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范文10篇

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原因，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从宋元以来和明初的历史背景出发，宏观分析明朝出动大军下西洋的实力、条件、动力，由此得出的“外交说”[1]与“贸易说”[2]，的确言之成理、信而有据。但是，永乐时期的明朝何以在国家急需全力对付北方压力、稳定内部的同时，先后七次派出如此庞大的船队，前无古人地深入遥远的大洋，动辄在外游荡、滞留数年之久呢？仅仅从外交目的和贸易角度解释，尚且不够完满，所以，还存在第二种途径，即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下西洋的具体动因，由此得出了“踪迹建文说”等结论。“踪迹建文说”种种其实不能成立，需另撰专文讨论，本文的目的，是从郑和下西洋军队的庞大规模这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环节出发，从历次下西洋时的明朝政治、军事行动中，去寻觅下西洋的另一种具体动因。

永乐初年，西洋各国在明朝使节的鼓动下，纷纷前来朝贡，一派祥和盛况。西洋使节之遣，多为文官多为行人，间有按察副使、给事中、翰林待诏，武官多为千户，唯不见派遣大队海军随行。所以，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确是一种十分突兀的重大军事行动，船队两万七千人的规模，仅仅用护航或操作大型船只来解释[3]，是远远不够的。

郑和出使不止七次，所谓下西洋，应以郑和等自述“统领舟师”的七次为准，即永乐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或十二年）至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宣德六年（或五年）[4]。但郑和等人或以受命、或以自南京一带出发、或以自福州等地出发时间为起始年份，或以归港、或以赴南京复命、或以赴北京复命为结束年份，故所记年份不能反应决策、受命、出发、归港等的精确时间。郑和下西洋需要利用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风，所以一般是冬春出洋，夏秋归国。无论官方记载受命和复命于何月，均不能用以修正这个由自然地理规律所限定的事实，而受命、复命与实际出洋、归港时间的不同，正可以展示历次下西洋与政治、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

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目标是古里、满剌加等已经建立往来的国家。到十月，朱棣自撰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说明郑和船队尚未出发。结合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郑和归国[5]的记载，可知郑和船队是永乐三、四年之际出发的。

第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与明朝对安南的战争环环相扣。从表面看，战争是在郑和出发以后的永乐四年四月才决策、七月才爆发的，但实际决策要早得多。永乐二年八月，老挝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说国家被黎氏篡夺之事。三年正月，朱棣遣使前往安南问罪，使臣尚未归还，又接到云南遭安南侵掠的报告，可能此时朱棣已动杀机。在下令郑和出洋的同月，安南请还陈天平，四年正月陈天平离京归国。朱棣是绝对不至于相信黎氏会拱手出让王位的，虽然派兵护送陈天平，不过是场面文章罢了，等到四月朱棣得到陈天平被杀的消息[6]，就迅速宣布发动战争了。总之，朱棣最早在三年二月，最晚在四年正月已经定策开战，与郑和下西洋的受命和出发正相吻合。

永乐四年大军出发的同时，朱棣命占城阻遏安南。按，占城既是郑和船队出洋的第一站，又是船队归国的最后一站。五年五月在安南明军获胜，八月占城来南京献安南俘虏，九月郑和回国，三天后明军凯旋[7]，举行献安南俘虏的典礼。显然，占城所献的俘虏是郑和船队带回国内的，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已于夏天进驻战场以南的占城，战争结束后扬帆归国，于八月回到南京。

引言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daGama,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摘要：在下西洋中，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进行了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还是在郑和使团与海外人民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且大多通过宗教活动进行传播，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上，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郑和使团；宗教活动；规范性传播

郑和使团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前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出发前在国内还是下西洋在海外，都进行了许多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的开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顺利进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次宗教活动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看，都体现了规范性传播的特点。

一、使团内部的规范性传播

传播学理论指出，在一个组织群体中，群体意识的强弱对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群体意识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就强，反之则凝聚力弱。而群体意识又包括群体目标、群体规范、群体感情和群体归属意识，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郑和使团作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的组织，怎样才能形成很强的群体意识以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形象组织?怎样才能形成一套自觉遵守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呢?“群体意识无疑是在群体信息传播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郑和使团内部需要进行规范性传播，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传播情境，有目的地传播有效信息，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

