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范文10篇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随着机构改革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关于政府规模的问题成了一个迫切的现实制度安排问题。我们知道，指导机构改革的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呼声。“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表述，科学的提法就是限制政府规模，而限制政府规模的价值取向又是出于解决当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诸如腐败、政府效能低下、社会能否良性运行、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的要求。可以说，在当前的行政学界，无论坚持强化政府职能立场的人，还是要求弱化政府职能的学者，都认为政府规模过大是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因而，无不要求限制政府规模。其实，限制政府规模是理性的政治学思考必然要提出的要求，因为政府实践中的非理性主要表现在每时每刻地扩大政府规模，以致于经常性地使行政管理陷入困境。如果没有政治学关于限制政府规模的理性要求，那么政府实践中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政府规模巨型化会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在“灾变”中再生的命运所支配。所以，经常地提出限制政府规模的忠告，是一切从事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自觉的责任。

一、政府规模膨胀的必然性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一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断地推动政府规模的扩大。

政府就其实质来说，是公共力量的实体化，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和代表着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类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别仅仅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别。统治型的政府是通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来强化少数人的统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数人的管理活动中行使公共权力和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这种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会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和属于社会的，是社会的公共部门，与社会有着不可分离的一体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会的异化，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因为政府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力量统治着或管理着社会，社会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亲”，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会的“父亲”。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利益实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为与社会相对应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发育、自我成长的要求，就有了不断扩大、不断膨胀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由于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它对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权，因而可以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打破资源配置平衡的客观要求而主观地使资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倾斜，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实现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虽然这会使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发生了背离，但政府却获得了自我膨胀的物质基础。所以，任何时候，政府都拥有足够的使自我膨胀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节制自我的理性的话，就会不自觉地展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能力。

毕竟政府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进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哪些是社会的公共事务，哪些是私人事务，是没有明确的标识的。也就是说，关于哪些事务是政府应当管的，哪些事务又是政府不应当管的，没有明确的规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划分。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非常繁荣的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常常成为聚焦的中心，而且几乎所有的争论又都是没有结果的，如果说能够取得了什么进展的话，那也只是通过举例的方式划定一些政府不应当管的领域。例如，说微观经济活动的领域是政府不应当管的。个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应当管的……对于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那些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是否应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个人的私生活总是与他人相关联着的，当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个人生活时，政府能够冷眼旁观吗？诸如此类，作为科学研究的理论思考都无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活动范围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动的边界是不明确的，而政府又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现，那么一切没有人管或者没有人能管得好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的趋势。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摘要】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机构改革作为主线和中心，而贯穿机构改革过程的一条主线则是精简政府机构和缩小政府规模的理想。建国以后，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机构精简的行动。但是每次改革过后都会出现机构数量的剧增、财政预算的扩张和政府规模的增长。文章拟采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这种机构病予以解读，给出解决政府规模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摘要】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机构改革作为主线和中心，而贯穿机构改革过程的一条主线则是精简政府机构和缩小政府规模的理想。建国以后，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机构精简的行动。但是每次改革过后都会出现机构数量的剧增、财政预算的扩张和政府规模的增长。文章拟采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这种机构病予以解读，给出解决政府规模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摘要：评价政府是否达到规模效率，即政府规模是否适度，不应仅看政府投入的数量指标，还需考察政府授入的质量指标和产出水平。我们使用DEA的软件Deap2.1，输入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和加入政府质量规模的两组投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产出数据，来对全国88座典型城市的政府进行规模效率评价，结果发现。在加入政府的质量规模后，各城市政府在总体效率、地区间效率和按人口规模分的城市政府规模效率均大于单纯考虑政府数量规模的效率。从地区看，东南、环渤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政府效率较高；从人口看。以500万以上和200～50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效率最高；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看，城市政府的规模效率一般要好于技术效率，说明政府投入的各项资源配置不甚得当，还需进一步优化整合内部资源，而并不必然要通过精简机构或精简人员来提高效率。

关键词：政府适度规模；政府总体效率；政府技术效率；政府规模效率

引言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王玉明，1998；毛寿龙。2000；刘博逸，2000；孙亚忠，2005)，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国内学者对政府规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及适度规模的分析等方面，但对如何确定政府适度规模，或评价政府规模的影响，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对于政府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主要讨论中央和省市一级政府是否达到适度规模，所评价的也主要是政府规模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讨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规模，掩盖了各地方、各城市的问题，同时，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深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基于此，我们拟将政府规模细化到城市一级的政府，并把政府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职能纳入进来，以更为合理地确定政府适度规模。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规模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争论焦点。“奥茨分权化定理”(Oares1972)曾指出，和中央政府相比，两个地方政府可以为不同偏好的本地居民提供差别化的公共物品，由此改进分配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奥茨并未说明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应当是多大。1985年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地方自治政府章程》虽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的规模应当尽可能小的原则，但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多大规模的政府更有效率并无定论。从规模经济来看，地方政府的最优(产出)规模应当是能够使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规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切地知道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大小，从而无法清晰地确定规模经济或是不经济的程度，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如治安保卫、老弱病残幼等)也并不总是规模经济型的产品，并非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率。

