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管理范文10篇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有某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而行政法学正是诞生这种基础的理论手段之一。但我国目前行政法研究“高水平学术成果尚不多见，低层次的重复研究现象却相当严重。”[1]因而重复分析行政法规范的注行政法研究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主流和理论格局。加强行政法学科的理论性，摆脱目前的低层次研究的窘况，则是行政法学长足发展的基础和行政法学者的努力方向。借鉴刑法学研究的成果评价，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对行政法本原性的问题进行思考[2]，价值构造正是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学科的本原性问题之一。当然行政法的本原还包括行政法的本质、性质及产生的根源等。价值分析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对行政法的价值分析，正是对行政法本原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示，从而通过对行政法价值的调整与重构使行政法适合时代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当“象关注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起源一样去关注法律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3]价值剖析能使行政法的价值进行一次全新的撞击，撞击的火花可能照亮整个行政法学星空。

一、价值和行政价值的基本理论

价值主要是一个哲学概念。若想彻底认识行政法的价值并进行重新构建，必须首先把握价值概念，掌握基本价值分析方法。关于价值的定义一直是多义的，人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含义的价值概念。在经济学中，价值表示为感官的愉快、物质利益以及财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都有功利性的特点。当某种物品及事件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时候，人们往往用价值这个词描述它。在伦理学中价值表现为善。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临危不惧，都具有崇高的人格及道德价值。在美学中，当自然对象、行为对象以及艺术对象给人以美感，使人产生美的享爱或情感愉快的时候，就会产生审美价值。[4]一般价值多是在哲学领域中进行定义的，有学者曾撰文将日前存在的哲学价值进行定义，称之为“次生价值”，而将价值确定为人。[5]这是对传统价值定义的一个否定之肯定的评价。但作者也认为价值是人并不是个什么定义，只是以人等同价值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本质[6]。无论怎样，以人为价值是不可否定的。哲学原理认为，人是永远的主体。拾而用之，价值定义正是应该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构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价值是主体的一种创造。而绝大多数中国及前苏联学者则认为，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属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价值是主体人与客体物之间需要的关系。[7]导师马克思也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以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8]

法学价值概念源于哲学价值概念是肯定的，这也正是哲学方法论对法学的作用。将哲学价值引入法学领域，不仅拓展了法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也促进了法律与法学的进步与发展。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科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理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的主要活动。[9]而今天遵着先哲的教诲，进行着关于行政法价值的研究，实乃荣幸。

有人认为，法律上的价值首先是指“某一群体社会的成员认为是好的，合意的。值得追求的目标或思想境地。”其次是指“该群体（社会）成员强烈感到，并以积极的态度受之约束的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行为规则。”[10]这是西方法学者关于法律价值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脱离不了西方的社会环境，也缘着西方哲学的价值含义，当然这种价值定义里有一定可汲取的东西的。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的价值所要回答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的需要和主体的人对客体的判断标准问题。[11]依据这个概念，也可以这样概括行政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行政法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行政法的判断标准。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意义的人，而是指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一定阶级、阶层、群体与个人。这里的“行政法”是广义的，包括所有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因行政管理而产生的行政关系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以下再从价值的构成上分析行政法价值，可以对行政法价值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依据哲学原理，一般构成价值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要素有两个：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即价值的主体和价值的客体。如此看来，行政法的价值实质上就是一般价值构成中的价值客体。行政法价值的相对主体是广义的人，而行政法本身是这些广义主体的价值对象即价值客体。行政法价值与所相对的价值主体关系是相对统一的。首先，行政法以为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否则，就不会构成或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或客体。其次，作为价值客体的行政法及其属性始终是向主体及其主体需要进行接近和运动的，这表明了行政法对人类及社会的作用，即行政法对人的制约、规范及其它作用。再次，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及其需要，也始终在于主观上向行政法进行接近和运动，这表明了人类对行政法的作用，即人类会主动地对行政法进行变革和改造。故此，完全可以认为，行政法的价值就是研究行政法对人包括政府和相对人应有的满足与作用。

摘要：社会管理不仅可以保证国家安全，同时确保社会秩序运作更加稳定，也可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保障，加快依法治国进度。在此形势下，社会管理工作必须有效创新，使之与法治建设工作有效结合，力求做到有法可依，极大提高社会管理水准，满足中国国情，走出一条符合社会发展的道路。行政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可谓是必经之路，要求对行政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行政过程中本着以人民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发展的重点。

