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影响范文10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悄然出入我国的热钱有所增长，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中外币利差加大，热钱流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认为：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性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热钱”流入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主动性

首先，热钱流动与货币政策方向和目标往往不一致。当一国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热钱会大量涌入，迫使该国被动增加货币投放，抵消了相关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当国内经济形势低迷或恶化，中央银行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热钱又会转换成外币迅速撤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操作效应减弱。同时本币面临更大贬值压力，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降低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成效。不过，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的国家，当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较大逆差时，中央银行有时会调节短期利率吸引包括热钱在内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促进实现外部均衡，因而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主动性。而我国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完全是针对经济内部失衡或为改变国有企业利息负担，因此由利率调整所引起的热钱流动与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内部平衡目标通常不一致。如1993年下半年以后，央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将一年期存贷款利率提到10.98%的高位，一部分“热钱”伺机而入，混入我国套取利差、汇差。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前提下，央行被迫扩大人民币投放，从而削弱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再如2002年，我国结售汇顺差达648亿美元，上升48.5%，如此大的顺差进一步增加了央行在货币投放方面的压力和经济通货膨胀的压力。

其次，热钱的隐蔽性使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央银行难以区分所结售外汇的性质，因而加大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的难度。当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经过一段时滞产生效果时，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热钱很可能因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又突然调转方向，使货币政策失效甚至适得其反。

“热钱”流入使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产生一定的冲突

在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利率和汇率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通常，当一国利率水平高于别国时，会吸引外国资本包括热钱流入，使外汇供过于求，本币升值；反之，则使本币贬值，因而其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没有冲突。在对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都实施严格管制和实施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系可以被割断，即使国内外利差较大，利率政策与汇率稳定政策也可以相对独立地实施，彼此没有冲突，我国在1994年以前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已经放开。由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及时进行调整，国内外容易形成较大的利差，同时，政府对汇率的隐性和显性担保，使人民币汇率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汇率风险小，以套利为目的的国际热钱出入我国几乎不需要承担汇率风险，必然想方设法绕过或突破资本管制，从而引起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如1998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一方面要维持汇率稳定，一方面为治理国内通货紧缩而连续降息。由于中美经济周期不一致，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出现倒挂：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居民储蓄利率从1996年10月23日以前的7.47%逐步下调，到1999年6月10日下调到2.25%，而同期美国经济过热，1999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连续六次加息，联邦基金市场利率由1998年的4.75%上升到2000年年中的6.5%.本外币利率倒挂以及对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加剧使得在90年代中期流入我国的热钱大量抽逃，使汇率稳定政策受到较大的冲击。2002年结售汇出现大量顺差，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已出现了外汇流入大于外汇流出的逆转，我们必须对此提高警惕，给予密切关注。

财政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分析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为保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又对保险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他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为保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又对保险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他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其实是把贸易政策当成了国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贸易理论时，考虑到公众等方面的因素，其实根本上来说是内生的。因此我们在做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时候要考虑到公共选择，也就是要从政府自身的目标，利益集团等方面着手。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达相对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一样的。贸易政治决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在发达国家各种利益集团游说要进行注册登记，是合法的行为，是一个很庞大的团体，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很有影响力。虽然有各种利益团体存在，利益表达并不是非常明显，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进行联系。相对来说中央政府在服务贸易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关于政治决策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有阿兰•希尔曼（ALHillman）构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与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为基础，将关税税率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与威尔士（Wellisz）提出游说支出模型，构造了一个对立利益集团之间的游说竞争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与动机便是通过捐献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上述模型对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做了研究。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通过1995年的游说揭露法案第一个收集了关于利益集团联合游说花费的数据，建立数据系统来来记录美国行业部门政治性组织游说的程度。指出行业竞争越激烈，更倾向于一起游说。有更高集中度和产品差别的行业则倾向于独立游说。在最近文献中，特定利益集团也被用来加入模型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兴法尔（MonicaSinghal）关于财政联邦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团的潜在作用来影响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罗•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调查中提供一个框架来理解特定利益集团参加公共政策决定。发现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发展更多明显和直接的利益集团行为。竞争贡献，游说和诉讼之间的权衡也被体制环境的性质影响。强调公共机构环境的作用来理解利益集团策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运用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许多国际和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从小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特点入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美国贸易政策带有重商主义，针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国采取的相应对策，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3]。胡海波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综述了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并对国内进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献进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政治原因进行分析，并进行数学化推导[5]。

