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范文10篇

摘要：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促进了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政府投资未能充分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足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估算政府投资计划的消费者剩余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和企业的真实需求。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摘要：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摘要：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摘要：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Abstract：Regarding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thewestern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haspassedthroughalogicalprocessinitshistoricaldevelopmentandhaslaiddownagoodfoundationfor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1970sth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presentedthreenewtrendsintheadministrativeefficiencyresearch.Intermsofwesterntheories，wecandiscovertheproblemsofChina’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anditsdilemma.Toenhancethegovernmentefficiency，weshouldmakeeffortsinthefollowinglevels：thegovernmentsystemandthemechanisminnovation，thepublic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thepositiveadministrativeculturalreconstruction.

Keywords：administrativeefficiency；classicaladministrativescience；newpublicadministrativescience；governmentinnovation；administrativeculture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摘要：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促进了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政府投资未能充分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足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估算政府投资计划的消费者剩余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和企业的真实需求。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摘要：评价政府是否达到规模效率，即政府规模是否适度，不应仅看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还需考察政府授入的质量指标和产出水平。我们使用DEA的软件Deap2.1，输入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和加入政府质量规模的两组投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出数据，来对全国88座典型城市的政府进行规模效率评价，结果发现。在加入政府的质量规模后，各城市政府在总体效率、地区间效率和按人口规模分的城市政府规模效率均大于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的效率。从地区看，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较高；从人口看。以500万以上和200～5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高；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看，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一般要好于技术效率，说明政府投入的各项资源配置不甚得当，还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内部资源，而并不必然要通过精简机构或精简人员来提高效率。

关键词：政府适度规模；政府总体效率；政府技术效率；政府规模效率

引言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王玉明，1998；毛寿龙。2000；刘博逸，2000；孙亚忠，2005)，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摘要：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