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范文10篇

一、公共政策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1.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导致选择性执行趋利避害作为人之共性，同样适用于政府组织，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也是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团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利倾向也就成为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利倾向直接明显的表现为政策执行的选择性，即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有选择性的取舍执行，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其余部分则采取舍弃。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基层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治理违法小煤矿事件中的选择性执行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矿难事故；在选择性地执行中央农民税费改革方案后出现的农民税费负担多次反弹的事实等相关报道都表明在我国确实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趋利倾向所导致的选择性执行，这样的执行必然会影响到政策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和执行者的形象。2.“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抗”歪曲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对策对公共政策进行分解，对于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地方政府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实际却是相违背的实施方案，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曲解公共政策原有的精神和内容，做出符合本地实际利益的解释。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了公共政策的“对抗”歪曲性执行。例如近些年最为典型的房地产，为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中央政府连续几年要求对楼市进行严厉调控,然而每次都是在调控初期有所见效后,房价随后又强烈反弹，分析原因地方政府软性对抗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事件越来越频繁，歪曲执行中央房地产相关政策无疑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3.政策执行形式化出现的象征性不作为现象公共政策经由上级政府反复推敲、不断思考制定后，被以会议及文件等形式向下传达要求下级政府贯彻执行，但往往地方政府在执行中重形式而轻时效，其实际效用很弱，有时甚至在某些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中出现了“有令不行，禁而不止”的象征性执行现象。如关于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广州市在每年都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同时，假冒伪劣商品却仍是层出不穷，如“瘦肉精”事件，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广州市有关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着象征性执行。另外公共政策执行形式化也导致了政策执行人员的不作为现象。

二、公共政策执行力不断提升的相关建议

1.在源头上确保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利益均衡确保源头的利益均衡需遵循严谨的决策程序和健全的决策机制。严谨的决策程序主要取决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组织，将公共政策问题认定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到严谨的法律轨道，依法限权。首先可加强公共政策问题认定过程中的程序和责任立法，使政府在对公共政策问题认定时能自觉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并在政府运行权力时明确其责任义务。其次完善听证程序，加大调查研究力度，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让人民群众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在公共政策制定时加大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力度，使政策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健全的决策机制实现则更多体现为公民的参与程度，公民的利益表达、保障。首先应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和培训，增强公民对自身利益表达的能力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其次加强公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公民利益表达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体途径、权利等内容以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的运行。最后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让弱势群体在社会进步中也能享有社会福祉，得到社会关怀。总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做到既重视绝大多数利益群体的正当利益和合理意愿又体现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利益均衡，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力。2.采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策略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引入政策受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执行过程，使其与政策执行者进行平等协商、讨论和对话，在对话中增进理解和合作，从而增强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推进政策有效执行的一种政策执行模式。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强调公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政策执行中的平等、交流、合作等，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它以信任和合作为基础主张各利益团体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它为政策执行者同政策受众方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样可增强彼此的相互理解，增强公共政策执行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首先完善对话机制，可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通过网络、电信等途径，了解政策受众意愿。可针对不同政策，相对应地组建一些常规组织和任务型组织，如针对一些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公共政策组建常规组织，这样可有针对性的长期吸纳政策受众的意见和建议；针对一些短期具体的公共政策可建立相对灵活的任务型组织来专门进行政策执行的对话和协商。其次，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对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实现公共对话的前提，因为只有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才具有真正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地参与到对话中来，逐步推进对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3.完善政策执行的内外监督机制内部监督首先要保障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使其在真正独立的基础上发挥公正有效的监督作用；其次要明确监督机构的职能，理顺党、政、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制定监督机构的具体操作流程。外部监督主要在于扩大监督主体范围和渠道，监督主体可引入各派、各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渠道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络等的舆论监督，将公共政策的执行置于社会舆论机构和各团体、人民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之中，将有益于公共政策执行中各种问题的解决。4.提升政策执行者的道德素养和服务能力库珀曾说：“当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和内容时，他们使自己具有了‘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认同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品性”官德不彰，民风难淳，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策执行者的道德素养体现于政策执行的全程之中，对于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开展持续有效的道德教育，如公共精神的道德理念教育；通过建立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如制定对于正确的行政道德的评价判断标准等，加强政策执行者的道德义务感和责任意识，使政策执行者首先明德明理，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提升政策执行者的服务能力，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的学习，使其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具有较高的管理技能。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继续教育体系，提升其对公共政策的认知能力，使其能快速的理解政策，从而高效率的执行；通过以服务能力的认定和提升来统领行政人员的各项管理制度，完善行政人员的分类制度、选聘、流动、绩效考核等，以此增强政策执行者的危机、竞争意识，从而提升其服务能力。

