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范文10篇

东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成立以来的最佳状态，各成员国基本是政通人和，繁荣稳定，在国际事务中也相当活跃。但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都一度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淖，一些国家出现政局动荡，东盟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近两年来，随着东盟各国经济逐渐复苏和相关国家政局趋向稳定，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大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东盟的国际角色重新受到重视。

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各国关系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关系是在互有需求、互相协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十年来一直相当顺畅。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共同决定在十年之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年底有望就这一问题达成框架协议。这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当坚实的基础和极富潜力的未来。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9·11事件”后国际安全格局的重大调整正在强烈地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局势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东盟及其对华关系的发展，并因应形势的变化提出继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战略思路和相关政策，对我国稳定周边、推动区域合作，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拟从较宏观视角，并力求结合现实提出这一研究报告。

一、对东盟的基本评估

东盟成立至今已有35年，它在为昔日成就而欣喜愉悦的同时，也开始日益强烈地感受到谋生的艰难和竞争的激烈。总体来看，东盟已发展成为日益成熟的区域合作组织，其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渐提高，在亚太地区继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在中国的周边稳定、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外交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东盟已发展为超越意识形态限制、囊括整个东南亚的区域合作组织。

摘要：近年来旅游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日益发展壮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旅游产业政策是国家加强和改善旅游业的宏观调控，保障有效发挥旅游的经济效益和优化服务的质量，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旅游产业政策的概念、分类、对比、内容以及发展等方面，专家学者们陆续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据此，就已有的旅游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概括，以便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旅游产业政策；政策研究；综述

1旅游产业政策概念研究

大部分研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旅游行业的产业政策性质进行界定，应用“产业政策”的概念来定义“旅游产业政策”。就目前经济学领域而言，虽然还未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已产生了几点共识，首先确定了产业政策是政府政策的总和这一主体；在时间上指出产业政策主要指向未来，能够干预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在目标上强调用产业政策进行逐步推进，以弥补失灵的基础市场，从而增强某一区域的旅游产业横向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整体实力。1．1国内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旅游产业政策的探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关于旅游产业政策这一概念，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则是更多的强调旅游产业政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效用。高舜礼从政策探究的角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讲解，认为“当前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是由国家相关产业职能部门制定出来的，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约束措施”。张辉以时间维度的特定性为基础，将旅游产业政策定义“是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政策指导纲要”。宁泽群从空间维度出发，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为了地区内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规章制度”。罗明义侧重于国家广域性和地区局域性的空间，认为旅游产业政策是“国家或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为促进旅游全面发展所制定出来的利好引导方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方案的总和”。王洪滨则定义旅游产业政策为“是一种为了催生旅游，定向的，有计划性的促进方法和策略”。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概念，我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做了相关研究。陈友华将基础于政策课学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旅游政策系统”。虽然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却未对其进行详细的划分和具体的界定。而苏振对于机关的各种旅游政策进行了分类，在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旅游公共体系：“金字塔型”。1．2国外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国外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分析多侧重于对政策“战略框架”的制定。查尔斯、布伦特等人认为“旅游产业是一项有计划性的、全方位的、能够起到正相关作用的规范战略，其能够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正面促进作用”。斯洛博丹．翁科维奇提出“旅游相关的政策是我国最高职能部门，为了实现旅游的正向发展，所制定出的能够催动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相关行为准则”。

