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范文10篇

同志们：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会议是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和**精神，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县两级政府机构改革。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重要意义

党的**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专门研究了机构改革问题，并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去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5号），进一步明确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提高认识。

首先，推进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政府机关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承担着大量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进行过多次，但政企政事不分、职责关系不顺、行政效率不高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廉洁勤政、务实高效。要通过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切实实现、维护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其次，推进机构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四大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必须看到，我们过去所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特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越来越多的问题集中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上。比较突出地表现在：长期形成的部门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权力部门化的倾向仍未得到解决；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分割和封锁，制约着市场体系的培育、发展，助长了行业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无序竞争；一些职能部门仍习惯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不善于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重叠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仍然包揽过多，社会中介组织没有充分发挥有效作用。要通过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

一、行政副职制存在的合理性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1978年改革开放后又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始于1998年的第四轮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从以往机构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政府机构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机构设置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性是有迹可寻的，基本上是在三个层面进行周期性循环：从政府职能上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经济管理权力之间的配置上进行权力下放与上收之间的循环；任何政府机构的设置都以职能为核心，职能的变化直接导致另外两个层面的变化——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进行分开与合并、撤销与增加之间的循环；在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数量上进行精简与膨胀之间的循环。

在1978年前后两个时期导致政府机构出现有规律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此前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此后则是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造成的。

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用行政力量来配置资源和主宰经济活动，本应由市场和企业承担的种种经济职能被集中到政府中来[1]，它客观上要求一个规模庞大、复杂完备的政府机构以便承担和实现这些职能，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行政机构——主要是经济管理机构的不断细分和不断膨胀。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是巨型政府的经济基础[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9年发表的演讲《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中对此有过论述：几乎不可能设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可以没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

1949年政务院(即国务院的前身)成立时，设立政法、财经、文教、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分管35个部门，机构比较精简。1953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加强了中央计划指导，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开始向直接、微观方面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分化为专业管理部门，如重工业部进一步细分为一机部、二机部、建筑工程部和地质部；从财政部中分出了粮食部；贸易部一分为二，变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这样，政务院的机构由35个增加到42个，经济管理部门增加到21个。195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程度进一步提高。为加强直接管理，撤销了四个委员会，改设八个办公室，实际上是管理权力的进一步细化，行政机构相应增加到64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达到35个。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建立使中央政府集权的范围空前扩大，经济管理部门管理的产业越来越多，原来的机构设置已经无法适应庞大的管理业务，遂更细致地划分了管理系统：撤销了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分设和增设了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森林工业等部。同时，为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协调能力，又增设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两个综合职能部门。这样，国务院的机构膨胀到81个，是建国后的第一个高峰[3]。

同志们：

刚才，利民、亮学同志分别宣读了《关于县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等下，方敏书记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下面，就全县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我讲三点意见。

一、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一）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央、省市部署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年3月，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去年6月，省政府机构改革正式启动，并下发了《省关于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今年3月份，市里召开了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对县市区政府机构改革进行安排部署，7月份正式批准了我县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所以，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署的重大任务，是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20年总体目标的重要步骤，必须认真组织、全力推进、确保实效。

（二）政府机构改革，是推进科学跨越的体制保障。近年来，我县以推行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为突破口，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管理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组织结构及其权力、职责的配置不尽科学，职能交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要实现县经济社会的科学跨越发展，就必须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解决好制约科学跨越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全面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三）政府机构改革，是加快富民强县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县正处于率先发展、科学跨越的关键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深程度上解放思想，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高效组织和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县一切力量，投身科学跨越富民强县的伟大实践中。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上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提高施政效率，更及时、更高效地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我县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更好的政务环境。要以政府机构改革带动全县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改革，为科学跨越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更强大的动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以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为正式启动标志，新一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在短短的一年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可以说，此次改革是建国以来历次机构改革中声势和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员减少比例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央最高层决心最大的一次，是实施推进最快的一次，取得的成效也是最显著的一次。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在地方，从机构和人员来看，中央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只占极小比例（仅3万余人，而地方政府机构中的国家公务员多达540万）；以往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也表明，改革愈往下，制约因素愈多，阻力也就愈大。仅此两点即足以证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能否跳出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所未能跳出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主要还是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实际成效。眼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提上日程并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笔者认为，确保地方机构改革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对地方机构改革的制约因素或阻力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减少和化解改革阻力，培养和壮大改革动力的有效对策。

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阻力及其成因

从宏观上说，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扮演着非常特殊的双重角色，它既是改革的主体和推动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和接受者。因此，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并存于政府内部。但从微观上说，处于不同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其所扮演双重角色的重心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机构改革是中央政府决策层自上而下发动的，因此相对来说，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对象和客体的角色更为突出。其抵制改革的阻力也更大些。总结历次机构改革的得失，地方政府对机构改革的阻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消极拖延，被动观望。例如，从1993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至1997年初，历时4年，全国尚有不少地方甚至还没有批复市县机构改革方案，其历时之久，效率之低，始料不及。在某省召开的县（市）人事局长座谈会上，一位局长一语破的：“机构改革谁也不愿当先进，否则有人就会责怪你！”机构改革的领导班子和执行部门不可谓不尽力矣，无奈情况复杂，阻力重重，许多政府部门唯恐先搞先吃亏，故而退避观望，搞拖延战术，以寻求最佳对策。