作者：王婷婷鲁大鹏单位：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摘要：在政策过程中，政策执行连接了政策规划和政策评估,是将政策由设想到落地的关键过程，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最终阶段。然而，现实社会中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仅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产生了不亮的社会影响和资源浪费。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行为，分析原因并探讨防治这些偏离行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偏差；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调动政策资源，进行科学配置，采取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由设想到落地，达到实现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政策方案的落地生根，有赖于科学高效的政策执行。

一、政策过程与执行偏差分析

（一）公共政策过程分析。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就是从公共政策的由推行到终结的各阶段的环节出发，将公共政策视为多环节紧密衔接的动态系统，通过对各环节的分析与提炼，探索其内在规律。一般来说，从政策过程角度出发，包括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每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并产生一定的活动效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紧密衔接的，离开科学高效的执行，终归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无法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正是因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原因复杂多变，经常会出现政策执行结果与目标背离的情况，导致政策执行偏差。（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与危害。政策执行偏差，一般是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效果偏离实际目标，出现执行与目标之间出现差距，甚至偏离原目标，并产生不良社会结果的政策现象。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学者们一般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公共政策上，假设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定会符合既定目标。然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效果不佳。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共政策随意、机械执行政策频繁调整，稳定性得不到保证。政策执行缺乏大局观念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2.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可能会根据个体的风险偏好与利益需求对政策内容进行取舍，影响公共政策的完整性。3.公共政策替代执行，对原有政策进行关键部分的替换，实际执行中的政策与原有政策严重不一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不仅降低了公权力的权威性，同时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与形象受损，甚至危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造成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

摘要：我国的贵州省存在众多的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针对贵州省的特点制定了多项扶贫政策。在扶贫开发项目中，当地政府扮演了政策执行者的重要角色。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落实扶贫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扶贫政策的执行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提升政策执行力;实证研究

一、引言

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安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11-2020农村扶贫纲要》的出台，为新一轮扶贫开发项目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只有政策，没有有效的执行力，扶贫项目也就只是表面工程。因此，科学合理的扶贫政策固然重要，但有效的执行力才是政策目标实现的保障。全面提升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对于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贵州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扶贫执行组织的配合协调不够优化，缺乏统一规划。扶贫开发成功的关键在于政策执行机构协调配合是否完善，这是国家层面针对现阶段扶贫任务和要求，所以执行机构务必要有规划有组织地落实扶贫工作。贵州省的贫困地区，大多属于民族自治区域，政务繁重加之工作任务分配不合理，权责任务不明确，导致经常出现会出现多部门参与扶贫开发的管理工作，这就导致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不够充分甚至混乱。主管领导的权责不明、任务分配不均，项目没有科学的组织规划，出现多部门管控、政出多门、互相推诿、权责不清的现象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另外，扶贫资金分配不科学、不合理，单一项目受到多部门管理造成重复投资，严重浪费扶贫资金，拉低了扶贫开发的工作效率。扶贫资金的审批管理权过于分散，导致执行部门没有将扶贫资金用到实处，对资金的审批缺乏监管的情况屡屡出现。2.扶贫执行人员缺乏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行为规范。贵州贫困地区多属于民族自治地区，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理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下达中央政策时，极有可能会出现脱离当地实际情况，依照传统经验执行政策任务，导致政策执行时出现一些行为失范的情况。当地政府部门在执行扶贫工作中，由于一部分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的局限，使得扶贫项目的落实没有科学的管理和有效的组织为依靠，执行落实不到位。由于大量的扶贫资金资源的高度集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经不住金钱诱惑，在执行扶贫任务时中饱私囊，损害贫困地区人民的利益，进而影响整体扶贫的任务难以实现。还有些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思想意识不先进，缺少对扶贫工作的积极热情，或者因为扶贫任务艰巨而缺乏必要的工作信心，甚至出现畏难情绪，进一步导致了扶贫政策落实工作效率低。3.扶贫任务艰巨缺乏政策执行资源，扶贫过程阻力较大。在政策执行的新阶段多元治理大环境格局下，贵州并没有很好的跟上新潮流和形式，未能将各类群众性组织、民间组织等有生力量纳入政策执行的资源，不能发挥这些巨大的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而且贵州地区的贫困范围大、程度深、基础条件差。尽管国家财政资金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离满足整个贵州的扶贫总体要求还差的很远，没有充足的资金必然导致扶贫难度大。另一方面，信息的准确传递是政策执行中的重要资源，贵州的人口分布不均，交通条件落后，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信息的传递，使扶贫执行的管理人员不能实时准确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对扶贫方案不能及时调整，也就无法保证执行效果。

