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范文10篇

旧城改造

关于《共和市场片改造烂尾3年原因何在》的报道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昨天，记者就旧城改造存在的问题专门采访了市旧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怀平。

杨怀平告诉记者，我市自1987年开始旧城改造至今14年，共拆迁危旧房屋183．68万平方米，搬迁居民33735户，已回迁居民（包括购买“二二六”和易地安置）28269户，改善了近10万人的居住环境。但目前尚存遗留项目53个，等待回迁居民5466户，其中有13个已拆迁6至8年的片点处于停工状态。从14年的拆迁工作看，我市的旧城改造主要存在4个问题：

一是改造后人口密度没有下降。原来计划通过改造降低人口密度，营造良好的环境，但由于急于改危解困，解决困难户的居住问题，加上改造项目政府没有投入，开发商要靠项目建设获取经济利益，因而在规划上过于追求容积率（建筑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改造后除了安置回迁的原住户外，尚留有余房供销售。据1995年统计，已改造片区的人口净密度1520人／公顷，高于同等城市旧城区的人口净密度。

二是区位价值没有提高。一般而言，城市旧区地价高于新区，但在我市恰恰相反。原来的旧城区城市功能衰退，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欠缺，道路不畅，管网建设混乱落后，绿化面积不达标，这些属于大环境的问题在改造时都未能较好考虑规划，造成旧城区的房产价格明显低于新区。

三是改造难度逐步增大。容积率低、区位好、有经济效益的片区已基本改造完毕，剩下的均属“硬骨头”。

摘要：简要介绍了我国煤矿安全计量发展概况，分析了当前煤矿安全计量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法制、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煤矿安全;计量管理;对策

受自身煤层赋存特点的影响，我国煤炭生产以井工开采为主，大多数煤矿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多、开采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始终面临瓦斯、水害、火灾、顶板、煤尘等五大事故威胁。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危险源，要从根本上增强矿井生产的安全性。实现科学高效的生产组织与安全管理，就必须依靠完善的计量检测体系和准确可靠的计量检测手段，对危险源进行有效监测，掌握其发展和变化规律，分析评价其风险趋势，及时采取技术预防措施，从而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1我国煤矿安全计量发展概况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煤矿行业逐步研制和生产了多种仪器仪表，用于通风、防尘等井下安全生产相应环境参数的监测，煤矿安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由于我国计量工作整体滞后，对这些煤矿安全计量器具的评价、检验和管理一直由行业自身进行规范和指导，直到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以及系列配套法律实施后，煤矿安全计量工作才纳入了法制轨道[1]。90年代初有关技术机构相继研制了甲烷仪表、粉尘采样器检定装置，规范和启用了一批风速测量仪表检定装置。后又成立了国家矿山安全计量站，建立了40余个矿山安全仪表二级计量站和200余项矿用计量标准，陆续完成了标准计量器具配置、量值传递系统建立、行业和国家计量规程编写、检定人员培训等工作。这些工作结合同期煤炭部在全行业组织开展的计量定级升级，极大地促进了煤矿安全计量工作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后我国颁布实施了《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矿用安全产品检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2]和文件，也从不同层面对煤矿安全计量工作进行了规范。目前我国煤矿常规使用的安全计量器具主要有：用于监测井下有害气体浓度的光干涉式甲烷测定器、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一氧化碳测定仪、气相色谱仪等；用于监测风流速度的各类机械式、电子式、机械电子式矿用风表；用于粉尘检测的矿用粉尘采样器、快速测尘仪；用于矿压监测的机械式矿压表，矿用数字压力计，电磁辐射监测仪，顶板离层指示仪，锚索锚杆测力计。随着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还建立了大量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集成了甲烷、一氧化碳、氧气、风速、粉尘、负压、矿压、温度等多种传感器，可以实现对井下环境状况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对矿井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煤矿安全计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才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农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的；农民的破产、农业的凋敝、农村的衰落，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80年代的承包制重新复活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没有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消灭小农经济的道路选择并没有最优解，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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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学界关于“三农问题”症结的判断迄今仍然歧见纷呈，比如：“农民的收入过低”，“农民过多”，“土地产权不明”，“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权利缺乏”，“农村政府机构膨胀”，等等说法，见诸于相关讨论，人们已耳熟能详。从“三农问题”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来，我认为这些“道理”也仅仅是就表象来说的道理。所谓症结，就是问题的根源或本质。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质却是一元的。在我看来，上述的“症结”并非“三农问题”的本质所在，而只不过是“三农问题”本质的种种外在表象罢了。正因为许多学者误将表象当作本质，所以在“三农问题”的症结上才会有如此混乱的说法。至于有些论者干脆将上述所谓“症结”一一罗列，打包批发，这种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问题更加复杂之外，其实并未推进认识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谓的症结仅仅是对“三农问题”现象层面的刻画，那么它们离“三农问题”真正的本质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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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展开的必然结果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农村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对农业生产资金的需求在大幅度地增长，农民“贷款难”问题日益突出。然而，作为农村金融主体力量的农信社，却出现“难贷款”问题。于是，“农民贷款难，农信社难贷款”成为时下农村金融市场的怪现象。症结何在，如何解决？