以上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符合现实情况，但是在模型设立上有很大缺陷，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国家的分权制是不同的，他们把地方政府作为分析的目标，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国内部市场按地区划分，但是中国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占的绝对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选取变量的时候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综合做出判断，并且在选取的也是按服务贸易部门来分类的，而不是按照地区来划分。

二、中国服务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面分析影响我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各部门开放度的具体影响因素，这里我们考虑比较重要的和服务贸易关系比较大的因素，按照服务贸易中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方面来分析。

（一）国家自身利益，实现经济和产业发展

一、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各大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不断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要购入长期国债和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巨大流动性以应急日益崩溃的市场和各大企业，其关键是在于稳定银行体系，这种极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无效时才推出。尽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惨遭败局，在美作出这一决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纷纷进入量化宽松，以此谋求金融市场稳定。这是经济危机历史上首次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难把控，风险非常大，难免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各个层面引发恶性循环式的共振。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央行降息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而导致证券收益率下降，而经济衰退时期就多可能出现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无法下调，重复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瘫痪，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今对于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争议，但无论是否有流动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量化宽松变成一个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承担经济风险的程度，一旦经济无法复苏，央行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爆发，而最终由社会承担；假如经济得到复苏，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场正常化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引发新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宽松过程中各央行背负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经济虽然得到持续复苏，但形势疲弱，近两年来未摆脱短期利率近零状态，而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美国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和适应了这种“慢性病”后。奥巴马内阁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忽视通胀率和试图减轻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债务对象的还贷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就业增长迟缓，失业人口数字依然庞大，各种数据均不乐观，奥巴马内阁救援经济力不从心，中期选举失利，因而不难想象二次量化宽松这剂非常规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将本来近零的基准利率再压零边，以大量买入国债和机构债券等中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便在韩国举行，本次与会中有不少新兴经济体，白宫委托美联储在会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联合围攻，各国央行纷纷表示担忧量化宽松既无担保又无助于应对美国以致全球的经济问题，而本，伯南克则声称-、此举是为拯救全球经济(并不只为了标治美国就业问题)。事实上此政策在美国金融投资界也引起很大轰动，美国多位来自各个金融与投资机构的投资家，基金会长，以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联名写给伯南克一封关于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信，而伯南克只是在华盛顿邮报上轻描淡写地表示：美联储并不能够独自解决所有危机。从美国方面对量化宽松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货币，大量放债将会引发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边压中，而美国承诺的可承受的3％通胀率未必就能够使经济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宽松不仅使美元再度贬值，还会让美联储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机边缘，同时界内巨大的争议还将带来偏见和误解，而导致未来经济市场的混乱和扭曲，即使美联储能够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一时需要，在量化宽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时极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1998年下半年面对日益显现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货币政策连续启动无效状况，中央果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政府投资扩张来确保经济快速增长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出口需求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难以大幅度增加，消费需求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预期看淡、体制变迁引起的支出预期增加等因素影响在当前很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在保证需求总量扩张的情况下注重了结构调整，对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和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运行实践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实现政府确定经济增长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出现了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景象，即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而民间投资没有相应跟进。