体建设要有对正义本身或最高的善的承诺。

4对政体的价值构成的探讨我们需要区分人类对于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意向本身和具体时空中的诸价值，善与诸善。不能因为具体时空中价值的不完善性而根本否认普遍价值的存在，否认做正确的事的意向本身，从而滑入虚无主义。政体的价值层面的含义意味着我们只能以正义之名要求正义，将价值当作价值，理想只能建立在人们对理想的真诚追求之上，建立在信仰之上，而不能建立在虚无主义之上。建立在将一切人类的价值化约为生物学或社会学解释的所谓的政治科学，其逻辑的最终结论是这种政治科学或无助于人类的政治实践，或导致摧毁一切人类价值的疯狂实践。因此一个良好政体的实现在一个方面是人类对理想之真诚追求的副产品，

5正义是难以发现的，伴随着价值追求的承诺，需要将正义规则的发现内在于制度设计之中，这是对正义实现的非直接的解决办法，因此政体的制度构成体现为一系列程序。需要仔细研究制度，特别是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工作原理和性质，或者说在制度下人们行为的一般后果和模式是什么。这是狭义的政治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认真探讨政体的制度构成的一般原理，意味着一个良好政体在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理性地深思熟虑和选择的结果。

6政体的价值构成含义要求，政治哲学是政体论的政治科学的前提。奠定一个良好政体的构成基础需要我们对如何进行规范推理，如何在政治事物中发现一般原理进行哲学层面的辩论。这种辩论本身不导致具体规范和具体科学原理的发现，却是适当的科学和规范推理的理论辩护。理论上追求彻底，真正彻底的理论总是伴随着判断上的中庸和政治实践上的审慎。鉴于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辩护今天尤其必要。它告诉我们对价值的真正承诺意味着我们决不能抛弃传统，只有在固有价值体系内部进行内在一致性批评，才有道德进步的可能。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要维持我们的政体并且改进我们的政体，需要对当代的道德论辩形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特别是五四以来对传统的全面批评和抛弃的立场，以恢复我们固有的、主流的道德论述传统。人们不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但是容易从只有部分正确的原理出发以演绎推导出一切价值来，但非常可能其所依据的原理本身并无坚实的基础，从而导致错误的实践。

当今世界，政治体制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王沪宁先生称之为“政治形式博览会”。如何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显得尤为重要。

一历史上的政体分类学说

学者做文章，往往从历史说开去，这似乎已成为“牢固的成见”，成为定势的东西固有僵化思维之嫌，但必然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亦放慢脚步，以史为鉴，对历史上各位先哲的政体分类学说作一考究。

历史上的政体分类学说必然包括两部分：中国和西方。从奴隶制国家建立到鸦片战争，中国的政体较为单一，中国的政治思想家对统治者如何统治进行不厌其烦的论证，对政体学说很少涉及，对政体进行分类更是无从查考，对政体分类的贡献似可忽略不计。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分类学说却林林总总，绵绵不绝。

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有两大标准：一位统治者人数的多少；二为施政之目的。把二者加以组合，产生了六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僭主制、寡头制、平民制。与柏拉图相比，他更注重现实政制，对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他一语惊人：“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多少，两者在原则上的区别应该为贫富的区别。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同样，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政体。”①他这里的划分似乎已涉及到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只是少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直接性。

亚氏的分类法为政体分类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框架，以后的思想家如阿奎那、马基雅弗利等都以此为标准。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政体思想继承了西方传统中既强调政治制度，又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现，其政体实践徘徊于巴黎公社式平民政体与苏联式精英政体之间。总结长期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平民与精英之间寻找平衡，构造一种能够容纳合理等级和有限斗争的混合政体。合理等级是用来保护人类的好胜心，是有利于精英的一种安排；有限斗争是要抑制人类的弱肉强食，是有利于平民的一种安排。当今中国政体正朝着这个方向演进。

【摘要题】政体与政制

【关键词】政体/平民/精英/混合政体

【正文】

西方政体传统中，有强调政治制度的小政体观，也有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观。马克思继承了后一种观念，主张实现某种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让那种从社会中产生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回归于社会。巴黎公社是这种理想化实验的第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显露了强调平民化的社会民主的弱点。后来的十月革命走上了与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专政的道路，从而重构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再现了马克思所抨击的压迫性权力的诸多特征。苏联模式的失败提醒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这一大政体观的同时，需要认真对待政体传统中所强调的中庸与和谐价值，也就是要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来维持大众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间的均衡。对于当前的现实来说，也就是要考虑寻找一种既容纳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级，又容纳有利于大众的有限斗争的政体安排。

一、大政体观

稳定状态是任何一个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维持稳定是每个系统必须具备的内部功能。政治系统（国家是其外在的法律表现形式）也不例外。追求稳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权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而如何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则是各国政权在不断探索、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围绕二者关系学术界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及运行机制

──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旨在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制度民主与体制民主

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有关民主的认识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展崐开的。对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的标准