农民“贷款难”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贷款难是当前农村金融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去年全国农民来自农信社的农业贷款仅相当于城里人个人住房贷款的一半左右，一些传统农业大县竟然有20％左右的村是”零贷款村”。一方面是农村资金需求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是农业贷款越来越少。可见，农民贷款难问题已相当严重。原因何在呢？

1、农民贷款难并不是农村资金缺乏，而是大量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一些农民称银行是“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由于基层银行贷款权上收，县以下营业网点在农村存多贷少；农信社经营困难，往往以农民还款能力差为由，不愿意把钱贷给农民；邮政储蓄只存不贷，资金大量集中到上面去等。以上种种，造成许多地方60%--70%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业。据统计，1995年以来，某地级市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数额高达20亿元以上，占同期全市农村存款增长总量的66.7%。某县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发放的贷款仅占新增存款的10%左右，绝大多数存款都被城市和非农业"抽"走。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不仅没有得到"输血"反而在不断"失血"，农民的生产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民间借贷活跃，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月息高达3分的高利贷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

2、贷款手续繁琐，信贷服务质量差，是造成农民贷款难的直接原因。据反映，有些地方的农村贷款，在各种抵押、担保、人情贷、腐败贷等人为关卡林立的情况下，1万元的贷款额，到手的不到8000元。不少基层干部形象地总结说：“思路是新的，口号是响的，任务是硬的，资金是‘软’的”。个别的农村基层信用社信贷行为不规范，将大部分农业贷款挪作它用，挤占了农业贷款规模。在一些农村，不少村民由于耕地少、劳动力少，家庭负担重，贷款后偿还能力睿统闪怂降摹靶庞貌缓玫呐┗А保运窃谛庞蒙绺揪痛坏娇睢T谙丶督鹑诨怪鸩匠防肱┐寤愫螅┬派缰鸾コ晌┐寤愕奈ㄒ缓戏ń鹑诨梗┟翊畹奈ㄒ徽嫱揪吨挥信┬派纾绻患忧慷耘┬派绲母母铮娣镀湫糯形┟翊钅盐侍饨油怀觥?SPANlang=EN-US>

3、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收入不保证，经常发生“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影响农民及时归还贷款。而目前农信社实行“农户不归还原有贷款，不能发放新贷款”的方法，进一步加剧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摘要：近年来，讷河市从本地实际出发，确定了“农业奠基、工业立市、产业富民”的发展战略。但是，如何实施这一战略，如何加快走出全面振兴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本文对讷河经济发展的症结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业发展；问题分析；建议

