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现阶段OECD国家监管治理的具体实践；OECD国家监管治理对我国的启示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简单的“命令控制”式的直接干预模式、“非管制化”和“减少文牍主义”很快让位于监管改革理念、监管质量管理理念、监管政策理念、监管治理、监管治理的内涵：从充分保护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论述监管治理的必要性、将监管治理安排置于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制度禀赋）来考虑、OECD实现有效监管治理的三要素、转变观念，引入监管治理理念、运用多种监管工具，并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扩大政府咨询和独立机构的研究

一、引言

有鉴于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与监管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监管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课题之一，其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当前的监管改革是希望透过制度与流程的设计以引导发展出一个更为健全及符合民主治理精神的监管系统，同时促进目前多层次监管治理结构间地协调与配合，以期最终能矫正监管失灵现象并完成社会各组成部分自我治理与自我监管。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DavidH．Rosenbloom曾定义公共行政为：“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对社会进行全部或局部监管或提供服务的过程。”政府的功能正是以其对公民的“服务”或“监管”过程来实现。正如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PublicManagementCommittee)所指出的，监管质量对于经济绩效及政府在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所做努力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首次提出了监管治理理念，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OECD国家在监管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确定了不同性质的监管政策质量评估方案及立法。为了使我国监管改革能更符合公民的利益，以实现善治，有必要将监管治理作为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重要的遵循准则与规范架构。在这方面，OECD国家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对我国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典型意义和借鉴作用。

二、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OECD国家监管政策经历了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从1990年3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业到2004年末，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从最初的地区性市场迅速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全国性市场。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有所改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加，机构投资者比重不断提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不断增加。我国的证券监管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且，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情况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普遍滑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ST、四年PT”成为证券市场广为人知的一大特色。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恶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类违法违规现象增多，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股市操纵、购买审计与审计舞弊等案件层出不穷，社会影响恶劣。面对不规范的市场，投资者要么孤注一掷，以短期投机心态参与股市，要么对市场失去信心，选择“用脚投票”。中国证券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34802．72亿元，而2001年6月(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时)，市价总值为53630．58亿元；2005年3月的流通市值为10996．52亿元，而2001年6月为18866．36亿元；筹资额方面，2005年3月锐减为7．92亿元，而2000年筹资额曾经达到近400亿元。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再融资需求旺盛。越来越多的优秀大型企业，尤其是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优质上市公司，都由于各种原因奔赴海外上市，以解决融资瓶颈。

这些数据说明，发展和完善证券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证券业界的大多数政策建议都集中在提高监管能力、拓展监管权限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等方面。笔者认为，政府证券监管职能的转变，才是目前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系的关键。

1我国证券监管的过度集权

我国股市的市场管理体制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向证券监管部门集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证券市场本来是一个最需要创新、最需要竞争的市场，而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证券交易所日渐失去了市场发展的规则主导权，成为整个股市监管体系的一个“一线监管单位”，它的市场组织功能已经基本退化。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证券市场完全由政府来操作和经营。

其实，这并非当初的本意在上个世纪9O年代初，中国股市除了1990年11月26日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l2月1日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外，还有1990年l2月和1993年4月成立的STAQ(全国证券市场自动报价系统)和NET(全国电子交易系统)，以及1993年8月l8日试运行的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当时的沪深交易所虽然是地方性的，但面向全国开放，实行由当地政府主管、理事会实际管理的模式。这些不同的交易系统的出现，很适合中国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状况。