一、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

首先，新加坡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大的规定性和保障作用。我们知道，公共政策执行效率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利于保证各级政策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顺从政策意志，并能较好地协调各执行组织之间的关系以有效保证公共政策的统一执行与实施。例如，新加坡的在职教师教育政策，不仅由政府制定统一的培训方案及其课程，而且还统一规定相对固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地点和时间。其中，在职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了满足不同水平不同学科教师的需要,新加坡国家教育学院提供了多样化的培训计划与课程,其中有提升教学人员专业知识的培训课程，如物理教学在职文凭(In-serviceDiplomainPhysicsTeaching)计划；也有为学校管理者或教师提供的里程碑培训项目。2001年,新加坡教育部正式启动“教育服务专业化发展与职业规划”方案，该方案有3条专业发展路径供教师们选择。其中，而选择高级教师路径的人员，可接受课程与教学设计、教育心理与指导、教育考评与测量、研究与统计四个领域的专门培训。[4]这种由政府相对统一制定的方案不仅有利于教师平等接受各种再教育和培训活动，而且还能缩小各所学校教师质量的差距，最终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有利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教师最需要提升的素质培训方面。这样不仅使其政策执行所需的大笔经费得到了较为充足的保障，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利用效率。如为了吸引在职教师积极参与各种培训，新加坡教育部下拨专项经费，用以支付在职教师培训时所需的相关费用等。[5]再如，为了让新加坡中小学教师都能掌握并能使用现代信息技手段教学，在其信息技术教育总体规划的第一年（1997年），该政府在其后的5年时间内下拨了20亿新元，专门用于学校配备硬件设施、帮助学校建立网络、开发课程软件以及培训师资等。[6]正是由于经费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新加坡教师教育政策才有充裕的执行资源。总之，新加坡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师培训的具体途径、教师教育发展标准以及教师教育所需费用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中央统一制定或下拨。这种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其政策在各所学校推行时比较顺利，有效地保证了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较为普遍而彻底的实施。

二、法律制度的影响

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制度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得以顺利执行，除了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法规、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教育发展规模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到这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必须具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否则就无法执行。[7]在新加坡，由于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人是其唯一资源，而教师作为承担开发人力资源的主力军，其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成败。因而新加坡政府极其重视教师人力资源的开发，并将教师专业化培训方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台，从而使其政策执行做到有法可依。例如，为了保证教师教育政策能持续有效地执行，增强教师参与培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持久性，新加坡政府不仅颁布了《教师法》和《教师教育法》；而且，为了让教师安心教学和终身学习，该国还颁布了《就业法》、《工作关系法》和《公积金法》等教师福利方面的法律法规。[8]这些法律条文不仅明确了教师参与在职培训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还就其福利待遇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新加坡的法律文件对教师教育政策的执行不仅具有强制作用，而且还具有激励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政策的实施。不仅如此，在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中，执行机构与人员会经常面对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歪曲理解或拒不执行等问题，这也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9]我们知道，法律手段在教师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不仅能消除阻碍其政策目标实现的各种干扰，而且还能保障其政策执行活动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0]再有，法律还可以明确规定执行政策的各级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权限，而职权关系的法律化能提高其政策执行的严肃性，从而克服其盲目性和随意性。例如，新加坡的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学院培训教师的理念、具体任务、目标以及实施方案。不仅如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把教育政策执行中良好的行政意志、民众意志和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武器。这样不仅能满足教师的需求，有利于教师教育政策执行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而且还能维护政策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利益配置的合法性。[11]比如，新加坡政府在其《教育法》和《教师法》中，明确提出维护教师的尊严和人身合法权益。只有当法治能充分为师道尊严、教育受到伤害而保驾护航，作为教育理念的执行者能得到充分理解和认同时，教师职业的自豪感才能得到激活，教师才能切实感到教书育人职责的神圣，也才能自发地学习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这个国家的教育才会发达。[12]再如，为了让教育经费切实用于教师教育,以避免个别妄想贪污或挪用教育经费的行为，新加坡政府不仅出台了严厉的法律文件，同时还建立了反贪局等监督与惩罚机构予以配合。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的法律制度为其教师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起到了明确责权、统一民众意愿、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等作用，较好地避免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三、经济制度的影响