一、讷河经济发展的症结是工业薄弱

（一）从经济数据看，2016年，讷河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21.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40亿元，第二产业实现38.3亿元，第三产业实现42.9亿元，三次产业比为33：31.6：35.4。其中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5.6亿元，实现税金2.7亿元，同比下降32.6%。因此，单纯从数据上看，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较小，规上工业企业对财政的支撑乏力。（二）从工业现状看，讷河现有规上工业企业34家，除恒阳集团的几家企业外，多数企业规模小、成长慢、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较低。虽然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帮助企业研究市场，研究改造升级，研究供给侧改革，但是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依旧没有焕发出来。（三）从项目建设看，近三年，讷河市新建产业大项目40多个，虽然通过落实市领导包扶、相关部门帮扶，倒排工期等措施，但是竣工投产的只有22家，其中达产达效仅有十几家，多数项目“只建设，不投产”，不仅没有税收，不能安排就业，反而浪费了土地资源，浪费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资源。主要原因是产品没有市场。那么，无论是老企业，还是新企业，为什么讷河的工业企业发展不起来呢？根本症结到底在哪呢？

二、从实质上看，讷河经济发展的症结是农业不优

由于农业不能为工业企业提供高品质的、有品牌效应的原材料，致使工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品位，没有品牌，没有市场竞争力。（一）从工业对农业的依赖度来讲，讷河现有规上工业企业34家，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21家，以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7家（其他企业6家）。由于猪、牛、羊、禽的饲料也来自于农业，所以讷河市82%的规上工业企业的产品品质依赖于农产品的品质。因此，对讷河而言，农业不优，则工业难兴。（二）从落实省委提出的“农头工尾”来讲，我市农民自主种植的农作物，一是品种品质不优，没有讷河特色和科技含量，不能吸引消费者；二是管理方式不优，灭草靠农药，增产靠化肥，不能保证绿色有机；三是营销手段不优，不能广开宣传渠道、提高知名度、打造讷河特色品牌。因此，“农头”不给力，“工尾”难持久。（三）从贯彻落实讲话精神来讲，关于黑龙江的重要讲话，要深度开发“原字号”、改造升级“老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这也点中了讷河发展的要害。讷河市曾以“两豆一麦，外加大甜菜”闻名遐迩，更有“全国马铃薯之乡”、“全国甜菜之乡”、“全国产粮大县”等诸多名片。但近些年来，讷河没有及时提升农产品品质，以致加工出来的工业产品品质不高，品牌较少，有效供给和市场竞争力较低。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叙述了J市198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的发展及其状况，认为农民负担屡减不轻，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积极行政的期待有关。当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时，技术性的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必然会被对策消解，农民负担有被推至接近恶性案件边缘的内在冲动。本文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具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在乡村两级实行消极行政。关键词：农民负担税费改革消极行政

农民负担可能是1990年代以来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并无减轻的迹象。为什么农民负担会越减越重？为什么中央在1990年代一连下发20多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们试图以J市农村调查来作些讨论。前些年有顺口溜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即指国家税收，二税指合同负担内的三提五统经费，三税是合同外的各种集资罚款。我们以此为线索来展开叙述。一、现状1、头税J市农民负担如全国一样，是从1980年代末重起来的。1980年代农民负担相对较轻，以A镇为例，1988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屠宰税分别为42.067万元、0.29万元、1.172万元、0万元和2.095万元，合计45.614万元。到2000年，以上五税分别为147.13万元、56.85万元、0万元、5.31万元、32.02万元，合计241.31万元，为1988年的5.3倍，其中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更分别为1988年的196倍和15.3倍，简直不可思议。根据1988-2000年A镇乡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表的统计，农业四税+屠宰税在1994年由上年的60.9万元突然升为98.1万元，升幅达61.2%。此后连年上升，到2000年升至241.31万元。就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税也是1988年的3.5倍。J市是全国商品粮基地，J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粮食收入。考虑到农资涨价而目前的粮食价格基本未涨，农民2000年的收入较1988年并无实质增长，从以上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来看，头税已经不轻了。