财政相对大规模投资扩张本想起着先导作用，带动社会投资，但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异步前进局面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说明财政政策的投资扩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今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前重新认识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摘要：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等相关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扩张将有利于中美贸易余额的调整，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中美贸易余额的调整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关键词：货币政策；VAR模型；中美贸易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成为了众多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美顺差是由于中国通过货币政策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引起的，也即中国货币政策是一个“以邻为壑”政策。Obstfeld和Rogoff（2005）等研究者认为，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可以通过支出转换效应促进美国出口和中国进口增加，从而减少中美贸易失衡程度。然而，实际情况是，在2005至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顺差并未随着人民币快速升值下降，顺差反而持续积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中美贸易失衡有所调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明显下降。我们不禁要问，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元指数的影响有多大?该政策在中美经贸往来中是否体现了“以邻为壑”?本文旨在探究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差额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数据，选取中国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币供给的增长率、美国进出口价格指数、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等变量，利用eviews9.0软件，采用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分析方法，对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的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VAR模型是研究中美货币政策对其贸易差额变动的常用模型，是一种运用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关系的模型，克服了传统模型在估计和推断上的复杂性。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yt=a1yt-1+...+apyt-p+bxt+εt其中，yt、xt是内生变量，p是滞后阶数，εt是随机扰动项。如果模型中不含有外生变量，模型即为简化的VAR模型。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模型对中美货币政策对其双边贸易动态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采用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脉冲响应函数计量学方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判别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有理、有据，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统一。（二）数据说明。本文选取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数据，变量选取了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2c）、美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2u）、美国进口价格指数（IPIU）、美国出口价格指数（EPIU）、中国进口价格指数（IPIC）、中国出口价格（EPIC）以及中美贸易差额（TB）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ER）。中美双边实际汇率以双边名义汇率与中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之比的乘积来计算，公式为：ER=EER(P1/P)其中，EER是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P1和P分别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来源于wind宏观经济数据库。）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各个变量是平稳的随机过程，因此要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季节性调整，即通过Eviews9.0软件用X-12法对各变量进行处理，以此来消除季节波动。同时对数据取自然对数，以此来消除数据异方差，从而使数据更趋于平稳。对于处理过的数据分别用LNM、LNTB、LNIPIC、LNEPIC、LNIPIU、LNEPIU、LNER表示对数中的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美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中美贸易差额、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美国进口价格指数、美国出口价格指数以及中美双边实际汇率。