政策执行虽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最终服从于特定的经济利益主体。因而，政策的有效执行受其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其政策执行起着导向作用。比如，新加坡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下的、开放性的，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型市场经济体制。[13]这就决定了该国教师教育政策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必定受其影响并与之相协调。一方面，新加坡政府统一制定具体的教师培训方案。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呈现出自由竞争的机制。比如，新加坡政府要求承担培训任务的不同机构为教师提供既能满足其专业发展需求，同时也能提供满足教师非专业发展需要的菜单式课程。而教师自主选择培训机构与培训课程，既能增强他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14]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提升了教师教育政策的质量及执行效率。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制约着其公共政策的调整与执行。可以说，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无不体现出引导、鼓励人们将自己的才智、精力和各种能力用到经济建设上。[15]如在1965年提出发展基础教育以配合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时需求大量小学教师，于是新加坡政府就集中精力培养小学师资。当教师数量得到满足后，该政府又开始提高教师质量。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采取分流教育制度，对于教师也采用不同的分流培训措施。到了1987年，新加坡正式推行将英语作为第一教学用语，母语为第二教学用语的双语教育政策，随即也组织教师掌握英语教学语的培训。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注重创新，为此提出“注重培养学生思考、少教多学”的教育发展策略，并组织在职教师参与各种新教学方式的培训。进入21世纪，面对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挑战，新加坡政府不断改革教育发展模式，目的是让每位学生均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教育。[16]在这种背景下，教师的作用、角色和核心使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其培训模式随之改变，政府在结合过去“理论—实践课程系统”的基础上，强调规范教师学历、学位制度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构建新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对课程设计、提问和反馈等教育基本理念的理解；强调教育以学生为工作核心，注重培养学生获得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能力等等。[17]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又提出重点培养教师具备专业实践能力、领导和管理能力、个人效力等技能。此外，还要求教师通过日常反思、行动研究、导师合作、实习、见习等方式，来加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18]由此可见，新加坡任何阶段的教师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都充分地体现了根据其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以更好地满足教师实际需求的特点，而这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总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对其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导向作用，而且也制约其政策调整的方向，其最终目的是使教师教育政策与其经济制度更为密切的配合。而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有效地促进其政策的顺利推行。这是因为经济制度在其政策执行过程中，能够将实施政策的任务与物质利益挂钩，并以责、权、利相统一的形式固定下来，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给执行人员以内在的推动力以增强其政策执行的效力。[19]比如，新加坡政府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激励教师努力工作并不断提升自身的素养。而且，政策执行还与目标群体拥有资源的多寡有关，目标群体资源越丰富，法令执行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非生产性成本就越低。[20]如为了吸引和留住一流的人才献身教育事业，以培养未来有创新、有能力、高素质的下一代，新加坡政府努力招募优秀人才从教，并购置现代化的教学器材。而良好的福利待遇、教学和科研环境，又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前往新加坡任教，而高素质的人才对于教师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1]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不仅影响着政策方案的调整与完善，同时也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普遍性与彻底性。[22]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安排多项惠农资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社会和谐。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截留、挪用、贪占惠农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政策的落实，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惠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乡镇政府和村（居）委会对强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工作不够重视，在宣传方式和手段上也较为单一，不能及时将有关惠农政策宣传到位，甚至出现将县级政府统一印制的《致全县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当作废纸进行售卖的情况，政策宣传工作的不深入、不细致，导致相当一部分群众难以了解清楚国家的惠农政策，对应该享受哪些惠农政策，享受多少政策优惠不知道、不了解或不明白。

（二）村务公开不规范。村务公开制度中明确要求村级组织要及时将村级政务、事务和财务进行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但制度执行至今多年，仍然有部分村在执行公开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公开、公开不及时或不到位的情况，未能及时将村财务收支及各项强农惠农资金发放情况等进行公开，容易出现村干部在执行惠农政策中优亲厚友的情况，也给村干部侵占、骗取惠农资金等行为创造了条件。

（三）制度规定不完善。有关制度规定，公益林、退耕还林等补贴资金发放必须直接打入相关农户惠农“一卡通”账户中，而对这些惠农补贴资金涉及村集体部分未作特殊说明，从而导致涉及村集体部分资金不能直接打入村集体专户，在实际操作中，该部分资金一般打入个别村干部私人拥有的“一卡通”账户中，容易导致这几项集体补助资金经常发生被村干部侵占、挪用等现象发生。

在开展家电下乡活动中，实行由乡镇财政所审核资料，补贴发放到农户“一卡通”上的方法，但存在将未售出产品的标识卡作为已销售产品进行填报、以非家电下乡产品充当家电下乡产品、经销商向购买人赠送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等“骗补”行为。如农户在购买非家电下乡产品后，向经销商提供户籍资料，经销商在提高合适价格后为农户提供两个家电下乡产品的标识卡和发票，给农户用于领取补贴。如此操作，使农户和经销商都获取非法利益。

