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用范文10篇

一、政府信用的概念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及其各级部门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信守规则，实现其对公众的承诺的诚意、能力及实现状况，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能力和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1]。政府信用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政府信用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着导向作用。政府讲信用，则可以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反之，政府无信，社会主体也会加以效仿，客观上使违约失信行为在整个社会中得到蔓延。结果不仅仅导致政府形象的损坏，而且还导致全社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失信是产生全社会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守信不仅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对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制度环境的权威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使人们能够对周围的环境及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实施各种行政行为的主体，其自身行为必须格守信用，树立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

二、政府信用的现状分析

目前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着信用危机的严重困扰。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国每年因为信用缺失造成企业间的经济损失为5855亿人民币。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的合同交易中，正常履约率只有60%。据国家审计署披露，有67%的国有企业做假账。其他相关部门的调查资料显示，偷税漏税、骗税现象屡禁不止，假文凭、假证书、假公证泛滥成灾。有舆论认为，信用危机是腐败之后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原因。而政府对这样的信用危机及信用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总体上的信用行为是良好的，我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的信用度在国际社会及国内社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我们也更加意识到，政府信用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各种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法律的践踏。有一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中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法律的倾向。虽然在某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划性不够等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执法基础相对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的法律信用打了折扣，司法公正遭到人们的质疑。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摘要：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因此，政府信用的提高对于提升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信用失范是政府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的统称，政府信用失范将会造成政府失效乃至政府失败。要提高政府信用，必须重视政府的信用意识，做到依法行政，言出有据、言而有信。同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在目前政府主导形态下，政府信用的提高和信用危机的克服主要仰赖于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从一定程度上说，政府自觉的程度决定政府的信用水平。

关键词：政府信用信用失范政府自觉政府文明

信用（credit），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特别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认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于是信用作为公共伦理范式成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交往准则、国家治理指南。而政府信用（governmentalcredit）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公众和社会对其看法和态度。政府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政府的良知与行为自主性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和提升政府形象。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大量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普遍的信任危机。更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和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着失信行为。加入世贸组织，跨入信用社会，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市场游戏规则，在这套游戏规则中，政府的信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显然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这种信任的建立也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关系运作作为建立和增强人际信任的重要手段在这里已不再发生作用，政府要增强民众的信任度必须更多地依靠制度与法治层面的因素。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正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

二、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

(一)诚信原则的涵义

诚信原则是现代民法之大原则。由于诚信原则以公平与正义为根本宗旨而凌驾于一切具体的民法规则之上.因此有“帝王条款”之美誉.就诚信原则之意义而言，诚信原则实乃要求当事人行使权利、展行义务皆应善意真诚、克守诺言、公平合理。

(二)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认可

一、政府信用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

1.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政府信用是实现政权稳定、政治民主，促进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为政府信用直接关系着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政府合法性的直接基础是人民的信任和认同，而认同又源自政府信用。良好的政府信用有利于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回应，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理解、信任、支持的“政通人和、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局面，这样就为政令的施行奠定了基础，为政府成功地工作创造了条件。由于政府权力由人民赋予，政府讲信用首先就要保证权力属于人民，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信用还是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政府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基础。权威意味着民众真心愿意服从政府的领导，认同和支持政府及其行为，是政府实现管理职能的基础。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而政府的诚信道德本身就是政治文明中行政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作为一种文明的政治理念，政府信用要求政府是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公正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体现正义、公平、民主的价值理念，这恰好与和谐社会对政治文明的诉求相契合。而且，政府信用制度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信用的政府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提高政府的政治权威，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2.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

政府信用是促进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建设物质文明，实现人民生活相对安康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起点，政府信用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3]，而信用规则的制定、市场主体对规则的履行又有赖于良好的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最根本的表现是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管市场管不了、管不到、管不好的事情，确保和维护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有一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环境等，而政府信用则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优良的信用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政府信用还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建立的前提，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良好的政府信用可以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物质财富。因为讲信用的政府执法公正，信息公开，这就可减少市场经济主体的信息搜寻费用、沟通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进而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较高的工作效率和较低的行政成本，也间接地增加了物质财富。此外，政府信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财富，良好的政府信用能够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所谓“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4]。

3.政府信用是和谐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基本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在充分发挥财政在调控经济运行、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人分配、经济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政府财政信用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拉制政府内外债规模和债务风险，确保良好的政府经济信用从债务拖欠情况来看，我省2002年年末直接显性债务16亿元，占直接债务金额的13.02%，债务风险较小，反映我省政府信用是较好的。

2002年度我省政府外债的情况:从全省经济总量看，我省政府外债负债率为5%，低于国际通行的苦戒线25%的标准，从财政对债务的负担比例来看，我省财政债务率34%，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100%的标准。上述两项指标均在安全范围内，反映我省外债规模适度。存在的问题是外债偿还的整体情况一直不理想，债务拖欠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反映我省在政府外债偿还上存在一定的政府信用缺失和财政风险问题。但政府信用缺失和财政风险主要是由财政担保项目产生的，我省目前拖欠的主权外债中，由政府担保产生的债务占90%。

(二)积极筹措政府资金，化解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三家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逐步解决地方金融信用问题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影响和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我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省信托投资公司、海口市信托投资公司等三家地方金融机构大量拖欠居民和机构的储蓄存款，甚至有个别信托投资公司拖欠国外债务，存在严重的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信用问题，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我省的对外形象。为此，省政府对解决三家地方金融机构债务问题高度重视，成立专门机构清理并处置债务，省财政部门积极协助省政府为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问题，向中央借款37个亿。到目前为止，用中央的借款和地方财政筹措的资金基本解决了这三家公司的个人存款兑付及大部分境外债务的偿还，较好地维护了国家金融信用。但机构存款这一块目前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高度重视工资发放，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拖欠干部、教师工资问题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近几年工资增长速度较快等原因，自1993年工资套改至2仪旧年12月31日止，按国家统一标准计算，我省累计拖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51330万元，面对如此巨额的干部、教师工资拖欠债务，省委、省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工资发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由于措施得力，自2001年开始，我省已基本杜绝新的工资拖欠现象，并逐年消化历史欠债，全省累计拖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已由2002年12月31日的51330万元下降到2002年12月31日的39158万元，两年共消化12172万元。但仍有39158万元的历史欠帐需要消化，给财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作为维系社会共享价值、稳定社会期望模式的复杂机制，“信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古老议题。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中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就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来看，政府信用也面临着危机。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并从根源上解决政府信用危机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理论根源

政府信用理论虽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提出过，但是其它理论学派却给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委托—理论被广大学者认为是政府信任的理论基础之一，而委托—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机的理论根源。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委托的人，政府根据公众的授权采取行动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务。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机会主义。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天然垄断性，另一方面政府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这些都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困难。在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委托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完全颠倒过来，人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而成为管理者。这样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反客为主漠视委托人意愿的现象，使公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应，公众也就无法再信任政府。

体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尽管政府行为的失信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政府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不能满意的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规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众给予的委托权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相互推诿责任或者相互争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是约束、监督制度不完善。在实际生活中，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机制缺乏应有的力度，监督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行政监督中监督主体过多、监督无力和监督职能不明确以及缺乏独立性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导致权力机关监督几乎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