一、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的迫切性

1．多头监管，监管责任模糊当前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十分复杂，除大多数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地方性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属一行三会监管外，其他非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五花八门，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极低，状况百出。一是部分监管主体缺乏专业监管能力，监管手段落后，大多只是在风险发生后进行查处，缺乏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监管责任不明确。二是在多头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的问题，如银监会不承认农村资金合作社的合法性，对农村资金合作社的监管责任由省级农业委员会承担，非专业监管机构很难对其进行专业有效的监管，使其陷入监管真空;而对于农村信用社，各级政府占有股份具有管理权，这又与银监会产生重复监管的矛盾。三是某些领域如非法集资监管责任不明，一旦出现风险，各监管主体相互推卸责任。2．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方式单一目前地方金融监管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具体采取行政检查和行政罚款等措施，对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能力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性监管主体的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监管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立法不足，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意识薄弱。此外，对于互联网金融类的金融风险问题，缺乏创新的监管手段，运用网络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的经验不足［2］。在地方金融监管的监管方式选择上，主要是以外部监管为主，监管方式单一。一是缺乏有效的风险事前识别控制能力，往往在风险发生之后采取罚款取缔等手段;二是缺乏规范的定量指标体系，难以将风险进行量化，对金融风险的监管不科学不严谨。三是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日常监管与重点监管不到位，缺乏合理的监管计划。3．地方政府权责不一致地方政府是地方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第一救助人，我国中央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对地方金融风险承担全部责任，但在金融监管方面却实行中央直接集中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不够清晰。第一，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和融资担保公司之类的地方金融机构，我国缺少对地方政府的法律授权。第二，地方金融办权力大小不同，有的地方金融办只作为协调管理机构，并未对地方性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有的地方金融办则权力过大，甚至能够控制信贷指标，产生寻租空间［3］。第三，对于其他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分散到不同的监管机构，监管范围、监管力度、监管效果存在很大差别，又由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导致监管的权力混乱，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战，难以正确厘清权责关系。4．县区级监管单位缺位在现行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中，“一行三会”的监管范围局限于市级，对于县区级及以下地区很少设立分支机构。一方面，人民银行虽在县区级设立分支机构，但不具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职责;银监会只在少数县区级地区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机构简单，人员配置少，而且不具有检查权，对于县区级的金融机构监管往往力度很小，有名无实;保监会和证监会在县区级不设立分支机构，只在省级设点，对县域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监管处于空白。另一方面，仅有的县区级金融监管单位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很难留住优秀人才，导致县区级监管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监管能力有限，监管效率低。而由于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县区级并无分支监管机构，导致县区级的金融监管缺乏协调、联动机制，无法进行监管信息共享，难以进行全面有效地金融监管。5．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协调难度大，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垂直监管，其地方监管分支机构代表的是中央的利益，而地方监管机构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在寻求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容易发生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导致在监管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难度较大。二是地方各监管主体之间监管协调难度大，由于地方监管主体过多，各监管主体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管联动机制，因此金融机构间复杂的业务往来往往导致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战，无法统一调配资源。地方监管主体不全是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对于金融部门的监管缺乏有效方法和经验，监管能力的差异容易导致一些风险漏洞，形成区域性风险。

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责任分析

地方政府对于地方金融机构扮演着监管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除了担负地方经济建设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责任外，还担负着促进地方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责任。地方政府监管者与管理者的身份矛盾直接导致了其在地方金融监管中的责任矛盾。

(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也是地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最根本的目标。地方政府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首要金融监管责任，其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地方金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金融进行有效地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地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地方金融发展越快，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同时地方金融的发展好坏也直接反应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4］。地方金融监管是否有效，地方金融风险是否存在，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地方政府的形象及利益。

1对医药电子商务加强政府监管的必要性

1.1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监督作为保障医药电子商务是以医疗机构、医药公司、银行、药品生产单位、医药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保险公司为网络成员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从以上医药电子商务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出，医药电子商务包含了医疗机构、医药公司、银行、药品生产单位、医药信息服务提供商、消费者以及保险公司等多个相互联系的参与者。虽然，在互联网上进行医药电子商务所经历的实际交易过程十分快捷、方便，交易双方甚至只用动动鼠标就能完成大宗药品的交易，然而，由于其参与者较多，保障交易顺利实施的环节较多，而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潜藏着欺诈行为，各个参与者在交易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药品生产企业伙同信息服务商虚假药品广告，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医疗机构也普遍存在着拖欠药款问题，往往不能按时支付货款，从而严重影响生产企业的资金周转。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有可能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那么仅靠各参与者之间的合同约束来规范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交易的各方都迫切需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的监督管理来确保交易过程的安全与公正，为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

1.2药品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督管理药品是特殊商品，其质量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督管理来确保药品在互联网交易过程及其网下配送过程中的药品质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药品流通领域的质量安全实施全面的监督管理。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医药电子商务领域实施政府监管责无旁贷。

我国医药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不规范，药品流通市场缺乏必要的自律和强有力的监督，加之传统的购药方式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大多还是宁愿多花些钱、费些事到实体药店去购买药品，也不愿意轻易尝试网络购药的方便与快捷。社会对于医药电子商务的淡漠,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医药企业对政府（BTOC）模式的医药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医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政府切实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管以及宣传的力度，确保网上交易过程中药品的安全性，使社会逐渐培养出对医药电子商务较强的认同感，以便早日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1.3政府应当通过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的监管来杜绝网络犯罪行为虽然医药电子商务自身存在诸多优势，其快速发展确实有利于提高医药企业的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有效的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利于避免或减少医药商业贿赂及其他不良销售行为。然而，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必然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来规范其发展。否则，这种新兴的商务形式也会给社会各方面乃至于公共安全带来巨大危害，成为网络犯罪的新渠道［1］。