关键词：行政法；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秩序

在行政法制事业之下，法制管理必须改革创新，应当加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全面吹响了依法治国集结号，人们的思维意识发生改变，同时法治理念不断增强，提高了对社会管理的认知。现阶段，社会管理并非是政府的管理职能，也要求公民进行社会自治，体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加强自主管理、自主约束，辅助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落实，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行政法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其重点在于构建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加快法治社会建设步伐。

1秉承人本理念，尊重人权

人权对社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法律尊重人权，我国法律已将国家保障与尊重人权写入到相关的规范条例中，这就说明我国对人权极其重视，坚决捍卫并尊重人权，要求法律的应用过程中，必须维护公民利益，保障其合法权益，利用国家行政权力，为公民提供法律约束，使社会发展更加秩序化、规范化，同时体现我国法律对于人权的至深关怀。因此，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应加强对人权的认知，尤其是行政官员更加如此，应对自身的权力谨慎行使，本着自由、平等的发展理念，对社会成员的权力行使情况进行紧密追踪，以关怀、关注的心态，体现人本信念，尽可能保障社会民众的人格尊严、政治权利、人身自由以及精神自由权利。

2树立政府职能与权力有限的政治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诉讼的本质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进而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和发展人权，维护行政秩序，从而达到依法治国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与整个国家人民法制化进程尚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中国行政诉讼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方面的主要困惑在于：缺少一部行政程序法通则或法典，出现了司法审查没有相关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运用基本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情况，典型的案例有：

例一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不服退学处理决定案。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第一学年学习过程中，受到学校的退学处理，但是其后两年田永一直以该学校学生的身份在学校学习生活，并参加了毕业考试。最终毕业时，学校认为两年前就已经做出对田永的退学决定，因此拒绝颁发毕业证。田永诉至法院，当时的北京法院，在没有任何法条依据的情况下，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听取原告田永申辩，也没有向原告本人宣布和送达为由，认定被告构成程序上的违法，开创了我国在行政判决中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案件的首例[1].

例二2004年，在上海，汪某诉黄浦区公安分局不服治安警告行政处罚案件。起因是一起普通的治安处罚案件，但是由于被告公安分局在作出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处罚决定行政行为时，笔录记录上时间显示了两个行为发生时间的年月日，是在同一天，但没有注明行为发生的时点分点。原告汪某及其人认为处罚告知行为发生在处罚决定作出行为之前，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法。上海的一二审法院形成不同观点，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原告的观点，在没有任何实体法律条文依据的情况下，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依法撤消了一审判决，同时也撤消了公安分局的处罚行为[2].笔者认为该案意义十分重大，当前司法审查关于行政程序的标准，一般是合法性审查，也就是硬性审查，合理性标准一般不涉及或较少。而例二，就是法院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行政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是程序正当，而且程序也要符合合理性。上述两个案例，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都运用到了法律基本原则来判决行政诉讼案件。一般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中判决案件依据的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98条解释》，而对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样的基本法律原则来审判案件没有作出任何的成文法上的规定。本文针对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适用上的盲区情况，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着眼点，试图来解决在行政诉讼中运用法律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概念

（一）行政法的基本法律原则

「摘要」特许作为一种政府规制工具以及行政法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与一般许可具有何种区别以及在相关的法律规制上存在哪些问题，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充实行政法学的内容。同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特许；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这些事项，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这条规定为依据，社会中存在的大量有限公共资源，例如航空运输业、无线电频率使用以及城市水务、电力等领域，其利用与配置可设定行政许可。那么，这一领域的许可具有何种特点呢？其在许可过程中又会有哪些独特问题需要行政法学者关注呢？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简要描述与勾勒。

二、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

以我们较为熟悉的大陆法系为例，一般而言，会在其行政许可法中将特许与一般许可作出简要区分。例如，日本行政法学中，认为诸如电力、煤气等运输业，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因此，此类营业活动应获得国家的特别批准并在实施过程中接受国家的业务监督。特许是对国民设定其原本不拥有的权利或权利能力的行为。德国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认为特许，即通过竞标程序授予申请人以独占性或者市场垄断性权利，特许合同条款中包含价格、质量等规制要求。授予程序的竞争性和行政规则要求统一于特许制度中。[1]当然，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下文将进一步加以概括。以下，我们大致将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概括如下，从中我们可进一步发现特许存在的缘由。

摘要：行政规定不仅不是行政法治的负资产，而且在行政法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在行政法难以兼顾实质公正的情况下，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流变”行政现实的冲击行政法安定性难以自保时，行政规定能够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当自由裁量成为当代行政的无可幸免时，行政规定能够有效地压缩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另一方面，行政规定又具有促进多层级、开放性行政规范体系形成和行政制度创新等促发行政法治演进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行政规定克服成文法局限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界定