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往往采用规模经济模型中一些非常总括的定义和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如总产出、单位产出、单位成本等。最常见的实证研究是用财政支出等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研究其对经济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有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Rubbinson，1977；Ram，1986；马拴友，2000；欧阳志刚，2004；刘霖，*)，也有阻碍经济增长的(Landau，1983；Barro，1991；郭庆旺等，2003；张海星，2003)，也有二者没有关系或存在不确定关系的(Kormendi和Meguire1985；Grier和Tulloek1989；Evan，1997)。也有学者用政府所服务的人口规模来表示政府规模，认为人口规模与人均支出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支出需求越高，从而对政府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就越高。金(King，1996)构建了一个最优人口规模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动，需要定期对其调整。但地方居民只是服务产出的接受者而不是产出本身，一定总人口规模所产生的支出需求可能会由于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些研究采用相对指标来表示政府规模，如刘霖(*)用政府部门的人均消费与全国的人均GDP之比来表示政府规模，指出从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就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城市政府的规模要大于农村。实际上，地方政府负有多种责任和功能，所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是多元的，单一的综合性的产出指标并不能够较好地衡量地方政府规模。

有关地方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曹阳(2002)用行政管理人员占用社会人力资源的比重和行政管理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两个指标，比较了1997年各省的政府规模，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政府规模有极为紧密的逆相关关系。金玉国等(2006)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分类口径前后差别较大，缺乏历史可比性，因此采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加权计算的办法(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回归分析了2004年省级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地区政府规模过大，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框架体系日趋完善，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统计信息，2005年全国实际采购规模达到29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节约资金380.2亿元。2005年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实施政府采购改革7年来，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平均增长77.9％。

随着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的逐渐扩大，政府采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政府采购范围有限、规模较小。从发达国家看，一般国家政府采购的市场规模通常相当于其年度GDP的10％～15％。而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占年度GDP的份额仍显过少，采购项目单一，结构比例不合理。我国目前政府采购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财政专项拨款的办公设备购置、车辆购置及少数工程及房屋修缮，而对货物工程及劳务等项目，仍未完全实行规范的政府采购，这使得政府采购节约财政资金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二是政府采购程序不完善，效率不高。我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十分繁琐复杂，导致整个政府采购的效率低下。一方面是采购资金的申请、拨付环节不够顺畅。虽然有的地方采购资金实行财政直接支付，但在资金申请环节的时间周期长，同样影响了采购项目的执行周期。另一方面是对政府采购程序的认识不全面。大多数人认为，政府采购就是开标和评标的过程，而一个完整的政府采购过程包括项目的预算和计划的制定，采购项目的实施方案，信息公告，供应商资格审查，专家的选择，评审委员会的确定，评标标准的制定，开标、评标、定标，中标通知书，签订合同，履行合同，验收以及资金支付等一整套过程，每一个环节在操作时都要力求严谨、规范。三是规章制度体系不完善。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和随意性，特别是管理体制还不顺，操作上也是各行其是。这样既影响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又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容易滋生腐败行为。有违实施政府采购的初衷，最终影响政府采购的质量和信誉。四是政府采购人员素质亟待提高。五是政府采购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1我国政府采购部门绩效评价目标与指标设立

1.1客户角度

在绩效指标体系中，将客户角度的绩效目标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体现了政府采购制度是以客户为导向的。只有及时回应客户需求、提高采购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加强与客户合作和沟通才是政府采购的绩效内容的集中体现。同时，衡量客户角度各个目标的绩效指标也是指标体系的核心。

(1)客户满意度指标主要衡量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和供应商等)对政府采购的满意程度。客户满意度可以分三个指标进行考察：一是客户对及时反应的满意度；二是客户对质量的满意度；三是政府采购的投诉率(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摘要：本文以交易费用为切入点，探讨了政府规模、职能决定的理论脉络以及提高政府干预效率的手段选择，认为政府规模与行为的适宜性取决于其存在或参与所引致的福利收益和交易费用两方面效应变化的净结果，为提高对市场失灵的干预效率，政府应将市场深化手段和市场替代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政府规模政府行为交易费用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揭示了“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并强调政府对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就业不充分等市场失灵问题具有纠偏功能。自此，面对日趋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以布坎南(1998)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却逆势提出了“政府失灵论”，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本文试图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对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定位进行探讨。

一、交易费用理论及其启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于1937年率先提出的，之后，阿罗、威廉姆森、张五常等陆续做出了不同的补充和完善。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解释，通常把交易费用理解为搜寻信息、谈判、签约等所发生的费用。事实上，交易费用可细分为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前者是指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是人类为达到更富裕状态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后者是指超过这一数额的交易费用，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思想，在产业结构分析和微观主体的市场交易决策等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分工和专业化是交易费用增加的根源，社会越来越复杂，交易费用也就越来越大。随着市场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由此增加了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交易费用必然上升。对此，以杨小凯(1999)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也指出，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在经济生活中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因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理论则认为，企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最佳规模取决于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组织增加的费用在边际上的比较。综合而言，以上基于交易费用工具而进行的拓展研究采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