据报道，澳大利亚不少吸毒和贩毒者在互联网上匿名交换信息，并进行交易。警方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束手无策。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称,网络是警方很难触及和管制的领域，警方虽然可以针对具体的信息采取行动，但如果经互联网来自海外，澳大利亚司法部门对此没有任何制裁权。在悉尼，一些年轻人经常利用互联网来购买。悉尼的一些大麻种植者也常在互联网上定购大麻种子。这种通过网上交易滥用药品的情况在欧美国家也普遍存在，令各国政府都为此十分头疼。可见医药电子商务是潘多拉魔盒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医药电子商务自身的诸多优势，同时也要加强监督管理才能保障其能够顺利、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医药电子商务政府监管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

所谓政府投资项目，就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满足公共需求为目的，以公务公产和公有公共设施公产为内容，以国有资产投资或者融资方式兴建的行政性、公用性、公有性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率与廉洁状况，直接影响到资金使用效果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是行政监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这几年，*市行政监察机关一直注重强化这项工作，结合实际采取了系列监管措施，监管的项目不断增加，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根据市纪委、监察局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针对我市的政府投资项目监管问题进行了调研，客观总结了我们前阶段的工作情况，认真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对纪检监察机关如何深化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的政府投资项目，指使用市本级财政性资金的政府投资项目和市与盐都、亭湖及市开发区联建项目，也包括国家、省财政资金投资补助或直接投资的项目。界定是否是财政性资金有9个标准：1.财政内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2.财政预算内其它支出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3.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专项基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4.财政预算外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5.政府统借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6.由政府承诺还款的借款资金及利用国债资金；7.转让、出售拍卖国有资产、经营权所得的国有资产权益收入；8.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其它财政性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9.政府以土地使用权等资源、资产作价出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乡公共设施等基础性项目；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公益性项目；科技进步、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国家和省重点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近年以来，*市纪委、监察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重点项目纪检监察巡查制，切实强化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的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确保重点项目实施的高效、廉洁。一方面对项目的外部环境进行巡查。巡查组重点巡查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有关推动项目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到落实，相关部门和单位在项目立项审批、资金划拨、工程招标、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环节的服务是否规范、高效，同时也对行政职能部门、项目责任单位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促进各地各单位切实转变作风，提升服务水平，提高行政效能，强势推进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对项目内部运作环节进行巡查。重点巡查项目推进的序时进度、工程招投标、质量跟踪监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以及参建单位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情况。巡查办通过联席会议、工作例会、报告反馈、信息交流、交办督办和巡查点评会等途径，动态跟踪巡查工作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确定各个时期的阶段性巡点。在此基础上，不定期编印《巡查工作简报》，通报面上情况。据统计，去年先后组织巡查近25批（次），参加巡查520人次，查纠各类问题260多个，协调解决矛盾193多个，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600多万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证，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积极的扩内需促增长的战略部署，迎来了新的一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高潮。这次政府投资项目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社会和群众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检查组和市委、市政府、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求,市纪委、监察局牵头会同发改、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5个检查组，多次对我市2008年新增中央投资项目中央检查组已检查项目暴露出来的问题整改情况和未检查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周福莲同志先后三次就检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并听取工作汇报。通过检查组的现场检查和跟踪督查，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和执行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对中央新增投资项目按照相关要求推进有力，成效明显，“国十条”政策对我市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存在问题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

社会转型期是指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时期。

(2)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政府管理创新，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

政府管理创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刘国玲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商学院

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实施过程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因此，直接决定公民个人利益的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某位或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相应的公民要感激和回报的直接对象也不会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公职人员，于是，利益的主体就发生了转换，公职人员作为人却享有了利益主体的权利。这一结果沉淀在公职人员心理上的是一种错觉，认为决定利益分配的是他个人的意志。作为政府组织主体的官员及一般公务员是否适用经济人假设，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讳言。马基雅维利在为君主设计统治术时也注意到了人“避险逐利”的本性。休谟说：“政府是由带有一切人类弱点的人所组成。”中国古代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如荀子、墨子等也把对人性的理解作为自己政治观点的起点。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明确将经济人理念纳入政府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缪勒说得更明白：“同样的人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仔细求利的自利者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呢？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有学者从机构利益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指出：“政府传统上被设定为公共机关，代表并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即自利性。但是理性选择学派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研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发现政府具有自利性并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有一个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系统的各个部门和不同层次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既然这样，政府系统及其子系统就会有谋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自利性。”博弈论是研究政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说，当一个主体，好比说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企业的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所以在此意义上说，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所谓博弈，就是指参加竞争的各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政策执行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利益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或本人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存在差距，就会产生利益相对被剥夺的心理感受，这种利益受损的心理感受将直接导致政策执行偏离政策目标的各种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主要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双重性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具有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性。中央政府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从而提出一系列发展政策，保证了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基本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也能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分解和承担着国家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地方的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存在着许多矛盾。伴随中央政府行政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地方逐渐形成了部门和地方所有制的局面，众多的权力和利益主体产生，他们各自追求着自身局部权力和利益，对中央的政策处理也显得刚性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从局部利益出发，对中央一些不利于本地区的政策进行调整，有时甚至忽视和违背中央的政策法规，以达到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在行使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的同时，作为地方利益或局部利益代表者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从而造成了政策执行的困难。