郑和使团下西洋，目的明确，纪律严明。也就是说，郑和使团群体目标具备了，还要有统一的群体规范、强烈的群体感情和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统一，严格遵守规则，保持组织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统一的群体规范，除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外，还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体成员对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一体化的感情，产生浓厚的群体归属意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离不开宗教文化。因为自古以来，宗教在中国一直有较强的影响力，人们能够凭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传播关系，加深感情。从郑和使团内部的宗教文化传播来看，在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围绕规范性传播进行的。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葡萄牙攫取澳门的居住权等基本史实，掌握明朝对外关系的概况。

通过本课学习，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观察和分析图片及史料的能力。引导学生综合评价戚继光为民族英雄，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通过郑和远航的盛况所体现的我国古代造船业、航海技术在世界的先进地位，以及郑和远航增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谊这些史实，增加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教材分析】

本课重点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事业发展达到了顶峰，是我国古代经济发达的体现，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学习这一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作用。另外，郑和下西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影响到亚非地区，郑和远航架起了中国同亚非各国友谊的桥梁，在郑和船队到达的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遗迹，影响至今，意义深远。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志们、同学们：

在全国航海院校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教育活动暨首届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动开幕之际，我代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代表交通部和张春贤部长、翁孟勇副部长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支持本次活动的教育部、大连市政府、各航海院校和有关航运企事业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央非常重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20*年就决定成立了由交通部牵头、、教育部等部门和单位组成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并以“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全国航海院校首届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次活动也是航海院校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具体体现。

600年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历时28年七下西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活动范围之广泛，堪称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谱写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光辉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架起了中外友好的桥梁，为世界航海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600年后的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航运大国。目前全国水上运输船舶超过21万多艘，净载重量8700多万吨；已经拥有了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万箱级集装箱船、30万吨级油轮和大型客货滚装船，现代化的大型液化天然气船不久也将投入运营；卫星定位导航、计算机信息采集处理等先进技术在航运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我国拥有万吨级以上泊位近1000个，对外开放港口达130多个，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往来；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航海院校是航海家的摇篮。建国以来，各航海院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10多万名远洋船员和数十万名专门管理人才，航海教育事业为促进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8年交通教育体制改革以后，原上海海运学院、武汉交通科技大学、集美航海学院等院校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并脱离了交通部的直接管理。7年来，尽管这些院校相继更名并隶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但是各院校为交通事业培养人才的宗旨没有变，并继续为我国航运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交通部一直关心着航海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关注着航海院校的发展。今天，由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集美大学、宁波大学等5所本科院校和12所高职院校选派航海类专业学生代表，共同参加全国航海院校首届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动，是部属院校管理体制调整后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学习交流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要激励广大航海类专业师生弘扬郑和不辱使命、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就是要大力倡导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时念。希望通过开展这次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热爱航海事业的热情，增强航海类专业学生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加强航海类院校间的学习与交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航海教育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摘要：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信仰多种宗教，其建筑风格受中国文化、宗教信仰影响深远木结构房屋、门面排房、宗教建筑、园林景观等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印迹。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建筑风格：中国文化

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东南部，俗称“千岛之国”，公元3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就与印尼古奴隶王国毗骞国互派使者来往，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也陆续与南亚的种族融合，将中国文化带入到东南亚各国，公元15世纪初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传播到印尼各岛，对印尼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印度尼西亚木结构建筑风格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1．1印尼的木结构房屋则随各民族的习惯而建造不房屋同式样的住房，如爪哇人、巽达人的住房，一般是方形的，多数建在抬高的地基上，但也有高脚屋，不过离地面不高；米南加保人的住房，屋顶两端翘起来，形成马鞍形，房屋内部很宽敞，分为好几间屋，供年长者、孩子、新婚夫妇居住；巴厘人的住房，一般都盖在一个小院内，院子用土墙围着，院内有住房、附房和家庙；因为雨季时雨水多，印尼大多数民族的木结构房屋都是高脚屋，地板离地面高2米或更高。一般木结构住房内也会分为几间屋，有卧室、有厨房，房子门前都设有梯子，大部分木结构房屋建筑能体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斗拱结构，崇尚自然，着重通风，遮阳，隔热，防潮，轻巧通透、淡雅明快。

