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财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剖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应把握的原则和战略，有较强的现意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在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应，美国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从1999年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最终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额则明显下降，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显削弱。有很多学者认为，仅能勉强糊口的“生存工资”使我国产业具有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载了；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由所谓“精英团体”瓜分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1）目前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多年时间从相当均等拉开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较罕见；（3）与收入分配结果相比，起点不公平较过程不公平更严重。起点不公平主要指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表现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健康的机会等的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主要指进入市场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对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关注得不够，民众只能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每万元GDP增长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内不断减少，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5）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仅增长68元。

（二）优势产业占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发展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金融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较轻纺、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垄断行业囤积的巨额资源及利润，使其应对国家宏观管理的能力和空间大大增加，客观上减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在房地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强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部分地区、行业垄断苗头开始显现，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体现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因此有些企业既垄断了国有资源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政策。对这些企业而言，它们不需支付任何资本成本，但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财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同时，由于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却不断减低，以至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发放的调控，避免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大多属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享有对诸多资源和要素的垄断特权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虽然源源不断地获取了高额利润，却并未按国际惯例向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分红。2006年初，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我国中央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不论财政部、国资委还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都未从中央国有企业获得股利，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法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改革中的资金短缺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金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红利”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社会分红”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从操作层面看，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向国家分红，省市级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应向社会分红。因此应理顺机制，创造条件，认真解决与落实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收益权。

（四）政府参与分切房地产利润蛋糕无助于降低房价我国目前高昂的房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却高歌猛进。近1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几乎没有增长，但房地产价格同期却上涨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价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积土地是开发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待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土地本应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但在国家整顿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风潮显示有关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土地资源的流失，导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减弱，而房地产商对楼市的操纵空间更大。大规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产商通过垄断土地垄断房价，形成区域性房地产主导价格。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手段，也为开发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机会。开发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谋求通过房地产开发创造GDP增量纵容的。被囤积的土地长期处于待开发或闲置状态，对国土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价调控上，国家开征土地增值税、房产交易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无法抑制房价上升的势头，相反推动了房价上升。古往今来，征税从不能压低商品的价格。拉姆齐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房地产属于食盐类商品。在房地产市场总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开发商或卖房者定会将这部分税收转嫁给买房者负担，在这点上，所有的开发商或卖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过征税方式调控房地产，税收最终会转嫁给购房者，加重购房者的负担。降低房价需要灵活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只会加重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摘要：本文剖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应把握的原则和战略，有较强的现意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在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应，美国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从1999年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最终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额则明显下降，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显削弱。有很多学者认为，仅能勉强糊口的“生存工资”使我国产业具有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载了；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由所谓“精英团体”瓜分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1）目前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多年时间从相当均等拉开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较罕见；（3）与收入分配结果相比，起点不公平较过程不公平更严重。起点不公平主要指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表现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健康的机会等的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主要指进入市场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对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关注得不够，民众只能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每万元GDP增长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内不断减少，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5）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仅增长68元。

（二）优势产业占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发展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金融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较轻纺、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垄断行业囤积的巨额资源及利润，使其应对国家宏观管理的能力和空间大大增加，客观上减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在房地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强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部分地区、行业垄断苗头开始显现，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体现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因此有些企业既垄断了国有资源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政策。对这些企业而言，它们不需支付任何资本成本，但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财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同时，由于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却不断减低，以至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发放的调控，避免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大多属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享有对诸多资源和要素的垄断特权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虽然源源不断地获取了高额利润，却并未按国际惯例向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分红。2006年初，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我国中央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不论财政部、国资委还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都未从中央国有企业获得股利，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法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改革中的资金短缺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金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红利”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社会分红”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从操作层面看，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向国家分红，省市级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应向社会分红。因此应理顺机制，创造条件，认真解决与落实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收益权。

