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使用范文10篇

摘要:秘密侦查现成为了重要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秘密侦查特殊的属性，尤其在我国，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又存在法律缺失，致使其证据的使用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通过对由于秘密侦查所产生的证据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摘要：秘密侦查现成为了重要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秘密侦查特殊的属性，尤其在我国，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又存在法律缺失，致使其证据的使用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通过对由于秘密侦查所产生的证据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摘要:秘密侦查现成为了重要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秘密侦查特殊的属性，尤其在我国，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又存在法律缺失，致使其证据的使用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通过对由于秘密侦查所产生的证据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警察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决定其适用范围并将最终决定其命运。美国法的发展史证明，以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为出发点或者主要目的，排除非法证据往往徒劳无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遏制警察非法行为方面有着天然的局限，排除规则与警察自由裁量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以实现法院审判公正与程序公正、司法纯洁性为目的，遏制警察非法行为是其附带后果，而不应成为出发点。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遏制警察非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法中产生的动因是多元的，比如为了促进司法公正；（注释1：1960年的埃尔金斯诉合众国（Elkinsv．UnitedStates）案中，最高院视排除规则为“司法公正的必备要素”。）为了保证政府的正直性；（注释2：1974年的合众国卡兰佐诉（UnitedStatesv.Calandra）案中，最高院明确指出，排除规则是向人民——政府非法行为的所有潜在受害人保证，政府不会因其非法行为而收益，因此，最大限度地降低严重损害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风险。韦恩?R?拉费弗等著《刑事诉讼法》，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26页。）遏制警察在侦查取证过程中的非法行为等等。其中，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不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导火索，同时也是该规则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注释3：这可以从美国排除规则发生发展史中获得证明：在刑事诉讼领域，产生排除规则的第一判例——1914年的威克斯诉合众国（Weeksv．UnitedStates）案，就是针对的警察非法扣押行为。之后与排除规则有关的系列判例，都视遏制警察非法行为为宗旨。比如1961年的Linkletterv．Walker一案中，排除规则被概括为“对非法警察行为的有效威慑”；1976年的斯特诉鲍威尔案件中，法院认为，威慑被认为是排除规则存在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导致如下裁决，即各州的被判刑人一般无法通过联邦人身保护令而获得释放，因为那个阶段排除证据的威慑作用是最小的；1976年的合众国诉詹尼斯一案中，法院认为，由于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即使不是惟一目的，在于防止将来发生的警察违法，因此不必在联邦民事涉税诉讼中排除州警察官员获取的证据，因为排除也不会发挥威慑作用。韦恩?R?拉费弗等著《刑事诉讼法》，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23-126页。）诸多法官与学者也都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遏制警察非法行为的良药圭臬，甚至得出“警察与法官是天然的敌人”之结论。（注释4：JeromeH．Skolnick，JusticeWithoutTrial：LawEnforcementinDemocraticSociety，3rded．1994byMacmillanCollegePublishingCompany，Inc．p．223．）

但历经百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例外层出不穷，而且最近在美国最高院不断搁浅以至于学界出现“最高院杀死了排除规则”之感叹，尤其是2009年1月美国最高院的裁决明显地揭示了法院的态度：对警察非法行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制约。该裁决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纽约时报、（注释5：ADAMLIPTAK，SupremeCourtEasesLimitsonEvidence，TheNewYorkTimesJanuary15，2009Thursday．p．17．）华尔街杂志文摘（注释6：AmirEfrati，LEGALSYSTEMSTRUGGLESWITHHOWTOREACTWHENPOLICEOFFICERSLIE，WALLSTREETJOURNALABSTRACTS．January29，2009ThursdaySectionA；Column4.p．12．）等刊登了相关述评。有学者称，排除规则可能已经死亡。（注释7：AdamLiptak，SupremeCourtEdgingClosertoRepealofEvidenceRuling，N.Y．TIMES，Jan．31，2009．）背后的问题是，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权放松了对警察权的制约甚至是放弃。

“西方不亮东方亮”。近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乃一组矛盾所致：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违法取证现象不断进入公众的视野，司法实践中急需有规范意义、指导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国现有的立法却过于粗疏，缺乏可操作性。（注释8：现行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高法解释第61条与检察院规则第265条则规定了非法证据的种类，限于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上述规定不仅对非法行为的界定过于宏观，而且缺乏具体的排除程序以及相关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最高决策层决心弥补此不足，中共中央2009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达了如下期许：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相关的学术研究与司法尝试也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激情。比如近期中国政法大学与朝阳区检察院、盐城市中级法院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1][2]；近年来很多省份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出一些证据规则，200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湖北省于2006年1月1日实行的《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等，其中都涉及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媒体更是乐观地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望“落地”，成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重点。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等技术急剧发展，区块链已开始进入美国法院，跨国间的贸易、投资等越来越便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国家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挑战。电子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效力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跨境的电子证据取得也受到诸多限制，国内对于域外取得的电子证据缺少相关立法，取证主体、取证方式、证据效力方面都没有明确而全面的规定，使域外电子证据的适用更加困难。本文结合电子证据的域外取证问题、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民事诉讼中域外获得的电子证据在合法性、证明力、真实性以及效力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电子证据；域外取证；民事诉讼