1．2中国唐朝时代的商船常在马六甲海峡与古印尼人交换香料和珠宝，同时中国的斗拱结构形式也传入印尼，印尼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多风雨。不适合建造多层的木结构房屋，因此多为一层或两层房屋，采用过渡搭接方式连接支撑方木或圆木柱和横梁，形成上下层柱和屋顶架之间的整体构造层，保障了木结构房屋的牢固安全。

一、“宣德柔远”的历史使命

永乐一朝到宣德初期，明廷多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巡航西洋，其目的是什么，以往多有论说。有说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有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经济目的；有的认为是为防御帖木儿帝国的入侵。我以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永乐帝即位以后，急切希望一展新朝的气象，力求建立一个以明帝国为主导的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新局面。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历来都有以我为中心，“君临万方”、“敷德四海”的思想。永乐皇帝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给礼部的诏谕里就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因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这是明王朝当时“锐意通四夷”的世界意识。虽然这种世界意识中带有唯我独尊的消极思想，但是仍应看到，其遣使各国是以通问结好、相互亲睦等美好愿望为出发点的。比如，永乐皇帝在永乐七年(1409)郑和二下西洋时给各国的“敕书”中就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明确指出了与各国相互亲睦、共享太平的意愿。因此，永乐朝沟通四夷是以宣德柔远，以求和平共处为主要目的的。

永乐皇帝即位之时，明朝西北边邻的中亚一带，虽在洪武初年兴起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并于1404年正式向中国宣战，集步骑兵四五十万人开始东征。然而，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病死于兀答刺儿，东征之役只好作罢57,58。而且，帝国也随之陷于分裂，不能再威胁明廷西北边陲的安全。东南一带，洪武时就有走私豪民勾结方国珍旧部或倭寇横行掠夺；永乐即位初，则有豪民“私截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而海外西洋诸国，也因明朝内政的变化，许多与明廷失去了联系。“由于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9]。因此永乐皇帝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南、南海及西洋一线，屡遣郑和船队远航西洋各国，“开读诏敕”，恢复明廷与海外的关系。

马欢、费信、巩珍所撰三书皆以亲身的见闻，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详细经历。三书中马欢《瀛涯胜览》记西洋国家与地区20处，写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成书最早，故有首创之功；且其书记各国物产最为丰富，描述最为详尽。费信《星槎胜览》写于正统元年(1436)，所记西洋各国家地区数量最多，达45个，全书分前后集，前集是费氏亲历之地，后集是费氏据他人讲述而记录之地。巩珍《西洋番国志》写成于宣德九年(1434)，亦记20国，此书内容多承袭《瀛涯胜览》，无太多新意；然书中对某些物产的记述，对航海活动的介绍，也可补充其他二书。

马欢等人所撰下西洋三书虽在内容上详略有别、各具特点，然而却都明确记述了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0]5；“宣布纶音往夷域”[11]1的共同使命。

内容摘要：朝鲜早期瓷器受到我国元朝和明朝青花瓷器的影响，并在15世纪中期开始生产青花瓷器。文章以纹样为中心来考察朝鲜早期瓷器中体现的明代青花瓷的影响。尤其是朝鲜早期青花瓷的纹样中，中国色彩较浓的龙纹和缠枝莲花体现了较多的宣德之前期样式的特点，以此来考察宣德年间之前明青花瓷流入的可能性。

关键词：朝鲜早期纹样明朝青花瓷

15世纪前半叶流入朝鲜的我国明朝青花瓷直接影响了朝鲜早期的青花瓷。首先，在朝鲜早期青花瓷传世品的纹样中经常出现中国题材：缠枝莲花纹和波涛纹、联珠纹、莲瓣纹、缠枝莲花纹等附属纹样。尤其是在宣德年间青花瓷6次大量流入①，宣德样式成为了朝鲜早期青花瓷的模本。其中于宣德五年传入朝鲜的青花云龙白磁酒海的云龙纹直到16世纪为止都没有大的变化，由此也可看出朝鲜早期青花瓷确实受到了宣德青花瓷的直接影响。但是，缠枝莲花纹并不是宣德时期的样式，相反与洪武年间缠枝莲花纹相类似。因此，本文以朝鲜早期青花瓷传世品中出现的龙纹和缠枝莲花纹样为中心，来考察明朝早期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对朝鲜早期青花瓷的影响。

朝鲜青花瓷器受明代影响最明显的一个部分就是朝鲜早期青花瓷器的纹样。尤其是波涛纹和联珠纹、莲瓣纹、缠枝莲花纹等从属纹样的影响较大，主纹样中的缠枝莲花纹和云龙纹体现了所受宣德时期瓷器的影响。