2、二税再来看“二税”的情况。二税即三提五统经费。按照通行的说法，“三提五统”是农民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费用。村提留包括三项内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从本组织成员生产经营收入中提取，用于维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管理开发的费用。其中公积金用于村级集体生产发展所需，具体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公益金用于村级集体福利事业所需，具体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以及其他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五统包括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是由乡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根据《1996-2000年A镇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A镇1997—2000年4年间，三提五统的总数没有发生变化，其中三提220万元，五统146.6万元，分项为：三提中公积金58.7万元，占全部三提五统的16%，公益金73.3万元，占20%，管理费88万元，占24%，三项合计占60%；教育附加（乡村两级办学）为108万元，占29.5%，民政优抚13.7万元，占3.7%，民兵训练5.2万元，占1.4%，计划生育7万元，占1.9%，公路建设12.7万元，占3.5%，五项合计占40%.以下来看A镇三提五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及分项用途。A镇是典型的粮产区，几乎没有工业，第三产业收入也仅限于集市贸易，因此，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粮食。1995-1996年是全国粮食价格最高的时期，中稻价格一度超过0.8元/斤，随后中稻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市场价和收购价仅止0.40元，价格降了一倍，因此之故，从1997年至2000年，农民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相当大。但在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难以减少的。据《A镇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6）》，1996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46元，参与农村经济收入分配人数为3.55万人，全镇农村居民纯收入含间接分配及非生产性纯收入166万元，合计7，624万元。1997年三提五统366.6万元，占上一年度1996年农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为366.6/7，624=4.81%，接近中央规定的三提五统费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上限。按中央政策规定，三提五统一定三年不变，所以A镇1997-2000年在《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上反映出来的三提五统中总额没有变化。因为这些年农民收入事实上是下降的，可以肯定，到2000年三提五统已突破了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上限，但因为农民人均收入计算的任意性，而不能在数据上反映出来。举例来说，A镇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说，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6年2146元的基础上增加629元，达到2775元，增幅达29.3%。1998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认为农民收入继续增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20元，较1997年人均增长45元。A镇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算快。S县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40元，1998年为3020元。有意思的是前些年A镇人民人均纯收入的多少。据A镇统计站的资料，1993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8元，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47元，1989年为683元，1988年为600元，1987年为542元，1985年为43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431元增加至1993年的888元，增加1.04倍，走了近10年时间，而从1993年的888元增至1996年的2146元，增加1.44倍，仅用了4年时间，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75元，增加2.15倍，仅用5年时间。可见农民统计收入增加之快，是十分惊人的了。农民统计收入自1993年以来的快速增长，不是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出现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与1991年国务院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乡统筹村提留，以乡为单位，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有关。在百分比确定之后，要得到较大的分子，就必须扩大分母，乡村要得到更多三提五统收入，就必须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报得较高。根据A镇统计资料，A镇农民2000年人均承担三提五统费用为112.3元，1985年为34.2元，2000年是1985年的3.3倍。2000年人均承担农业税收为90.4元，1985年为12.2元，2000年是1985年的7.4倍。若计算农民承担的其它税收，2000年农民人均承担税收为1988年的5.45倍，1985年的10倍左右。仅仅说三提五统，增长的并不是很快，因为中央在1991年以后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这根底线，三提五统成为农民负担的代名词，而在5%的底线规定之前，农民承担三提五统费远高于上年纯收入的5%。以A镇为例，1990年农民承担的三提五统费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1.2%，1989年为上年的13.0%，1988年为12.5%.在农民负担问题引起全社会和国家领导人的普遍关注之后，三提五统以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来变相收取费用。在1990年代前期特别是1980年代说“头税轻、二税重”是对的。但经过1990年代对三提五统的治理，三提五统相对份额减少了。以A镇为例，1985年农民承担的国家税收与三提五统的比为：1:2.8，1990年扩大为1:3.5，1996年则变为1:1.05，2000年为1:1.24。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农民负担的国家税收，只计算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而没有计算以农村居民为主或同样向农村居民征收的其他税种如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契、契税等等。