（四）政府参与分切房地产利润蛋糕无助于降低房价我国目前高昂的房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却高歌猛进。近1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几乎没有增长，但房地产价格同期却上涨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价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积土地是开发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待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土地本应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但在国家整顿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风潮显示有关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土地资源的流失，导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减弱，而房地产商对楼市的操纵空间更大。大规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产商通过垄断土地垄断房价，形成区域性房地产主导价格。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手段，也为开发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机会。开发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谋求通过房地产开发创造GDP增量纵容的。被囤积的土地长期处于待开发或闲置状态，对国土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价调控上，国家开征土地增值税、房产交易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无法抑制房价上升的势头，相反推动了房价上升。古往今来，征税从不能压低商品的价格。拉姆齐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房地产属于食盐类商品。在房地产市场总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开发商或卖房者定会将这部分税收转嫁给买房者负担，在这点上，所有的开发商或卖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过征税方式调控房地产，税收最终会转嫁给购房者，加重购房者的负担。降低房价需要灵活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只会加重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摘要：本文剖析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应把握的原则和战略，有较强的现意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政府理财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但在我国经济总量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应，美国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从1999年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最终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额则明显下降，相应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显削弱。有很多学者认为，仅能勉强糊口的“生存工资”使我国产业具有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是一种错误认识。在我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弱势群体”承载了；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由所谓“精英团体”瓜分了。概括起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点：（1）目前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收入差距拉开的速度非常快，短短20多年时间从相当均等拉开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围内较罕见；（3）与收入分配结果相比，起点不公平较过程不公平更严重。起点不公平主要指有关社会政策的选择，表现为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健康的机会等的不公平；过程不公平主要指进入市场和发展事业的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国有企业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股票获取暴利，通过征地剥夺农民，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对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关注得不够，民众只能接受效率优先形成的结果不均等，每万元GDP增长所包含的就业机会在最近若干年内不断减少，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5）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仅增长68元。

（二）优势产业占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发展差距过大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电信、铁路、电力、民航、金融和烟草等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较轻纺、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业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垄断行业囤积的巨额资源及利润，使其应对国家宏观管理的能力和空间大大增加，客观上减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这在房地产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另外，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强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部分地区、行业垄断苗头开始显现，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三）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体现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因此有些企业既垄断了国有资源又享受税收返还等财政支持政策。对这些企业而言，它们不需支付任何资本成本，但对市场中的其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客观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财政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同时，由于未建立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不断膨胀，困难企业职工收入却不断减低，以至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发放的调控，避免工资水平过快增长，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国有企业利润持续增长，与国有企业大多属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享有对诸多资源和要素的垄断特权不无关系。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虽然源源不断地获取了高额利润，却并未按国际惯例向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分红。2006年初，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我国中央国有企业近年来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不论财政部、国资委还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都未从中央国有企业获得股利，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法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部分收入可以用来解决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改革中的资金短缺问题。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金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红利”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社会分红”在一些国家已成为现实。从操作层面看，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向国家分红，省市级国有企业的利润应应向社会分红。因此应理顺机制，创造条件，认真解决与落实国家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收益权。

（四）政府参与分切房地产利润蛋糕无助于降低房价我国目前高昂的房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却高歌猛进。近10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几乎没有增长，但房地产价格同期却上涨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价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积土地是开发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待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土地本应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但在国家整顿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风潮显示有关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土地资源的流失，导致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减弱，而房地产商对楼市的操纵空间更大。大规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产商通过垄断土地垄断房价，形成区域性房地产主导价格。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手段，也为开发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机会。开发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谋求通过房地产开发创造GDP增量纵容的。被囤积的土地长期处于待开发或闲置状态，对国土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价调控上，国家开征土地增值税、房产交易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无法抑制房价上升的势头，相反推动了房价上升。古往今来，征税从不能压低商品的价格。拉姆齐说：在食盐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盐，需求较缺乏弹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应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应者好歹都得把当天的青菜卖掉，供给较缺乏弹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税，税负也必定会转嫁给供应者。房地产属于食盐类商品。在房地产市场总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开发商或卖房者定会将这部分税收转嫁给买房者负担，在这点上，所有的开发商或卖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过征税方式调控房地产，税收最终会转嫁给购房者，加重购房者的负担。降低房价需要灵活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只会加重普通购房者的负担。

［提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理财的愿望日益强烈，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随着打破刚性兑付政策的实施，居民投资理财的风险凸显，如果没有理财风险意识，可以影响金融秩序与稳定发展。本文通过对江苏地区居民理财情况的调查，对打破刚性兑付下居民理财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揭示居民理财风险，从居民、金融机构、政府三维度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理财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打破刚性兑付；居民理财风险；风险防范