1电子证据域外取证的渊源

网络的出现为域外取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途径。利用电子技术，将传统的与外取证请求书送达方式演变成将证据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传送。纸质版的证据变成了数字电文的形式，给各国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节省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交通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问题。域外电子取证所得到的数字电文形式的证据，也就是电子证据，是否可以当作证据使用———即电子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它的效力如何，获取方式有哪些，其增删查改的基本操作又有着怎样的法律含义，涉及的法律冲突，都值得研究与探索。

1．1有关电子证据域外取证的法律

修改前的三大诉讼法将证据分为7大类别，这种分类方法构成了司法实务操作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一些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定虽然实际的操作可能性不大，但仍然肯定了电子证据的地位及有效性。电子证据作为我们国家承认的证据形式，自然包含在证据的范围内，虽然电子证据作为证据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域外取得的电子证据作为国际民事诉讼中合法证据的可能性。我国于1997年加入了的《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该公约在1970年3月18日签订于荷兰海牙，也叫《海牙取证公约》。公约规定，在民事或商事案件中，每一缔约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通过请求书的方式，请求另一缔约国主管机关调取证据或履行某些其他司法行为。同时公约的第2条也规定了，请求仍然需要通过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司法机关的请求书，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电子证据作为我们国家承认的证据形式，自然包含在证据的范围内，虽然电子证据作为证据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域外取得的电子证据作为国际民事诉讼中合法证据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域外取证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1）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2）在没有条约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3）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取证。根据《海牙公约》，我国允许外国领事官员在我国境内向其本国国民调查取证，但对于领事官员向驻在国国民及第三国国民取证，我国的法律和条约中均未承认。

摘要:秘密侦查现成为了重要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秘密侦查特殊的属性，尤其在我国，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又存在法律缺失，致使其证据的使用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通过对由于秘密侦查所产生的证据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秘密侦查；证据使用；建议

随着犯罪日益隐秘化和智能化，秘密侦查手段作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措施的作用日益突出，在狠、准、稳地打击犯罪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实践部门的青睐。但是，由于秘密侦查措施是特殊的侦查行为，具有强隐蔽性和易侵权性，在加上我国法律制度上对其规定的缺失，使得通过秘密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的使用情况一直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一、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的现状

秘密侦查是法律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被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抓捕到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活动，主要包括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和技术侦查三种类型。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犯罪发生着新的变化。大量高科技犯罪剧增，犯罪手段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日趋组织化和专业化，异于传统的犯罪模式，其所涉及的面更广、涉及的人更多、反侦查能力更强，并且还出现了多件或多类案件相互交集的情况，这对传统侦查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犯罪的新特点，使得在侦查中经常要采用一些秘密侦查措施，可以说秘密侦查现已成为犯罪侦查中的一种重要手段。

［摘要］法律条文既体现其所属的整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同时又有独有的立法目的。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一个法条，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理解、正确实施、切实发挥法条的功效。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个大的立法目的的框架下，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是解决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适用的主体、方式等具体问题，还需要立法以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证据;行政证据;刑事证据

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规定的很多罪名都与行政违法行为关系密切，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违法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也就是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比较严重，很可能就会转入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依法侦查起诉与审判。这就带来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之所以行政证据难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与二证据之间存在的多种区别是分不开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既明确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适用，即赋予了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也改变了以往“证据转化”的传统做法。［1］

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法理基础。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可以在行政法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对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行政违法行为。［2］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都是有违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为，都是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行为，可以说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虽然说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行为与侵害的法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这反映出对某行为追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管理与维护市场经济中发现违法行为后，就会收集一些证据材料，对行政相对人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强制措施。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且行政违法行为与某些犯罪行为具有内在一致性，责任追究上又有关联性，合法的行政证据既然能够证明行为的违法性，当然也能证明行为的犯罪性。这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奠定了法理基础。(二)现实必要。由于行政与刑事程序的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不可避免。21世纪初，我国颁布了有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移送的规范性文件，如2001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规定》、200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这些文件中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加之它们的效力位阶较低，在实践中的应用也是有限的。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将行政证据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但仍缺乏转化的相关标准。行政机关的专业人员会运用专业知识在第一时间固定和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这些证据对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追究刑事责任也非常重要。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不可恢复性，事后不可能进行重新收集和扣押［3］，行政机关在对证据采取一定措施予以保全和固定以后，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予运用，再重新收集已不可能。所以说，实践中的不同做法以及证据的某些特殊情况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现实必要。(三)重要价值。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除了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必要外，还有重要价值，即降低经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证据比行政证据的要求要高很多，这种严格性会导致行政证据被拒于刑事诉讼大门之外。在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以后，司法机关需要重新收集证据，这会导致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大量耗费。由于证据的基本属性相同，而且法律对证据收集主体与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行政证据随案移送到司法程序则既可以省略司法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程序，减少司法成本，又能提高诉讼效率。对不能再次取得的证据的使用，更体现了两种证据衔接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从立法目的角度理解

