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标准范文10篇

摘要：证明标准的概念是统一且深入探讨证明标准问题的前提，有助于理清证明标准的性质、范畴以及与其他相似概念相区别等问题。文章结合学理与实践需要深入分析了各种证明标准概念，辨明了证明标准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最后给出了一个科学而具有丰富意蕴的概念。

关键词：证明标准；概念；外延；内涵

证明标准的概念是研究证明标准问题的起点，也是被国内法学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证明标准概念已在学术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没有太大的争论。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证明标准概念不仅非常凌乱不统一，而且导致了在后续研究的范畴、对象上发生重大差异，进而妨碍了对相关议题的更深层次探讨。本文较深入地辨析了证明标准的概念、内涵、外延，最后给出了证明标准的概念，以期抛砖引玉。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语义与概念比较（一）证明标准的基本语义如果对“证明标准”一词作机械理解，我们首先可以将其分成“证明”和“标准”。首先来看“证明”。我国古代并没有“证明”这一词组。在现代汉语中它具有两种词性：一是作为名词，表示用来证明某事或某项活动的内容，往往体现为一种形式，如证明信、证明书等等；二是作为动词，表示以某项活动或动作来说明、证实人或事物的可靠性或真实性，往往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外部行为。在“证明标准”词组中，证明是动词，指的是“证明”这一活动。“证明”一词运用于诉讼中被称为诉讼证明。诉讼证明就是指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以求诉讼请求得到法庭支持。

“标准”一词在《法学辞海》中被解释为：“规范、样板”。韩愈《伯夷颂》：“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而在《词海》一书中，“标准”被解释为“衡量事物的准则”。当然，不管“标准”是准则，还是规范或样板，它总是在被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和运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界线”。界线之上则是超过标准或称为符合标准；界线之下就是低于标准或称之为不符合标准，通俗地讲就是“不达标”或“不合标准”。从这里可以看出，标准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线，按照数学原理来说是由点组成的，而点具有无限小的特征，所以实际上不能说处于或等于标准，而只能说符合标准，超过标准或低于标准。把“证明”与“标准”结合起来，“证明标准”在汉语语词上就是指诉讼证明应当达到的一个状态，整个词组是一个名词词组。

（二）证明标准的概念比较汉语是一门独特而美妙绝伦的语言，同一个词组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具有多重语义。研究证明标准的概念不能仅仅辨析其基本语义，还应当在法学语境中进行多种概念的比较，这样才能真正认识这一词组。

内容摘要：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区别修订

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分清是非，采用适用的法律。因此诉讼活动的基础是查明已发生的事实。但争议发生的时候，事实的发生时间早已过去；所有查明真相的活动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复原，因为不可能预见到事实的发生从而通知执法人员在旁参观见证，尤其是刑事案件的事实的发生。所以，对于所有发生的诉讼争议（无论是刑事争议、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都是对过去事实的认定。那么，执法人员怎么认定过去发生了什么呢？通过事实发生时对外界造成的影响和留下的痕迹进行判断事实的发生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内容。之所以人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事实的发生是因为发生的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受人们意识所制约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因为事实的客观存在才使人们认识发生的事实，如果没有发生事实就没有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如果没有存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有对事实的认识那么这种对事实的认识只能是臆想。客观的事实在任何时候总是第一位的，这是整个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所有诉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当事实发生的时候总会对外部世界（外部环境）形成影响和留下痕迹，人们通过对这种影响和痕迹的收集、鉴定、推理和判断来认知已经发生的事实，来拼凑发生的事实的真相。这种认知事实的方式的成功率受到科学技术、工作方式（譬如如何收集证据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不可能总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认知事实，所以对于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不应当是百分之百证明标准，即现在的诉讼法所要求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不现实的和没有理性基础的。人们可以把“客观真实”当作诉讼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执法人员永远的追求）但不是每一个案件的证明标准；在案件认知事实中所要实现的证明标准是低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人们把这种证明标准称为“法律真实”。“法律真实”是以人们的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案件的“客观真实”，但是这种以主观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真实”不等于绝对的“客观真实”。基于不同的诉讼活动的性质在不同的诉讼活动中“法律真实”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诉讼制度以及证据制度的两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将对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概念进行的分析，通过比较中外法律规定和我国学者的不同观点来阐述作者对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认识，在认识到法律法规和理论的缺陷后，提出作者对构建于完善我国公诉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意见。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举证责任概述，第二部分分析证明标准理论，最后结合新的证据规则，谈谈中国证据制度的完善。