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明确规定打破刚性兑付，2020年延期一年执行。国内学者对刚性兑付的成因及其影响做了很多研究，认为其严重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客观规律，引发投资者不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加剧道德风险。资管新规出台后，严禁金融机构承诺保本保收益，希望以此来打破刚性兑付。此前，我国理财是在刚性兑付的背景下由金融机构担保提供保本收益。居民理财思维固化，没有考虑思考投资与风险并存，再加之没有稳健、健全的法律来规范居民理财，存在巨大法律风险。政府提出“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任务之一。因此，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防范和化解居民理财业务的风险愈发重要且刻不容缓。本文在对江苏地区居民理财情况的调查基础上分析居民理财风险的状况，提示存在的风险，最后提出打破刚性兑付下居民理财风险防范对策。

一、打破刚性兑付下居民理财现状

（一）调查基本情况。在对相关文献和政策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实际发放调查问卷来了解打破刚性兑付下居民理财的现状，主要从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理财产品的认识、对理财的风险认识和对打破刚性兑付的认识四个方面进行设置。本次调查，我们针对江苏银行南京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南通支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等银行，在各大行经理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共发放300份问卷，剔除72份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28份，有效率为76%。对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1）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46.05%，女性占比53.95%，男女比例相当，数据受性别因素的影响较小。（2）在年龄方面，40岁以下的所占比重为76.32%，表明年轻人是当今理财的主体。（3）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到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所占比例为65.79%，受过大专教育的为5.26%，受到高中教育的为9.21%，受到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比19.74%，表明理财涉及一些专业知识，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很难参与其中。（4）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年收入水平在10万～20万元的人数最多，约占总受访人数的36.84%，年收入水平在5万～10万元和20万元以上的人数占比相当，年收入水平在5万元以下的比重最小。（5）在家庭所处地理位置方面，位于城市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6.05%，位于乡村的占比53.95%，城市与乡村居民的比例约为1∶1。（二）居民理财情况。根据调查情况，从居民理财主要目的、居民选择理财方式的考虑、居民对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的认识情况、居民理财的风险意识等四个方面对问卷进行分析，情况如下：1、居民理财主要目的。我们在设计问卷时，考虑到居民理财往往存在多个目的的情况，设置了多个选项。统计表明，大部分居民理财的主要目的是合理安排收入，占比67.11%，为了家庭保障的占比50%。居民理财主要是为了合理安排家庭剩余财产，并且居民更多的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进行投资理财，以此保障家庭成员的健康和未来发展。2、居民选择理财方式的考虑。理财方式和理财产品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丰富了金融市场产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居民投资理财的风险，因此居民选择何种理财方式需要谨慎考虑。被调查者反映在其选择理财产品时，首要考虑的是产品的收益及安全性的比例为72.37%；紧随其后的是金融机构信誉，占比为57.89%；对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占比为53.95%。看重产品服务的占比为23.68%，关注周围人选择的占比为17.11%，这两点人们考虑的不多。表明居民在进行理财时，还是保持着低风险的原则，最先关注产品的收益性和安全性。金融机构的信誉和了解程度，对于那些依托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理财的人群十分重要，在缺乏足够理财知识时，选择一个信誉度高的金融机构，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理财方式。就产品服务，跟从他人理财这块，人们还是较为谨慎，不会因为服务到位而忽视理财产品的实际优劣情况，也不会盲目地跟随众人进行理财，这是很值得肯定的。3、居民对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的认识情况。为了解居民对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的认识情况，我们对被调查者认为购买的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金融机构应多大程度给予赔偿进行调查。结果表明，89.94%的居民认为金融机构应给予刚性兑付，2.21%的居民对金融机构给予刚性兑付持反对意见，剩余被调查者认为两种结果均可以接受。从调查结果来看，居民对理财出现亏损是很反感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理财亏损应该由金融机构给予赔偿，但这是不符合当前打破刚性兑付下理财的实际情况的。这说明大部分的居民并不了解刚性兑付，更是没有去了解我国居民理财的相关政策，这种情况对于居民规避理财风险是不利的。4、居民理财的风险意识。此次问卷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居民理财时对理财风险的认知情况，以及分析其对打破刚性兑付下理财的看法。因此，居民理财的风险意识是理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调查显示，居民保守理财所占比例为18.37%；不希望本金损失，愿意承担一定幅度的收益波动，厌恶风险的占比78.89%。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基本没有阅读，直接在工作人员指引下签名的人所占比重为87.32%；有4.68%的居民在购买理财产品时详细阅读产品合同；8%的人只阅读利率、期限等基本要素。说明大部分居民理财时都没有充分重视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以及操作流程、买入卖出的手续费等相关事宜。