电子商务论文

提要：电子证据是包含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两类证据的新型证据系列，在我国的证据系统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征，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间接证据属性较强，证明力相对低下。

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呈现如火如荼之势，深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之中，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网络侵权、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纠纷等等也频繁发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运用、审查和确认电子证据，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基础研究，但远远没有达成统一。本文就电子证据的有关基础性问题作一综合评述和论证，以期抛砖引玉，促使电子证据规范地采纳和运用。

一、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证据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没有电子证据的概念。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使用，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而产生、储存的电子信息逐渐向社会生产生活渗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也逐渐接受和使用了电子证据这一新型证据。特别是在电子技术相对成熟和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系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的定义，目前有两个应用得较为普遍。其一是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者电子记录。其二是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

在这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据此定义，以电子化（模拟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料及其载体均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在其存在的形式和适用的范围上，不仅仅包括计算机设备中的电子资料，也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资料；不仅包括了电子记录，即电子产品所产生、储存的电子数据，而且还包括产生、储存这些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储存介质；不仅包括模拟信号的电子信息，也还包括数字信息。第二个定义则将电子证据仅仅局限于计算机（个体）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中。对比这两个定义，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定义完全可以包涵第二个定义，将第二个定义称为计算机证据更为妥帖。

关键词:秘密监听/证据能力/法理依据

内容提要: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具备证据能力的法理性。如果通话一方具有一定的合理隐私期待,则侦查机关必须在合法监听下取得的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监听令状载明的犯罪嫌疑人之外的第三人所为,只有在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可以监听的犯罪种类的情况下,该证据资料才具有证据能力;如果附带性监听所获证据资料证明的犯罪为完全无关第三人所为,则该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秘密监听是通过限制或剥夺公民的通讯秘密和自由来达到证据收集的目的,由于秘密监听的技术性、秘密性,其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随着犯罪智能化趋势的日益突出,运用秘密监听措施收集证据的方式在实践中已不可或缺,一方面,实践中秘密监听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对秘密监听又没有明确进行规范,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侵犯公民权利、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后果。司法实践需求的迫切与立法规范的空白使秘密监听在证据使用过程中处于一种较尴尬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列入立法规划,因此我们必须顺应现代法治诉讼制度理念[1],从适应现代化的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出发,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在公民诸如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隐私权等权利保障与提高侦查效率、维护社会安全之间寻求契合点,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证据资料在庭审程序中适用的法理依据问题和各种情况下的证据能力问题就成为必要。

一、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具备证据能力的法理性

对于秘密监听所获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肯定说认为秘密监听所获得的证据资料从性质上讲是证据,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而不需要什么转化过程。只要公诉机关能够证明真实性,就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2]。否定说则认为秘密监听所获取的证据资料“只能在分析案情时使用,不能在审判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要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需要在此前一定时间内告知有关案件各方秘密取证之信息,将其公开化后方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3]事实上,一种证据资料要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格和条件。这种资格和条件表现在证据能力方面就要求证据必须具有法律上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因此,只要分析秘密监听证据资料是否具有此三性,就清楚了秘密监听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

证据的客观性指证据应当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包括内容的客观性和形式的客观性两方面[4]。秘密监听的内容是涉及到犯罪嫌疑人与他人通话的客观存在内容,其形式是以录音资料这种能够通过播放使人感知的物质载体来体现,因而其证据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客观性。

摘要：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指司法人员对依法收集的各种证据材料按照一定程序对证据进行选择、组合、论证的步骤以及方法。电子签名作为电子证据中的一种类型,对其审查判断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之一。

关键词：电子签名证据；证据属性；审查判断

一、电子签名证据概述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第二条中的规定,电子签名是指“以电子形式表现的数据,该数据在一段数据信息之中或附着于或与一段数据信息有逻辑上的联系,该数据可以用来确定签名人与数据信息的联系并且可以表明签名人对数据信息中的信息的同意。”我国在《电子签名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对电子签名也进行了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电子签名是在电子数据交换中,附属于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以表明签名人身份的数据。当今理论界又把电子签名有分为广义的电子签名和狭义的电子签名。广义的电子签名的定义可以简单的分解成以下几点:一是电子签名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二是电子签名能确认电子合同的内容;三是当事人通过电子签名表明其身份,并表明接受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继之表明愿意承担可能产生的合同责任;狭义的电子签名则是指利用特定的加密算法而进行的签名,通常是指数字签名。

二、电子签名证据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