3、三税“三税”是指在“头税”和“二税”之外的其他农民负担之和。“三税”构成复杂，很难单独讨论。以下我们分别以A镇、B镇、C镇农民的实际负担总额来讨论“三税”。（1）A镇以A镇《1996-2000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的数据来展开讨论。A镇1996-2000年计划向农民收取费税分别为1279万元、1326万元、1419万元、1027万元、1061万元。其中1998年收取1419万元，为历年最高，原因是这一年镇里安排分摊130万元债务。1999年-2000年收取税费为五年最低，原因在于随着粮食跌价，农民不堪重负，上级减轻农民负担的压力骤增，而每年减少共同生产费预提近300万元。但在年底均补提了这些减少的共同生产费。这样看，1996年-2000年A镇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稳定在1300万元左右。说A镇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可以计算农民人均和亩平负担情况如下：人均=1300万元/3.26万人=398.8元/人，亩平=1300万元/8.5万亩=153元/亩。以1999年为例来计算农民承担费用的项目。根据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一览表，1999年农民承担收费项目共计7项。第1—3项分别为国家税费（农业税+基本水费）、三提、五统，最后一项即第7项为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四项合计，即前述“头税”和“二税”，计652.4万元，占当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上税费总额1027万元的63.5%。其余36.5%分别为：第4项政策性集资81万元，其中农田及公路建设集资52.9万元，防汛28.1万元。在1997年以前，A镇每年还向农民摊派约50万元教育集资，1998年取消。第5项政策规费39.6万元，含18.8万元的农业发展基金，1.5万元水面增殖费，1.7万元血吸虫防疫统筹费，17.6万元畜禽防疫费。第6项为预提共同生产费254万元。以上依据《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列出的数据，仅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我们刚好有一份1999年A镇面向农民的《秋季资金清收表》，虽然缺夏季资金清收表（J市分夏秋两季向农民收取税费），但秋季资金清收表列出全年应向农民收取税费总额为1599万元，较农民负担准鉴表上的1027万元足足高了56%。来看一看高了那些项目的收费。从A镇1999年秋季资金清收表看，较农民负担准鉴表多出的项目有：车船两税，秋季应征12.5万元；长荆铁路集资，秋季应征65万元；油菜种子款，秋季应征6.3万元；镇收公益金（五保户、扶贫基金、妇幼保建、电影统筹），秋季应征21.4万元；镇收管理费（村帐镇管经费、帐表册统筹费、农调统筹费、党训统筹费、三五普法费、报刊费），秋季应征22.2万元。以上数项合计，秋季应征款较农民负担准鉴表多出127.4万元。这只是秋季清收表中的项目而非全部项目。此外，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分别按10个和20个标准工计算到劳动力，A镇2000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说明中明确规定义务工之公路建勤由镇统一调配使用，每个标准工按15元计价，2000年计划统一调用72，390个义务工于公路建勤，可得108.6万元代资代劳款。1996年A镇得到56.3万元以资代劳款。2000年我们在A镇公坪村入户调查，村集体与一农户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规定农户应承担15个义务工，30个积累工，义务工和积累工按每个10元年终一次性结帐。由此可以计算出这一农户需支出以资代劳款450元。该农户有7.7亩承包土地，可以推算A镇8.5万亩耕地，可收以资代劳款497万元。这就是《资金清收表》上的农民负担远高于《农民负担准签项目及指标表》的原因。综合以上农民负担，我们来看A镇农民负担究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多少。以1999年为例，按《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的统计，1999年农民负担总额（含共同生产费）为1027万元，人均为1027万元/3.26万人=315元，以A镇统计数据，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20元相除，农民负担占其收入的比重为11.2%。我们知道，农民负担准鉴表上的负担远不是全部，若以1999年资金清收表的数据，全镇当年安排向农民收取税费计1599.2元，减去预提费用生产费254万元，有1345.2万元，农民人均负担为412.6元，占其上年纯收入的百分比为14.6%。亩平158.3元。若算入共同生产费部分，则人均为490.5元，其负担占上年收入的百分比为17.4%。亩平188.1元。

