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教授范文10篇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其实我是以30年为主，但是也包含了60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可以说，我本人既是30年的见证人，也是60年的见证人。我觉得回顾历史是很重要的。

60年的中国法治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一、法律实用主义：也称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有三大特点，一是法律不要有体系，立法也不要要求完善、完备，有一些法律够用就可以了。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简要的内容就够了，条文不要过多。三是法律不要太约束人，不要捆绑自己的手脚，法律只不过是做行动准则的参考。法律实用主义所蕴含的观念，一切都不需要，都不必需要法律，也不需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可以说实用主义就是工具论。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而且应该是很得心应手的工具。

二、法律虚无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发展得好，我们逐渐走向健康的法治道路。但是，法律实用主义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很不幸，中国第二个法律阶段就叫法律虚无主义。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结束，甚至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不仅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宪法也可以被践踏。甚至公检法都可以被彻底砸烂。这一段时期，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最高指示加上群众运动，就可以无视法律。最高指示，只要是一个圣旨，一个上谕，那就是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群众运动也被看作是最天然合法的，一切都崇拜群众运动，这些都成为践踏法律的最大挡箭牌。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其实我是以30年为主，但是也包含了60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可以说，我本人既是30年的见证人，也是60年的见证人。我觉得回顾历史是很重要的。

60年的中国法治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一、法律实用主义：也称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有三大特点，一是法律不要有体系，立法也不要要求完善、完备，有一些法律够用就可以了。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简要的内容就够了，条文不要过多。三是法律不要太约束人，不要捆绑自己的手脚，法律只不过是做行动准则的参考。法律实用主义所蕴含的观念，一切都不需要，都不必需要法律，也不需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可以说实用主义就是工具论。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而且应该是很得心应手的工具。

二、法律虚无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发展得好，我们逐渐走向健康的法治道路。但是，法律实用主义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很不幸，中国第二个法律阶段就叫法律虚无主义。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结束，甚至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不仅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宪法也可以被践踏。甚至公检法都可以被彻底砸烂。这一段时期，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最高指示加上群众运动，就可以无视法律。最高指示，只要是一个圣旨，一个上谕，那就是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群众运动也被看作是最天然合法的，一切都崇拜群众运动，这些都成为践踏法律的最大挡箭牌。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其实我是以30年为主，但是也包含了60年。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可以说，我本人既是30年的见证人，也是60年的见证人。我觉得回顾历史是很重要的。

60年的中国法治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一、法律实用主义：也称法律工具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有三大特点，一是法律不要有体系，立法也不要要求完善、完备，有一些法律够用就可以了。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简要的内容就够了，条文不要过多。三是法律不要太约束人，不要捆绑自己的手脚，法律只不过是做行动准则的参考。法律实用主义所蕴含的观念，一切都不需要，都不必需要法律，也不需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可以说实用主义就是工具论。法律就是国家的工具，而且应该是很得心应手的工具。

二、法律虚无主义

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发展得好，我们逐渐走向健康的法治道路。但是，法律实用主义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很不幸，中国第二个法律阶段就叫法律虚无主义。从1965年开始，一直到结束，甚至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不仅什么法律都可以被打倒，宪法也可以被践踏。甚至公检法都可以被彻底砸烂。这一段时期，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最高指示加上群众运动，就可以无视法律。最高指示，只要是一个圣旨，一个上谕，那就是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群众运动也被看作是最天然合法的，一切都崇拜群众运动，这些都成为践踏法律的最大挡箭牌。

2002年5月6日，值中国政法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之际，校庆北邮科技大厦分会场“走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与中国行政法学研讨会隆重开幕。我国行政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历届行政法专业毕业及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共一百余人，围绕中国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20世纪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与会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目前，学者们正从制度建构的角度讨论行政程序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已经提上日程。

处在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行政法学者，始终以将行政法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为己任，广泛深入地参与立法。以中国政法大学著名法学家江平、应松年教授为首的行政立法研究小组站在立法第一线，对各项相关立法认真组织起草，积极论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人与学界同道一起，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为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辛勤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最早培养行政法硕士和行政诉讼法博士的学校之一和兄弟院校一起，为我国行政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及行政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有用人才。

