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范文10篇

首先，通信、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的进步为网络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软交换技术将是网络融合的关键技术。利用软交换分组技术的优势，能实现简单、高效、灵活的网络拓扑，降低运营成本，并开发新的业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网络融合时代越来越近。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网络融合下政府管制面临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和新应用的不断涌现,网络融合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在融合过程中，企业间形成了兼并重组、竞争合作的局面。2000年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收购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成为国际产业融合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等传统媒体纷纷涉足网络电视领域，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纷纷开始提供手机电视服务。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利用宽带有线电视网，向家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IPTV的出现对电信、广电管制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融合意味新进入者既可以来自非规制行业，也可以受其它规制体系的约束。那么市场准入、标准、产业相互渗透的程度、规制方式的连贯性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融合为政府管制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近年来特别是近几个月，我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法律法规方面，全国性的相关法规、规章的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废止和修改、制定了一批法律法规；在关税削减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关税总水平已由15.3％降到12％，涉及5300多个税目；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取消了二十几项行政审批项目，行业涉及水、电、建筑、房地产、农林、金融等多个行业。

然而，与WTO的规则和我国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减政放权、解除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很不够。从朱总理在“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今年八大工作重点中，有好几个方面都涉及减少政府管制和干预问题。报告明确提出：努力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通过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尽快实施电信、电力、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继续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防止有些事情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进一步改革和减少行政审批，必须审批的也要规范操作，简化程序，公开透明，明确责任。

可以说，管制改革已成为政府今后几年的头等大事，其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与世贸规则的接轨，更关系到下一步的改革大局。这是一步“将军”棋，世人都在关注。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从国内银行、证券金融、会计行业、国有企业等领域反映出的许多棘手的重大问题看，很多矛盾和冲击与行政管制有直接关系，因此管制这根链条到了非进行大幅度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基于此，本期报告我们选择政府管制问题进行探讨。为了行文的完整，首先概论政府管制的起因，然后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进一步解除政府管制过程中存在的障碍、难点，最后提出解除政府管制需要遵循的几个原则和今后的工作重点。

政府管制的形成

一、什么是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governmentregulations），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但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是所有利益相关集团都接受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

自然垄断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即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的限制，使行业中只需一个或几个生产者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并达到最佳经济状态。许多基础设施的产业，如电信、电力、铁路运输等都存在自然垄断特征。自然垄断产业的存在体现了垄断的两面性，决定了垄断并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某种程度上竞争的消极方面正是垄断的积极方面。因此自然垄断体现为反垄断法的豁免条款，只能通过政府管制。

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特征

对自然垄断产业经济特征的认识体现了自然垄断理论的演进过程。

（一）规模经济性

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是市场经济中不应当竞争的领域，该领域的竞争会导致浪费性或破坏性竞争，而如果把某种产品的全部生产交给一家企业进行垄断生产，对全社会来说，总成本最小，独家垄断能产生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维护社会公益，政府必须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即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以一定条件选择一家或几家企业生产而限制其他厂商进入，这就是市场准入限制。

（二）范围经济性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控制，一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二是出于对产业发展的正确引导，三是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政府进行管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中政府管制执法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在政府管制的实际过程中，应当考虑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情况，如果政府管制的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政府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各国政府颁布的管制法规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本身也是公共产品。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管制的必要性在于：

抑制企业垄断价格，维护社会分配效率。市场活动中普通商品的定价，是通过多个买方和卖方的竞争自动形成的，一般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由于自然垄断行业往往只有一家企业，垄断企业本能地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任由垄断企业自行定价，就会出现远远高于实际成本的垄断高价。这种情况既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率，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防止破坏性竞争，保证经济效率和供应稳定。自然垄断行业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专用性强，由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经营能使社会效率最大化。自然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属于浪费性和破坏性竞争，它将导致企业不能取得正常利润甚至亏损。如果不进行政府管制，许多企业就会盲目进入自然垄断行业，导致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

制约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自然垄断企业往往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自然垄断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条件。例如，自然垄断企业可能在垄断性业务领域制定高价，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制定低价，通过内部业务交叉补贴行为排斥其他竞争企业。自然垄断企业也可能将垄断性业务和非垄断性业务进行联合定价，通过捆绑经营和搭载销售获取垄断利润。为制约自然垄断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政府实行经济管制。

网络融合已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出现电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的融合趋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描述，网络融合就是通过互联、互操作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络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网络，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地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如图1所示，从内容到终端，融合发生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推动网络融合的重要因素有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放松管制。