（2）B镇再来看看B镇1999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该表共分九大项，分别为：一、国家税费（农业税、基本水费）191.2万元；二、三提五统，329.4万元；三、政策规费（农发基金、水面增殖费）18.1万元；四、集资71万元；五、防汛费23.9万元；六、共同生产费575万元；七、防疫费30.9万元；八、特产税53.2万元；九、屠宰税31万元。九项合计1323.8万元。1999年B镇共有3.06万农业人口，7.2万亩耕地，计算可得以下几个数据：人平负担432.4元，亩平负担184元。当然，上表只是B镇农民实际负担的一部分，因为1999年J市承担长荆铁路集资，镇均超过百万元，但仅以上负担就已经够高的了，此谓“三税是个无底洞”。以上是乡镇下达到村的资金清收任务，从村到农户往往还要加码。据C镇1999年7月对全镇当年上半年村级财务的审计，镇政府下达到村的农民负担（含两税）为1025.5万元，村级与农民签合同实提数为1293.5万元，加码268万元，加码26.1%，全镇26个村，只有6个村未在镇下达农民负担总额中加码。就来看一看C镇的情况。

（3）C镇根据C镇为农民负担座谈会提供的数据，2000年全镇共向村级下达农民负担任务为1387.58万元，较1999年的1304.20万元增加83.38万元，亩平负担236元，人平负担456元。根据C镇经管站2001年8月对钟桥、毛李、双店、高堰四村财务的清理，2000年四村共向农民收263万元，其中钟桥村97万元，毛李村75万元，双店村19万元，高堰村72万元，村平66万元。四村支出总额为263万元，其中上缴106万元，占40%，管理费21万元，占80%，共同生产费74万元，占28%，其它62万元，占24%。据C镇政府《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测算对比表》的资料，2000年镇下达这四村税费负担（不含共同生产费），2000年钟桥村承担税费45.4万元，毛李村为31.3万元，双店村为19.6元，高堰村为44万元，四村相加为140.3万元。与镇经管站2001年对四村收支清理的结果相比，村一级实际向农民收取除共同生产费之外的其他费用为263万元-74万元=189万元，较镇下达的140.3万元的任务高出48.67万元，高34.7%。三税还有一大块，即各种各样的罚款，尤以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罚款令农民难以承受。在当前农村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县乡财政不能足额拨付办公经费乃至人头费，乡镇各种稍有实权的机构便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罚款，甚至在罚没收入上有“放水养鱼”之说，即有意识地培育供罚款的事情出来，以收取罚款养人。罚款种类繁多，很难尽数，不在此作更多讨论。4、共同生产费需要专门讨论共同生产费。所谓共同生产费，是指农业生产中需要共同开支的费用，特别是J市这类水稻产区，抗旱排涝成为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而诸如抗旱排涝一类事情，单家独户无力去做，因此成为村组干部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按规定，共同生产费应是用多少收多少，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支出控制。但1990年代以来，因为乡村经济紧张，“共同生产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预提的共同生产费远远超出实际共同生产的支出，而成为弥补村组开支不足的常项收入。据S县经管局对2000年全县农村共同生产费使用情况的调查，2000年亩平提取共同生产费52元，实际使用亩平65元。在使用总额中，方量水费占总支出的24.5%，抗排电费占24%，机械抽水费占4.8%，维修费占7.2%，水利建设占4.6%，管水员工资占7.6%，杂工开支占6.4%，灾情减免占3.9%，运杂费占1.4%；农户上缴提留奖励占4%，水电费借贷利息占3.4%，生活费占0.5%，其他占7.7%。S县农经局的调查报告说，“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将不属于共同生产费列支范围的费用转嫁、变相列入共同生产费开支的项目有10项之多，占总支出的34.7%。”