行政规定1在我国历来被当作治理的对象看待，很少从正面阐述其功能，特别是其对于行政法治的可能贡献。不仅作为这一词最先来源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就是从将行政规定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加以监控的角度做出规定的，而且行政法学对此的研究更是从这一角度集中了多半的精力2.为什么会这样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恐怕有二：其一，行政规定是我国行政领域最为广泛的现象之一，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乱象”。不仅制定主体多、层级繁、制定程序缺损、适用范围不清、表现形式繁杂和法律性质与地位不明，而且行政机关确实常常借此扩张权力、攫取私利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其二，行政法学者常常对行政规定具有一种深深的警惕与怀疑。

问题是，其一，虽然这些研究是必须的而且也没有否定行政规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不对其积极作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难免会导致对其认识和研究的偏颇，甚至过多聚焦弊端强调控制而影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也使学术研究与行政实务严重脱节。其二，行政规定并不是个新东西，向行政法治转轨之前宪法和组织法就已经规定。《宪法》（1982）第89条和第90条第二款以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1979）第59条和第61条规定中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等，其中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和不具有外部效果的抽象行政行为外，基本上可以纳入行政规定范围。显然，当时并非从行政法治角度对此予以规定的，在推行行政法治的今天，对其功能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势所必然。

坚定信念，政法系统开展的发扬传统。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内容符合现实极其深刻，深入人心，要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坚定信念，坚持维持正义，执法为民的服务理念，联系实际，把我党优良的革命传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端正学习和工作态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央政法委书记在中央政法机关光荣传统教育报告会上，各级政法机关要认真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使政法干警人人受到教育、人人得到提高，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切实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华诞。作为人民警察，如何做呢？

一、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党员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者、实践者，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加强艰苦奋斗教育。通过教育，使全体律师党员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抵制金钱、美色、享乐的诱惑，真正做到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在从业上诚实守信，在业务上开拓进取。

回首我们党近年的革命历程，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发的年代，无数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同样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对当前复杂繁重的工作任务，人民警察要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历史重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的一条是坚定理想信念。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必须紧紧围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这一主题深入开展实践活动，找准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增强主题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提升素质,加强修养

解决信念不够，要做到三个克服：一要克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虚化、空化，停留在嘴上的问题。二要克服思想定位不高，工作没热情，贪图安逸享乐，奉献精神不足的问题。克服纪律作风松懈，随波逐流，不思进取的问题。

摘要：自然法始于希腊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自然正义则是批判是否合乎公平正义的依据。自然法相信绝对价值的存在，追求普遍妥当的法律原则或正义标准。故自然法已成为“实定法”之指导原则、批判标准与衡量内在正义之准则，是在法律秩序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两方面所需要的最低条件，并成为检证“实定法”本身妥当性的基础。本文就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实现和运用进行阐述。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正义英美法

1自然法概述

1.1自然法与正义

在这里，我基本上是将正义与公平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了。自然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应当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般说来，自然法理论是从用来区分合乎自然的人类的行为，所谓“自然”（Nature），可从“人性”（Natureofman）、“社会性质”（NatureofSociety）甚至是事物本质（NatureofThings）而演泽出人类行为完善无缺的规范。H.Kelsen认为自然自然法论者所主张的“自然”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异而有不同。有时是指神，有时则指人性、历史、社会的法则，且都主张绝对的价值或正义存在于自然之中。

自然法思想渊源久远，自希腊哲学，经罗马时代、中世纪、宗教革命，而至近世，每一时代的自然法论者均有其独到见解。归纳其共同点，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所适用的行为规则，并不限于国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国家所制定的行为规则以外，存在有更普遍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与空间及不同社会之中。这种人类行为规范并非由任何人所创设，而是根据理性人的基本需要而存在，故可被人的理性认识。[②]这是一切个别行为规则之源泉；并构成批判一切人为规则内容的善恶与公平的准则。换言之，自然法学者均承认有一种较高或理想之“法”存在，并认为它是“实证法”（也可称为“制定法”）的终极目标，且承认其绝对价值而追求绝对的正义。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勃兴，经验科学取代了理性运用，自然法思想因而趋于没落，由法实证主义取而代之。然而，法实证主义的观点却狭窄而偏激，导致法律最终成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使元首的意志成了法律与正义的根据，导致武断与罪恶的法律产生。至“二战”后，自然法思想卷土重来，自然法由追求绝对正义转而寻求可适用于当前环境的理想标准，这种标准成为制定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成为批判制定法的依据。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政府的一切社会活动和行为也应纳入法制的轨道。只有坚持行政法治原则，加强行政法治在行政法律监督体系建设的作用，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促使公务员承担起行政法律责任，使对违法和不当行使行政权力的公务员的责任追究有法可依，实现公务员管理的法制化。