首先，通信、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的进步为网络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软交换技术将是网络融合的关键技术。利用软交换分组技术的优势，能实现简单、高效、灵活的网络拓扑，降低运营成本，并开发新的业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网络融合时代越来越近。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摘要：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为此，必须完善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式，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强化安全、健康、环境管制，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一、什么是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governmentregulations），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但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是所有利益相关集团都接受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

经济学上把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两类。

1．经济性管制。经济管制是指对价格、市场进入和退出条件、特殊行业服务标准的控制。一般来说，是对某一个特定行业、特定产业进行的一种纵向性管制。这些行业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如自然垄断性。像电信中的本地网络、电力中的配电和输送、铁路的轨道传输网络等，这些环节获得合法垄断，有合理意义和社会效应。如果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价格不合理，很可能危及到购买并使用这些产品的人的利益，在这个时候，政府要在准入管制的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此外，对运输、金融证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管制也属于经济管制。

2．社会性管制。社会管制主要用来保护环境以及劳工和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主要针对外部不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前者是市场交易双方在交易时，会产生一种由第三方或社会全体支付的成本。像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和枯竭性开采等。政府因此必须对交易主体进行准入、设定标准和收费等方面的管制。后者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控制信息但不向另一方完全公开，由此造成的非合约成本由信息不足方承担。比如说假劣药品的制售、隐瞒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隐患等。所以，政府要进行准入、标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管制。

二、政府管制的理论依据

网络融合已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出现电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等网络的融合趋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描述，网络融合就是通过互联、互操作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络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网络，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地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如图1所示，从内容到终端，融合发生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

推动网络融合的重要因素有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放松管制。

首先，通信、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的进步为网络融合创造了条件，尤其是软交换技术将是网络融合的关键技术。利用软交换分组技术的优势，能实现简单、高效、灵活的网络拓扑，降低运营成本，并开发新的业务，提供差异化服务。技术的不断成熟意味着网络融合时代越来越近。

其次，市场需求是融合的又一推动力，在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推动下，操作简便的一站式服务能够屏蔽多种异构网络间的差异，同时运营商也须依托于一个低成本的网络和平台，以降低成本和扩大经营。因此市场融合和业务融合推动了网络融合。

第三，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电信业的共识。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放松电信管制，打破垄断。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标志着美国电信业从垄断性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欧盟成员国也于2000年全面放开电信市场。中国电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电信管制机构，组建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管制与业务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通过组建中国联通以及先后两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形成了包括中国电信、新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几大公司在电信领域初步竞争的局面；加强电信管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电信条例，在此框架下完成电信市场管制和电信企业行为管制。电信业的发展导致了客户需求、业务创新、利润分布的巨大变化，随着管制的放松，进入者与在位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了网络融合的内在动因。

摘要：本文认为，税费负担过重不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农村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失误。因此，为彻底解决问题，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并同时构建合理的财政体制与税费制度。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政府预算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预算年度不合理。我国一直实行历年制预算年度，（每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而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要待3月份以后举行的各级人代会审批，这种日历年度与财政年度合一的做法导致的结果为；1、预算的实际编制时间较短。从每年11月前后布置预算编制工作到次年3月人代会讨论预算草案，通常只有两个月的编制时间。2、人代会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很短。如此仓促的时间内，要想认真、逐项地审议预算很难做到，只能对预算进行总体性、一般性审查，最终流于形式。3、预算执行中出现法律空档。预算年度的起始日先于人代会审批日，造成国家预算获得批准并开始执行的时间远远滞后于预算的编制，这意味着一年中有1/4的时间实际上没有预算，或者说执行的是未经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不仅冲击了预算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国家预算的严肃性大打折扣。[1]

第二种观点认为，预算编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预算编制缺乏前瞻性。长期以来，我国的预算编制只是在既定的收支之间安排资金，缺乏科学的分析预测，没有很好地将预算编制与经济预测结合起来，并以经济预测为基础，通过对经济周期、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来确定预算收支总体水平的发展变化及收支结构的调整。我国尽管也编制财政发展的中长期计划，但实际执行中与年度预算基本上还是“两张皮”，致使年度预算对财政经济的约束相当有限，不能瞻前顾后。

2、预算编制方法不尽科学。表现在：一是各部门经费多少不是取决于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是取决于原来的基数。二是“基数法”固定了财政资金在部门间的分配格局，预算资金被套牢，财政无法根据机构和人员变动情况，相应调整支出规模，制约了财政对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宏观调控。三是不利于控制支出规模。“基数法”实际上是增量预算，即财政支出只能在上年的基础上增加，一般不能比上年基数减少。因此，不利于控制支出规模，长年使用“基数法”，经过多年积累，基数成了常数，形成支出刚性，不管财政状况如何，支出一味地增长，不利于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