二是讨价还价，有“利”必争。在“三定”过程中，许多政府部门对有权有利的职能则竞相争之，对有责任多义务的职能则竞相推之，围绕一个“利”字，想尽办法与人事编制部门争职能、争机构、争编制、争职位。某省编制委员会仅仅为划清广播电视厅、文化厅、新闻出版局等单位的职责，就先后召开了10多次协调会，其讨价还价的力度之大，不言自明。此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人设职、人员臃肿现象仍是很普遍，目前我国各级机构在进行职位设置过程中存在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副职和非领导职务数设置太多，有的单位副职人数多达十几人，更不用说非领导职务了。领导副职和非领导职务数比例过高，一方面造成职能交叉，相互扯皮，另一方面又造成人员臃肿且职务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也加大了机构改革的阻力。

三是瞒天过海，改头换面。为了完成减少机构、精简人员的任务，许多地方政府将原属于政府系列的一些部门，如新闻出版局、档案局、测绘局、经济协作办公室等单位，在统计上划为事业单位，但实际上，这些机构的职能和人员丝毫没有改变。表面上行政机关的机构、人员减少了，但实际上是“走过场”，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并没有减少。或者是某些主管部（局）改组为公司，但它们的行政管理职能并没有消除，总公司或控股公司依然可以对下属企业指手划脚。机关翻牌为公司，虽然在名义上缩小了政府规模，但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并没有实现。这些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成为人们批评的焦点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

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政府职能放量扩大。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党政职能交叉、政企不分,许多本应由党或企业管理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导致政府职能过多,管理过宽,势必相应增设一些机构,从而使机构进一步膨胀。二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水平和质量还不高,随着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不断变化,政府职能被不断地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细,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被人为放大,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三是二十世纪,政府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瓦格纳法则,在由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过渡时期,许多原来由家庭或私人供给的货物和服务转而由国家和政府来供给,因而产生了对政府绩效更大的需求,并且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求政府进行辅助性投资。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处在瓦格纳法则所论述的社会过渡时期。加上一直受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该由市场取代政府的职能也基本被政府担负了。综合经济管理职能、社会工作职能、行业管理职能等等全部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的扩展必然带来机构的膨胀。因为政府职能的实现靠政府机构来完成,政府机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体,依职能而设,随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机构膨胀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要转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科学界定好政府职能,该归位的要归位,该释放的要释放,既不能把政府办成一个万花筒”式的组织,也不能使政府出现职能空位。当前要重点理顺好以下两种关系,即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理顺党的工作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二)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事实上存在着能进、能上、能高”而难出、难下、难低”的干部用人制度,缺乏竞争的动力与压力,也没有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干部只上不下,只升不降,一到年限就提拔,一遇机会就升级;政府机构一有条件就升格,一开口子就增加职数,机关变成解决就业和待遇的福地,致使干部队伍和机构迅速膨胀。我国供养比例(即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之比),50年代为600∶1,70年代为155∶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个官员,25个吃财政饭的人;而7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17个官员,65个吃财政饭的人;50年代1000个人里只有04个官员,167个吃财政饭的人。政府官员猛增,直接造成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直线上升,1995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达9965亿元,占国家预算的146%,比1978年的53亿元,平均年递增189%。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为吃饭”财政,政府根本拿不出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如陕西省有90多个县,其中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有些乡镇干部甚至数月或半年拿不到工资。

由于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普遍存在人浮于事、人满为患的情况,尤其是普遍存在官”多兵”少;后勤人员多,业务人员少;习惯于行政命令、分指标、批项目的多,业务骨干少;庸人多,能人少。因此,不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是造成机构、人员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肿胀”,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同志们：

一、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改不行，改不好不行

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注意，今年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与以往的提法有所不同，以前叫“积极稳妥推进”，现在叫“深化”。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也讲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应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减少行政层次，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逐渐从管制走向服务，从人治走向法治，从集权走向分权。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第一条就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可以说，明年将是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重要一年，我们一定要站在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高度，充分认识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意义。

第一，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政府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但一直以来政府的服务都有一个成本太高、服务不好的问题，老百姓希望政府花钱少、办事好。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将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化，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优化政府的服务，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也只有这样，政府的内部组织才能优化，运转协调，才能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质量，真正做到花钱少、办事好。

第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过程，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也需要逐步推进，不断深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对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必须要依法行政、规范管理、优化服务，以不断提高驾驭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水平。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政府组织结构的整合和功能的完善，达到增强政府行政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的目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以政府构架为依托，政府构架直接影响和决定行政管理体制的形式和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合肥市包括我们县都先后进行了数次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工作，精简了一些机构和人员，在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行管理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在管理方式上，一些部门仍然习惯于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不善于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在政府职能运行上，部分之间职能交叉、重叠、职责不清的现象仍然存在，造成推诿、扯皮，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政府包揽过多，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这些都需要通过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机构设置的不断调整完善来逐步加以解决。

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把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正式提上日程。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有成效，但仍然没有“到位”。当前迫切要求深化这项改革，取得新的成果，以适应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行政管理的需要。

为了搞好这一次机构改革，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和强化责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完善体制机制，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对于这个基本要求，必须牢牢记取，事事遵循。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情况很有差别。在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既要紧紧围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贯彻中央的总体部署，又要结合各地实际，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在改革创新中完成这次机构改革任务。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要通过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进一步下放管理权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许可，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理顺职责关系。切实解决部门职责交叉和关系不顺的问题。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确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分清主办和协办的关系，明确牵头部门。还要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明确和强化责任。建设责任政府首先要讲责任。要按照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的要求，通过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在赋予部门职权的同时，明确相应承担的责任。推进政务公开、绩效考评、行政问责，强化责任追究，切实解决权责脱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