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范文10篇

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文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制度与制度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比较多，但是各个地区和部门不能统一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定中各个政府都参与进去了，这就造成了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散，难以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定时存在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政策。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中，退休的费用一般是县级政府进行统筹的，然后在由市级的政府统筹。但是，在不同的统筹地区，养老保险制定的主体是不同的，这就导致了政策的不统一。养老保险在缴费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享受的待遇也是千差万别的，这使得有些地方缴纳的费用比较多，但是得到的待遇却比较少。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社会不公的现象，而且，养老保险还不能进行跨地区的转移，使劳动力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困难。在单位制定的养老保险体制中，直接会导致单位内出现矛盾。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有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二)养老保险政策制定的客体是单一的，导致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的不对应

养老保险的客体指的是其政策直接作用的群体。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是在国有企业实行的，后来延伸到私营企业。由于在不同的区域，各类养老保险参保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养老保险制定的客体也没有共性特点。从缴费方面看，不同性质的企业在缴费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我国的经济形势也逐渐多样化，在一些私营企业、个体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养老保险的政策，这就导致企业的性质不同，在缴费方面存在的差异非常大。

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科学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科学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科学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一、政府危机管理与公共政策概述

（一）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危机管理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针对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组织相关力量在监测、预警、干预或控制以及消解危机性事件的生成、演进与影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和措施。”[1]危机管理不仅强调对危机反应的管理，还包括对事前预防和事后恢复的管理。它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是针对潜在的或当前的危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的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

（二）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称。公共政策是目的性很强的活动，它是为解决某一具体政策问题而制定的，必须付诸实施。

（三）政府危机管理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决策者以一定的理论原理和价值观念为指导，对已确认的政策问题进行科学策划、统筹安排、做出对策，使其转化为行为规范的过程。政府危机管理是针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它可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及其良好绩效，不断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有效处理危机。

二、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早在2003年SARS之后，中国就在加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各级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实施，明确我国要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这次雪灾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我国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在面对复合性突发事件时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摘要：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关键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政治文明；民主化；科学化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促进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一种把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地看作为线性或理性化过程的倾向都是危险的。

一般来说，对教育政策制定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它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议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前者是广义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后者是狭义的概念，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process)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此过程中各政策主体(actors)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摘要：美国次债问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演变成席卷全美、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危机已从美国蔓延至全球，从金融体系蔓延至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这场混合形式的金融危机，危害之大，超出了早先一般人的估计和判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关系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这样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中央重启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前景并不明朗。为此，笔者对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宏观经济背景、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以及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等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和探讨。

关键词：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实体经济

1经济背景—金融危机

1.1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各国的就业压力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份宣布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三年期惩罚性关税，分别为35%，30%，25%，同时巴西政府也对中国进口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就是贸易保护注意最好的例证。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欧盟经济前景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面临内忧外患。

1.2从国内角度看：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值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2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此同时，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上升了400亿美元。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口方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数据显示，11月进口749亿美元，下降了17.9％。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摘要]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着公民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渠道少、对政策制定过程监督薄弱等突出问题。而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地方多元利益群体的矛盾与冲突等都要求公民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前应通过加强地方人大法律监督和地方政协民主监督、健全公共政策制定听证制度、深化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营造有利于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等措施来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状况。

地方政府在政府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担着公共政策制定的繁重任务，它的公共政策质量高低对中央政府大政方针的有效贯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公民生活福利水平提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国家教育部外聘长江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TonySaieh)所指出的，“中国地方政府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对于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提高公民的政策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进而对公共政策方案的有效实施和政府政令畅通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还不够广泛，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着各地的和谐社会和政治文明建设。因此，深入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探索扩大公民有序、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与措施，对地方政府治理具有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整体状况并不理想，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地方政府未将利益群体、民间思想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体等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作为塑造当地社会公共秩序的基本力量，与公民的生存、发展和幸福息息相关。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教授(JamesE.Anderson)就指出，“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直接地和间接地、显而易见地和难以言表地被范围广泛的大量公共政策所影响”。因此，相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利益群体、思想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体等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较为间接，但同样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参与主体。事实上，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权威性地分配社会价值、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其主体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最直接的制定主体——地方政府以及可以施加重要影响的地方党委等这些官方主体外，还应该包括利益群体、民间思想库、大众传媒以及公民个人等这些参与主体。这样官方主体和非官方主体就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公共政策主体系统，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有序有效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协调和谐运行。这样才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方式，也是地方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式。但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体不够完备，利益群体、民间思想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体等非官方主体在实践中并未被地方政府明确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