二、打破刚性兑付下居民理财风险表现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政府会计向理财会计的转型；政府会计向服务会计的转型；政府会计向民生会计的转型；政府会计向公共会计的转型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政府必然和必须要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投入大量人财物、一般谈及理财，多从企业和个人角度考虑、政府会计也必须积极向理财型会计转变、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公共选择，是民主财政、政府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而是为民服务的政府、民生，自古以来就有“国计民生”之说、政府会计要时刻和始终站稳“行人民民主、对人民负责”的立场、坚持公开、公正、合法、透明等原则，切实维护建设好公共利益、加强对政府在公共财政收支方面的核算和监督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在公共危机已具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现代社会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政府，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包括公共危机处理在内的所有公共活动开展各种有效的管理，提供及时周到的公共服务，实施多种多样的惠民利民政策和举措，助推系列公共目标的实践和实现。这其中同样要求政府会计进行转型，形成一种融理财会计、服务会计、民生会计和公共会计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会计体系。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会计公共利益转型

在突如其来的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必然和必须要对这些事件的处理投入大量人财物，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生活生产、基础设施使用、交通运输运营、救死扶伤工作等方面的正常有序。而这些投入是否合理有效地被利用和运用，是否适合与满足了救危扶危的根本需要，则既要求政府会计充分发挥其核算、监督、管理和调控等职能，为政府科学有效地及时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又要求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和做好科学理财、服务救灾、体恤民生、维护公益等应对策略，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和政府会计的积极转型。

一、政府会计向理财会计的转型

一般谈及理财，多从企业和个人角度考虑，很少涉及国家理财、政府理财，特别是政府理财的质效问题几乎成了边缘性问题。政府理财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一条轨道，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更应该讲求理财的质量，确保作为政府重要理财活动内容的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理财水平的高低和理财质量的优劣直接反映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质量的政府理财是公共财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协调以及保持宏观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方小桃，2005）。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原则，进而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有效、管财有法的良性循环及其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满足公共需要的目的。这种本领就是政府理财能力，具体包括生财能力、聚财能力、用财能力和管财能力四个方面（蒋国发2008）。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有不同的观点和相应的派别。但凡儒家，大多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出发看待义利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讳言财利，以为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视理财。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叶适、邱浚、王韬等。当然也有儒门之人而主张理财者，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谓“观古知今，古为今用”，纵观中国古财思想的兴替得失，对我们今天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可收借鉴之效。

一、理财的必要性

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若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策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

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该思想就站不住脚。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那么国家的财源从何而来，国家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难道任由统治者挥霍无度而坐视不管吗？国家的兴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财力的强大则要求必须重视理财，善于理财，理好财。否则，将沦入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财盛国兴，财贫国衰的众多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讳言财利”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顺的追求财利，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理财家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觏否定“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点，指出“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的反传统观点。他不仅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还认为“欲”也应该谈，因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南宋的叶适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认为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国之常经”。如讳言理财而使国用不给，“终不免于横取于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敛之张本也”。意思是说，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

二、理财的涵义

关于什么是理财，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意思是说，理财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是合乎正义的行为。王安石所谓理财的涵义，除了封建国家财政而外，还意味着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协调其分配与流通，其内容是极广泛的。明代的邱浚认为理财就是对谷与货的治理。“谷以资民食，货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安国富”。在他看来，理财实质是人为分疏问题，即管理和控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邱浚认为理财分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他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清代的王韬对理财的认识，与西方资产阶级财政的认识渐趋相同。他认为应该发展国营经济事业收入和发展民营工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兴大利”。这就突破了原来重农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财意识，而具备了资本主义近代财政思想的特征。

近年来，围绕建设法治财政这个目标，我局结合本县实际，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全面推进依法理财，我县财政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实现了财政收入快速、稳步增长，*年全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577万元，为历史最好成绩，综合增长率为36.2%，在全省67个山区县排名第28位。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依法理财观念

俗话说：“穷家难当”，我县是山区县，经济基础相对较差，政府可支配财力不足。*年，全县一般地方财政收入2876万元，财政供养人口近1万人。如何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同时，保障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县财政工作急待解决的一个难题。对此，我局党组认清形势，统一思想，以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国务院颁布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契机，将依法理财工作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在局机关开展依法理财大讨论，使全局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推进依法理财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公共财政的必然趋势；是加强财政自身建设，提高政府理财水平的有效途径。