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最后。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近几年。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当前“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认为。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的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产量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集中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许多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就是这1897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21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1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8.8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4.4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一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2002年高达3.1倍。今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收入差距比去年更大。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2002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今年1-6月又降到34.9%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12.85亿人口中，有9.35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投资，刺激他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人差距扩大到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因此。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由我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一.大学语文教学的症结问题

目前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差、语文素养滑坡，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差得令人吃惊。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说，问学生从理科大楼到北大西门怎么走，结果没有一个能说得既简洁又准确。一位大学语文教师忧心忡忡地说“: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信封，也不会写信，不会写报告，不会写公函。”另一位教师则说“:我曾经要求学生写一篇千字文章，不得出现错别字或语句不通顺的情况，结果95%的学生做不到”。新闻、中文专业的学生的表现也令人大失所望。某大学四年级新闻专业本科生招聘进报社后写的一篇新闻稿，短短278个字，出现语言运用上的错误和毛病有十一处。出现这些情况的症结问题是大学语文教学一直没有定好位。目前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只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与塑造学生高尚的人文精神和人格等等。大学语文课确实也要担负起这方面的任务；但是，这不只是大学语文教学的专项任务，其他各个课程都有这个任务。有的虽然提出了大学语文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提高学生运用母语能力，但在具体教学中并没有落实。大学语文教学应定位于：培养学生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的规范和技巧，以此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审美能力。

二.大学语文教学的出路

既然大学语文课的定位是培养学生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的规范和技巧。那么大学语文教学的出路也要从语言入手。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了语言这个工具的特性，就能品味文学语言之妙。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下面我结合大学语文教材上的实际用例讲大学语文教学中怎么样把握好语言的教学。

1.关于词语和修饰成分的讲解。很多大学生自认为在用修饰成分的时候往往用得不恰当。教学中老师就有必要针对这个情况，跟学生谈谈词语的选择和修饰语的运用问题。但不是给学生讲理论，而是结合课文讲解，即具体分析讲解课文中用得好的词或用修饰语，来让学生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例如，大学语文课本里都选了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这些名篇在谓语动词的选择上就很讲究，很见功夫。《背影》里有这么一段：

（1）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觉些，不要受凉。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拣定”、“嘱”、“警觉”，都是很普通的词语，但在这里用作谓语动词都很到位，让人感到质朴而有神韵，字字传情，真切地表现了父爱。再如，鲁迅《故乡》中对闰土见到分别多年的鲁迅时的情态作了如下简单描写：

1目前土地整理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1.1土地整理项目书可行性研究照搬，无实际应用价值。土地整理每年都在开展，编制出的项目可行性研究书是可以借鉴参考的现成模板。本地与其他乡镇的项目书只有几个数据存在不同，其他都照搬不动，项目书中缺乏对整理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现有土地利用率的整理分析。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理应针对该区域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等进行考察分析后，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项目书。1.2农村土地整理工作过程中村委不够积极。国家鼓励农村进行土地整理，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整理工作是一个集水利、交通和农业多个部门配合的工作，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往往是国土资源部门较为积极，县里和村里的土地整理机构缺乏专业的人才和市场化的公司，机构不够完善，工作人员对于农村土地整理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及指导。农村土地整理项目一般要经过“申报、立项、实施”三个过程，而这三个过程均是由国土部门审批通过，村委会实施执行的。因此，存在一些村委会对于农村土地整理认识不足，不够重视，认为土地整理只是简单的提高经济发展，积极性不高，一些工程难度较大的工程在施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天气、资金等阻力的影响，使整理工程半途而废。1.3土地整理项目资金投入单一、资金周转较慢。农村土地整理项目资金的投入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是有直接关系的，一般土地资整理资金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土地所有者直接承担的，但是由于土地整理项目工作过程中的一些矛盾的制约，资金不足变成了制约土地整理工作的整体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资金的大量注入没有落到实处，一些干部职工工资有时也无法按时发放，资金下发过去几经周转，资金无法及时到位，甚至存在一些乡镇从中截取一部分的资金，致使项目承担方垫资进行土地项目整理，整体积极性受挫，对农村土地的整理工程质量造成一定的恶性影响。1.4农村土地整理中涉及农民自身权益时，农民无法获得保障。农村土地整理会涉及到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调整，因此一些原有利益的格局会被打破，在农村整理项目中，一些农村的宅基地占地面积较大，且存在一些村民到城市买房置业，房子闲置无人居住，一些村民在马路边随意建房。在执行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时，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以节约土地资源的利用时需要一些农民将自己的旧宅腾出拆迁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虽然农村土地整理中对村庄房子进行改造和迁移是为了改善农民原有居住条件，且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由于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很容易对农民的自身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和侵犯，农田和房屋对于农民自身来说是社会保障功能的一种体现，土地整理对部分农户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进行调整，对农民宣扬农村土地整理优势，帮助农民群众了解土地整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惠民”。