2旅游产业政策分类研究

学者们在概念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根据旅游产业政策的功能，张凌云将其归纳成产业结构政策，组织、周边信息技术、产业周边衍生、产业聚集等相关的促进推动政策。分属于扶助重点产业，设计规模经济及保护竞争，支持与推动技术创新活新技术适用，影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促进产业实现诸如充分就业等社会目标。万先进和张素芳以当时旅游业所处的阶段、经验、问题等现状为依据，认为旅游产业政策存在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即“旅游产业的定位、指引、导向、规划、周边建设、投入情况、相应的周边组织规划、技术周边、法律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沈姗姗对2008年之前的关于旅游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归类总结，将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区分为基本和特殊两类政策，产业结构规划为产业、组织、技术相关、布局、周边设施等五个具体类目，当前的一些特殊旅游产业政策则细化为市场和产品两个类目。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本研究所统计的相关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不包括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1979—2015年间，中央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共72项，政策年出台数量分布情况，见图1。如图1所示，最早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出台于1981年；而1988—1997年的10年时间则几乎成为政策出台的“真空阶段”，相关的政策法规仅出台1项；进入21世纪，政策出台数量则明显增多，并呈现出阶段性波动式增长的特征，分别在2002年和2007年达到阶段性高峰。因此，根据图1，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1979—1997年为农村公共文化政策的肇始阶段；1998—2005年为农村公共文化政策的探索阶段；2006—2015年为农村公共文化政策的深化阶段。

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历程

2.1肇始阶段（1979—1997年）

2.1.1政策实施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文化工作“左”的教训，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方针[11]，文化建设回归到正确的轨道。2.1.2政策实施情况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中国农村文化建设从政策层面较少受到关注。1981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县图书馆帮助社队办好图书室，并提出“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198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此后，针对乡镇文化站隶属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当前农村文化站问题的请示的通知》，明确说明文化站隶属于乡政府、业务上接受上级文化部门指导，文化部则在1992年制定出台了《文化站管理办法》，对乡镇文化站的管理进行系统规定。2.1.3政策的特点及影响该阶段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呈现出出台数量少、内容单一、辐射面小的特点，并且为数不多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乡镇文化站建设上。受政策的影响，乡镇文化站建设呈现出先扬后抑情况，1979年全国乡镇文化站仅有3264个，1982年迅速发展到32780个，1985年达到53519个，而后1993年减少到46212个，1994年减少到约36054个[12-13]，与文化站数量减少对应的是农村文化衰败和文化虚无现象的出现。

2.2探索阶段（1998—2005年）

*市是沿海发达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海曙区是*市的中心城区。20*年3月，*市海曙区决定在全区65个社区中全面推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由海曙区政府出资，向非营利组织——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社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员，每天上门为辖区内600余名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服务。

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去走西方福利国家曾经的走过的历程，因此中国社会福利模式只能是“中国式”的，走广覆盖、低水平的路线。今后五十年中，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入高峰期，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加上家庭结构变化和工作结构变化等社会变革，为设计一个相对合理的福利制度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中国政府只有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积极推行社会福利社会化，吸引更多的民间力量到养老工作上来，在重视家庭养老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

*的社区建设实践走在全国的前列，20*年被授予“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市”。海曙区社区服务中心“81890”(“拨一拨就灵”)服务热线家喻户晓，现已成为*社区服务的第一品牌。另外，海曙区基本实现了“10分钟生活服务圈”、“10分钟卫生服务圈”和“10分钟文体活动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20*年国家商务部在海曙区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81890”社区服务模式，进一步扩大了海曙区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曙区的社区建设代表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整体发展方向。

海曙区政府面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多年来一直采用机构养老的方式。但是，这一单一的养老方式，不管政府投入多少钱、批多少地、盖多少房子，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居家养老由于其经济性、自由性及不脱离老人熟悉的生活环境等特点，仍是广大老年人的首选。海曙区从20*年3月份起，选取了17个社区作为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试点。试点仅仅开展了几个月，就广受社会各界尤其是老年人的欢迎。20*年5月12日，*市海曙区政府办公室颁发了海政办[20*]第29号文件：《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提出按照“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建立新型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其中在服务方式的第三条提出：“对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或半自理，家属又无能力照顾，需要提供生活服务的老年人，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

从20*年3月起，海曙区决定在全区65个社区中全面推广“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内容可以概括为：政府通过年度财政预算，每年花150万元向非营利组织——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的服务，每个老人每年的预算是2000元，政府购买的服务时间是每位老人每天一小时。服务由各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员为各社区的下岗、失业和困难人员，服务员经社区上报到星光敬老协会，并经敬老协会培训后，方可上岗。以前服务员每小时的报酬是5.5元，现在根据劳动部门的最新规定已上调至每小时5.7元。享受服务的是海曙区辖区内，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包括残疾人)。各社区根据本社区的老人和居家养老服务员的情况，进行上门结对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生活照料(日常护理或者特殊护理)、医疗康复(包括陪同到医院看病、治疗、配药等)、精神慰藉(每天和老人交流，发现老人的需求，排除老人的孤独感)。额外的服务要靠志愿者上门、企业捐助或老人自己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员的服务质量由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和各社区监督。