【关键字】：公诉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证据规则

一、举证责任概述

1.举证责任的概念、含义

举证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法时代。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可以概括出两条原则：“一是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二是双方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①]。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我国诉讼法领域基本上都是采用此规则，但在具体的应用中有个案特例也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有一个问题首先应该说明，在我国的刑诉举证责任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应该将称之为证明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理由是举证责任是在法庭上的责任，一般只用于民事诉讼中，而在刑事诉讼中用证明责任的说法更为确切。但大多数学者都采用举证责任的说法。我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虽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有联系密切的两个概念。举证就是提出证据，证明就是用证据来说明。虽然表面意思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提出证据，证明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证据可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的存在。那么在研究中用哪个概念来表达更为确切呢？这其实是用语习惯的问题，人们通过长时间的使用，在实践中已经赋予了举证责任证明的含义，所以，在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上大做文章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本文就不在此赘述。本文就采用举证责任的说法来研究公诉中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类似于职权主义，但又不完全采用职权主义的做法，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内容，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中，举证责任是指，依据无罪推定原则，由提起公诉的检察院负责，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否则，他们将承担其控告、认定或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举证责任的含义有两层说和三层说。两层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既包括由谁提供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也包括由谁承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②]在法庭审判阶段，公诉人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原则上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负有职务上的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三层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括：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③]本文认为，可以将举证责任理解为主张责任、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三种责任的结合。主张责任要求公诉人对犯罪事实有个基本认识，依据已有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提出责任要求公诉人在法庭中提供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并加以说明，说服责任要求公诉人要以证据说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相信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并最终做出合法合理的判决。这三种责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层次，举证责任就不是完整的。控诉犯罪嫌疑人，要有事实有依据，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依据是法律法规，而证据就是连接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桥梁。明确证明责任，并要求司法机关及有关当事人积极主动地收集或提供证据，有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分子，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一、国内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三种模式

应当根据具体行政案件具体分析，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分为三类模式，主要证明标准为：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明标准、刑法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而产生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介于民法与刑法中间的明显优势证据标准。第一种为接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何家弘老师认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都可以表述为“优势概率的证明”，就是在审查诉讼双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基础上，评价双方证明结果概率，其中概率占优势者即可胜诉或得到有力的裁决。此种标准一般适用于涉及财产权或人身权的行政裁决案件。但是在适用中应当注意：第一，优势证明标准只适用于行政裁决案件，不允许扩大到其他行政案件，也不允许将非行政裁决案件当做行政裁决案件处理；第二，此种标准只适用于财产权和人身权争议，其他权利并不适用。优势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此标准的主要原因是作为行政诉讼客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多样性，既有公权力色彩较浓的单方行政行为，也有公权力色彩较浓的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正因为后者更多的参透了当事人的意志，才使得在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更加类似和接近于民事诉讼。虽然行政裁决的客体是民事纠纷，但是此时的民事纠纷已非单纯的进入民事诉讼的民事纠纷，而是经过了公权力作用的民事纠纷。所以其证明标准比同等条件下进入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更高一些。第二种为接近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又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一般适用于刑事诉讼中，是行政相对人人身或者财产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适用的又一种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行政行为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行政手段，既包括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处理行为，也包括接近于民事行为的双方合意行为，甚至还包括一些比刑事制裁更为严厉的行政行为。所以在行政诉讼中，也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第三种则是介乎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明标准。明显优势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诉讼中，法庭按照证明效力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其主要内涵包括：（1）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要点明确、清楚、具有说服力，提供的证据相对于原告的证据具有明显的优势。这里所说的明显的优势是相对于民事诉讼上的一般优势而言的。（2）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不排除存在合理的怀疑，但这种合理的怀疑不是无限度的，应当是基本的违法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的合理怀疑。（3）行政机关提供的证据与其认定结论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民的违法行为，且具有一定说服力。（4）被告提出的证据达不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中的一般证明标准。

二、建立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模式

鉴于理论界的通行做法，《证据法学》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作出规定：

(一)在此基础上,根据行政案件的性质,设定了三类证明标准。

(二)它的适用范围最广。这种标准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特色。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有“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实质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等。在各种说法中，“客观真实说”占有较显赫地位，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统编教材《证据学》，就是把“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即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任务，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案件性质不同设置了多元的证明标准。多年来，我国的诉讼制度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一元制”的证明标准，即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早在*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但与人性命攸关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了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对现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行实体处理活动均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在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蕴含着丰富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般采用的是“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两者在措辞上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其实是同一证明标准互为表里的两种表述。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国所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越来越显示它的不合理性，越来越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来探视我国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刑事证据和证明标准的概念、意义