(二)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比较少，而且不够通畅。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目前主要有三种制度化渠道。一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公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二是地方政府下属的参事室、政策研究室、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官方、半官方政府智囊机构，通过政策建议等方式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三是地方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地方人大、政协会议是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渠道，是有法律保障的最高层次的参与方式，也是最为有效的参与途径。但对于普通公民个体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实在太少，而且地方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和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和加强。地方政府下属的官方、半官方智囊机构是公民制度性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辅助途径，也是法律法规规范下的参与活动。与第一种参与途径相比，能够参与的人数增加了，但对于普通公民个体来讲，参与的机会仍不够多。地方政府开设的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等，虽然为广大普通公民个体提供了一个利益表达的机会，但它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处理后的申诉渠道，而在政策制定前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很少，因此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很小。由此可见，真正能够广泛吸纳民间思想库、各种利益群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体等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是十分不够的，公民表达自己意志和愿望的要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这种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渠道的非广泛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不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也降低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应有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科学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摘要］目前公共政策研究“范式”逐步转变，第三部门开始在我国发展壮大，逐渐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彻底改变了原来由政府领导的单一制、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机制，使自下而上的草根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尽管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在各方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原因限制等，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复杂，科学性较低。本文从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及其必要性、困境、优化对策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以期更好地为西部地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服务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关键词］西部地区；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制定

1第三部门参与政策制定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1．1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要理解第三部门参与的前提并理解第三部门的含义，第三部门也称“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中介组织”，它是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相对而言的另外一个部门，指的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LesterM．Salamon教授把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而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是指第三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转达民众利益和要求，或者提出各种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改进公共政策，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利益取向，政策的执行不偏离预定的轨道，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整合。1．2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度的必要性。1．2．1第三部门参与确保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第三部门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合理、有效的途径，是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细胞载体。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是实现由“群众社会”向“参与社会”转换的纽带。亨廷顿在《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一书中探讨社会的政治安定问题时，曾提到过两种社会类型：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在这两种社会里，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但在群众社会里，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无常规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章的，因为群众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领袖的政治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而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以其灵活的形式和积极的行为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中，可以增加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及有效性，提高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制度化、理性化的政策参与。1．2．2第三部门参与提高了决策信息充分性。第三部门组织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性，包括一切既不属于政府部门，又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所有社会组织，其目的又是维护组织及组织内成员的共同利益，履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第三部门在归纳、总结单个人的信息基础上形成集中的，能反映本组织成员最大利益的信息并通过直接与决策者交流的形式反馈给他们，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另外，第三部门是反映、表达和代表各种利益要求的利益表达主体，可以强化利益表达主体的自主性，加强利益表达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使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要求明晰化，扩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1．2．3第三部门参与为政策执行提供依据。第三部门不仅承担相当部分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而且对于那些必须由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还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三部门可以通过“顾客主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施加压力，迫使政府的执行机构产生更强的责任感，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另外，第三部门对社会政策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接受度，而且有助于减少公共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和阻力，使公共政策的实施获得积极的社会支持环境，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由于第三部门其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能够达到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对社会公民之间利益的整合，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一方面传导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能够反映民众的诉求，使不同人的要求找到一个合法的表达途径和利益代言人，第三部门的参与增强了公众社会诉求的表达效力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2西部地区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存在的困境

在西部地区虽然有不少第三部门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以期通过影响政府的决策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第三部门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仍然比较低。造成我国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制定参与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2．1能力不足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首先，我国第三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团体挂靠于政府，官方色彩比较浓厚。比如我国的工会、妇联、残疾人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虽然挂着第三部门的牌子，有正规的组织体系，以其非营利性的特征服务公众，但这些组织在人员构成和运作方式上却是官本位的，官方色彩比较浓；其次，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过分依赖于政府。对政府的依赖必然造成第三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始终难以摆脱行政化色彩，势必会影响其自治性的特征和自主性的发挥。2．2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渠道的非广泛性。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目前有两种可以利用的正式渠道：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党和政府开设了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但参与的机会比较少，不足以对政府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足以使政策存在的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对第三部门进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构成了障碍，也影响了其政策参与的效用，同时，第三部门的政策参与缺乏制度保障，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常常重视不够，有时甚至置之不理。2．3参与方式形式化。第三部门参与方式形式化，即表现为走一走过程，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面临的环境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而真正要使政策得到第三部门的同意和支持，其中需要耗费的人力和物力等成本是相当大的；二是政府艰辛万苦制定出来的政策，不想通过第三部门参与的方式被一票否决，但又想避免在执行过程中遭到各方的阻力，只能走过场的形式，通过一定的方式让第三部门支持该项政策。总之，西部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原因，使得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存在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