──“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治崐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①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一、乡镇政府改革之基石：找准政府职能定位和认清现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政府增加或减少任务，这种事变的发生与政府抱有的特定哲学无关，从长远来看，政府承担的职责是由变化的环境来支配的”。的确，正如里格斯所说的：政府的角色和行为方式是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来确定的，即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因而，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根据当前的新变化来转型。由于，城乡二元化模式差距趋微，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新生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传统农民工显而易见的区别。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期望值较高，在工作中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其次，在维权意识方面，从被动接受向追求权利平等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受过初、高中教育，对农村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太多的切身体会，他们的参照系多是城市的同龄人，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因此他们敢于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的权利。此外在发展取向上，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前途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愿望，不仅仅只是从事父辈的农业劳作生产，更分化出了多种劳动角色。如：个体经营户、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公共事务管理者等等。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为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逐步提高的趋势。民主、法治、公平、竞争、权利的观念正日趋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在乡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回应新情况、新变化，有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典型特点，是乡镇政府改革的导向。

（二）乡镇政府职能“：统治、管理”抑或“服务”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矛盾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还不断涌现出和加剧了一些需要面对的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使得政府社会管理的矛盾加大。面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政府职能定位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经济调节”。从中可以看出，防范和治理社会问题已经上升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选择。这要求我们的政府职能从原来的“统治”转变为“管理”。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的作用将更多的地是“掌舵而非划桨”，即政府应对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控制，但不是常规性地通过官僚手段提供服务。”未来的“公共服务建立在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并且可以将其与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无疑对处于双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作为中央、省、市、县政府与基层群众沟通桥梁的乡一级政府必须顺应社会改革的潮流，及时改变陈旧观念，着眼于建立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新政府。要摒弃改革开放以前，“全能”政府模式，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用。因为这会导致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失位。因此乡一级政府要实现从行政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由人治专断向民主法治的转轨，由统治集权向服务分权的转轨，由僵化呆滞向迅捷回应的转轨，由效能低下向廉洁高效的转轨，克服“政府失灵”，达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状态。

（三）乡镇政府财政情况的现实困境

西方政体传统中，有强调政治制度的小政体观，也有强调社会结构的大政体观。马克思继承了后一种观念，主张实现某种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让那种从社会中产生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回归于社会。巴黎公社是这种理想化实验的第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显露了强调平民化的社会民主的弱点。后来的十月革命走上了与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专政的道路，从而重构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再现了马克思所抨击的压迫性权力的诸多特征。苏联模式的失败提醒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集体自由和社会民主这一大政体观的同时，需要认真对待政体传统中所强调的中庸与和谐价值，也就是要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来维持大众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间的均衡。对于当前的现实来说，也就是要考虑寻找一种既容纳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级，又容纳有利于大众的有限斗争的政体安排。

一、大政体观

就政体所指的对象来说，有两种关于政体的定义：一种仅仅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另一种则不仅仅包括政权组织形式，还包括社会结构，乃至公民生活。我们称前一种为小政体观，后一种为大政体观。它们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氏较为狭义的说法有：政体（宪法）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政体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第109,129,178页）。从这几种表述来看，亚氏的小政体观包括政治权利、政治组织、政治职能和政治目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亚氏较为广义的说法是将社会结构和公民生活包括在政体含义之中。他说，“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第204-205页）。“政体之所以会分成若干不同类型的原因，在于每一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组成的”（第191页）。因此，亚氏的大政体观可以概括为由政治制度（狭义政体）、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精神制度（公民文化）构成的一个整体。这种大政体观以一种整体论的思路传承下来，在黑格尔那儿得到最系统的表述。他认为，作为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国家，既包括“严格的政治国家”，也包括由所有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它是公民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及其发展”——特别包括他们的教育、意志、权力、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他们的目标（第264-265节，第273-274节）。而且，黑格尔还说，首要的和终极的政体划分在于划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最重要的政体调和是协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第131页）。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大政体观，只是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认为并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因此，市民社会中根本性的关系是政体的首要内容，而政治国家中的关系或狭义政体中的关系只是一种形式或者只是一张皮，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只是让人民定期地决定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在大政体观前提下，马克思很容易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时从经济学转到政治学，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治关系。法兰西内战之后，马克思更加远离了狭义政体观，他以“社会共和国”替代了一般政治意义上的“共和国”，“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第142-143页）。

这种社会共和国的萌芽形式是当时的巴黎公社，它不仅改造了人压迫人的政治关系，而且改造了人压迫人的社会关系，这两者是联为一体的。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没有社会关系的改造，政治关系的改造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小政体观就是这种幻想的一个来源。于是，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政体观到现代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甚至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主流观念接受了小政体观，着重于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马克思主义则继承了大政体观，强调社会力量与政治权力的合一。在大政体观下，就比较容易地将社会阶级的力量与政治机构的权力对应起来，让政体免于表面形式。

二、公社式平民政体

一、为什么邮政储蓄必须与邮政体制联动改革

1.邮政储蓄和邮政体制都需要改革

中国邮政金融业务自1986年恢复开办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02年末，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7369亿元，市场占有率为8.48％，仅次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居第五位；邮政储蓄机构网点31704个，仅次于农行居第二位；代办保险、发放工资、代收税费等各项业务合计达到1600多亿元。

但是随着邮政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逐渐突出。目前邮政储蓄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现行邮政储蓄机构吸收储蓄存款再转存中央银行、获取高额转存款利息（目前邮政储蓄的转存款利率为4.131％，而在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之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已降为1.89％，两者相差近2.24个百分点）的做法，使邮政储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并引发了一些基层机构的违规操作；

第二，因邮政储蓄未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有关监管部门对基层邮储机构的违规行为难以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