二、行政法研究的宏观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认为，为建立法治，任何国家的行政法研究都不能脱离其宪政背景，他还提出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研究行政法的观点。在变迁中，政府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决定经济行为，而在市场经济下，要求经济决定政府行为，由于政府仍掌握着支配经济的权力，产生了市场经济要求依法行政和经济依赖行政之间的紧张状态，这样产生的法律空白亟需理论研究。

我选择买下这本书，并不等于认同书中作者的所有观点，相反，坦率的说，书中的许多观点我都不赞同。但是我欣赏作者，我的本家，宋功德博士的这次孤独的远征，冒险的苦旅。让我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古道西风瘦马”的萧瑟，想起从未去过的塞外边城，大漠孤烟，想起西楚霸王项羽的“学万人敌”，想起那荡人心魄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本书可以说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46万字的大作，230篇参考书刊，无论如何也应该说是一场艰苦异常的努力。在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李锡鹤老师的《民法哲学》之后，宋功德博士写出了国内第一部题为《行政法哲学》的专著，从这一点上我为他的执著和不懈努力而感到敬佩。

正是这两天对这本书的粗浅阅读勾起了我已几乎泯灭的曾经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控权-平衡论》，到《论行政指导》，到《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到这本《行政法哲学》，可以清晰的看出作者宋功德博士的思想也有一个不知不觉自发演进的过程。但是行政法有没有基础理论？当代行政法学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什么？我们是努力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作为规范的行政法学，还是应该探索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实证行政法学？行政法能否走向哲学？现在要不要走向哲学？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如果说行政法有理论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讨论一下理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而不是各种理论本身？

1.对行政法未来走势的粗浅设想

罗豪才教授为《行政法哲学》一书写的序言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火花。首先就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学科，而日本学者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开篇也提到行政法学是“一门令人头疼的法律学”，罗先生将此归结为行政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和具体制度的易变性，同时特别指出行政法属于国内公法，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核心理念、基本范畴、运作机制都不相同。是这样，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走着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从“最好政府，最少管理”的自由放任，到罗斯福新政奉行凯恩斯主义，崇尚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到今天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福利行政给付行政，公民对政府的认知从防范到合作，行政权运作的质和量上都有所提高和扩张。而中国古代的行政法就是典型的“官制法”，行政权自古以来空前强大，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哪里还有一介百姓的“表达自由”，他的行政行为何时说明过理由呢？没有。直到建国以后，从毛时代的“超凡魅力型”政治统治，到今天的机构改革，中国行政法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有着很大差别，我认为中国行政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并非管理论、控权论乃至平衡论所可以解说的。中国行政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处理好规制、去规制和重新规制（regulation、deregulation、reregulation）的关系，为政府规制模式的转变提供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中国传统的政府规制模式，行政权的配置，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责任，应该正确认识到管制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并不是超凡入圣永远政治正确的圣人，政府也有可能犯错误。因而凡市场能够规制好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权和行政法也应该有一定的边界，在此面前收束过于宏大的心性和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减少行政审批，取消许多行政收费项目，就是这个道理。

同时我也不同意行政法就是“控制权力的法”这种说法，中国的政府规制和行政法学的走向，并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消极的防范和制约，是的，政府确实有“好心办坏事”的可能，但是政府更多时候是在好心办好事啊，当然这样说有一点是空对空的抽象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基于实证的考虑，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政府规制可以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控制两种，经济性管制更多的在传统行政领域，更多时候属于强制行政行为和消极行政，更多的是对宏观经济的直接调控和干预，在这些领域我们过去的行政权伸张的过于广泛，甚至妨害了市场秩序和经济活力，因而提倡放松管制。但是对于社会性控制，如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福利行政的领域，更多时候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和积极行政、给付行政的范畴，这方面更多时候强调政府的“掌舵而不是划浆”的导向作用，强调行政行为的刚柔相济。中国今天行政法的现状就是，经济性管制过多，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同时应予以社会性控制的，政府对于许多该管的事情却没有认真的管起来。所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内在生命力不在于“论”，不在于管理论，还是控权论，甚或平衡论，乃至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政府法治论等论，而是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这关键在于行政法模式的创造性根本转换，从而推进政府规制模式的制度创新。

2.对目前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要：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行政法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学术史上的梳理，对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进过程加以探研，并按专题对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美国行政法晚近发展的若干新趋势。