资本流动与外汇占款的变动

按资本流动期限可以将国际资本流动分为长期与短期资本流动，具体资本流动的差额可以表示为资本账户投资收益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以及净误差与遗漏三项之和（参见表1）。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构成中国的直接投资部分，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和外国在华证券投资构成中国的证券资本流动部分。此外，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地下资本流动，反映在净误差与遗漏中。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伴随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将逐渐放松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国际资本进入我国的程度逐渐加深，这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压力。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规模与资本流动差额的走势基本一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持续巨额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而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外汇占款从2000年底的14291．14亿元增加到2011年底的263161．15亿元。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外汇储备也突飞猛增，2008年到2011年短短四年时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近翻番的水平（见图2）。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初步具备规模优势，国际支付能力与日俱增，但是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困境。因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以外汇占款为前提的，相当于向市场中投入了基础货币，从2008年以来我国的M2、外汇储备增长趋势来看，二者走势相近（见图2）。这种外汇储备的增长模式，会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而且中央银行也将左右为难：如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就需要被迫投放基础货币，但是这样就形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而又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何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根据资本的流动情况相机实行货币政策，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从上文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资本流动变化会对货币供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外汇占款则是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鉴于我国国际收支实践的具体情况，国际收支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有两种渠道：一是货币需求渠道，这种需求也是部分社会总需求，最终的表现形式是外汇储备；另一种渠道是汇率的安排，通过汇率途径使外汇占款有所变动，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为了更好地诠释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对策，以下选用蒙代尔－弗莱明（M－F）模型加以说明。（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框架①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商品价格不变且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这两个假定表明M－F模型的分析和结论具有短期特征。用简单线性的形式表述，有如下方程。1．商品市场均衡（IS曲线）商品市场均衡是指国内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可以表示为：Y＝（A－βi）＋（γe－tY），其中b＞0，c＞0，0＜t＜1（1）式中左边表示总供给，右边表示总需求。其中，β、γ分别是利率和汇率对需求影响的系数，A是自发吸收余额，e是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所以右边第一部分表示国内吸收，第二部分表示净出口。在短期内，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所以（1）式可以改写成：i＝A＋γe－（1＋t）Yβ（2）式（2）表明，在一定的汇率水平上，利率i下降，则产出Y增加；本币贬值（e上升），则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上铲除增加。2．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是指居民对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供给，可以表示为：MS＝p（δY－θi），k＞0，h＞0（3）式（3）左边是货币供给，右边是名义货币需求，p为物价水平，δ、θ分别是产出和利率对货币需求影响的系数。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调整过程，就是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通过利率的变化而使居民的货币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因为商品价格不变，所以可将价格p一般化为1，改写式（3）得到：i＝δY－MSθ（4）式（4）表明，随着产出增加，利率会上升；随着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利率下降。3．国际收支平衡（BP曲线）国际收支平衡表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和的平衡。可以表示为：（ce－tY）＋ω（i－i＊）＝0（5）经常账户的收支由贸易决定，即净出口。资本账户的收支由国内外利率差异决定，国内利率i高于国际市场利率i＊时，就有资本流入。其中，ω由资本流动程度决定。当资本完全不流动时，ω＝0，BP是条垂直线；当资本完全流动时，ω→＋∞，BP是条水平线；当资本不完全流动时，ω＞0，BP是条斜率为正的直线。（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分析通过前文关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当前我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正在施行提高利率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此为例，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对当前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加以讨论。由于我国资本流动仍受到一些管制，因此BP曲线的斜率较大，这里假设其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在M－F理论框架下，当资本不完全流动，且处于浮动汇率制度下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节过程如图3（a）所示（由于我国资本管制较为严格，所以BP曲线斜率较大）。初始状态为A点，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之后，LM曲线左移至LM＇处，此时，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位于BP曲线左侧，导致贸易顺差。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将引起本币升值，根据公式（2）与（5），e下降，引起IS曲线与BP曲线左移，最终在LM＇曲线上相交，达到新的均衡点A＇。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在理论模型中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等其他因素。在M－F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资本流动因素，并考虑我国当前所实行的内外政策，模型可以改进为如图3（b）所示。当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左移至LM＇处，此时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此时，国际资本流动将基于以下几点因素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第一，利差因素。利率由原来的i0处上升到达i′处，通过前文对资本流动要素分析的结果，我国与资本市场利差的加大将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而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入又会增加我国货币的被动发放，这在之前的经验事实分析中已经加以验证。第二，升值预期因素。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位于BP曲线上方，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水平而言，产出偏低，利率偏高，所以带来了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市场外币需求小于供给，从而会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因而会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第三，汇率有限浮动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但是如上一节中讨论的那样，我国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达到了资本的有限流动和汇率的有限浮动，因此汇率的有限浮动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在多种作用下，LM＇曲线向右移动，同时IS、BP曲线左移，最终IS＇曲线、BP＇曲线与M＇＇曲线相交于A＇点，此时，相对于原来的B点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国际资本流入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这主要是通过外汇占款影响货币供给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一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波动就能够消除资本流动对于本国货币储备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固定汇率制度，国际流动资本就会对国内的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我们国家自2005年开始，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是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情况是只在小范围内浮动，行政干预的痕迹仍旧浓重。在此背景下，如果有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中央银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就会进行必要的管控，购买国外货币而减少持有人民币，在增加外汇储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实证分析