2针对土地整理现有症结的相关对策

2.1制定科学、完善的土地整理项目书。集合土地利用总体进行项目的规划和编写，通过对土地详查以及土地变更等调查资料的研究，对实施土地整理项目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制定专项土地整理项目规划。土地整理项目的规划要符合土地整体利用以及生态保护等法律规定，制定管理小组，将制定好的土地整理项目报送进行审核。土地整理项目获得批准后，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应在规定日期将项目的名称、规模、土地权属情等相关信息进行公告和通知。2.2健全农村土地整理机构与监管小组。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应建立专项领导小组，由土地整理项目中参与到的国土、财政、工业、乡镇政府等多个部门的成员组成，土地项目的整理实施机构应遵循统一指挥、分工协作、高效、责权对应等原则，建立相关专业的人才库，各部门成员按照自己的职能对土地项目整理进行规划管理，积极推广先进技术进行整理研究，提高农村土地整理整体业务水平。2.3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组织施工、管理土地整理项目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包括项目前期工作费、项目施工费用、施工完成验收费等称之为土地整理项目资金，项目资金要按工量进行统一的资金分配和调度，建立严格的台账系统。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和重新分配，将未利用的土地、废弃地等进行重新开垦，对水、路、田、房屋等进行综合治理，可有效增加整体耕地面积，提高耕地面积整体质量水平，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

作者:陈刚 单位: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庙首镇国土所

财务、政务公开，无疑是基层组织密切干群关系的良方，也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值得肯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大搞财务、政务公开，一方面村、乡、县等财务负债逐年增长攀升，一些乡村到了在饭馆难以赊欠一顿饭、一包烟的地步。一个欠债的乡村是一个白负责任的乡村，一个欠债不还的乡村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乡村，一个欠债不还还要有理的乡村更是一个失去民心危险的乡村，这说明公开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村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具体讲，农村村务、财务公开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领导将公开形式化，当作政绩之一，一哄而上，图形式，求名声，对于财务、村务落实的具体情况，则知之甚少，往往虎头蛇尾，形式主义泛滥，短期行为严重。

二是公开不规范。

1、公开地点、时间不规范。这也是农村村务公开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环节，村干部如果愿意，可以找出成千上万的不公开的借口，而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真正要想一律定时定点进行公开，对于村集体经济薄弱，居住分散等地方也是不现实的。

2、公开的形式单一。提到村务公开，一些乡村仅仅只是把村务、财务有关情况在村民大会上宣读、墙上张贴一下，试想一个财务专业人员通过这种形式也不见得能明白所以然，更何况不熟悉财务法规知识的群众了，其效果可想而知了，还是难以消除以往的猜疑。

3、公开程序不规范。公开什么，什么时候公布，没有征求群众代表意见，公开的内容往往都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内容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项目，真正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并没有公布上墙，上栏，往往一个“其他”栏目，有如一个什么都装的破篓子，往往掩盖了事实真相，让人难以明白，群众就更不明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