关键词：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全球化民营化政府规制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1]对于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重建的行政法学而言，它堪称是一门“隐含的比较法课程”。[2]而我国行政法学的诸多理念和制度，判例与学说，都深受美国行政法学的影响。行政程序制度、听证制度、行政法官制度，正当程序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成熟性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等，这些镌刻着美国法风情的制度与原则，已逐渐为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所吸纳。同时，在许多实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构方面，例如电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创设，电信、水务、燃气等自然垄断产业的民营化改革，也都打下了美国法的深刻烙印。在此，笔者试图去探究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进过程，厘清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河川地脉，以期能对我国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构多少有些裨益。

一、“史的概观”与中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历史维度的简要勾勒，从而让读者能从整体上更好的明了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知识轮廓与学术脉络。

（一）筚路蓝缕：1980年代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和概念。因此，何为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学界与实务界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要把握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还是首先应当把握何为行政行为。理论界姜明安、皮纯协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1]，这一定义包括以下三层含义：第一，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所实施的行为，不是进行行政管理所实施的行为，则不叫行政行为；第二，行政行为是对社会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的某个行为，对社会不产生任何影响和效果，如行政事实行为，则不属行政行为；第三，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主体实施后，对社会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

如果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虽然要产生法律效果，但不产生行政法律上的效果，而是产生其他法律的效果，如行政主体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就只产生民事法律上的效果，因而就不属于行政行为。张树义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2].并认为，行政行为要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和法律要件，缺少任何一个要件，都不构成行政行为。张正钊教授较通说的观点是，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针对具体事项或特定的人，对外部采取的能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使具体事实规则化的行为[3].并认为行政行为并包括以下要素：一是主体要素，即实施者应为行政主体；二是职能要素，即是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三是法律要素，即能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四是目的要素，即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管理。张利民教授则认为，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为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而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和效果的行为[4].其构成要素和张正钊教授的观点基本相同。王连昌、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5].这一定义在构成要素上，除主体要素、职权要素、法律要素外，还增加了管理和服务要素。实际上，关于行政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里，因国家结构和国情的差异，具有不同的观点。如日本学者则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活动中，在具体场合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的权力性行为[6].德国学者则认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了调整公法领域的具体事件而采取的，对外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命令、决定或其他主权措施[7].

在司法实务界，最高人民法院原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机构或者组织所实施的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8].这个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行为的实施者为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相关、机构或者组织；二是行为的具体内容必须与行政职权有关联；三是必须是能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从法院的行政审判受案范围角度下的意义。

根据以上观点，经分析研究，笔者比较赞同王连昌和马怀德教授的观点，认为，行政行为是指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服务时所实施的在法律上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这个定义包含主体要素、职权要素、管理服务要素和法律要素。

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以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行政管理对象而实施的行政行为。也有人认为，抽象行为是行政机关以不特定的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行为[9].对抽象行政行为，理论和实务界均有多种观点。对具体行政行为，也跟对行政行为的概念一样，法学界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目前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观点，主要有张树义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与抽象行政行为相比，具有特定性和直接性[10].张正钊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事件作出影响对方权益的具体决定或措施的行为[11].张利民教授也基本持此观点，同时认为，关善于抽象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界限，至今尚未定论。姜明安、皮纯协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管理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12]，仍强调对象的特定性。王连昌和马怀德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13].这个定义简捷明了，符合以特定主体为标准的划分方法。

司法实务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框架的建立与完善，法学理论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下定义来解决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具体范围，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一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初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作出的法定概念。这一条的规定，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行政审判实践来看，对于理解和适用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实践中，受到欢迎。但是在较长时间的司法实践中，逐渐显露出这一规定的缺陷，行政审判中对这一规定的适用条件出现了不同理解。比如对“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理解，有的理解为是指在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载体的行政法律文书中点名丁姓的相对人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否则不得以原告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还有的理解为，“针对”，既要包括形式上的针对，也要包括实体上针对，只要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到其直接权益利害关系，就可以原告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再有，在该条的属概念中使用了“单方行为”这一概念，从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情况看，实际上有许多双方或多方行为也属具体行政行为范围，如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协定行为等。正因为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不适应发展的行政行为形式，才于2003年7月8日在前述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第一条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发展，他既包括法律行为，也包括事实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既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