上一部分我们利用M－F理论模型定性分析了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是外汇占款。高增的外汇储备，使央行被动地放出巨额基础货币，从而造成了大量外汇占款，人民币的被动发放直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而通过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发放的影响程度，可以反映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从2000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和M2的增长情况来看（见图4），外汇占款占M2的比例逐年攀高，尤其2008年以来已经达到30％左右，其对M2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觑。下面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一步做定性分析。（一）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基于上文的分析，外汇储备是资本流动影响货币供给量的重要参数，而外汇占款更能直接反映资本流动对M2的影响，所以这里选择外汇占款（PFP）作为外汇储备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另外，选择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供给的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空间选择2000年1月到2012年2月月度数据。（二）单位根检验及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1．单位根检验从表1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货币供给量M2和外汇占款PFP都是一阶平稳向量，而且对变量实施一阶差分后，结果显示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备择假设，拒绝了原假设，即M2与PFP都为I（1）变量。2．Granger非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非因果检验的前提是数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通过上边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必须先对变量货币供给量M2和外汇占款PFP做一阶差分，即对M2增加值与PFP增加值做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2。从Granger非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结果大致相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PFP不是DM2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接受DM2不是DPF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说明外汇占款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货币供给量增长的能力，而相反，货币供给量增长却不具备解释外汇占款增长的能力。金融研究｜JINRONGYANJIU（三）VAR模型及相关分析1．VAR模型建立及单位根检验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考虑滞后阶数k的选择问题，根据施瓦茨（SC）检验的结果，滞后2期为最优滞后期，所以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含有单位根的自回归过程对脉冲冲击具有长久记忆能力。同理，含有单位根的VAR模型也是非平稳过程，将对接下来要做的脉冲响应分析有不小的影响，因此，在此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没有特征根在单位圆之外，即特征值的模均小于1，则过程平稳。2．脉冲响应分析研究VAR模型的稳定性目的在于，当把一个脉动冲击施加在VAR模型中的一个方程的新息过程上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分析这个冲击是否会逐渐消失。如果是，则系统是稳定的。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该系统稳定，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一步天津财经大学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这里主要分析外汇占款增量DPFP对货币供给量增量DM2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冲击作用。将脉冲响应时间设定为20期。用残差协方差矩阵的Chol－esky因子的逆来正交化脉冲，结果如图5所示，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货币供给增量DM2的响应，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从图5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外汇占款增量一个正冲击后，货币供给增量在第二个月小幅下降之后，将在第三个月产生最大的正向冲击，之后这种冲击波动逐渐呈波浪形减弱，并在1年半后逐渐接近零点。这表明，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正向冲击效果主要在短期显现，而之后这种影响逐渐减弱。3．方差分解为了进一步分析外汇占款增量DPFP在货币供给增量DM2被动增加方面的影响程度，即贡献率，这里将采用方差分解方法做进一步分析。图6中横轴表示之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表示DPFP对DM2变化的贡献率（单位：％）。从图可以看出，在第3个月DPFP对DM2的贡献率上升幅度最大，达到约4％，在之后的半年内贡献度逐渐上升，并在半年后稳定在8％左右。总体来看，外汇占款增量DPFP对货币供给增量DM2变动的贡献率将近达到8％，影响不容忽视，可以进一步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四）实证分析结论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通过Granger非因果检验分析，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外汇占款是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原因之一。通过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量的因果性检验，证明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通过外汇占款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传递途径及其作用效力。第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正向冲击在第3个月达到最大，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并消失，这说明我国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这里包括内部时滞与外部时滞。不过这种影响是收敛的，因此，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内。第三，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国际资本流动所引起的外汇储备流动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变动的重要因素。但是从结果来看，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应增量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基础货币呈现很强的内生性。

摘要:在最优跨时消费的基础上,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理论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1979—2008年的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元的过度发行是造成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短期内,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较小;消费不足不能解释中国长期的贸易收支问题,长期的贸易收支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中国与其它国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一．我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1、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信贷类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资产业务产品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信贷业务服务质量成为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实现了信贷结构优化，也改善了客户结构。当然，一些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过于盲目，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对于我国金融企业来说，实现金融创新是必要的，同时也要根据机构的现状，严格控制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2、保险、基金等理财产品成为金融创新产品中的新亮点，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理财产品是金融机构负债业务产品中的一部分。能够确保本金不受损失的基础上获得一定收益成为客户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样也给银行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银行需要承担一部分金融风险。并且对于我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来说，缺乏个性化的服务是其需要突破的瓶颈。

3、另外，中间产品业务质量的提升是我国金融机构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就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的现状来说，中间业务产品较多但是技术含量并不高。机构之间的竞争较激烈，很多金融机构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这些现状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传导政策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货币供给变动以及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两个方面。其中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层次界定、外汇存款、融资贷款以及基金等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货币传导渠道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