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还有其他配套政策，海曙区政府形象地把它概括为“走进去”和“走出来”的“两走”居家养老模式。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一、我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现状分析

1、农业保险补贴的内容单一。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农业财政补贴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补贴形式，分别为保费补贴、保险责任分摊与财政兜底。而在全国范围内开设的只有保费补贴，致使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只拥有这一种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单一化的补贴方案无法满足新农村多样化建设的要求，也无法发挥其实际效益，进而形成一种财政浪费，严重的影响到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2、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与支农政策。没有紧密结合国外的农业保险大都与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农业各补贴政策的结合也能够形成对农业保险的有效覆盖，进而构成系统化的农业保险补贴体系。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较晚，且保险补贴与粮食直补等政策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致使农业保险与补贴间产生断带，十分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3、补贴品种有限。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与果蔬等，不同地域间的果蔬分布不均匀，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作物也较少，致使农业保险的供需都产生严重的不足，影响到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4、农民参保方式不科学。由于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广播宣传来获知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因此，对于其中具体的操作流程与理赔情况等都不甚了解，进而影响到了农民的购买决策。此外，部分农村将保险理赔的款项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农民即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后，也无法得到足够的理赔用于生产，致使保险失去实际的效益，这些做法都有悖于农业保险的作用机制，使农民对保险产生消极的看法。

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及其对农户购买保险的影响分析

1、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户的文化程度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了解就更加细致，并能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办理保险。此外，经济条件与农户的文化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的经济水平就相对要高，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2、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或多或少的会对农民的居所、耕地资源等造成影响，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农民更容易想到农业保险，且灾害程度越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就越大。3、保费补贴的预期。当农户对于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高时，在现阶段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低，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4、地区虚拟变量。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保险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的农村保险业务由村委会的人员负责，并通过广播的形式进行宣传，因此农民购买保险的意愿与宣传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村委会不重视，就会为农户办保险带来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村的信息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办理保险业务的详细流程，或者通过网络咨询相关的业务人员，进而提升了农村保险业务的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地区虚拟变量对于农户购买保险的重要影响。

三、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有效措施

1、扩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了能够有效的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我国应将所有的农业产量大县都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以提升中央财政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民的承担能力，制定区别性的保费补贴政策，例如，在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比例应不低于70％。2、开设特色农业保费补贴。除了要扩大农业补贴的面积外，还要增设补贴的品种，为了谋求区域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特色农业补贴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减少地方财政补贴的配套要求，开办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有长远计划的，具有一定保费补贴规模的保险品种，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3、优化财政补贴资金的拨付流程。为了有效的规范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从制度上进行创新，丰富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流程。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政策与保险办理机构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因此，农业保险的支付不同于其他农业补贴政策。有关部门应当避免转移支付的现象发生，并保证第四季度的补贴资金能够提前下拨，以缩短划拨周期，提高资金的安全。4、设立灾害风险基金。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准确的预判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需要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可以提升农业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构建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的筹资方式建立起的补贴机制，可以有效的规范对风险基金的管理。有关部门需要从防灾、减灾与救灾等方面出发，制定专项的扶持计划，每年从国家其他风险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可为农业财政补贴带来一定的保障，最大限度的减轻自然灾害为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键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一、中西方重商原因比较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一、内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摘要公共政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政治成果，公共政策学是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科际整合”的产物。它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所诞生的理论产品，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技术科学日益交融的知识结晶，是当代科学丛林中的一朵绚丽奇皅。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科学性、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全新的、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的理论支撑、学科场域、知识生态、研究方法、思维范式。本文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逻辑出发，主要探讨建构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支撑与研究路径。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