**区适应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以融入长三角经济发展圈为目标，结合“新**工程”的实施，按照“一类干部一项针对性培训”的原则，通过外出办班培训、引进“外脑”就地培训等不同形式，对不同层次干部进行针对性教育培训。

一是抓外出培训，对区管领导干部开展“视野拓展科学素养培训工程”。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科学素质培训工作，近三年来，共组织近*名区管领导干部到上海、杭州等高校集中的城市开展培训。比如，近三年共在复旦大学举办了领导干部生态区建设、区域经济研讨班研讨班、领导干部政法工作业务培训班、文教卫生公共管理研修班等各类培训班12期；在同济大学举办了领导干部城建工作业务、财政管理知识等培训班3期；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举办了招商引资和工贸管理知识培训班3期。在浙江大学举办了农业农村工作业务培训班等5期。

二是以“周末专家讲座”为平台，全面推进普通干部科学素质培训工作。针对一般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学历较高，求知欲强的特点，坚持按需施教，开设“公务员双休日培训超市”，推出了公务员“菜单式”综合素质专题培训，利用双休日时间，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举办“周末专家讲座”。近三年已先后邀请54名上海、杭州等地专家学者开设专题性讲座，参加培训*多人次。比如*年邀请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同济大学米教授、东华大学高长春副院长、华东政法学院邹荣、沈福俊教授等，作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将来》《中国历史启示》《身心合一的健康生活》《宪法解读》等不同专题讲座。*年邀请了上海市委党校朱明毅教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傅金龙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上海商学院朱明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薛求知博士、上海瑞金医院金武官教授等作了《国际国内形势》《“十一五”规划与长三角发展》《变动中的大国关系》《公共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应用心理》等讲座。

三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建立区内外师资库和培训基地。通过定期请相关领导、学者、专家到党校上课，努力提高党校的教学质量。目前，已建成了有近百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区外师资人才库。加强与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合作，积极探索建立与国内外高校合作机制，先后在浦东干部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浙江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建立*个培训基地。同时，尝试与高校合作进行干部在职学历教育，先后组织*干部考入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在职研究生。

在应法律出版社要求撰写这篇自述性文字时，我无法掩饰自己对韩非这句名言的偏爱，将它录在了本文卷首的题记位置。毫无疑问，韩非的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和大气的。当时，战国纷争，诸候称雄，秦王朝顺天时，立新法，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最后终于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但秦朝统一后，却行独裁暴政，施苛刑峻法，终致激起民变，二世而亡。“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朝兴衰强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良法之治，人人奋发；施恶法之治，人人自危，则无疑是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唯有崇尚和信奉集人民之智慧、聚民族之精神、合一国之力量的良法，才能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推动国家走向强盛。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粱。所谓大陆法系的特色，强调法典编纂的完整与立法过程的严肃在前，法学界的分析讨论以形成法规范完整体系在后，特别是后者往往形成一国法规范的理念维系者与新思潮创新者。法国在大陆法系中固以民法的贡献为大-此必须归因于1804年公布的拿破伦法典，成为欧州各国效尤的对象。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对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影响更大。

德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发展，如同德国其它学门的法学一样皆于19世纪中叶奠基，逐渐形成今日规模。对于现代德国行政法的理论，行政法学界的介绍及讨论并不乏见，反而在“草创时期”的19世纪方面，迄今尚未有系统介绍之文献。故为弥补此学术空隙，本文的目的即在浅介德国行政法学在此“奠基期”内发展的轨迹，并介绍其中最重要几位学者们的贡献。基本上，如果以1985年奥托。麦耶（KttoMayer）所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为界，可以分为奠基期与成熟期两大阶段。

一、德国19世纪的公法思潮

德国在19世纪是一个法学发展极为迅速的时代。一方面，作为中欧兵家力争之地的德国，不仅成为国际战争的中心，列如，拿破仑势力的扩张首受其冲击即为德国；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解放农奴、打倒腐败诸候贵族统治皆改变了德国旧有的政治结构；而法国风起云涌产生的新思潮与新的社会政治运动，例如，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共和思想等等，无不立刻影响德国，尤以知识分子为然。故德国在19世纪的公法理念基本上和法国所代表的主流思想无太大差异。

德国在19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相当活泼的时代，其公法发展主要有几个显著的特色：

（一）法治国用语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