1430年明朝宣德皇帝下赐了3件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五礼仪》的图说中白磁青花酒海图（图1）和青花云龙白磁酒海的名称一致，由此能够推测出当时传入朝鲜的宣德样式的面貌。与日本出光美术馆所藏宣德款的青花云龙纹壶（图2）的纹样也非常类似，能够推断出云龙纹的样式：以身体蜷缩为S型的3爪龙为中心，旁边配有如意珠和如意云彩，整体构成和龙的姿势与韩国湖岩美术馆所藏的国宝785号和786号的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图3）非常类似。②

露着爪子、胡须飘舞、蜷曲着身子的3爪龙以及如意珠和如意形的云，这些与宣德年间云龙纹的样式都非常相似。宣德年间的云龙纹有翼龙和闭嘴龙两种，其中闭嘴龙在宣德晚期出现，胡须在风中飘荡，舌头不往外伸，朝鲜前期的云龙纹体现了闭嘴龙的特征。成化以后，与波涛和云彩一起出现的龙纹逐渐减少，与缠枝莲花纹相结合的龙纹逐渐增多，龙的形象也逐渐从威严转变为轻松、可爱的类型。③朝鲜的玉壶春瓶很多为白瓷，其器型的特点为颈部较为短、厚，从瓷体到颈部展开得要平缓一些。与明永乐宣德时期的玉壶春瓶肩部上的伸展类似。底足比元代的要宽，更具安定感，底足更薄，更富美感，这在朝鲜15—16世纪的青花玉壶春瓶中有所体现。

摘要:基于航海精神的提炼，针对目前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存在的困惑，以加强顶层设计理念为突破口、拨正人文素养为方向标、确立校企合作为主阵地、拓展航海精神为立足点，以坚定、严谨、勤奋、开拓的航海精神促进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航海精神;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为标志和统领的奋斗目标”，习强调海洋强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都标志着振兴海洋、发展航运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工程。从“郑和下西洋”体现出来的无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到西方航海人勇往直前、勇于实践的无畏气魄，其共同点即为航海人在航海事业过程中，结合海洋文化、航海品质后所形成的航海人特殊具有的一种文化。航海精神，即在从事航海领域的实践基础上，人类在传承航海文化的同时，结合自身基本精神、社会和谐文化后所形成的有航海品质、航海气魄的一种人类精神。它是航海文化的精髓，是人们对海洋表征、航海实质的有机组成，是从事航海领域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1］这种精神结合了中西方对航海精神内容的整合，将航海精神融入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既是航海专业教学的需要，又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更能为学生的就业成长提供长足而有效的帮助。国内对于航海精神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有代表性的有:黄洁［1］以船的结构和部件为原型，总结出与锚、钟、桨、舵的特性相符合的船员的坚定、严谨、勤奋、开拓的航海精神;崔国恒、李海林等［2］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应用与创新，总结了郑和下西洋在航海方面的成就与航海精神。上述研究为明确航海精神内涵提供了必要的借鉴，但也可以发现，我国对航海精神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航海精神的关注缺乏实践，航海精神应用于航海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还比较滞后。本文试从航海精神谈航海类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研究。

二、航海精神、海员职业素养的内容与关系

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一样的航海精神。但是对现当代航海精神内容的构建中，则是将航海精神形象化地指向了海员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即坚定的从业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无畏的开拓精神。职业素养一般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职业技能等几个方面［3］，其中职业技能是职业素养中一个重要方面。海员职业素养简单地说是海员在从事与海域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守的与工作相关的职业行为，是航海人在航海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其内容是在职业素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服从意识以及环保理念等。分析大航海时代的航海精神以及海员职业素养的内容，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交集的概念。从内容上说，航海精神是结合内在精神的研究，是对海员职业素养表征培养的一种深化。从现阶段研究的深度上说，目前对航海精神的关注缺乏一定的实践，而对海员职业素养的研究相对比较超前。从教学上说，航海精神的培育还未真正进入人才培养方案，而海员职业素养的培育已被各航海院校所重视。为此，若在教学、实践等过程中将航海精神融入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实现航海精神培育促进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目的，将两者之间紧密结合，切实发挥两者之内容优势，将航海精神为海员职业素养所服务，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航海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培育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