在深刻领会推进依法理财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我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务必树立依法理财观念，重点提出要树立三种意识：一是法制意识。必须忠实履行宪法和《预算法》等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建设法治财政的目标，努力实现靠人理财向靠机制理财的转变。二是时不我待意识。正确认识依法理财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消极等待，要立足于从财政自身抓起，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推进依法理财工作。三是艰苦奋斗意识。牢记“两个务必”，坚持“量力而行、量财办事”原则，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提高依法理财能力

（一）强化财政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

一、指导思想

加强财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加强财政管理制度建设，完善财政体系和机制建设，规范财政行为和运作程序建设，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创新财政管理方式，建立稳健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运行效能，为建设法制财政目标而努力奋斗。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与加强财政法治建设相结合。

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与财政改革相结合。

三是坚持财政规范化管理与强化服务意识相结合。

摘要：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但农村家庭传统的攒钱观念和不合理的理财方式导致农村理财状况不佳。本文以鱼台县农户为访谈对象，对鱼台县农民的理财模式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对农民理财模式的改进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理财模式；理财建议

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为了进一步降低贫富差距，国家也越来越注重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断地出台一些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农村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农村居民长期受到传统理财理念的制约，农村居民的实际理财状况与其收入增长状况并不协调。农村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将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于如何完善我国农村居民的理财模式，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健康度，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鱼台县农民经济收入现状

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周楼村现有农户100余户，村民近500人，以种植大蒜、棉花、玉米、小麦等为主，还有很多农户以种植蔬菜、喂猪养羊为辅业。此外，很多农户在闲暇时会外出打工，甚至还有一些常年在外打工。因此，他们的收入包括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无论是纯农户还是外出打工者，2013年到2014年其收入整体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外出打工者的收入要比纯农户高一些。通过对农户访谈可以发现，2014年的人均收入普遍高于2013年的人均收入，其中种植业仍然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养殖业热潮的推进，周楼村一些农户还通过饲养猪、羊以及各种家禽来进一步扩大收入，由于饲养规模并不是很大，其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所以收入也比较稳定。

二、鱼台县农村居民理财模式分析

一、中国银行业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当前，银行业经营转型，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金融脱媒趋势逐步深化，社会理财需求旺盛，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迅速成为财富管理市场上一直重要力量。2004年2月，中国光大银行发行了国内首款理财产品———阳光理财外币A计划，历经10多年的高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银行理财资金账面余额23．50万亿元，较2014年底增加8．48万亿元，增幅为56．46%。截至2015年底，共有15．88万亿元的理财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占各类资产余额的67．09%，比2014年增加5．17万亿元，增长48．27%。主要方式是通过加大购买债券、非标资产和权益类资产的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投向涉及国民经济90多个二级行业，主要有土木工程建筑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房地产业、道路运输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在国内银行资产管理市场中，商业银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占有率90%以上。国家开发银行虽然设立了专业理财事业部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但因缺乏私人柜面业务和自身业务性质约束，在资金募集和投资能力方面相对于传统商业银行处于弱势。然而，资产管理业务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改善金融体系结构的重要手段，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发性金融资产管理业务面临的机遇

(一)传统信贷业务竞争加剧，企业理财作为利润增长新渠道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深入，在央行2015年5次降息的影响下，银行业普遍利差收窄，传统信贷业务利润空间越来越薄。目前，通过降低负债平均期限降低成本，拉长新增资产平均期限提高收益，以“收益覆盖风险”的策略差别化投入，成为银行业应对利差缩窄的常用策略。受此影响，国家开发银行“大额，长期”信贷优势被不断弱化。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不良率突破2%，为平衡风险，稀释不良贷款，商业银行近年来加大了与政府平台类客户的合作力度，大举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国开行传统优势领域。为深化改革，中央对地方政府类平台采取市场化、透明化的管理方式，国开行持续数年保持高速扩张态势的平台贷款业务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市场环境不断恶化。资产管理作为非利息收入表外业务，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传统优势领域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投贷债租证”全牌照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丰富了非信贷业务融资方式，开辟了表外直接融资渠道，有助于顺应金融改革潮流，发挥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改善盈利结构，培育业务新增长点。

(二)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不断创新，PPP项目落地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