关键词：行政法治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管理法制化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因此，政府的一切社会活动和行为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是行政法制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通过行政的法治化建立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法制监督，加强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督促公务员的一切公务活动规范在法律范围之内，自觉依法行政，廉洁奉公的有效途径。

一、要实现行政权力的法制化，必须加强行政法治，构建行政法律监督体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所谓行政法治，即通常所说的法治行政，指的是行政权的运行不仅要求严格依据静态的法律条文，而且要惜守法的内在理念和价值，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必须受到追究。干部和公务员队伍，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主干力量。第一，依法治国是正确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依法治国，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滋生腐败。这就要求构建一个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第二，依法治国，需要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督查队伍。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政府要调整处理越来越多、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政府各项工作置于法制化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依据统一的法定活动规范、行为准则处理各种权利和利益关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证干部和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效率。通过实现行政法治来体现人民意志，建立健全行政程序规则与制度保证体系，并通过行政立法的办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

二、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概念及特点

[英文名]OnDueProcessofLawin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基础，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本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宪法宪政正当法律程序检验标准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它虽然是美国宪法中最难理解的部分，[1]（209页）却又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的本质所在；[2](19页)它虽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对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却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中有40%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在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各个案件的次数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其它条款的规定，[3](68页)而成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宪法保障。[4]（54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5]（46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6]（149-150页）“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6]（137页）看来，正当法律程序正在超越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而逐渐为世界其他法律文化所认同。

壹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说：“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案例，它在这里和国会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倒极其相似。它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和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Madison）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前言）“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本文的正当法律程序，英文表达为：dueprocessoflaw。②在这里，丹宁勋爵的前一句话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1354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的法律文件中。以非正式法令形式出现的正当程序条款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康得拉二世有“不依帝国法律以及同等地位族的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封邑”的规定，这是给封建贵族的特权或帝王赋予的权利的司法保障。[3]（62页）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章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斗争的成果，即用法律程序对封建君主加以约束，而对封建贵族加以保护。[3]（62页）康得拉二世及《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与后来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相去甚远，它只是一种贵族的特权，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权利（哪怕只是程序性的！）。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3]（62页）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第二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然而，丹宁勋爵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并不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正当法律程序，尽管他的上述第二句话棗“我所说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棗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的第五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都仅意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对此，丹宁勋爵作如是解释：“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7]（前言）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的独特表现形式，[6]（147页）是有道理的。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8]（55页）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8]（55-56页）自然公正的这些原则都是程序性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它是“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执行机制。当政府剥夺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程序上的公正性。”[9]（128页）或者说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法律赖以实施的方法或法律采用的方式。[1](209页)它是对怎样行使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它同法律的程序有关，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1](21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只是把正当法律程序看作一种程序上的保障。[10]（55页）在第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还仅指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即指要保证被告一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公平受审，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政府只有遵守这些法定程序，才可以采取对被告人不利的行动。它既不与公民的既得权利相联系，也不涉及到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影响问题。”[3]（63页）在这个时候，它要求的具体程序是：“先审讯，后宣判；根据调查起诉，只有在审问或某种听证之后才能作出判决。”[1]（209页）那么，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联邦法庭上，正当程序要求小心遵从第四条至第八修正案中列出的权利法案条款。“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另类诉讼中就是：为保证基本公平必须做什么。”这要求至少“涉及的人必须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1]（21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许多美国学者不加以分析和概而把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中所适合的程序保障要求直接视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标准。[8]（57页）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提出应充分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特点，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系统研究解决诸多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应急法制；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指导；后非典行政法律问题

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简称非典疫情、SARS疫情）的伟大斗争正在举国展开、全力推进、力争全胜，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非典公共危机也暴露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诸多薄弱环节，包括公共应急法制准备不足，故亟需提升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水平。为此，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和立法建议。

一、应充分认识应急条例特点，依法加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刚刚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大大提高了非典危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在举国上下全力抗击非典力争全胜的关键时期，切实把握这个应急条例的特点，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中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法律调整作用，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1.条例适应了当前非典危机管理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