如为了搞活经济，中央曾授予个别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变通执行中央和国家的政策，为了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偏远省份或少数民族省份进行政策保护或政策倾斜。对少数地区和开放地区的政策优惠，不仅很容易诱导那些不享有中央政策优惠的地区去暗中“模仿”特区和开放区的变通行为，而且还会刺激他们向中央要类似的甚至更多的特殊权力，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分散主义普遍化，并造成国家宏观政策的紧张和政策执行的无序。政府官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在公共选择理论家们看来，政府不过是一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因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是由这些人做出的。因此，政府政策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利益动机支配，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具体的执行人员。政府官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博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追求政治利益变通执行政策。从我国目前的干部考核体制来看，衡量一个干部的政绩如何，主要是看他在任期内产值增加多少，新建了多少项目，所谓“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政府官员为了赢得上级和老百姓的好评，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自然要有选择性地执行那些有利于获取公众好感和支持，提升自身形象的政策，对其他政策则暂缓执行或变通执行。当政府官员的利益函数始终受任期长短制约的时候，就会造成政策执行中的“折扣”行为。其次，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变通政策执行。政府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政府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旗号，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腐败，必然会扭曲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破坏政策执行结果。腐败的本质就是运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表现在政策执行中，就是以牺牲政府政策来换取个人的物质利益。无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国内外学者从“经济人”、博弈论或者是人性基础上对于政府利益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政府利益的客观现实性。政府及其政府官员遵循公共利益的价值原则符合社会发展和政权存在的基础，在公共利益基础上谋求自身利益的现实也客观存在。这一存在似乎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我们应该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政府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如何做到公共性第一，自利性第二？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如何在政策执行中和社会管理中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共利益？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政府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个政府凝聚民心。树立权威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也空前提高。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强行政管理，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信用政府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摘要：新兴证券市场的政府监管有着市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包括强化法律的地位、教育和培养成熟的投资者、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失灵等。但是，新兴市场的政府本身就是不成熟的，从而造成法律不完善、监管者的道德危机、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化手段过多、规范和发展难以两全其美等问题。因此新兴市场的现实选择是完善法制体系，对上市公司进行彻底市场化，合理设计监管机构，减少行政化手段不断向市场化跨越。

关键词：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市场调节

一、引言

长期以来，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就受到经济学家和实务界人士的诟病，以斯蒂格勒（Stigler）和佩尔兹曼（Peltzman，1976）为代表的“俘获论”观点认为监管机构代表了相关产业集团的利益，产业集团通过寻找代言人说服监管机构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监管政策，监管机构最终受该产业集团的控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政府监管实质上是使资金被特权阶层掌控，运用效率低下。詹姆士·布坎南运用“经济人”假设证明了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斯也认为政府监管的成本大得惊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似乎已经表明政府监管只会抑制资本市场发展、增加成本、带来负外部性。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证券市场都存在政府监管，只是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监管机构、监管手段、监管层次、监管效果上有所差异。特别是一些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范围更广、行政手段更多、监管层次更低、产生的影响更大；人们一面害怕不当的政府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一面又希望通过政府监管可以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证券市场各有分工、各有优劣，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靠政府监管或者市场调节来发展资本市场，成功的做法往往是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优势

政府之所以可以在证券市场监管中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是国家权利的代表，具有强制力，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监管在证券市场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培养教育投资者、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等。

[内容摘要]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养命钱”具有重要性与特殊性，政府是基金监管的主体，但受自身局限性影响，政府监管有必要保持适度性，必须引入其他的监管主体才能有效实现监管目标。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监管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构建多层次制衡式基金监管模式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政府监管；适度性；多层制衡模式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8006亿元，其中养老基金结余达5268亿元，占基金结余总量的65.8％。与此同时，发生在社保基金管理领域的违规和犯罪也逐年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全国已发现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约71亿元，涉及上海、宁夏、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违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006年上海市的社保基金案更是引起了举国震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保基金监管问题的思考，而养老保险基金以占社保基金结余总量65.8％的比重，更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概述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

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