[摘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忽视政策宣传，导致政策对象的消极参与；注重本位利益，影响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喜欢相互攀比，政策执行存在盲目的仿效性；法制意识不强，政策执行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因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加强政策认知，引导政策对象积极参与；规范执行程序，明确政策执行机构的权力边界；认真运筹谋划，提高政策执行计划的质量水平；健全监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监控。

[关键词]地方政府；中央政策；有效执行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目标而规定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方向。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均离不开政策的指导和调控，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实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把中央政策千方百计地落到实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水平，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重要性

所谓政策执行，就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以后，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式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独特的特点，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全国各地大小事务都进行亲力亲为的治理。所以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来协助和分担中央政府管理国家的职责，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不但要采取措施把中央政策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贯彻执行好，而且还要及时把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反馈给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从而使它们及时地了解政策在各地实施的实际情况，以便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全面衡量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从而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能否忠实、有效地执行中央政策，是中央政府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关键。

摘要：美国政策学者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本文试图从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概念、现实状况、公共理性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现实状况；公共理性；公共性

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多个环节，其中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公共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对公共政策执行这一环节的深入理解和有效实施是实现国家目标，管理社会事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一、公共政策执行的基础概念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政策执行者借助一定的机构和人员，采取各种行动将公共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的效果，以实现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完整过程，公共政策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常见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有过程模式、互动理论模式、循环模式、博弈模式、综合模式等，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理解与合理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以求全面深入的解决公共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促使公共政策执行的高效进行。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状况

我国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不力的主要表现

我国煤矿安全政策执行不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象征性政策执行

象征性政策执行主要是指在煤矿安全政策实施过程中只做表面应付或象征性执行，并未采取实际具体措施。执行起来阳奉阴违、虎头蛇尾、敷衍塞责，使煤炭安全生产政策沦为一纸空文。例如《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例》明确要求所有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才能生产，要求各煤矿监管部门严格控制证照审批，加大检查力度，坚决取缔无照开采。可发生事故的煤矿，特别是一些中小煤矿，大都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依法应予关闭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继续从事非法生产。

2政策偏离，附加式政策执行

附加式政策执行主要是指煤炭安全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添加了新的目标或塞进了原本不具有的内容，致使执行结果偏离预定目标。表面上是将政策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实际上是自立一套。“土政策”是附加式政策执行的典型形式［2］。例如在煤炭证照审批过程中，除国家规定的相关手续费外，一些地方监管机构为谋私利，加重煤矿主负担，导致煤矿主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达到开采煤矿的目的，形成官煤同盟的无良互助。

1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摘要：加入WTO对于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既存在着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WTO原则与公共政策执行原则的契合；加入WTO促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一步趋于透明化、法制化；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经济方式的作用突显；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范围扩大并且更注重加强与政策适用主体的协调与沟通；加入WTO为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WTO；公共政策执行；影响；契机

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政府的行为方式、公共决策等都要接受WTO法律体系框架的约束、检验与评价。因此，政府必须以WTO的原则和规则为指导，尽快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

一、加入WTO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提出挑战

（一）加入WTO要求公共政策执行的原则与之相契合

入世要求公共政策执行应与WTO主要原则相契合。（1）应与非歧视原则及公正性原则相契合。非歧视原则是WTO原则体系中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它的精义在于：要求缔约双方在实施某种优惠和限制措施时，不要对缔约对方实施歧视待遇。非歧视原则实际上包含着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关税减让原则等具体原则，它的基本精神在这些具体原则中得到体现。这些规定，就是要求达到贸易公正、公平等宗旨，消除国内外歧视性的政策。而公共政策的成功有效的实施也离不开执行过程中的公正性原则。它首先表现为执法守法，也就是说政策执行必须依法定职权进行，遵守法定程序，并自觉接受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约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维护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原则性和稳定性。其次，政策执行必须坚守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意味着，在政策面前所有的政策接受者都是平等的，政策执行者不能根据一己好恶和情感亲疏而区别对待；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接受者都是平等的，在政策面前既应同等受益，也应履行同等义务，而不允许以权谋私和逍遥法外。（2）应与透明性原则相契合。公开、透明度原则在WTO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WTO价值模式的具体化和法律化。透明度原则在WTO中是一项最能汇集和体现有形正义的原则。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方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政策、法令及条例，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成员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现行规定，都必须公布。简言之，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应公正、合理、统一地实施有关贸易法律、规则以及司法习惯做法，防止成员方之间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从而造成歧视性的存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公开性原则与该原则有着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