（一）刑事证据的概念

什么是刑事证据？在理论界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各种观点在揭示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客观真实性上是一致的，并且概括了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但是，学界和诉讼实务当中对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理解上仍存在分歧。

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就是通过诉讼要达到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诉讼中的证明都是寻求真实。真实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虚假，排除虚假，确认真实，就是一切诉讼中应当完成的根本任务。

摘要：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区别修订

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摘要：行政处理活动中的证明标准、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具有同一性。行政复议证明标准具有合理性、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因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复议分别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优势”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区别修订

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即同质的。在最初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处理公共行政事务而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其采用的证明标准的质量决定了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明标准的质量。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对引发行政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来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时候，它们为查明事实所进行的证明活动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前进行的证明活动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依托证据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权或者滥权。

基于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决定的公信力，行政处理活动、行政复议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诉讼活动中的证明标准就等于理解行政处理活动和行政复议活动中的证明标准。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比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理解行政复议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设置的哲学基础

1、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价值

从对两大法系证明标准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证明标准如何，证明过程的主观性都不可避免。由于这种主观性掌握在审判者的手中，人们无疑担心其被滥用而导致审判的不公。于是，人们便一直力图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或机制以使这种主观的不确定性能够确定下来。主观存在于人的内心，无法为外界所把握和制约，因此，人们努力的方向意料之中地指向了客观化。

法律的可预测性要求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民众需要在进行诉讼前或法院的判决做出前能够大体预知自己或对方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达到足以胜诉的证明标准，自己应当如何举证始能达到法官或陪审团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而法定的证据标准，无论是“高度盖然性”、“证据优势”还是“盖然性权衡”都无法为当事人的事前判断提供指导。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证明标准完全存在于法官的内心世界。

对审判者的监督亦要求证明标准的客观化。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审判权必须受到外界的监督。这种监督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但前提是监督对象的内容能够为外界所知晓。判决书理由陈述制度即是因此而生，法官在判决书中需要详细阐述自己进行论证审判的理由，其中包括心证的过程，以使案件当事人及外界能够知晓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了正当的对待。在这种对审判权的监督中，上诉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事人认为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正确、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运用法律存在错误、程序不正当时，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上诉制度功能的实现要求当事人和受理上诉的法院能够得知做出判决的法官的心证过程和依据，从而判断是否提出上诉或判决是否确有错误需要发回重审或改判。

如何将证明标准客观化，各国都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如前所述，大陆法系的方法是固化心证。德国学者瓦尔特提出了所谓“拟制第三人”理论，即认为对于证明尺度的判断不以法官的判断为准，而是以拟制的“第三人”的认识能力为基准，即“一个理性的普通人的心证”。英美法系则希望通过将主观标准客观化的努力来实现从客观上控制心证的目的，从而提出了证明标准的量化方式，将证明标准分为从“绝对的确定性”到“没有信息”九等，其中以“优势证明”为多数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比例量化和盖然率等标准。

以上方式对证明标准的客观化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甚至，证明标准能否客观化？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证明度既然是主观的标准，就无法以外在的标准加以制约，既然是外在的标准就必须排除主观的认定”，并针对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量化方式认为“我们可以把心证程度细化为若干层次，但一旦适用于案件具体情况时，仍然需要通过人们主观判断才能进一步确定在何种层次，处于何种盖然状态。”从而认为确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的建构只能是“乌托邦”。[5]也有学者将证明标准的性质归纳为一种“间主观性”，认为它是一种法律家这一职业共同体全体成员所共有的知识，在超越个人的思考并获得该共同体普遍认可这一意义上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从而具有客观上检测的可能性。[6]这种检测的模式多种多样，包括“第三人控制模式”。“第三人”即前述的“理性第三人”。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进而认为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共识”并不能作为普遍规则适用，因为它仅仅作为“共识”是不能由法官以外的一般人进行判断的。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第三人控制模式”可以适用，但在适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防止“替代裁判”现象，应充分保障法官心证形成过程的个人自主性和独立性；其二，为保证第三人不被情绪或舆论所蒙蔽，应贯彻公开原则；其三，为保障一般公众能扮演“控制者”的角色，应将法官的心证公开，使控制具有评议的对象；其四，为发挥“控制”的意义和作用，保障第三者的意见能够反馈给法官，有必要进行上诉审等制度性安排。[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